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譯者王立秋，轉載自海螺社區，內容出自《資本主義寫實主義－私人情緒與時代症候》一書，2024年3月出版，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圖片取自維基百科）
反身性無能與止動
與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先輩們形成對照的是，今天，英國學生看起來脫離了政治。法國學生也會上街抗議新自由主義，英國學生——相較之下，他們的處境糟糕得無以復加——似乎打算聽天由命。但我想說，這種聽天由命既不是冷漠也不是犬儒，而是反身性無能（reflexive impotence）。他們知道情況不妙，但更重要的是，他們知道自己對此無能為力。但那個「知道」，那個反身性，不是對已經存在的事態的被動觀察。它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
反身性無能可以說是存在於英國年輕人裡的一種心照不宣的世界觀，它與各種廣泛的病態有關。我工作時接觸到的許多青少年都有精神健康問題或學習障礙。憂鬱症流行。它是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治療得最多的狀況，病患的年齡也越來越小。患有某種閱讀障礙的學生的數量也很驚人。不誇張地說，如今，在晚期資本主義的英國，但凡是青少年，都可能患有某種疾病。這種病態化已經排除了一切政治化的可能性。透過把這些問題私人化——把它們當作只是由個別神經系統的化學失衡和／或其家庭背景引發的疾病來治療——一切關於社會系統因果關係的問題都被排除了。
我遇到的許多青少年學生看起來處於一種我所謂的「憂鬱的快樂」（depressive hedonia）狀態。憂鬱通常被歸類為一種快樂缺失狀態，但我所說的狀況，與其說是在獲得快樂上的無能，不如說更多是在做追求快樂之外的一切事情上的無能。處於這種狀況的人會覺得「缺了什麼」——但不理解這個神秘、缺失的樂子只能在快樂原則之外獲得。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學生的結構位置不明確造成的後果，他們擱淺在作為「規訓制度的主體」的舊角色和作為「服務的消費者」的新身分之間。德勒茲在其至關重要的文章《關於控制社會的後記》中區分了傅柯所描述的規訓社會和新的控制社會。規訓社會是圍繞著工廠、學校和監獄的封閉空間組織起來的，而在控制社會中，所有製度都內嵌於一個分散的公司。
德勒茲正確地指出卡夫卡是控制社會獨有的權力的先知，這種權力是分散的、控制論式的。在《審判》中，卡夫卡區分了被告可獲得的兩類無罪開釋。徹底宣判無罪如果在過去尚可能（「我們只有在關於古代案件的傳奇描述中找到無罪釋放的例子。」），如今也不再可能了。因此，剩下的兩個選項是：1.「詭稱宣判無罪」，在這種情況下，被告在所有的意圖和目的上都被宣判無罪，但可能會在以後的某個時刻面臨全部指控；2.「無限期延緩」，在這種情況下，被告參與（他們希望是無限）延長的法律爭辯過程，這樣，可怕的最終判決就不太可能到來。德勒茲說，卡夫卡所描述的、傅柯和巴勒斯也描述過的控制社會正是透過無限期延緩來運作：教育是一種終身學習……你只要還在工作就得繼續接受的訓練……你帶回家的工作……在家工作，以工作為家。這種「無限」模式的權力所帶來的後果，是內部的管轄接替了外部的監控。只有在你與之共謀的情況下，控制才會起作用。因此也就有了巴勒斯筆下的「控製成癮者」的形象：沉迷於控制，同時不可避免地被控制接管、附身的人。
