【原文摘要】國民黨當局在東南亞地區的秘密工作始於抗日戰爭期間，國共內戰期間一度低迷或中斷。朝鮮戰爭爆發後，國民黨影響力在冷戰時空背景下逐漸回到東南亞，此可謂亞太地區冷戰脈絡下的歷史產物。然而回顧這段歷史，冷戰時期國民黨當局的整體實力畢竟有限，所能發揮的作用亦有其局限性，只能在美、英等西方大國所建構的「反共」圍堵網絡之下，推進有限度的境外秘密工作，稍一超過範圍，即遭遇嚴重阻礙與挫折。冷戰時期國民黨當局在東南亞的秘密活動，與蔣介石的軍人性格及蔣經國所主導的情報工作密不可分。1949年後國民黨退守台灣島一隅，蔣介石缺乏廣大腹地以利其「反攻大陸」。以有限的力量與資源秘密支持「反共」鄰邦，或者設法在亞太地區布建「反共」網絡，稍可紓解想要回到大陸的兩蔣父子胸中的抑鬱苦悶，並藉以維繫國民黨在台統治的「正當性」。
有關情報特工與敵後工作的研究不多，因為此類挖掘敏感內幕的官方檔案不易取得。在過去一段時間，已有著作聚焦於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Bureau）、英國秘密情報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以及前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State Security），豐富了學界對於這塊向來極為隱晦的研究領域的理解與認識。以蔣介石檔案與解密的軍事情報檔案文件為基礎，2011年《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匯編》在台出版，為抗戰時期國民政府與美國的情報合作，以及國民黨在淪陷區的敵後活動相關歷史，提供了珍貴訊息，並讓近代中國的情報活動與運作情形，進一步呈現在世人眼前。儘管如此，因檔案資料闕如，1949年國民黨敗退至台灣之後的秘密工作歷史，迄今依然是一個未能被深入探討的研究課題。
本文主要利用台灣現今所能接觸到的中文解密史料與英國國家檔案館近年來陸續公開的外交部（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與海外殖民部（Colonial Office）檔案，輔以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所藏之兩蔣日記，嘗試對1949年退台以後的國民黨當局在東南亞地區的秘密活動，進行初步探索，並設法從這些發生於冷戰時期的海外諜報特工活動中，分析、歸納並賦予其歷史意涵。由於更多的檔案文獻至今依然未能完全公開，此研究以現今所能取得之檔案材料內容為基礎，必然有其局限與不足之處。希望此文能夠拋磚引玉，讓更多類似的研究成果得以在未來陸續出現，豐富對冷戰時期東南亞地區政治史的研究與理解。
一、二戰後國民黨在新加坡與馬來亞的地下活動
眾所周知，蔣介石有兩大特務組織，分別是1928年2月成立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後發展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和1935年5月創立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前者主要負責國內黨派政治鬥爭的特務工作，包括中共議題，由國民黨內以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為首的「中央俱樂部」（CC系）長期掌控；後者則被賦予蒐集軍事情報、監控部隊各級將領、策反瓦解反蔣勢力等秘密任務，由黃埔系統出身的戴笠一手主導。抗戰爆發後，鑒於軍事情報工作重要性大增，軍統地位急遽上升，經費、人員編制與業務範圍皆大幅擴增，不但繼續擔負起軍事情報與執行秘密行動計劃的重任，還涉足本應是中統所負責的國內黨政工作，處理中共事務。到了抗戰後期，戴笠還與美國軍方合作，創立「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開中、美兩國情報合作之先例，他所領導的軍統，已成為蔣介石最倚重信任的特務組織。
