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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近年日本政府提出「台灣有事」，依此合理化提高軍事支出的論述基礎，同時沖繩「去美軍基地」的訴求卻一再被擱置，當地人民持續承受了長期軍事化的壓力與種種問題。沖繩的反戰團體因而也提出反戰和平的訴求，希望透過和平的方式「不讓台灣有事」。歷史中，沖繩與日本的矛盾為何？本文作者富山一郎為同志社大學教授，研究沖繩問題，曾著有包括《近代日本社会と「沖縄人」 「日本人」になるということ》（日本経済評論社，1990）、《戦場の記憶》（日本経済評論社，1995）、《暴力の予感 伊波普猷における危機の問題》（岩波書店，2002）、《流着の思想 「沖縄問題」の系譜学》（インパクト出版会，2013）、《始まりの知 ファノンの臨床》（法政大学出版局，2018）。這篇文章以沖繩人的邊際流動史為考察對象，梳理發生在大阪、南洋地區和沖繩本地的生活改善運動以及沖繩人的戰爭記憶，思考在成為「日本人」這一過程中，沖繩人在主權國家內部及殖民地的雙重位置和內外雙重性——帝國內部被統治並應被「剔除」的「沖繩人」和與殖民地南洋「島民」相區別的統治者「日本人」，並指出這種雙重性不僅建立在近代日本社會市民民族歸屬感的矛盾狀態上，亦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南進路線纏繞共生。邊界的不確定性導致沖繩人既是在成為「日本人」過程中暴露出的自我中的他者，也成為暴力統治下的他者。這不僅造成了意識中的殖民地空間與實際統治之間的割裂，更反映了後殖民時期殖民主義暴力的全新延續形式——和平國家內部日常生活的暴力，在此意義上引發的系列種族分化和精神創傷等社會問題，更具有現實討論意義。原譯文刊登於賀照田編《學術思想評論》第12輯（未出版），圖片源於網絡，首頁圖片為「『沖繩歸復運動』與『反對軍事基地』運動」，本文轉載自謂無名，感謝授權。

【編按】新型冠狀肺炎病毒在全球範圍內肆虐之始，大多數國家採取限制出行、減少經濟活動的手段，試圖抑制病毒在人群中的傳播，然而長期持續一種「非正常」狀態，也很快讓人們感到筋疲力盡，政策都指向儘快恢復正常。但是，也正是這樣的「非正常」，往往打開了一些重新思考既有社會關係、提出創造性作法的契機，而急於恢復「正常」反而關閉了討論的空間。本文作者以日本及孫歌「臨界狀態」的概念，特別是體現在沖繩復歸日本及朝鮮半島（例如在日朝鮮人）的問題上，來思考這種「非正常」、「臨界狀態」打開的複雜性，並提出了反思東亞主體的可能方向。今年是沖繩返回日本五十年，台灣一些論述常以沖繩－日本關係來類比兩岸，可是社會卻又悼念著遭刺殺的日本右翼安倍，因為其親台的態度。另一方面，針對疫情，台灣已安排開放邊境與鬆綁的管制，朝「正常化」的方向。或許，藉著這篇文章作者閱讀孫歌提出的「臨界狀態」，我們對台灣的疫情作法，以及台灣與日本、東亞和兩岸關係等等的問題，可以有什麼不同的反思與想像。作者周雨霏大阪大學畢業，社會學博士，現為日本帝京大學講師，研究領域為日本社會科學思想史。本文原刊於《讀書》2020年第9期，轉載自「謂無名」公眾號，感謝授權。

【編按】日本曾是「崛起」的奇蹟，它於1970年成功躍升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985年，為解決美國財政赤字和對外貿易逆差大幅增長的問題，包括日本在內的五個國家簽訂了《廣場協議》。然而，這個協定對日本造成的後果是經濟收縮，再加上日本政府錯誤的貨幣政策，導致了泡沫經濟的產生。在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經濟進入了「失落的三十年」。現在的中國經濟與三十年前的日本經濟存在著很多的相似之處，而中國面臨的似乎是遠比日本更嚴峻的挑戰。本文原載於《明報》2022年9月9日，完整版刊登於保馬，感謝盧荻老師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