走進我任教的學院的幾乎任何一間課堂，你馬上就會意識到，你處在一個後規訓框架之中。傅柯花了很大力氣來列舉權力透過強迫人們擺出嚴格的身體姿勢來建立規訓的方式。但在我們學院的課堂上，你會發現學生趴在桌上，幾乎一刻也不停地說話，不斷地吃零食（有時甚至還會吃正餐）。以往對時間的規訓性切分正在失效。控制的技術及其永恆消費、持續發展的系統侵蝕了監獄式的規訓制度。
學院的資金來源系統意味著，它確實不能開除學生，就算它想。學院能拿到多少資源取決於它在多大程度上達到成績（考試結果）、出勤率和學生留存率的指標。這種市場規則和官僚系統定義的「目標」的結合，是如今管制公共服務的「市場史達林主義」方案的典型特徵。有效規訓系統的缺乏，沒有得到最起碼的補償──學生的自覺性並沒有提升。學生意識到，就算他們連續缺席好幾個星期，並且／或不完成任何功課，他們也不會面臨任何實質性的處罰。面對這樣的自由，他們通常不會有別的追求，只會陷入快樂（或缺乏快樂）的倦怠：迷迷糊糊，在電子遊戲、通宵達旦的電視和大麻帶來的舒適中忘記憂愁。
請學生閱讀一兩句話以上的內容，很多人——我要提醒你，這些可都是達到中等教育高級水平（A-level）的學生——就會抗議說他們做不到。教師最常聽到的抱怨是太無聊了。在這裡，被認為「無聊」的，與其說是書面資料的內容，不如說是閱讀活動本身。這裡，我們面對的不只是由來已久的懶散，更是後讀寫時代「太過迷醉以至於無法集中註意力」的「新肉體」和正在衰亡的規訓系統的限制、集中註意力的邏輯之間的不符。無聊只是意味著脫離了簡訊、YouTube和快餐的交際感官刺激矩陣；被短暫地剝奪了源源不斷的、對需求的甜蜜滿足。有些學生想要理解尼采，就像想吃漢堡一樣；他們無法理解──而消費者係統又鼓勵了這種誤解──的是，難啃的、晦澀的正是尼采。
舉個例子：我曾質問學生為什麼總在課堂上戴耳機。他回答說有什麼關係呢，反正他又沒有播放音樂。在另一堂課上，他沒戴耳機，但耳機裡小聲地播放著音樂。在我叫他關掉的時候，他回答為什麼要關呢，他甚至聽不到。為什麼戴著耳機又不播放音樂，不戴耳機又要播放音樂呢？因為耳機在耳邊或知道音樂在播放（就算聽不到）確保了矩陣還在那裡，觸手可及。而且，作為互動被動性的典型案例，只要音樂還在放，就算他聽不到，播放器也能繼續代表他享受音樂。在這裡，戴耳機很重要。流行音樂帶給人的體驗，不是作為某種能夠影響公共空間的東西，而是一種向私人的「俄狄播斯」（OedIpod，戀播放器）的消費者極樂的退卻，一種對「社會」的築牆抵禦。
被吸進娛樂矩陣的後果，是焦躁不安的互動被動性，一種集中注意力或專注上的無能。學生不能把當前的缺乏專注和未來的失敗關聯起來，不能把時間綜合為任何連貫的敘事——這個症狀反映的不只是消極怠工。事實上，它怪異地讓人想起詹姆遜在《後現代主義與消費社會》中的分析。詹姆遜說拉康的精神分裂理論為理解在新興娛樂產業複合體面前主體性的支離破碎提供了一個「可作參考的美學模型」。詹姆遜總結說：「隨著意指鏈的瓦解，拉康式的精神分裂被化約為一種對純粹物質能指——或者換句話說，一系列純粹而無關聯的時間中的當下——的體驗。」詹姆遜在1980年代寫下這些話，我的大多數學生都出生在那個時代。如今，我們在課堂上面對的，是在非歷史、反記憶的瞬變文化（blip culture）中長大的一代，對他們來說，時間永遠是已經切好的數字切片。
如果說被規訓的形像是工人－犯人，那麼被控制的形象就是負債者－上癮者。賽博資本透過使用戶上癮來運作。在《神經漫遊者》中，威廉．吉布森讓凱斯和其他賽博牛仔在脫離矩陣時產生皮膚下有蟲子蠕動的恍惚感。（顯然，凱斯嗑藥的習慣就是對一種更抽象的癮的替代。）如果說像注意力不足過動症那樣的狀況是一種病態的話，那麼它也是晚期資本主義的病態：是被連結進超媒體消費者文化的娛樂－控制迴路中的後果。類似地，在許多場合下，所謂的閱讀障礙其實是一種後－閱讀（post-lexia）。青少年無須閱讀就可以非常有效地處理資本的圖像密集數據－要瀏覽網路-手機-雜誌的資訊平台，會看標語就夠了。德勒茲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論證說：「寫作從來不是資本主義的東西。電子語言不需要語音或文字；資料處理也不靠說或寫。」這也就是為什麼許多成功的生意人有閱讀障礙。（但他們後閱讀的效能是他們成功的原因，還是後果？）