抗戰時期，軍統在海外的特工組織與情報網絡逐步建立起來，在美國、英國、法國、菲律賓、新加坡、泰國、緬甸、越南、印度等地設站，而在德國、意大利、埃及、日本與其他西北歐、東南亞等國家亦設有特工組或者直屬通訊員，依附在當地的黨務組織或者民間機構，不定時向重慶軍統本部彙報該駐地國相關情報。抗戰結束後，國共內戰接續發生，戴笠又於1946年3月因飛機失事罹難，一時間軍統群龍無首，對其海內外情報業務產生了不利影響。儘管如此，隨著國民黨在內戰中節節失利，敗相畢露，軍統於抗戰時期在東南亞與港、澳地區所建立的基礎對於國共之爭的發展，愈加顯得重要。
二戰結束後，英、法等國重新回到亞洲並恢復對東南亞地區的殖民統治。隨著國民黨在大陸情勢急轉直下，英國在遠東地區的殖民統治者密切關注國共內戰是否將蔓延至其領地。1948年2月間，馬來亞聯邦政府掌握情報，得知國民黨中央海外部指示其在新、馬各地支部，設法籌組「情報服務團」來協助收集東南亞地區情報。當國民黨位於新加坡晚晴園（Sun Yat Sen Nanyang Memorial Hall）的南洋辦事處召集新、馬各支部負責人開會討論此案時，鑒於籌組「情報服務團」一事過於敏感，與會人員未能達成共識。然而東馬吉打州（Kedah）黨支部負責人王志明卻擅自作主，下令其所轄分部著手組織服務團。此舉不但遭到當地左派華人媒體的披露與抗議，也引來英國駐馬來亞當局的高度戒心。眼見東南亞各地黨部分支機構遲遲無法將情報工作組織起來，國防部保密局（原軍統改組而成）局長鄭介民決定委派與東南亞地區有深厚淵源的潘國渠前來此地活動。潘國渠本名潘受，福建南安人，1930年南渡新加坡，擔任《叨報》編輯，此後任教於華僑中學、道南學校與馬來亞麻坡中華學校，抗戰初期擔任由陳嘉庚所領導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主任秘書職務，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走避重慶，直到此刻才從南京到新加坡。馬來亞情報機構分析，潘曾任鄭介民秘書，此時突返，必定與開展秘密工作有關。但新加坡當局經過數月暗中監控，並未發現潘國渠從事情報工作的具體證據。
隨著蔣介石第三次下野、國民黨當局在大陸的統治岌岌可危，其海外特務機構的活動力也不可避免被弱化。英國人注意到，早在1948年初夏，國共內戰失利已讓國民黨在新加坡的南洋辦事處無法繼續運作下去，原本派駐此地、以黨務掩護秘密工作者紛紛被遣散或者召回。令國民黨當局感到雪上加霜的是，1949年5月初，英殖民政府通過《社團條例》新法案，禁止新、馬境內已正式註冊的社團與境外政治團體發生任何聯繫。此舉本意在遏制共產勢力的發展，不料卻連帶影響到國民黨在該地區的公開運作。此後國民黨在新、馬各地支部紛紛解散或者被迫轉為地下，黨員與支持者無法組織活動，連公開表達支持蔣介石立場或者進行「反共」宣傳都會遭到禁止。雖然國民黨當局曾向英殖民當局表達強烈抗議，但英國人極為憂懼馬來亞共產黨串聯境外勢力，威脅其統治與社會安定，因此立場堅決，毫不妥協。1949年夏，英國遠東情報與防衛聯合委員會的一份機密報告清楚指出，當國民黨被逐出大陸後，勢必繼續與中共頑抗周旋。在此情況下，蔣介石與其追隨者極可能在海外另覓「反共」根據地，設法重振旗鼓，捲土重來。易言之，英方認為國民黨從歷史舞台上完全消失的機率不太大，極有可能透過其香港與東南亞地區的既有組織秘密運作，以圖恢復影響力。若果真如此，國民黨必將在這些英國殖民地境內從事「反共」活動，將成為倫敦當局眼中令人厭惡、尷尬卻又無可回避的存在。
隨著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第七艦隊協防台海，國民黨當局在台灣轉危為安，而華盛頓也一改先前靜待中國局勢「塵埃落定」的態度，決定與國民黨當局重新結盟。儘管英國已於1950年初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其同時又為美國的重要盟友，在許多議題上與國民黨當局利益一致。此一微妙局面的出現，對於國民黨在東南亞的情報工作與佈局也帶來了新風貌。1950年5月間，出生於馬來亞、曾於二戰時期參加華僑抗日地下工作、後為軍統吸收的許清風，主動向英殖民當局請纓，希望允許他將曾經參與抗日活動的新、馬地區百餘名國民黨黨員秘密組織起來，形成一股東南亞地區潛在的「反共」力量，除可抵御新中國可能的「滲透」活動之外，還可對抗聲勢日益壯大的馬來亞共產黨。
