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奈格里（Antonio Negri）於12月16日逝世，他與哈特（Michael Hardt）合著的Empire到Multitude，乃至近年的Commonwealth和Assembly等書，成為21世紀之後思考反抗資本主義政治很重要的參考。本文〈作為批判的共產主義〉轉載自保馬，由王行坤老師翻譯，原文是哈特、奈格里《狄俄尼索斯的勞動：對國家－形式的批判》（Labor of Dionysus: 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的第一章，譯者王行坤，全書由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這篇文章對「國家－形式」提出有力的批判，其思考源於1960年代以後，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將馬克思主義等同於生產主義，逐漸放棄馬克思主義的生產範式，不再將勞動作為其分析批判的核心範疇。但隨著8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勞動者的工作處境持續惡化，勞動和工作問題又走向前台，成為不容忽視的現實問題。奈格里讓兩條思想脈絡（從馬基雅維利和斯賓諾莎到馬克思；從尼采到海德格、福柯和德勒茲）在文中相互激盪，對國家－形式做出了有力的批判。
01 恐龍
在接下來的內容中——也許會讓某些讀者感到驚訝或沮喪——我們不僅會討論勞動、剝削和資本主義，還會探討階級衝突、無產階級的鬥爭，甚至還有共產主義未來。地球上還有恐龍嗎？！我們使用這些術語貫穿全書，不是出於冥頑不靈或自居正統的心態，而是因為在我們看來，如果重新審視這些術語，並且將它們與我們的慾望和我們對當下世界的闡釋聯繫起來，我們會發現，這些術語是政治和社會分析中最有效的範疇。
這些術語上的問題由來已久。許多年以前，本書的其中一位作者（奈格里）──那時他是一位活躍的馬克思主義激進分子──與歐洲重要的自由民主理論家之間就是否存在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展開了爭論，但這個爭論很快就變質了。[1]無論是對參與雙方來說，對旁觀者來說，或是雙方的支持者來說，問題在於辯論對象並不相同。對諾伯托．博比奧（Norberto Bobbio）來說，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只能從對馬克思本人作品的細讀中得出，但他一無所獲。但對這位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是從革命運動的角度對法和國家機構所進行的實踐性批判，這種實踐與馬克思主義文獻毫無關係，而是與馬克思主義對革命主體及其力量表達的詮釋緊密相關。對博比奧來說，並不存在馬克思主義的法與國家理論，市面上流通的「馬克思主義法與國家理論」只不過是庸俗的大雜燴，是由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等「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炮製出來的。但另一方則在馬克思那裡發現了對法和國家展開激進批判的基礎，這種批判長久以來是由革命進程中的工人運動發展而來的，而且在現實中，在蘇聯和「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法典編撰和憲法中受到了壓制。