如今，教師承擔著難以忍受的壓力，他們要在晚期資本主義消費者的後讀寫主體性和規訓制度的要求（諸如通過考試等要求）之間斡旋。在這個層面上，教育絕非高居安然隔絕於「真實世界」的象牙塔，相反，它是直面資本主義社會場域的各種矛盾，再生產社會現實的引擎室。教師被困於誘導者招待者（facilitator-entertainers）和規訓者權威（disciplinarian-authoritarians）這兩個身分之間。教師想幫學生通過考試；他們則想把我們當作權威人物，讓我們告訴他們該做什麼。被學生當作權威人物來召喚的教師加劇了「無聊」，因為權威位置發布的一切都先驗地無聊。諷刺的是，當規訓結構於體制中瓦解之時，人們比以往更嚴格要求教育者來扮演規訓者的角色。隨著家庭被要求父母雙方都出去工作的資本主義壓垮，如今，教師越來越需要扮演代理家長的角色，向學生灌輸最基本的行為規範，並給在某些情況下只在最低限度上社會化的青少年提供教育和情感支持。
值得強調的是，對我教的每一個學生來說，並沒有任何法律逼他們來上學。他們想走就可以走。但是，因為沒有任何有意義的工作機會，再加上英國政府見利忘義的鼓勵，學院看起來是更容易、更安全的選項。德勒茲說控制社會是基於債務而非封閉；但在某種意義上，目前的教育系統既讓學生負債又把學生關了起來。這個邏輯堅決要求你為針對你自己的剝削付錢——負債讀書，然後你就能找到你16歲時輟學就能找到的低薪又無前途的工作……
詹姆遜說：「時間性的崩潰，突然把時間的『當下』從一切可以使它聚焦、把它變成實踐空間的活動和意向中釋放出來。」但懷念舊的實踐運作的語境是無用的。這就是為什麼法國學生最終並不構成一個能取代英國式反身性無能的選擇。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人》會嘲笑法國反對資本主義，這並不出奇，但它對法國的「止動」（immobilization）的挖苦確有道理。「誠然，最近抗議的學生看起來認為他們是在重演其父輩對夏爾．戴高樂發起的1968年5月事件」，在2006年3月30日的封面文章中，《經濟學人》寫道：
他們借用了它的口號（「鵝卵石下是海灘！」）並劫持了它的符號（索邦大學）。在這個層面上，這次反抗看起來是［2005年］促使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的郊區騷亂的自然延續。當時是沒有工作的底層少數族群反抗排除他們的系統。然而，最近的抗議運動的顯著特徵是，這一次，反抗的勢力站在保守主義那邊。和郊區的暴動青年不一樣，學生和公部門工會的目標是阻止變革，讓法國維持原樣。
令人震驚的是，許多止動者的實踐，在某種程度上正好與另一個以「68」繼承人自居的群體相反。這個群體由像喬治．索羅斯和比爾．蓋茨那樣的人構成，他們把貪婪的逐利和充滿生態關懷、社會責任的花言巧語結合在一起。除關心社會，他們也相信，應該按照「聰明」（being smart）概念，把工作實踐（後）現代化。就像齊澤克解釋的那樣：
聰明意味著動態和游牧，反對集中化的官僚制；相信對話和合作，反對權威；相信靈活性，反對例行公事；相信文化和知識，反對工業生產；相信自發的互動和自生，反對固定的等級結構。