許清風的提議在第一時間並未被英方採納，然而朝鮮戰事爆發後，當許再次向英殖民當局提出一套更為完備的「反共」情報工作方案時，英國人態度開始出現微妙轉變。許提議在新、馬兩地成立「新加坡保密處」（Singapore Security Office）、「馬來亞保密處」（Malayan Mobile Corps）與「新馬聯合保密處」（Singaporean-Malayan Joint Corps）等3個新機構，新加坡保密處目的在於收集軍事、政治、社會、經濟與民運情報，進行策反工作；馬來亞保密處除了如上工作綱領外，另在重要城市分別成立小組或通訊員，同時編成3個旅兵力，經過3個月正規訓練之後，成員配備武器投入情報收集工作，在必要時具有獨立作戰能力。許清風期盼英人支持其構想，而他本人則願意投入籌組工作，為東南亞的「反共」力量貢獻心力。英殖民當局評估後，認為「馬來亞保密處」之議不可行，倒是「新加坡保密處」的構想頗值考慮，最後告知許清風，新加坡政府準備擴編蒐集華人社會情報的人力網，吸納更多華人進入政府情報機構服務，而許清風屆時將扮演殖民當局與華人特務之間最重要的溝通橋梁。
沒有跡象顯示新、馬的英國殖民政府介意許清風過去服務於軍統的背景，也沒有證據顯示許的提議是否曾受到國民黨情報機構的幕後指示。不過同年秋天，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志願軍名義參加朝鮮戰爭之後，一股擔憂共產勢力在亞太地區壯大蔓延的政治氛圍在新、馬各地油然而生，而退守台灣的國民黨當局打出「反共抗俄」口號，確實有利於其勢力重返東南亞。英殖民政府於1951年批准「馬華公會」正式成為合法政黨，即是一個明顯指標。在英國人看來，擁有數量龐大的親國民黨或原國民黨黨員參與的馬華公會，如果能在「反共」議題上與英政府密切合作，避免朝鮮半島戰事延伸至東南亞，則將有助於穩固新、馬內部安全。是故，《社團條例》通過後，國民黨的公開活動禁令不再繼續被嚴格執行，英人不但允許新、馬兩地的國民黨支持者以民間社團名義舉辦各種「反共」宣傳活動，甚至默許國民黨中央派員前來考察僑務，只求其來訪能低調進行，以免惹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抗議。
二、朝鮮戰爭與國民黨在東南亞的情報佈局
在此種大氛圍相對有利的情況下，台灣當局對東南亞地區開展了新一輪情報工作與人事布署，欲將其海外工作納入蔣介石「反攻大陸」與「反共抗俄」的總體戰之中。1950年2月間，國民黨情治機構破獲一起蘇聯間諜案，逮捕了一名據稱是替莫斯科工作的特務汪聲和，並循線逮捕與汪熟識的李朋，而在調查李朋案時，國民黨高層意外得知共產勢力已在馬來亞境內秘密設立一座發電報的據點。時任「國防部大陸工作處處長」的鄭介民主動將此項情報與英方分享，英國駐馬來亞高級專員葛尼（Sir Henry Gurney）對此表示感激之意。國民黨當局的舉動或可說明，1949年後國民黨當局在東南亞所推動的第一起有組織的情報布建，一定程度上其實是在英國人默許下啓動的。根據軍統特務魏大銘的回憶，國共內戰後期，英國認為日後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極高，為了在中國進行必要的部署，英情報單位曾與鄭介民秘密接觸，表達了與國民黨當局進行情報合作之意。在不讓美國政府知悉的前提下，英方每月提供3000英鎊經費來協助國民黨購置情報裝備，培養秘密工作人才，進行大陸地區的情報交換與人員布建工作，甚至有組建40萬地下軍之說。朝鮮戰爭爆發後，雙方情報機構的秘密接觸依然持續不斷。譬如1952年底，雙方官員曾在香港密會，英方提出電子偵訊、破譯等專業技術合作，並向國民黨探詢有關中國大陸局勢的看法。就東南亞地區工作而言，1951年夏，鄭介民與葛尼達成秘密協議，雙方決定展開情報交流合作，然而10月初葛尼遭暗殺身亡，此案一度被迫停擺。國民黨當局不願放棄，透過馬來亞怡保（Ipoh）僑領劉伯群與馬華公會創辦人李孝式等人積極斡旋，成功說服繼任高級專員的坦普勒（Sir Geral2d Templer）同意繼續推動此案。經數月籌劃，1952年春天，50餘名具情報背景的國民黨軍方人員由台灣經香港飛抵馬來亞，在劉伯群引介下進入霹靂州（Perak）的「近打礦場私人警衛隊」（Kinta Mines Home Guard Units）服務，以此作為掩護據點，招募當地合適華僑進行密集訓練，展開東南亞地區的「反共」與情報工作。