如果說15年前這種認識上的莫衷一是讓討論無果而終，如果說論戰中的術語所引起的爭論讓討論變得難以為繼，讀者和我們自己都應該很容易認識到，今天從共產主義的視角來處理法和國家的主題，似乎變成不可能的任務。事實上在今天，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等術語完全湮沒在幽暗的歷史中，似乎根本就不可能將它們從論戰性的還原思維中拯救出來，任何想要重新激活這些語詞、重新發現這些術語或發展新理論的努力都顯得精神錯亂。超越某一特定歷史時期所宣傳的陰影和惡夢的研究有可能產生至關重要的成果，這在歷史上──甚至最近的歷史上──絕非第一次。最終說來，如果說博比奧和他的對話者之間存在任何共同之處的話，那就是雙方都認為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在很大程度上與馬克思的思想存在距離：將馬克思主義還原為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毫無意義。將無產階級──從1789年的巴黎起義到柏林圍牆的倒塌這段漫長的歷史時期內──反對資本主義工作、法律、和國家的解放鬥爭化約為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歷史和語義學，這同樣毫無意義。
這些問題，以及超越知識偶像進行探索的慾望，就是本書的基礎──這本書由試圖建構法律共產主義（juridical communism）理論的系列文本所構成。這種嘗試與前蘇聯的法律社會主義毫不相干，但是與馬克思及其所發展的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非常相關，另外更與工人階級和全人類兩個多世紀以來反對資本主義剝削的鬥爭所表現出的共產主義慾望緊密相關。這種共產主義或許就是一隻恐龍──從這個字的希臘文字源上來說，也就是一頭令人恐懼的怪獸──但這種怪物並未滅絕，而是在我們現代與後現代的歷史中不斷展現自己的力量。
02 共產主義
法律共產主義的理論將共產主義作為國家－形式批判的出發點和終點。許多人──其中包括博比奧──都指出，對國家－形式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即對支撐、構成國家的法律與經濟機器綜合體進行分析，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馬克思幾乎很少關注國家，並沒有發展出國家理論。的確，馬克思並沒有提出關於國家及其法律的肯定性（positive）理論。但這並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分析對國家問題毫無發言權；這其實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對國家批判的出發點應該是否定性的。馬克思寫道：「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2]這就是我們說作為出發點的共產主義時，所要表達的意思。
從馬克思的這句話，可以推導出關於共產主義理論實踐的兩個緊密相關的要素。首先是對「現存狀況」的分析，或者在我們這裡，是對有效存在的（effectively existent）法律和國家的理論的分析。這些都是與對勞動進行組織的規訓性形象和勞動的社會分工的強制性形式相適應的統治理論，無論這些理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它們的用途就是幫助這些形式所表達的專制主義剝奪公民和工人的腦力和體力。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會檢視凱恩斯、漢斯．凱爾森、約翰．羅爾斯、理查德．羅蒂、尼克拉斯．盧曼等作者，從而說明他們如何將當下統治的實踐與形象進行理論化。我們以馬克思處理亞當．斯密、李嘉圖和亨利．凱裡（Henry Carey）的方式去對待這些作者，因為我們認為在某些方面，這些作者的著作把握住了當下的統治狀況，而且與統治狀況也有關聯。