綜上所述，止動者及其含蓄的讓步（資本主義只能抵抗，沒法克服）和比爾蓋茲一派（他們堅持必須用慈善來彌補資本主義不道德的過度）說明了資本主義現實主義是怎樣限制當前的政治可能性的。止動者保持了「68」風格的抗議形式卻以抵抗變革的名義，而比爾蓋茲一派則積極擁抱「新」。齊澤克正確地指出，比爾蓋茲一派並非對官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之進展的糾正，相反，它構成瞭如今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靈活性」「遊牧主義」與「自發性」正是後福特主義控制社會中管理的特質。但問題在於，一切對靈活性和去中心化的反對，都有自我挫敗的風險，因為要求非靈活性和集中化的呼聲，至少可以說，不是那麼地振奮人心。
無論如何，左翼沒法也不應該團結起來抵抗「新」。資本在怎樣分化勞動力上花了很大心思；而我們到現在都還沒有充分思考如何應對以下問題：在後福特主義狀況下，可以用什麼戰略來對抗資本；可以引入什麼新語言來應對那些狀況等。就資本主義對「新」的挪用提出異議很重要，但我們不可能透過適應我們所處的狀況來奪回「新」。就適應而言，我們已經做得太好了；「成功適應」正是管理主義善用的經典策略。
巴迪歐和大衛．哈維都喜歡持續地把新自由主義和「復闢」這個術語聯想到一起。這個聯想很重要，它有利於糾正資本和「新」之間的聯想。對哈維和巴迪歐來說，新自由主義政治與「新」無關，與階級權力和特權的回歸有關。巴迪歐說：「在法國，『復闢』指1815年在大革命和流放拿破崙之後國王歸來的那個時期。我們就處在這樣的時期。今天，我們把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以及其政治系統——議會制——看作唯一自然的、可接受的方案。」哈維認為，最好把新自由主義設想為一個「為資本的累積重新建構條件、恢復經濟精英的權力的政治計畫」。哈維揭示了，在通常被描述為「後政治」的年代，階級戰爭還在進行，但發動攻擊的只有一方：富人。「在1970年代後期，新自由主義政策貫徹之後」，哈維說：
收入最高的1%的人在國民所得中所佔的份額劇增，到20世紀末……達到15%。在美國，收入最高的01 %的人的國民所得佔比從1978年的2%，躍升至1999年的6%以上，同時工人薪酬中位數與CEO薪水之比從1970年的不到1∶ 30上升到2000年的1∶500……在這方面，美國並非孤例：英國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國民收入佔比自1982年以來也翻了一番，從65 %漲到了13%。
就像哈維所說的那樣，新自由主義者以智庫為智識先鋒隊，透過智庫創造出讓資本主義現實主義大行其道的意識形態氣候。
止動模式——它相當於是在要求社會保留福特主義／規訓機制——在英國或其他新自由主義已經站穩腳跟的國家行不通。在英國，福特主義的崩潰已成定局，隨之一同崩潰的還有舊政治的組織中心。在那篇關於政治的論文的結尾，德勒茲思索了反控制的政治可能採取的新形式：
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將涉及工會的無能：它們習慣了反規訓的或封閉空間內的鬥爭，囿於這整個鬥爭史，能否自我調整以適應新的狀況？還是說，它們將讓位給抵抗控制社會之新形式？我們能否掌握，能夠對行銷的快樂構成威脅的未來抵抗形式的輪廓？許多年輕人奇怪地吹噓自己「有進取心」，他們重新要求學徒制和沒完沒了的培訓。就像他們的長輩發現規訓的目的——這個過程並不容易，他們也得靠自己去發現他們正在被誘導著為什麼目的服務。
必須找出一條跳出積極進取與消極怠工之二元對立的出路，對控製程序的不認同，才可能表現為頹喪的冷漠之外的別的什麼。一種策略是改變政治地形——擺脫工會傳統上對工資的關注，轉而聚焦於後福特主義特有的不滿的各種形式。在進一步分析這一點之前，我們必須更深入地思考後福特主義實際上是什麼。