國民黨當局情報機構除了與英殖民當局的秘密合作之外，也透過東南亞地區親國民黨傳統僑社、民間社團、商會與報刊出版社等管道，設法全方位開拓可獨自掌控的布建工作。由於英國殖民當局決心阻止東南亞地區成為國共鬥爭的延伸戰場，整個朝鮮戰爭期間國民黨當局在該地區的地下工作，只能透過僑務與黨務的推動來掩飾。根據新、馬當局防諜部門所掌握的訊息顯示，國民黨當局所倚賴的幾條管道，包括日後成為著名華人記者與作家的陳加昌、國民黨幕後贊助的新加坡《中興日報》、以及散布各處的傳統僑社、民間社團與商會等。1951年3月間，國民黨當局分別向時任吉隆坡《中國報》記者的陳加昌與《中興日報》社長陳國礎寄發密函，內含海外同志「反共」鬥爭指南、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宣傳通報與其他文宣品，並下達指令，要求陳加昌設法在東南亞籌組由蔣經國領導的「中國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即「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前身）新加坡直屬分會，並隨時向國民黨當局彙報工作進度；對陳國礎則要求其透過報章進行宣傳，對外聲稱中國大陸正積極向東南亞發展並派遣情報人員。此時國民黨情報組織掌握信息，得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在福州設立辦公室，負責東南亞相關工作。與此同時，在廈門也設有工作站，由許祖義與張聖才兩人負責，準備積極擴展在香港的地下活動。同年6月間，國民黨當局進一步密令陳國礎，設法透過《中興日報》調查新、馬華人經濟狀況並呈報當地親台僑領名單，著手組織「反共抗俄聯合會」在馬來亞各地分會，併發動輿論戰阻撓中華人民共和國派代表團前來東南亞活動。
1951至1952年間，英殖民當局情治單位持續監控來自國民黨當局的秘密活動指令。英人得知陳國礎不但替國民黨募得大筆活動款項，還創辦了一家出版社以利「反共」宣傳。陳受國民黨當局委託，在各地招募熱心僑胞，籌辦各種公益委員會，以賑濟所謂「大陸災胞」為名，拓展親台組織網絡。1951年春天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半島大有斬獲，陳國礎更動員新、馬地區兩百多個僑社舉辦大型活動進行抗議，甚至動員東南亞僑團向倫敦當局施壓，呼籲英國撤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承認。積極幹練的陳國礎，肩負起台面下與台面上的活動，然終究逃不過英國人的眼線。英方還掌握到一些僅在暗處秘密發展組織的華僑人士，譬如1951年4月間，馬來亞當局政治部發現來自國民黨當局的包裹被寄到馬六甲一位馬姓私人俱樂部負責人手裡，包裹內都是國民黨「反共」文宣與秘密政策指示。讓英國人驚訝且憂心的是，此後短短半年之內，國民黨當局在新、馬地區的組織網絡已快速發展至無法被忽視的程度，從怡保到吉隆坡、從馬六甲到新加坡，一些華僑出於各種目的投入到協助國民黨在當地發展黨務、僑務或情報的工作中。國民黨中央對這些新效忠僑領發出的一道秘密指令，是在各地籌組地下單位，以5至19人為一組，以此開展組織、培訓與教育等工作。
對於國民黨當局秘密拓展情報網絡與籌組運作親國民黨勢力的行徑，英殖民當局除嚴密監控外，並未出手加以制止。鄭介民主持的「國防部」大陸工作處與英國在遠東的情報機構仍有所往來，這也是英人不願讓國民黨當局過於難堪的原因之一。透過國民黨當局提供的情報，英殖民當局知悉中國大陸利用香港居民進入婆羅洲（Borneo），然後再進入馬來亞與新加坡，半年多來已有10名中共黨員循此渠道潛入馬來亞。而一位居住在霹靂州的李姓客家礦工，兩年前移居婆羅洲，正是接運大陸特工進入東南亞的關鍵人物。鄭介民又提醒英方，馬來亞共產黨透過境內的無線電台，與廣州及北京之間保持暢通聯繫管道，而一位名為石村太郎的日本共產黨員，過去曾在莫斯科擔任圖書館員，最近則經常往返於香港與馬六甲之間，極可能擔負特殊任務。1951年春天當朝鮮半島戰況危急之時，國民黨軍事情報高層還曾兩次派員前來與英國在遠東的情報與防衛官員討論合作事宜。根據新加坡政府文件所載，在這兩次晤談中，還有東京盟軍總司令部官員參與，三方達成基本共識，一旦馬來亞發生緊急變故，日本方面將支持兩個師的兵力，而國民黨當局將提供二至三個師的兵力前來協助。