馬克思主義方法的第二個要素，除了認識到事物的現存狀況之外，就是把握住了馬克思所稱之為的「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對國家的批判必須抓住破壞和顛覆統治結構與機制的運動中所出現的真實的社會力量。我們和馬克思一樣，將活勞動的觀念和經驗作為批判的基礎，這種活勞動總是被壓制，但總是處於自我解放的過程。活勞動內在於資本，它被封鎖在生產出自己的機構中，但總是具有摧毀這些機構的能力。這種批判必須達到對抗和革命主體性的層級，從而不斷定義這些主體性處於變化中的形象，並且昭示它們的運動和進步性轉變如何不斷與新的法律和國家規劃相衝突，並最終摧毀後者。這些就是將共產主義──「消除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作為出發點，從而對國家－形式進行批判的兩張面孔。我們可以提出第一個假說，那就是將法律共產主義視為一種思考方法，這種方法外在於法律和國家的工具理性的所有維度，而且會摧毀這種理性。
然而，否定性的方法還不夠。批判必須樹立一個規劃。必須將共產主義視為尼采意義上的全面批判：不只是對現有價值的毀滅，而且也是對新價值的創造；不只是對現存事物的否定，而且也是對將來事物的肯定。對國家－形式的批判意味著提出一個有效的另類方案。馬克思主義批判的肯定性面向必須將活勞動的觀念與經驗作為其基礎。活勞動是一種內在的力量，不僅堅持不懈地顛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還能建構出另類的秩序。換言之，活勞動不僅拒絕其在資本主義價值增殖和剩餘價值生產過程中被抽象的命運，而且還會提出增殖的另類圖式，即勞動的自我價值增殖（self-valorization）[3]。因此活勞動是一種不僅進行否定、也進行肯定的正向力量。在活勞動的自我價值增殖過程中所生產出的主體性是能夠創造出另類社會性的能動主體／當事人（agents）。（在第七章我們會考察當下社會已經存在的我們所稱之為的「共產主義的現有前提」。）集體性即諸眾力量的表達和肯定行為──它們表現為對勞動的社會組織以及確保其有效性的規範進行永不停歇的現實改造運動－是法律共產主義先驗圖式中富有生氣的力（force）[4]。這種圖式是先驗性的。也就是說，它不是形式性的，而是本體性的，不是目的論的而是實用性的；它並沒有指向任何必然性，也不信任任何過渡，而是預先假定了新的鬥爭進程、新的生產力配置以及對創構力量（constituent power）[5]的新的表達。如前所述，在其否定性方面，對國家－形式的批判將共產主義作為出發點，但現在在其肯定性的方面，這種批判認識到共產主義是其終點。
法律共產主義被視為一種整體的批判，同時也應被視為內在性的批判。我們希望用馬克思主義批判方法所掌握的這個同時具有毀滅性和創造性機器，與社會鬥爭的實在層次和革命主體性的構成性質所決定的機器是完全一樣的。我們的意思是，首先，法律和國家只能被視為一種關係，一個持續開放的領域，這種關係當然受到過度決定，但其本質總是、而且現在也是被帶回社會主體之間力量關係的動力和現象之中的。其次，我們的意思是，在法律和國家的領域，從最為絕對的內在性平面中什麼也抽取不出來──既沒有始基，也沒有自然權利的法典，或者意識形態圖式，甚至連憲政範式都沒有。與貨幣一樣，法律（在資本主義體系中重複了貨幣所呈現出的某些形象）並不具有自身內在的價值，只是攜帶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中的社會衝突與必要因素、資本主義勞動分工和剝削每天所生產的價值。法律和國家的意識形態功能的恆定要素總是沒有構成其當下的一貫性（consistency）和持續的偶然性的要素那樣真實。在這個意義上說，它是完全非現實的（unreal）。共產主義批判的任務就是要揭示這種非現實，並且澄清那些肯定性和生產性的形象，這些形像在這種虛空的邊界上，在兩個階級的鬥爭中，在統治和追求解放的慾望的鬥爭中，連綿不絕地出現。
03 勞動
近年來，勞動的概念不僅在哲學討論中銷聲匿跡，就是在法學理論、政治學甚至是經濟學中也不見蹤影。勞動總是被狹隘地限定在否定快感和慾望的資本主義工作倫理的框架內。我們的分析需要擴展社會生產光譜內勞動的概念，甚至將馬克思所定義的非工作[6]也包納進生產性勞動範疇。[7]這個概念的擴展不是透過簡單訴諸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用法就能完成的，必須求助於其他資源，努力去掌握生產社會主體性、社會性以及社會本身的當代進程。
