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者／大江健三郎（2006年9月9日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講演全文）
翻譯／李薇
我已經是個老人，在思考未來的時候，對於也許不久的將來會離開人世的自己本身，我並不做什麼考慮，心裡想的更多的是生活在將來的年輕人、他們的那個時代、他們的那個世界。我因此而深深憂慮。
我想到，自己在戰後那些年曾經被給予希望，一直有一個心願，就是希望與因日本人而遭受戰爭殘害的亞洲、特別是中國人民真正和解，而現實能夠告訴我們未來會是那樣嗎？ 我懷疑。在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那天晚上，與我有著同樣憂慮的知識界人士向大家講述的南原繁對未來的那個期望，今天正當年的日本人是否都懂得呢？ 如果現在的日本人沒有那樣的祈盼，將來的日本人又怎能把握好自己的思想和生存呢？
重溫25歲首次訪華的經歷
這次能到北京訪問，是承蒙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邀請，承蒙我所崇敬的、思念的朋友們的邀請。 我由衷地珍惜這次訪問，感到格外興奮。 他們為我這個上了年紀的作家，準備了我所期待的最豐富的日程。
我是已經71歲的作家，如果我想再一次訪問中國，也許只有帶家屬私人旅行的機會了吧。 我第一次訪問中國，是在25歲那年，剛剛成為一名作家。 其實，在日本文學代表團裡，與其說我是作家，不如說我僅僅是一名成員而已。 那是1960年6月的事情了。
那一年，在日本連續爆發了前所未有的群眾大遊行，抗議日本政府把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定位為軍事條約。 當時我認為，日本在亞洲的孤立將意味著我們這些年輕日本人的未來空間會越來越狹窄，所以，我參加了遊行抗議活動。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和另一名作家被作為年輕團員吸收到反對修改安保條約的文學家代表團裡。
由於這個代表團的性質，日程裡安排了與中國領導人的會見。 當然，對於我來說，其實只是在稍後的席位上看著團裡的主要成員與領導人對話。 對於熱衷閱讀中國現代史的我（現在上了年紀，回過頭看自己，這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除了讀書，就是用於寫書了）來說，在那個位置上細細眺望中國的歷史偉人，覺得他們猶如茂密森林中的參天大樹。 在這裡特別想告訴大家，我這個人最愛的，就是書和樹。
下面我引用自己的日記，裡面提到一些人的名字，因為他們已經作為偉大的歷史象徵深刻地印在我們的心裡，所以請允許省去敬稱。 我當時寫到，毛澤東、周恩來、許廣平、陳毅、郭沫若，還有文學家茅盾、老舍、巴金、趙樹理……，那是多麼茂密的森林啊！
在北京逗留期間的一天，這些偉人群像中的一位，曾經非常和藹可親地主動與我交談。 我們在北京逗留的6月末，正值日本國會即將審議安保條約修改方案，審議的前夜，東京的遊行隊伍包圍了國會大廈，與機動隊（相當於武裝員警——譯者）發生衝突，女學生樺美智子死亡。 這個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天，周恩來總理在王府井全聚德烤鴨店宴請我們代表團。 在門口迎接我們一行的周總理特別對走在一行人最後邊的我說：我對於你們學校學生的不幸表示哀悼。 總理是用法語講這句話的。 他甚至知道我是學法國文學專業的。 我感到非常震撼，激動得面對著名烤鴨一口都沒咽下。