儘管如此，國民黨在東南亞地區持續不斷發展秘密組織與活動，也讓新、馬兩地的殖民政府不得不思考如何劃出一道紅線。在許多英殖民官員的認知里，東南亞地區的國民黨勢力已四分五裂，派系林立，不再成為英殖民統治的一大威脅，且許多所謂「愛國僑領」多出身商賈，支持國民黨更多是為了現實利益考慮，借此拓展人脈與增加個人聲望等。一旦發生危機，這些人物是否會繼續效忠蔣介石，不無疑問。對英殖民統治者而言，國民黨的「反共」意識形態可以善加運用，然不能牽扯到兩岸關係，更不能允許國民黨作為一股合法政治力量，活躍於東南亞。也就是在此種思維下，1950年代初期台灣在東南亞地區一度活絡的秘密活動，逐步走入死衚衕。
事實上，蔣介石對於朝鮮戰爭期間台灣在東南亞的秘密工作成效並不滿意，他批評國民黨對於該地的情報掌握不足，對馬來亞未來的外交政策走向不明瞭，對新、馬各地重要華僑的背景也不熟悉。為強化行動力，國民黨當局決定從深化與新、馬地區僑社的互動關係著手。1952年春天起，國民黨高層積極動員東南亞各地親台僑領組團前來台灣參訪交流，欲藉由面對面溝通，讓這些僑領回去後能夠對黨務與其他台面下工作有更精准的理解與掌握。該年夏天，由怡保重量級僑領、同時也是霹靂州錫礦與橡膠業巨擘王振相所領導的14人參訪團應邀訪台，獲得高度禮遇，與包括蔣介石、宋美齡夫婦等國民黨當局高層會晤交流。訪團中混雜著英方所安排的「內線」，因此整個訪台過程都被英情報部門所掌握。在台停留期間的重頭戲是接受蔣介石夫婦的宴請，席間蔣鼓勵僑領回去後，擁護英國殖民當局並與之保持合作，共同對抗共產主義。他向全體團員透露，國民黨當局極有可能在年底之前發動對海南島的反攻作戰，呼籲僑胞伸出援手，鼓勵並組織具有特殊專長的華僑青年到台灣貢獻心力。
該訪團在台北與鄭介民會晤時，鄭表示對目前台、英情報合作雖感到滿意，然對於強化東南亞地區的情報工作，仍有很多期待。雙方進一步討論到在馬來亞境內組織國民黨情報網絡與推動情報工作等細節。鄭特別關注馬共在當地活動情形與馬華公會的運作現況，要求僑領回去後，在不違反當地法律的前提下，設法替國民黨當局全面開展黨務與情報工作。該訪團在與其他國民黨高層人士晤談時，也討論到如何動員東南亞青年華僑到台灣就學，以及鼓勵華僑到台灣投資等具體事項。國民黨當局授意一位女性團員負責籌組由宋美齡所主持的「反共抗俄婦女聯合會」在馬來亞的分支機構，其他團員則被要求在各自城市負責推動黨務。國民黨當局表示歡迎這些團員出席即將召開的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國民黨當局邀請這14位持有英國護照的馬來亞公民前往訪問並熱忱款待，踩到英國人眼中違反政治忠誠與危及國家安全的紅線。在完整掌握此次訪台之行的內幕後，不少英殖民政府決策者堅信，國民黨的行動目標在與「中國」或「中國人」有關的事務上，從來不把英國的利益納入其考慮，僅是把馬來亞視為一塊可以達成其政治目的的「墊腳石」。此外國民黨當局在「反共」問題上與英方雖具有相同目標，然而蔣介石誓言「反攻大陸」，英政府卻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就可能導致新、馬境內華人批評英殖民當局是騎牆派，不利於內部統治之穩定。如果讓國民黨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繼續擴大，後果將不堪設想。1952年10月間，新加坡政府政治部鎖定了9名當地國民黨黨員，包括過去兩年來相當活躍的《中興日報》社長陳國礎、陳氏助手王吉士、被認定已為國民黨當局情報部門吸收的僑領陳詩豪等，準備在必要時對這些人士採取行動。英國人還特地把國民黨當局在東南亞地區暗地裡動員華僑擔負情報任務的情況，一五一十告訴美國人，以免一旦採取行動時，惹來華盛頓方面的誤會與不快。不過目前沒有證據顯示英殖民當局曾對這些親台僑界人士或者組織下重手。
然而隨著朝鮮戰爭停戰協議於1953年夏天簽署，遠東局勢逐漸走向和緩，國民黨當局也失去了繼續動員與組織東南亞僑社的正當性，其秘密活動也暫時停歇。在英國人眼中，1954至1956年間，國民黨當局在整個遠東地區的海外情報工作顯得相對安靜。其中的原因，除了朝鮮半島情勢走向緩和，台灣對於牽制大陸的重要性降低外，當時東南亞地區主客觀環境不利於國民黨，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此外，原本在滇緬邊區活動、或多或少都能夠獲取一些大陸內部情報的李彌部隊，在華盛頓向蔣介石施予龐大壓力下，被迫撤出滇緬地區。國民黨當局透過這支武裝蒐集大陸在東南亞地區情報的能力由此大為減弱，國民黨當局情報機構在台灣島外進行秘密活動的能力同樣也受到不利影響。島內方面，1954至1956年也是台灣內部各股情報勢力進行激烈角力的高峰階段。蔣經國雖受其父之命主掌「國安」部門大權，然而以軍統與中統舊勢力化身而成的「國防部情報局」（即原「保密局」）與「內政部調查局」，依然「頑固抵抗」。蔣經國對此深有體認，曾痛批「今日在情報方面負責的人，如毛人鳳（時任『情報局長』）、季源溥（時任『調查局長』）之類，都是用『欺騙威脅利用玩弄』作為工作的原則，經過四年來之相處，深知這批人的本性難改，只有將希望寄託在後起的幹部了」。島內的權力角逐，無疑也影響到了國民黨當局在境外秘密工作的開展。