勞動的概念首要指向的是價值問題。事實上在我們的用法中，勞動和價值相互包含：我們將勞動理解為創造價值的實踐。在這個意義上，勞動起到社會分析的作用，用經濟和文化的術語來在闡釋整個社會光譜內價值的生產。勞動的概念應該首先與當下的某些嘗試區分看來，例如將「表演」（performance）或「述行」（performativity）作為社會分析和社會實踐的範式：儘管表演強調了表意或話語實踐（signifying或 discursive practices）的社會重要性，但我們用勞動來聚焦創造價值的活動。[8]
但是，勞動與價值之間的關係問題可以用其他方式提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指向一個首要且激進的替代選擇：這個替代選擇不僅使得對勞動的分析成為反抗資本主義社會的毀滅性力量，也使其成為對新社會的構想或肯定。因此，在馬克思那裡存在著兩種形式的勞動價值論，存在著兩個視角──一個是否定性的，一個是肯定性的。第一個視角始於抽象勞動的理論。馬克思接受同時代主流經濟學思想，認識到勞動存在於所有商品之中，而且是所有生產活動都具有的實體。從這個角度來看，所有勞動都可以追溯到抽象勞動，這讓我們能夠超越勞動在具體情境下所呈現出的特殊形式，把握住那個根據社會需求可以從一種有用性轉變成另外一種有用性的具有全面性的社會勞動力。馬克思圍繞著對勞動價值的進行度量問題，從質的視野轉向了量的視野。價值量表現了某一商品和用於生產這種商品所必需的社會勞動時間之間的現有關係。這個理論所提出的核心任務是檢視決定勞動力在社會生產各部門中進行分配的社會和經濟法則，以搞清楚資本主義的價值增殖過程。這個價值法則的一個核心功能就是解釋清楚在商品生產者社會，儘管沒有中央管理或規劃，但是卻存在進行社會選擇的手段──總是存在著秩序。價值法則揭示了，雖然資本家在市場中盲目行動，但背後卻存在理性。因此它要努力去解釋在不定期的動盪中所存在的對社會均衡的維持。在第一種勞動價值論中，馬克思從根本上發展並優化了同時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分析。
然而在馬克思的著作中，還存在著另一種形式的勞動價值論，徹底與資產階級理論相決裂，並且不僅聚焦資本主義的價值增殖過程，也關注自我價值增值過程。[9]在這種形式中，馬克思不是將勞動力的價值視為均衡的形象，而是看做對抗的形象，視為動態的摧毀體系的主體。因此可以把勞動力的概念視為相對獨立於資本主義價值法則運作的、生產過程中增殖的要素。這就意味著，價值的統一性首先在其與「必要勞動」的關係中而被認識，後者並非是恆定的量，而是體系中動態的要素。必要勞動由工人階級反抗僱傭勞動、從而改造勞動本身的鬥爭所歷史性地決定。這就意味著，在第一個理論中，儘管價值固定在資本的結構中，但在第二個理論中，勞動與價值都是可變的要素。
因此，勞動與價值的關係並非是單向的。正如許多學者在過去三十年中所認識到的，將勞動的經濟結構作為價值的文化性上層建築的根源，這種看法難以自圓其說；這種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學說必須要推翻。如果說勞動是價值的基礎，那麼價值同樣也是勞動的基礎。[10]什麼算是勞動或創造價值的活動？這總是決定於既定社會與歷史脈絡中的既有價值觀；換句話說，不能簡單地將勞動定義為活動或任何一種活動，而是要將其視為在社會中被承認為生產價值的具體活動。到底哪些活動構成勞動，這並非給定或固定的，而是在歷史中和社會中得到規定的，因此定義本身也就構成了流動性的社會對抗場所。例如，某些女性主義探索和實踐將對勞動的性別分工所進行的分析作為出發點，讓人們注意到傳統上被定義為婦女工作的情感勞動、照顧勞動（caring labor）或親屬工作（kin work）[11]等不同形式。[12]這些研究揭示了這些活動形式如何生產社會網絡並生產社會本身。這些努力所造成的後果是，今天這些創造價值的活動能夠和而且必須被同等地視為勞動。這裡的關鍵依然是，勞動的概念並非固定不變的，而是在歷史上透過對抗而定義的。從這個意義來說，勞動價值論同時也是價值勞動論。