當時我想起了魯迅的文章，是指1926年發生的3·18事件。 由於中國政府沒有採取強硬態度對抗日本干涉中國內政，北京的學生和市民組織了遊行示威，在國務院門前與軍隊發生衝突，遭到開槍鎮壓，47名死者中包括劉和珍等魯迅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授的兩名學生。 後面我還要講到是什麼契機使我從魯迅文集中摘錄了“希望”這個詞彙。 我回憶著抄自《華蓋集續編》（翻譯這本書的是曾經和我一起參加過東京遊行的竹內好）的一段話，看著周總理，我感慨，眼前的這位人物是和魯迅經歷了同一個時代的人啊，就是他在主動向我打招呼……。
魯迅是這樣講的：
“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歎。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苟活者在淡紅色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嗚呼，我說不出話，但以此紀念劉和珍君！ ”
那天晚上，我的腦子裡不斷出現魯迅的文章，沒有一點食欲。 我當時特別希望把見到周總理的感想儘快地告訴日本的年輕人。 我想，即便像我這種魯迅所說的“碌碌無為”的人，也應當做點什麼，無論怎樣，我要繼續學習魯迅的著作。 我當時還希望，我不應當再讓周總理這樣的偉大歷史人物為了我花費他寶貴的任何一分鐘。 後來我一直堅守著這個原則。
一生從魯迅作品汲取營養
這個開場白可能長了些，說這些也是向社科院表示感謝，因為大家為我安排的整個日程遵循了我的原則，體現了我的願望。
首先，日程中包括了和北大附中學生對話的機會。 我是個作家，對教育是外行，但我要向孩子們講述的是，在日本的山林地區長大的我是如何從母親那裡得到了翻譯成日文的魯迅的短篇小說，這些作品是如何令我愛不釋手地讀到老年，而我又從中受到了哪些影響。
此外，根據排程，將用一整天的時間召開我的作品研討會，中國的學者們將從多個角度和我交換意見，這在日本也是前所未有的。 我這個人的性格不是嫉妒心理型的（我夫人是我年輕時代曾經影響過我的好朋友的妹妹，我們結婚已經五十多年了，按她的話講，結婚前和結婚後我從來沒有嫉妒過什麼），但是，對於村上春樹的小說在中國各地的暢銷和熱烈研討，我倒是有些嫉妒，所以特別高興參加為我準備的研討會。
日程中還包括今天社科院在這裡為我組織的這場演講會，我想你們都能夠理解，我最後提到它並不是我以為這個排程的份量輕。
我要說的是，這是繼2000年後，我在這裡的第二次演講。 那一次，雖然不是我對中國的第一次訪問，卻是我在中國知識份子面前的第一次演講。
六年前，我在演講中提到了我的憂慮，即日本在亞洲正在走向孤立，日本國內民粹主義趨勢逐漸顯現。 我不僅對北京的聽眾講過我的這個擔憂，也對東京的聽眾做出過提醒：千萬不能讓日本歷史上多次重複的“鎖國”再次發生了！ 事實是，我所憂慮的事情正在發生。
這次來社科院演講，一方面感到高興，另一方面感到緊迫。 因為，我已經71歲了，也許沒有第三次機會，作為一名對中國知識界抱著敬意的作家，也為了和我抱有同樣意念的日本的那些朋友，我要盡我的力量。 坦率地說，站在這裡講話的我，心情是沉重的。 在這六年裡，我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保持著親密的友好交流關係，在我東京的書房裡，一直自豪地、珍貴地擺放著“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名譽研究員”的證書！
六年來，可以說我的擔憂一直揮之不去。 我長期以來所崇敬的巴金先生以高齡去世了。 勇敢、誠實、卓越的文學精神貫穿於巴金的一生，他的人格的威嚴永遠閃爍著光芒。 聽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把我的哀思寫在了給社科院朋友的私人信函中，據說被發表在報紙上，也許有些人讀到了。 在那篇悼文中，我談到了我的憂慮。