三、境外秘密工作的再起
1950年代末，東、西方集團之間的冷戰對峙來到新的高峰。台灣在蔣介石領導下作為美國在亞洲圍堵共產主義的前哨站，也開始積極向東南亞輸出「反共」意識形態，甚至介入當地內政。印度尼西亞（以下簡稱印尼）成了國民黨當局此波境外秘密工作熱潮的首要目標。
（一）印尼內戰和國民黨當局在印尼的秘密活動
1957年初，蘇門答臘與西里伯斯（Celebes）兩個島上的「反共」軍事領導人因不滿總統蘇加諾（Achmed Sukarno）立場左傾，因而發動數場政變，建立地方性政權，並開始與印尼中央政府唱反調。蘇加諾雖然努力與兩島的地方性政權進行談判，然而成果有限。11月間，蘇加諾遭印尼回教狂熱分子暗殺未遂，對其心理打擊甚大，因而決定把政權暫時交給國會議長，並宣佈將在1958年初至外國訪問休養。這一決定讓兩個島上的「反共」勢力決定進一步反抗印尼中央政府。與此同時，美國中央情報局也採取具體行動來支持蘇門答臘與西里伯斯兩島的右派軍人，華盛頓批准了一筆金額1000萬美元的秘密援助方案，用來接濟反蘇加諾勢力。有了美方背後撐腰，以侯賽因中校（Lt. Col. Achmad Hussein）為首的印尼反對勢力，於1958年2月10日向印尼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要求蘇加諾承諾遵守憲法角色並改組內閣。當印尼政府拒絕這些要求後，叛軍於2月15日在蘇門答臘的武吉丁宜（Bukittingi）宣佈成立一個新的印尼共和國「革命政府」，由曾任財政部次長的加福魯丁（Sjafruddin Prawiranegara）出任「總理」。印尼政府隨即展開動員，雙方戰事一觸即發。
「革命政府」成立之際，國民黨當局決定對其提供秘密援助，這一決策與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默許與鼓動，不無關聯。蔣介石甚至一度考慮派遣「志願軍」前往協助「印度尼西亞革命軍」作戰，然此構想遭到美國情報高層的勸阻。蔣介石曾於1958年3月14日的日記里透露：「杜勒斯說明其在蘇門答臘反共革命軍已有武器與金錢充分之接濟一點，甚為安慰，但其對我派志願軍之主張，表示恐有害無益之意。」雖然台北派兵支持印度尼西亞右派軍人之舉未能實現，然而其對「印度尼西亞革命軍」的武器裝備援助卻相當迅速。1958年2月下旬，國民黨高層決定提供7個營的裝備，這些武器由台灣海、空軍，以海上運補與空投方式，於該年4月21日前，分批交到「印度尼西亞革命軍」手裡。印尼「革命政府」原本自恃有當地民意支持，及對蘇門答臘島與西里伯斯兩島油田的控制，一度樂觀地認為能夠在美、台等勢力的暗助之下，大有一番作為。然而當印尼政府軍開始採取平亂行動後，戰況卻急轉直下。3月17日北蘇門答臘回到政府軍控制之下，4月18日位於蘇門答臘中部的蘇省首府巴東（Padang）也重回政府軍手中。到了5月初，整個「印度尼西亞革命軍」勢力被迫退出蘇門答臘島，而「革命政府」總部也遷往西里伯斯島上的萬雅佬（Menado）。屋漏偏逢連夜雨，一位美國中央情報局雇用之美籍飛行員波普（Allen Pope）於5月18日協助「革命軍」執行轟炸任務時，竟被印尼政府軍俘虜，引發美、印尼外交關係的軒然大波，這也讓國民黨當局對印尼情勢更加憂心。