從第二個視角來利用勞動這個範疇來展開批判，我們必須習慣根據當下出現的社會歷史事實而不斷調整。我們在近些年見證的勞動轉變所表現出最為重要的普遍現象就是向我們所稱之為的向工廠－社會（factory-society）的過渡。工廠不再是勞動或生產的典範場所或集中地了；勞動過程已經越出了工廠的高牆之外，並蔓延至整個社會。換言之，作為生產場所的工廠的明顯衰落並不意味著工廠生產體制和規訓的衰落，而是意味著它不再局限於社會中某個特定的場所。工廠生產體制和規訓已經像病毒一樣，滲透進所有形式的社會生產。整個社會都被工廠體制所徹底滲透，也就是說，被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所特有的法則所掌控。如果接受這種認識，那麼馬克思主義所做的一系列區分都要重新對待和考察。例如，在工廠-社會中，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生產與再生產之間的傳統概念區分——這些區分在其他時代的有效性也存疑——在今天已經過時了。[13]
與工廠體制的普遍化相伴隨的，是勞動過程本質與性質的改變。從更廣泛的層面來說，在我們的社會中，勞動正在變成非物質勞動，包括智識勞動、情緒勞動、科技勞動以及賽博格勞動。勞動協作網絡日益複雜，照顧勞動被整合進生產的光譜，還有勞動過程在各個方面都在經歷電腦化，所有這些都體現了勞動本質在當下的轉變。馬克思試圖用「普遍智能」（General Intellect）來把握這種轉變，但我們應該認清，雖然存在這種向非物質性轉變的趨勢，雖然勞動是智識性的，但同時也是肉身性的（corporeal）。控制論的附肢安裝在機械化的身體上，成為其本質的一部分。這些新的勞動形式直接就具有社會性，因為它們直接決定了那些創造和再造社會的生產性協作所構成的網絡。
似乎勞動的概念在主流論述中被邊緣化的同時，也成為談論的中心。產業工人階級在社會中失去了中心的位置，勞動的性質和境況都經歷了深刻的變化，甚至我們認定為勞動的活動也經歷了巨大的變化，所有這些都一目了然。然而這些轉變遠遠沒有讓勞動的概念邊緣化，而是再度申明了其中心地位。第一種勞動-價值法則試圖以無產階級勞動中心地位的名義、以及這種勞動隨著資本主義發展而在量上得到削減的境況，去理解歷史，這個努力雖然徹底破產了，但是並沒有否定一連串的事實、規定和歷史中的一貫性，例如下面的事實：國家的組織及其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與建構一個奠基於勞動之上的社會再生產秩序的必要性緊密相關；國家的形式及其法律也因為勞動性質的變化而相應地得到修訂。貨幣的、象徵的和政治的視野作為社會紐帶的構成要素偶爾會取代價值規律，它們的確將勞動驅逐出了理論的領域，但無法將其驅逐出現實之外。事實上，在後工業時代，在資本主義體系的全球化時代，在工廠-社會的時代，以及在電腦化的生產取得勝利的階段，勞動徹底處於生活的中心，而社會協作也徹底擴展至社會的各個場所。這將我們引向一個悖論：就在理論無法看到勞動之時，勞動無所不在，並且在所有地方成為唯一共同的實體（the common substance）。理論上對勞動視而不見，而勞動在全球演變為人類行動的實體，這兩個事實之間存在對應關係。很明顯的是，在這個的考察總體中——考慮到不可能將勞動視為真正（或只是在概念上）具有超驗性——價值規律爆炸了，同樣明顯的是，勞動的無所不在不僅構成了經濟學和政治學的根本問題，同時也構成了哲學的根本問題。世界就是勞動。當馬克思將勞動作為人類歷史的實體時，他的問題不是走得太遠，而是走得還不夠遠。
04 主體
在回應當代社會最近所出現的巨變時，許多作者（通常將這樣的群體稱為後現代主義者）論述說，我們應該拋棄社會主體的理論，即便承認主體性，那也只是從純粹個人主義視角來看待主體性！在我們看來，這些論述雖然可能認識到真正的轉變，但卻從中得出了錯誤的結論。換言之，資本主義籌劃的勝利和資本對社會的實質吸收（real subsumption）的確讓資本的統治及其各種形式的剝削遍及一切角落，壓迫性地限定了真實可能性的邊界，封閉了規訓與管控的世界，以及正如傅柯或許會說的，讓社會成為「沒有外部」（sans dehors）的體系。然而，同樣的事實將主體性和批判思想引向新的任務：將自身建構為肯定性地生產存在的新機器，這些機器沒有表現的手段，而是有著新的構成，有著激進的革命。社會主義的危機、現代性的危機以及價值規律的危機並沒有否定主體性的社會價值增殖和構成的進程，也沒有讓這些進程（以不可寬恕的虛偽）陷入到被剝削的獨特命運。真實的情況是，這些轉變帶來了新的主體構成的過程──不是外在於，而是內在於我們所經歷的危機，也就是對舊的主體性進行組織時所遭遇的危機。在這種新的批判性與反思性的空間內，新的主體性理論就有了表達的空間，而這種對主體性的新定義同時也是對共產主義設計所進行的偉大的理論創新。