我在巴金的悼文裡對日本政府走向與中國和解相反方向的強硬態度表示了憂慮。 最近的8月15日，小泉首相強行參拜靖國神社。 當天晚上，早有預感的我和我所信賴的知識界人士組織了大型抗議集會。 在今天的演講中，我應當向大家介紹8月15日晚上我在東京大學安田講堂面對一千兩百多與我同樣憂慮的老人、壯年以及青年人（包括很多女性聽眾）所演講的內容。
對未來深懷憂慮
在8月15日的集會上，我們所有發表演講的人都事先統一了基調，大家都從對政治哲學家、教育家南原繁的思想分析展開，聯繫當今日本的政治和社會狀況，探討對南原繁理念的理解。
南原繁是日中戰爭、太平洋戰爭期間東京大學法學部的教授，戰後不久曾經擔任東京大學的校長。 在擔任校長期間，他頻繁地對學生和一般市民發表演講，其中許多在出版後被廣泛閱讀。 演講的內容集中在戰後日本人如何重新做一名國民、重新做真正的人以及如何復興已成為戰爭廢墟的國家等問題上。
南原繁特別提到的是核武器問題。 他說：“經受了長崎、廣島爆炸傷害的人類第一個原子彈受害國日本，擔負著重建自己和平新國家以及把戰爭殘害的情況和廢棄戰爭的決心告知全世界的義務。這不僅是對太平洋戰爭應盡的責任和應付的代價，也是日本的出路，是日本民族對世界歷史的使命。”
關於中國問題，他說：“決定日本民族命運和未來的，只能是重新建立在真正和平基礎上的日中兩國關係正常化。它的實現需要一個根本的條件，那就是日本國民要對七七事變以來的戰爭責任做出深刻的反省、深刻的認識。”
我只親耳聆聽過一次南原繁的演講，那是1963年12月1日紀念學生出征二十周年時所作的題為“放棄戰爭的再次宣誓”。 我以一名老作家的身份，把自己對那次演講的深刻印象講給人們、特別是年輕人聽。
南原在演講中談到，戰敗前的兩年，日軍越來越被動，徵兵令下達到大學，凡達到兵役年齡的學生都要上戰場，即所謂“學生出征”。 作為送行的教授，心情複雜。 學生當中有的已經“對戰爭疑惑和憂慮”。 當自己的教授同事對學生繼續唱著“大義名分”、“道德意義”的高調時，不能否認有的學生確實已經認識到那是一場沒有任何正義可言的侵略戰爭。 要把這些學生趕上戰場，怎麼對他們說呢？
南原在演講中對當時的情況做瞭如下敘述，我在這裡引用南原著作集中的原話。
“我不能對他們說 ‘即便違抗國家的命令也要依照自己的良心做事’。我不敢說。（省略）我對學生講的是， ‘國家正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不論個人的意志如何，我們必須依照國民整體的意志行動。我們熱愛這個祖國，必須和祖國共命運。要知道，一個民族和一個個人一樣，終將經歷很多失敗和錯誤。因此，我們的民族將付出巨大的犧牲和代價。不過，這些付出將帶給我們日本民族和國家真正的覺醒和發展。’”
我在8月15日演講的時候引用了南原的話。 當晚回到家裡時，已經收到批評的郵件。寄件者認為，南原沒有阻止學生出征，而學生中一定有的死在了戰場，而且有許多亞洲人、婦女和兒童被那些出征的學生殺死。怎麼能允許教授的沉默呢？
這話說得對。面對不得不出征的學生，南原沒有說出真正想說的話，對自己的反省和懊悔成為他戰後行動的動力，他為此而付出了努力。我聆聽南原演講正值戰爭結束第18年，南原不得不擔心的是，處在戰後重建中的日本，本應對自己民族所付出的 “巨大犧牲和代價”、以及對近鄰民族帶去的更大犧牲有更深刻的反省，走上“真正自覺的發展之路”，但是這個“民族國家”卻正在淡忘這個自覺……。下面再引用他演講的一段話。
“……向內外宣佈放棄戰爭、廢除一切軍備的我國，今天在戰後同一個憲法下卻擁有不亞於戰前的二十幾萬兵力，由此可見建設新日本精神的變化，這一切正是對自己的抹殺、對自我的否定，這麼說可能更合適。別的暫且不論，與此關聯的最重要的問題是，戰後的新教育理念已經發生了動搖和混亂。現在的政府、各政黨口口聲聲自由與和平，但其精神內涵和志向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這不僅僅是為政者或政治家中的問題，在我們的一般國民中間也同樣存在，所謂戰前派（包括戰中派），在戰後18年來，已經淡化了對戰爭的反省和戰後初期的決心，甚至已經忘卻，這是非常令人擔憂的。”