如果你舉行抗議活動，所有人都來了該怎麼辦？
在匪幫說唱和艾爾羅伊那裡，資本主義現實主義以一種對無情掠奪的資本的超級認同的形式出現，但情況並非如此。事實上，資本主義現實主義並沒有預先排除某種反資本主義。畢竟，就像齊澤克挑釁地指出的那樣，反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中廣泛流傳。一次又一次地，好萊塢電影中的反派被證實是「邪惡的公司」。與削弱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相反，實際上，這個姿態上的反資本主義反而強化了它。
以迪士尼／皮克斯的電影《機器人總動員》為例。電影展示了一個被掠奪一空而不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球。毫無疑問，消費資本主義和公司——或更確切地說，一家特大公司，BNL（Buy N Large）——要為此掠奪負責；而在終於看到在地外流亡的人類時，我們發現，他們如嬰兒般癡肥，透過螢幕介面互動，坐在大型電動椅上，從杯子裡喝著不知道是什麼的污水。
在這裡，我們遇到了一種和尚．鮑德里亞理解的類似的控制與交流觀：征服不再以讓人從屬某個外部景觀的形式出現，相反，它邀請我們互動參與。看起來，電影觀眾本身就是這個諷刺的對象，這也使得一些右翼評論者做出厭惡的反應，譴責迪士尼／皮克斯攻擊自己的受眾。但這種反諷與其說挑戰了，不如說滋養了資本主義寫實主義。
像《機器人總動員》那樣的電影是羅伯特法勒（Robert Pfaller）所說的「互動被動性」（interpassivity）的一個例子：電影為我們表演了我們的反資本主義，使我們能夠繼續泰然自若地消費。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作用不是以宣傳的方式明確地為某個東西正名，而是隱藏這一事實，即資本的運作不依賴任何主觀的信念。不搞宣傳的法西斯主義是不可想像的——但資本主義不需要有人來為它正名就可以完美地運行，在某些方面還會運作得更好。在這裡，齊澤克的忠告依然很有價值。「如果我們仍然秉持經典的意識形態概念，認為假象位於知識之中的話」，他說：
那麼看起來，今天的社會必然是後意識形態的了：主流的意識形態是犬儒主義，人們不再相信意識形態真理，他們不把意識形態命題當一回事。然而，在基本的層面上，意識形態並不是一種掩飾真實事態的假象，而是一種構成我們的社會現實本身的（無意識的）幻想。在這個層面上，我們當然離後意識形態社會還很遠。犬儒地保持距離只是一種方式……是使我們對意識形態幻想的結構性力量視而不見的方式，它令我們一葉障目：即便我們不把它們當回事，即便我們保持反諷的距離，我們還是在做那些事。
齊澤克堅持，總的來說，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就在於，過度重視內在主觀態度上的信念，而忽略了我們在行為中所展現和外化的信念。只要我們（在心裡）相信資本主義不好，我們就可以自由地繼續參與資本主義的交換了。根據齊澤克的說法，資本主義通常仰賴的，就是這個否認的結構。我們相信金錢只是一種沒有任何內在價值的、無意義的價值符號，但我們在行動上卻表現得它好像有神聖的價值。而且，這種行為恰恰取決於先前的否認——我們之所以能夠在自己的行動中把金錢拜為神物，是因為我們已經在頭腦裡對金錢保持了一個反諷的距離。