事實上馬克思的作品從未涉及主體性的問題。馬克思對歷史中定型的階級組成的進程進行了理論詮釋。在他主要的作品中，如《資本論》和《大綱》，他對主體性的興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兩種需要的影響：首先，需要強調主體性過程的客觀必然性；其次，作為前者的後果，需要將一切烏托邦思想排除在無產階級行動的範圍之外。然而，在實際上，這兩種需要洩漏了一個貫穿馬克思思考的悖論：將革命主體性解放的希望寄託在「無主體的過程」。似乎馬克思最後的結論是，革命主體性的誕生與發展以及共產主義的到來是某種「資本的自然史」的產物。很明顯的是，這種馬克思式分析的推導有錯誤之處。事實，將反抗超驗（transcendence）和異化的鬥爭視為自己哲學的起源，將人類歷史的運動視為反對一切剝削的鬥爭的馬克思，同時也會將歷史置於科學實證主義的形像中，置於經濟－自然主義（economico-naturalistic）必然性中。因此哲學中作為絕對內在主義的唯物主義被否定了，而這正是現代哲學的尊嚴與基礎。
我們必須根據激發主體性生產的社會過程來理解主體性。正如傅柯所明確認識到的，主體既是產品，同時也具有生產性，既在社會勞動的巨大網絡中得到構成，同時也主動構成這些網絡。勞動既是臣服過程（subjection）同時也是主體化過程（subjectivation）－自我對自我的勞動（le travail de soi sur soi）－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是關於主體的自由意志論或是決定論，這些觀念都應該被拋棄。主體性同時且同等地由其生產性和被生產性、其能生產和被生產的特質所規定。
當我們觀察社會中勞動過程所呈現的新特質，並且考察以不同形式所表現出的非物質勞動和社會協作的案例時，我們開始認識到從這些進程湧現出的社會價值增殖和新的主體性的另類路線。我們可以用一些案例來進行說明。在法國，基於女工最近在醫院和其他醫療機構展開的政治鬥爭所進行的一系列研究，許多作者開始論述「女性勞動特有的使用價值。」[14] 這些分析展示了很大程度上由婦女在醫院和公共援助機構中所承擔的勞動，如何預設、創造並且再生產特有的價值——或者換一種表達方式，對這種類型勞動的關注強調了某一塊價值生產的領域，在這塊領域，她們工作的技術和情感要素對社會的生產和再生產來說，是至關重要且不可取代的。在她們鬥爭的過程中，護理人員不僅提出工作環境的問題，而且還討論了她們勞動的性質，既關注自己勞動與病人的關係（滿足面對疾病與死亡的病人的需求），也關注與社會的關係（提供現代醫療所需的技術服務）。令人驚訝的是，在護理人員鬥爭的過程中，這些特有的勞動形式以及增殖的領域生產出了新的自我組織形式以及全新的主體形象：「協調」（coordinations）。護理人員勞動形式的特定表現，如情感和科技勞動，遠非自我封閉，而是昭示了勞動過程如何構成了主體性的生產。
與愛滋病相關的鬥爭也進入了這個領域。美國的「行動起來」（ACT-UP）[15]以及艾滋運動的其他團體不僅批判與愛滋病的研究和治療相關的科學和醫療機構的活動，而且也直接介入技術領域並參與到科學研究中。愛潑斯坦（Steven Epstein）寫道，「他們不僅從外部施加壓力，從而改良科學研究，而且還直接參與到科學內部，進行科學研究。他們不僅質疑科學的使用和對科學的控制，而且有時甚至質疑科學的內容以及科學知識生產的過程」（《民主的科學？愛滋病行動主義與遭到挑戰的知識建構》[Democratic Science? AIDS Activism and the Contested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p. 37]）。