南原這種沉重的恐懼在他的另一段長話中表達得十分透徹。 請允許我再次引用。
“就我國自身而言，儼然稱為 ‘聖戰’、打著肇國精神、 ‘八紘一宇’ 的大旗，稱美英為鬼畜，以把他們趕出亞洲取得東亞新秩序的霸權為我民族神聖使命，在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各島施行暴虐，殘害數百萬無辜生命的那場戰爭，如果不是我們民族的暴舉和錯誤、不是對同胞和人類的犯罪，又能是什麼呢！我們所擔心的是，現在，對所謂 ‘大東亞戰爭’ 的重新評價以及對其意義的強調，不論意圖和動機是什麼，都將導致所謂東亞新秩序亡靈的再次復活，導致毀滅共產中國的戰爭。實際上，我們的國民中有的人還沒有從大東亞共榮圈的夢中醒來， ‘夢，再來一次吧’的希望仍舊殘存。”
關於最後這一段引用，特別是對於倒數第二句南原繁的痛切擔憂，有幾個發來的郵件、特別是五六十歲的聽眾回饋說，南原作為一名謹慎的哲學家，在思考未來時，恐懼的心理常常困擾著他。當時的擔憂就是指 “毀滅中國的戰爭”。
其實，當今，在與中國相處中，儘管日本緊緊追隨著美國，一旦挑起戰爭，無論國土還是民族，首先從地球上 “覆滅” 的是日本和日本人。這一點連我們當中最健忘的人們（包括那些對廣島、長崎的事件根本不瞭解、對那些受到光輻射而終生痛苦並已經年邁的受害人的情況也根本不想知道的人）都應當想像得到。剛才我講到南原繁的核心思想，他在1963年的演講中透露了兩個最大的擔心。第一是日中關係的惡化；第二是籠罩世界的核武器。
我們不能否認的是，戰後經歷了六十一年，與南原演講的時代相比，為 “大東亞戰爭” 和 “東亞新秩序” 正名的叫囂更加露骨，在一些報紙上佔據相當的版面，尤其是出現在面向大眾的電視等媒體上。小泉首相認為自己的行動與這種復古性的論調無關、是個人 “內心的問題”，今年8月15日參拜了供奉著 “大東亞戰爭” 、 “東亞新秩序” 思想的具體實施者的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之後的輿論調查結果表明，有近50%的日本人對小泉的參拜表示支持。 這是戰後最大的歷史轉捩點。
我在這裡能向大家說的是，8月15日晚我們以南原繁的思想為主題、面對一千二百多名認真的聽眾演講，我們大家共有著深刻的危機感——這樣一個事實，以及將來我們不應當無能為力——這樣一個期盼。
堅信「希望」的存在
我作為一名步入老境的作家，從少年時代開始，六十多年來一直崇敬著一位中國的文學家，那就是思維最敏銳、民族危機感最強烈的魯迅。 我最先接觸到的是魯迅的短篇小說，在不斷接觸和閱讀魯迅作品的全部過程中，我從來沒有間斷做讀書筆記，其中包括對魯迅作品中提到的“希望”這個話語的理解等。實際上，我在很多場合都引用了我的這些讀書筆記。無論是最初對魯迅的話語的解讀，還是半個多世紀過後的今天的理解，隨著年齡的增長，認識在不斷地加深。下面，我特別想就魯迅所說的 “希望” 談談我的想法。
如前所述，閱讀魯迅已經伴隨我的一生。日本剛戰敗的時候，我還是個少年，我家在四國的山村，沒有優厚的文化背景，這種條件下的我又是如何閱讀到魯迅短篇小說的呢？ 這個問題在很長一段時期連我自己也像個謎。 因為這次北京之行中我要在北大附中演講，會提到這件事，所以非常認真地要把記憶中母親給我的那本很小的《魯迅選集》找出來。在我的讀書筆記上記錄了那本書是由佐藤春夫、增田涉翻譯、岩波書店出版，後來又通過書店得知那個版本是1935年出版的。
關於這本書的來歷，我也是在母親去世之前才聽她說的。 我母親的一位自小要好的朋友，她曾在東京的女子大學學習，接觸過中國的現代文學，後來作了教師。 在我出生的那年（1935年），這位朋友在探望產後的母親時，送給了母親那本魯迅的書。兩年後，盧溝橋事變，戰爭爆發。我母親害怕周圍的監視，把那本書珍藏在了一個小箱子裡，把敵對國文學家的《魯迅選集》藏起來了。戰爭臨近結束時，父親去世，我失去了上中學的希望。記得當時生活非常艱苦，為生活奔波的母親那時已經沒有看書的餘地了。