由於波普被俘，美國中央情報局已無法繼續援助「印度尼西亞革命軍」，該勢力因而向國民黨當局尋求更直接的協助。5月下旬，10余位「革命軍」要員連袂前往台北，向國民黨當局購買C-54運輸機與B-26轟炸機各一架，並央請台灣空軍飛行員協助代為執行轟炸任務。蔣經國決定由曾任蔣介石座機駕駛、時任國民黨當局「空軍總部情報署署長」的衣復恩，與台灣空軍第34中隊飛行員張聞驛兩人，擔負此次秘密支持重任。根據衣復恩回憶，6月中旬，兩架飛機自台灣南端先飛抵菲律賓最南端的大威島（Tawi-Tawi），在菲國軍方人士與美中央情報局派駐當地人員進行燃料補充後，繼續飛往西里伯斯島，並對島上的印尼政府軍進行5次轟炸，直到所攜炸彈用盡為止。此一任務也成為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以來的首次境外作戰。除派遣空軍介入印尼內戰之外，國民黨當局進一步向「印度尼西亞革命軍」追加輸送3個營的裝備。該批軍火彈藥經由台灣海軍於6月8日運往西里伯斯附近海域時，因印尼政府軍此刻已控制萬雅佬的外港，台灣的船艦無法靠岸，不得不折返。儘管如此，台灣空軍仍於6月20日至7月14日之間對西里伯斯島上的「印度尼西亞革命軍」殘部，進行4次空投，提供各類輕武器與彈藥，直到該「革命軍」放棄抵抗為止。萬雅佬的「革命政府」即將垮台之際，還是由台灣空軍派遣一架運輸機，將該政權重要成員緊急載往台北安置，以免成為印尼政府的階下囚。
蔣經國所主導的國民黨情報部門除積極介入印尼內戰之外，還曾與另一股反蘇加諾勢力——回教分離主義分子所領導的「自由亞齊運動」（Free Aceh Movement）發生過一段插曲。該組織由提洛（Hasan di Tiro）領導，主張以激進手段爭取蘇門答臘島北端的亞齊省脫離印尼獨立建國。1959年7月23日，提洛秘密到台灣與蔣經國會面，要求提供軍火並代印偽鈔以對抗印尼政府，蔣經國對此加以婉拒。然而「國防部情報局長」張炎元卻暗地接受提洛之請，以1萬美元酬勞替該組織代印偽幣。蔣經國事後得知，勃然大怒，一度考慮把張撤職法辦，此事最後不了了之。
（二）重返新、馬
1950年代後期，國民黨當局的秘密工作同樣以另一種形式回到新加坡與馬來亞。1957年8月31日，馬來亞聯邦脫離英國殖民統治而獨立，兩年後，新加坡也從英人手中取得自治邦地位。蔣介石對於東南亞情勢發展一直保持高度關注，當新加坡自治邦於1959年舉行首屆大選時，台北擔憂李光耀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過於左傾，與馬來亞共產黨來往過密。此時馬來亞聯邦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立場「反共」，在其執政下，馬來亞半島整體形勢有利於國民黨當局情報單位出手，暗助李光耀的政敵林有福以及其所領導的「新加坡人民聯盟」。1958年12月間，林有福密派時任新加坡自治政府教育部長周瑞麒，以及東姑私人代表裕末（Abdul Hamid bin Jumat）連袂訪台，會見兩蔣父子並談論「接濟」與「反共」合作等問題。此後數月，蔣經國召集「國安」人員研究新加坡政情，並秘密派遣留俄同窗卜道明前往新加坡駐點，指揮秘密工作。後者一直駐紮新加坡，到1959年6月才返台。
新加坡大選結果，國民黨當局所暗助的林有福慘敗於李光耀之手，令兩蔣父子相當失望。蔣介石認為李光耀的勝選「不僅為亞洲共黨勢力之獲得一步大躍進，貽禍無窮，而且亦為我個人援助各地反共派失敗之一大教訓」。他檢討此次執行「星洲計劃」過程，認為「金錢消費不需多加考慮」，但是對於「新加坡內部人事不作正確思考」所犯下的錯誤，必須徹底檢討。言下之意，對於「國安」部門未能確實掌握新加坡人事情報，感到不滿。蔣經國亦自記：「左傾之人民行動黨已經得勝，吾人所支持之林有福則失敗，此又是一次政治鬥爭之教訓。」他心有不甘地預測，李光耀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上台之後「決難持久」。由於國民黨當局暗助林有福，導致國民黨當局與李光耀關係的決裂。1960年代初期，當新加坡與馬來亞合併，成為馬來西亞聯邦一部分之時，李堅決反對馬來西亞與國民黨當局建立任何形式的「外交」關係，導致立場同情國民黨當局的東姑遲遲無法開展與國民黨當局的官方關係。直到1965年8月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聯邦獨立之後，鑒於向台灣借鑒以發展自身軍事武力之考慮，李光耀與國民黨當局的關係才逐漸解凍。