愛滋病運動中很大一部分群體都成為與這種疾病相關的科學和醫學事宜與流程專家，以至於他們不僅可以準確地檢查自己的身體，而且還可以堅持要求評估某些具體的治療方案，要求醫院提供某些藥物，甚至要求在預防、治療和處理疾病的複雜過程中應用某些特定的手術。這場運動中湧現了超高水準的科技勞動，這種勞動也開啟了新的主體形象的空間，這種主體性不僅發展了對抗疾病和照顧他人所需要的情感能力，而且也將發達的科技能力吸納進自身的形像中。當人們認識到勞動變成非物質性的、高度科學化的、情感性的和協作性的（換句話說，當其與實存和生命形式的關係得到揭示，並且當其被視為共同體的社會功能時），我們可以看到，緊接著勞動過程的，是對社會價值增殖網絡和另類主體性生產的具體闡述。
主體性的生產總是雜交和越界的過程，在當下歷史中，這種主體性的雜交體是在人類與機器的界面而不斷產生的。今天，主體性被剝去了所有看似有機的特質，從工廠中湧出來，成為智慧的技術配置體（assemblage）。穆齊爾在數十年之前寫道，「在過去某個時間，人們自然地生長進入早已等待他們的境地，那就是成為自我的可靠方式。但是現在，事物分崩離析，當一切事物都脫離自己生長的土地，甚至於在與心靈的生產相關的地方，我們真是應該用某種與機器和工廠相契合的智能來取代傳統的手工藝」（《沒有個性的人》第2卷, p. 367）。機器是主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並非只是一個附件，或是某種義肢——而是像其其他特質一樣；其實，從本質和根本來說，主體既具有人性，也具有機器性。愛滋病運動所具有的高科技特徵以及社會勞動日益具備的非物質特徵都指向了貫穿我們身體的新的人性。賽博格是當下唯一適用於主體性理論化的模式。[16]沒有器官的身體，沒有本質的人類，賽博格：這些就是當下在地平線被生產出同時又能夠主動生產的主體形象，是在當下有能力建立共產主義的主體形象。
事實上，抓住真實的歷史進程才可以將我們從「主體消失」的幻像中解放出來。當資本完全將社會吸收進自身，當現代資本的歷史走向終結，是主體性透過勞動成為改造世界的動力，並且也成為昭示存在的力量在本體論層面的強弱指數，並且大聲告訴我們歷史並未終結。或者可以換一種方式表達，當主體性穿越實質吸收的荒蕪領域，並且經歷後現代主義或玩世不恭或焦慮不安的著魔狀態，同時認識到它們並非不可逾越的界線，而是通過主體性的方式重新啟動存在力量不可或缺的通道，主體性的理論將這個邊界與革命緊密地、不容置疑地連結在一起。
05 後現代
現在幾乎所有人都認識到，無論「支持」或是「反對」，關於後現代主義的討論已變得毫無意義，就好像我們已站在新時代的門檻，還要選擇是否踏入大門一樣。我們身不由己，都是新時代的一份子，如果我們想要批判現存狀態或提出不同於現存狀態的另類計劃，就必須從內部攻破堡壘。後現代時期——或無論以什麼樣的詞彙來稱呼我們所處的時代──的確存在，儘管這段時期也和之前時期存在共同之處。關於後現代主義的討論產生了太多的含混不清，我們認為，這部分是因為太多的理論家（甚至那些對資本主義形態的變遷進行分析的理論家）沒有將自己的分析置於對抗以及決定這種對抗的階級衝突的脈絡中。當我們認識到後現代是現存狀態，我們不僅應該關注新的統治和剝削形式，而且還應注意到新的對抗形式，這些新形式拒絕剝削，而且積極地提出另類的社會組織形式。這意味著認識到在當下構成主導性勞動過程中所湧現的對抗，並將這些對抗引向另類的規劃。通常的情況是，有些作者會認為，在現代時期，社會和政治的分析將文化從屬於經濟（上層建築從屬於經濟基礎），而作為某種補償，後現代時期要求我們顛倒這種關係，將經濟從屬於文化。這既誤解了現代性，也誤解了後現代性。我們認為，要專注於生產價值的活動和價值增殖過程，因為這可以打破社會、經濟、法律和政治之間的邊界，並且避免一開始就提出錯誤的問題。