但是，戰後第二年，新憲法頒佈，半年後憲法開始實施的同時又頒佈了教育基本法。我們大多數日本人心中所充斥的，就是剛才講過的南原繁講座中提到的對新生日本的決心和希望。我講過，南原是一位依照和平憲法致力於教育改革的學者，其實我也是那個改革的受益者。村裡辦起了新制中學，我高興極了。 我母親就是在那時把珍藏在箱子裡的《魯迅選集》給了我。那年我12歲，已經可以讀《孔乙己》、《故鄉》，我還專門把《故鄉》的最後一段抄寫在了學校發給學生的粗糙的寫字紙上。我現在引用竹內好對那一段的翻譯。
“我想：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魯迅的這句話，對於當時12歲的我來說能理解得了嗎？我重複著他的話，好像懂了，又好像沒懂。但12歲的我非常珍愛這句話，我覺得魯迅這個人太了不起了。
我19歲的時候開始了大學生活，開始閱讀更多魯迅的書。魯迅所說的“希望”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裡，為此我不知寫過多少讀書筆記（僅在新制中學讀書時的筆記就有很多冊），也多次把他的話抄錄下來。
我在《華蓋集續編》裡讀到一段，我想在這裡讀給大家。這是那篇悼念被殺害女學生的文章之後，在更加嚴峻的情況下，魯迅前往廈門之前向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的學生會發表的最後公開演講，是記錄下來的。
“我們所可以自慰的，想來想去，也還是所謂對於將來的希望。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歷史家的話不是誑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為黑暗而長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麗於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遠要有的，並且總要光明起來；只要不做黑暗的附著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
我仍然記得自己在讀了這個談話後的感想。 我特別意識到自己進入大學生活就是開始了人生新的階段。 12歲時對《故鄉》的閱讀其實並沒有理解透徹，曾經在筆記中寫過“希望”將怎樣才能出現呢？現在，魯迅面對現實危機，站在猶如一堵高牆的黑暗前，把希望解釋得那麼透徹。 再聯想到《故鄉》的結尾，魯迅向我們保證希望是存在的！他，是屬於希望的！19歲的我終於破解了12歲以來未解的這道題。 隨著人生歲月的流逝，我越發堅信這個道理。
日本國民必須改變毫無反省的狀態
我從一開始就告訴大家，站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講臺上的我，內心是非常憂慮的。這是我真實的並不情願的感受。我已經是個老人，在思考未來的時候，對於也許不久的將來會離開人世的自己本身，我並不做什麼考慮，心裡想的更多的是生活在將來的年輕人、他們的那個時代、他們的那個世界。我因此而深深憂慮。
我想到，自己在戰後那些年曾經被給予希望，一直有一個心願，就是希望與因日本人而遭受戰爭殘害的亞洲、特別是中國人民真正和解，而現實能夠告訴我們未來會是那樣嗎？我懷疑。 在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那天晚上，與我有著同樣憂慮的知識界人士向大家講述的南原繁對未來的那個期望，今天正當年的日本人是否都懂得呢？如果現在的日本人沒有那樣的祈盼，將來的日本人又怎能把握好自己的思想和生存呢？
伴隨著自己的這些憂慮、或者說儘管有這些憂慮，現在我想告訴大家的有兩點。當然，這只是我的強烈的祈盼，並不是說我已經看到了在不久的將來實現的可能。也許在我的有生之年看不到這個可能。 也正因為如此，我要把我的祈盼講給你們。