雖然國民黨當局介入新加坡內政以失敗收場，然基於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共同利益，國民黨當局與馬來亞聯邦之間的「反共」情報合作則日漸升溫。1961年秋天，東姑在與來訪的國民黨當局駐泰國「大使」杭立武晤談時，透露該國的軍隊、工會與學生團體多已遭馬共滲透，對此他極感憂心，因而提請國民黨當局出手協助，派員前來馬國從事「反共」鬥爭的指導工作。國民黨當局接獲此一訊息後，黨、政、情報等相關單位便著手進行評估，各單位皆認為應當把握此一機會達成兩大戰略目標：一是爭取與馬來亞聯邦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互派「大使」，並可以先從強化雙方經貿往來與協助馬國推動「反共」外交政策著手；二是爭取馬國政府諒解，允許國民黨當局派遣特工人員常駐該國，拓展全方位工作，並取得馬方同意以位於泰國南端、與馬國接壤的國民黨當局駐宋卡（Songkhla）的「領事館」，作為國民黨當局在東南亞地區秘密工作新據點。
1962年6月，國民黨當局派遣負責組織發展工作的國民黨中央第五組副主任梁永章飛往吉隆坡會見東姑，進一步磋商彼此合作事宜。東姑向梁永章坦言，他對馬來亞聯邦政府的情報機構績效甚為不滿，而且根本不敢過於信任。關於馬國逮捕近百名馬來亞共產黨事，他探詢國民黨當局能否接運這批馬共分子前往台灣，進行感化與再教育。鑒於此案重大，梁永章不敢當場承諾，只表示願將提議攜回台北進一步研究。國民黨當局經過一番評估後，改建議由己方派專家前往馬來亞協助推動感化教育，以免大批人馬接運到台灣大費周章，同時又附帶提出條件，希望馬國能協助國民黨當局加入東南亞國家聯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然此時東姑正醉心於合併新加坡、砂撈越（Sarawak）、沙巴（Sabah，舊名「北婆羅洲」）的「大馬來西亞計劃」，不願在外交上節外生枝。因而雙方合作仍未能具體開展。
台、馬關係的突破，出現在一年之後。1963年夏天，東姑批准兩名來自國民黨當局「國安」部門的特工人員劉國慶與潘雨文前來駐點考察，並指示該國軍方心戰部門的杜志超負責接待。自10月3日起，劉、潘兩員開始向馬國情報人員進行講習訓練，並協助強化馬國情報機構反滲透、心戰與其他專業領域工作。除了情報領域的交流之外，國民黨當局還徵得馬國同意，選派時任「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魏景蒙為「新聞局」駐馬特派員，推進文化宣傳等工作，同時兼負收集當地輿論與情報之特殊任務。當時蘇加諾因為反對「大馬來西亞計劃」的實現，印尼、馬關係緊張。東姑為了強化馬來西亞軍事、情報與心戰各方面實力，積極向國民黨當局尋求協助。國民黨曾在1963年間協助馬國建立一座電台，用來監控印尼在砂撈越與沙巴的秘密行動。這些點點滴滴的交流合作，最後促成雙方「外交」關係的開啓。1963年9月馬來西亞聯邦正式成立後，東姑留任首相職位，國民黨當局與馬來西亞於翌年11月26日建立所謂「領事級外交」關係，並於1969年升格成為「總領事級」關係，1974年馬來西亞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國民黨當局斷絕官方關係。
四、結語
1950年代後期，國民黨當局的影響力在冷戰時空背景下逐漸回到東南亞，只不過此次回歸，已和國共內戰與朝鮮戰爭時期的狀況有所不同。事實上，除了印尼、新加坡與馬來亞之外，整個1960年代乃至1970年代初期，基於「反共」意識形態，國民黨當局與中南半島上的南越、高棉、老撾與泰國等國的軍事與情報交流亦極為密切。這些合作關係與往來活動，可謂亞太地區冷戰脈絡下的歷史產物，同時也見證了1949年後國民黨當局在東南亞地區的活動軌跡。然而，回顧這段歷史，冷戰時期國民黨當局的整體實力畢竟有限，所能發揮的作用亦有其局限性，只能在美、英等西方大國所建構的「反共」圍堵網絡之下，推進有限度的境外秘密工作，稍一超過範圍，即遭遇嚴重阻礙與挫折。
冷戰時期國民黨當局在東南亞的秘密活動，固然是冷戰大環境因素所促成，同時亦與蔣介石的軍人性格及蔣經國所主導的情報工作密不可分。蔣介石自始至終以「反共」為志業，然1949年後國民黨退守台灣海島一隅，缺乏廣大腹地以利其「反攻大陸」。以有限的力量與資源秘密支持「反共」鄰邦，或者設法在亞太地區布建「反共」網絡，乃能稍微紓解想要回到大陸的兩蔣父子胸中的抑鬱苦悶，並藉以維繫國民黨在台統治的「正當性」。由於現今所能利用的材料極可能僅是散布在各處尚未曝光、浩如煙海史料堆中的一小部分，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期盼未來隨著更多史料的公開，學術界能有更多新成果陸續呈現，以豐富對冷戰時期國民黨當局在東南亞活動的研究與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