如果公司的反資本主義和真正的反資本主義運動有差別，那它就不重要了。然而，看起來，甚至在其勢頭被「9．11」對世貿中心的襲擊阻滯之前，所謂的反資本主義運動就已經對資本主義現實主義做出了太多的讓步。由於它不能提出一個自洽的政治經濟模型來取代資本主義，於是人們也就有了這樣的懷疑，認為它的實際目標不是取代資本主義，而是緩解後者最嚴重的過度；又因為它的活動形式往往不是成立政治組織，而是舉行抗議活動，故而也就給人這樣一種感覺，讓人覺得反資本主義運動就是提出一系列歇斯底里的要求，而它也不指望這些要求能夠得到滿足。對資本主義寫實主義來說，抗議形成了一種狂歡節式的背景噪音。反資本主義抗議和現場八方（Live 8）[1]那樣的超級公司活動極為相似，後者離譜地要求政客立法消除貧窮。
現場八方是一場奇怪的抗議；一場所有人都會同意的抗議：誰會真的想要貧窮呢？這倒不是說，現場八方是一種「退化」形式的抗議。相反，在這場活動中，抗議的邏輯以其最純粹的形式顯露無遺。1960年代的抗議衝動假定了一個惡毒的父親，他預示著一個（據說）殘忍專橫地剝奪了整體享受之「權利」的現實原則。這位父親能動用無限資源，他卻自私──且愚蠢──地把資源都囤積起來。資本主義並不需要這位父親的形象，但抗議本身需要；而當前全球精英的一個成功之處就在於，他們避免被當作那個囤積資源的父親，哪怕他們給年輕人強加的「現實」在實質上比後者在1960年代抗議的狀況更為苛刻。當然了，組織現場八方活動的，也的確是以理查德．柯蒂斯和波諾等藝人的形象現身的全球精英。
奪回真正的政治能動性意味著，首先要接受在慾望的層面上，我們已經嵌入了資本這台無情的絞肉機。透過把惡和無知賤斥（abjection）到幻想的他者頭上，被否認的，是我們在全球壓迫網絡中的共謀。需要同時牢記以下兩點，資本主義是一個超級抽象的非個人結構，以及沒有我們的合作，它就什麼都不是。資本最哥德式的描述也是最精確的。資本是抽象的寄生蟲，是貪得無厭的吸血鬼和殭屍製造者；我們鮮活的肉體被它轉化為死的勞動力，我們是它製造的殭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政治菁英確實是我們的僕人；他們向我們提供的可悲服務是清洗我們的性慾，討好地為我們再現我們的被否認的慾望，就好像它們與我們無關一樣。
自1985年最初的拯救生命（Live Aid）音樂會起，這種意識形態勒索就已經出現了。它堅持，無須任何政治方案或系統重組，「有愛心的個體」就可以直接結束飢荒。我們被告知，必須立即採取行動；必須以道德的迫切性的名義懸置政治。波諾的紅色產品計畫（Product Red）[2]甚至想要擺脫慈善中介。波諾宣稱：「慈善像是嬉皮音樂，手牽手。紅這個品牌更像是龐克搖滾、嘻哈，這應該給人硬商業的感覺。」重點不在於提出一個資本主義的替代選擇——相反，紅色產品計畫的「龐克搖滾」或「嘻哈」屬性就在於它「務實地」接受資本主義是唯一的選擇。不，目標只是確保特定交易的一些收益用於好的事業。人們幻想著，西方的消費主義與系統性的全球平等並沒有本質關聯，它本身就能解決那些不平等。我們要做的是，買對的產品。
註腳：
[1] 1980年代，埃塞俄比亞天災人禍，爆發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人道災難。無數人掙扎在死亡邊緣。 1985年7月13日，由英國歌手吉爾道夫發起，世界上最知名的一百多位搖滾明星和樂隊成員聚在一起，為拯救瀕於死亡的非洲災民，在倫敦溫布利體育場和費城約翰．甘迺迪體育場分別舉行了盛大的義演活動－Live 8。這場演出，被稱為「地球上最偉大的一場演出」「20世紀最後的神蹟」。——編者註
[2] 一個註冊的公益項目品牌。由著名樂團U2主唱波諾與關懷非洲的慈善團體DATA主席鮑比．施萊弗於2006年共同發起成立，以「無愛滋病世代」為目標。它不僅僅是簡單的品牌推廣，也不為任何一個企業所有，參與紅色產品計劃的企業只能根據授權，進行貼牌生產並銷售紅色產品。產品利潤的一部分將捐給旨在幫助非洲防治愛滋病的全球基金。——編者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