我用漢語的祈盼（譯者：日文為“希求”）這個詞，它出現在帶給戰敗後日本人再生希望的憲法中，也出現在教育基本法中，教育基本法與憲法在思想上、在豐富思想的感情上都是貫通的。我12歲的時候，曾經請教新制中學的老師，被允許把教育基本法的文章抄寫在筆記本上（我總是把認為好的文章抄下來，這是小時候母親教的，這個習慣保持到老，這也是自學者的學習方法），就是因為我深深地被 “祈盼” 這個詞所牽動。
那麼，剛才說過，我想告訴大家兩點，第一點，三年前我的一個朋友死於白血病，他就是愛德華·薩義德，直到他過早去世之前，他一直主張巴勒斯坦的正義，批判當前充斥世界的美國的文化帝國主義。
他死後，日本的年輕電影人拍攝了記錄薩義德生平的紀錄片，其中有對他的同事們的採訪。他們說，薩義德在他的晚年並沒有找到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辦法，但是，隨著死亡的臨近，薩義德逐漸變為 “意思性樂觀主義”，他認為，世界的人們不會永遠這樣，也許要經歷很長時間，但巴勒斯坦問題是一定會得到解決的。薩義德的朋友們認為，雖然 “不清楚他講的很長時間到底是多久”，但對薩義德的“意思性樂觀主義”有同感，並表示要繼承他的遺志。
那麼我也是這樣想，雖然我憂慮現在的日本人與亞洲的人民、特別是位於其中心的中國人民之間很難達成真正的和解，也許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我應當抱著最終能夠達成和解的 “意思性樂觀主義” 度過自己的晚年。 因為，如果我們不這樣做，亞洲的人們、特別是日本人又怎能對未來抱有真正的希望呢……。
我現在講我要告訴大家的第二點，回到剛才南原繁一生主張的思想上，對於把想像思考作為職業核心的我來說，南原思想是一個象徵性的存在，我稱之為 “倫理性想像力”。我所尊敬的日本的部分知識界人士感到最痛苦的是，現在的大部分日本人已經不再具有對那場戰爭的記憶。
可能更多的人會說，如果老人失去了戰爭的記憶，那年輕人就更記不得，因為他們本來就沒有那個記憶。 但是，正因為年輕人是可以通過教育瞭解過去的，所以我用“意思性樂觀主義”更正自己的憂慮。我想呼籲把教育作為核心管道，運用 “倫理的想像力” 喚起日本人對未來的構想。如果說為了推動自我教育需要具體的教材，那我們周圍不是有很多嗎，問題在於需要勇氣面對現實。更坦率地說，就是我們要改變現在這種毫無反省的狀態。我們要為我們的未來擁抱 “倫理性想像力” 的祈盼。
我還是要朝著這個目標，把它作為自己晚年的工作，加入到保衛憲法第九條、保衛教育基本法的運動中。 已經有老年、壯年、青年和婦女等有覺悟的日本人走在了這條道路上。誠然，我們所面對的是猛烈的逆風……。
大江健三郎
1935年生，日本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1994年），出生於愛媛縣森林中一個小山村，1954年考入東京大學專修法國文學專業。 早期作品有《奇妙的工作》、《死者的奢華》、《飼育》、《掐去病芽，勒死壞種》等。 28歲那年創作的長篇小說《個人的體驗》，為他30年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另一部諾獎獲獎作品是其後發表的《萬延元年的Football》。 此外還有《同時代的遊戲》、《M/T與森林中的奇異故事》、《致思華年的信》、《燃燒的綠樹》、《空翻》、《被偷換的孩子》、 《愁容童子》等作品。 其作品在中國受到廣泛的喜愛和閱讀，因為其作品表現了對社會、歷史、國家、民族、心靈以及青少年成長的思考和關懷，體現出知識份子的社會批評、文化批評與良知，還因為他對中國以及中國文學所懷有的誠摯而善意的關心。
本文原載於2006年09月11日《人民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