我們首先要認識到，後現代資本主義用馬克思的術語來說，就是資本對社會的實質吸收階段。在之前的時期（資本對社會的形式吸收），資本對社會生產行使領導權，但是依然還存在著許多作為前資本主義殘餘物的、外在於資本的生產過程。資本在形式上將這些外在過程吸收進自身，將它們置於資本主義關係的統治之下。在實質吸收階段，資本不再有外部，也就是說，這些外在的生產過程消失不見了。所有的生產過程都源自於資本內部，因此整個社會的生產與再生產都在資本內部進行。在工廠內發展出來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統治以及資本主義剝削已經越過了工廠的圍牆，滲透進所有社會關係，同時也規定著所有社會關係，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提出如下觀點：應該將當下社會視為工廠-社會。（我們將在第六章的「後現代法律和憲法中勞動的幽靈」部分，回到實質吸收及其對法和國家理論的相關性。）
在後現代時期，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好像是社會中的先驗存在物。資本似乎沒有他者。社會資本不再只是協調者，而是好像真正成為了社會生產領域的生產者。資本一直夢想取得自主性，從而一勞永逸地讓自己擺脫勞動。特龍蒂（Mario Tronti）在1960年代初寫道，「資本的政治史就是資本試圖從階級關係中脫離的歷史，」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資產階級以對工人階級各種政治統治形式為工具，試圖擺脫無產階級的歷史」（《拒絕的策略》[Strategy of Refusal], p. 32）。在後現代時期，在資本對勞動的實質吸收階段，資本似乎實現了夢寐以求的獨立。隨著其生產基地在第三世界的擴張、某些種類的生產從全球北方轉向南方、市場無所不在、貨幣流通順暢無阻，資本真正變得全球化了。然而資本主義關係在後現代的普遍化還有另外一副面孔。隨著特定的資本主義剝削形式越出工廠的高牆，並貫穿所有形式的社會生產，對這種剝削的拒絕也在社會領域內同等地普遍化了。雖然後現代時期帶來了全球範圍內的資本主義管控社會，但同時也帶來了反抗這些生產關係的活勞動的對抗以及擴張至前所未有邊界的共產主義潛能。這些新的對抗形式以及相應帶來的另類選擇就是我們研究的主題。
然而，我們絕非要對後現代進行一般性的分析，而是要將我們的關注點聚焦在當下國家－形式的法律結構上（見第六、七章）。在後現代時期，法律實務所描繪出的是馬克思對自由國家的定義即「人權」的「極權主義政體」的漫畫版。後現代主義的法律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這個主題的變體。另一方面，我們的任務是認清勞動過程和主體性生產之間的緊密關係，這種關係促成了兩者的不斷變化，並且表徵了統治它們的權力結構的轉變。我們說過，應該以整體批判的形式來考察這個任務。換言之，我們認為，透過批判當下世界的悲慘境況──這個世界被法和國家的結構所肯定和過度決定，我們可以在批判的過程中，釋放有能力開啟共產主義的智識和倫理能量。而我們所理解的共產主義是徹底民主的政治體制，是斯賓諾莎所說的絕對的民主政體。這種批判也開啟了構成新的主體的進程；批判是對自由空間的建構——這個空間由新的主體所棲居，因為資本主義的成熟與危機而得以可能——並提出最終消滅資本主義統治的問題。
當然，認識到後現代主義就是現存狀態並不意味著，所有的現代實踐與思想都已窮途末路，毫無用處。我們會論證如下說法會更為準確和有益：市民社會而非現代社會消解了，因此我們可以將當下的世界稱為後市民社會，而非後現代社會（見第六章「國家對社會的實質吸納」部分）。無論如何，只要現代性依然受到西方思想潮流的影響——這種思想直至今天依然提出激進民主的觀念來對抗高歌猛進的資本主義，它在今天就依然是開放的，具有活力的。這種激進民主的思想脈絡在現代是從馬基雅維利和斯賓諾莎到馬克思，在當代是則從尼采到海德格、傅柯和德勒茲。這並非是文獻學的索引，而是對批判和構成性思想的另類領地的肯定：正是在這塊領地上，主體性形成了，這些主體性有能力施行徹底的民主，並且透過勞動，具備了實現共產主義的能力。
06 諸馬克思主義
我們從共產主義的視角出發，提及現代和當代思想中的另類思潮，目的並非只是為了文獻學上的光鮮靚麗。我們這麼做是因為我們相信，共產主義不只是可以透過馬克思主義的術語而得到定義，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只是定義共產主義的一個主張，儘管是一個非常有效的主張，這個主張闡述了貫穿人類歷史的那個根深蒂固且不可抗拒的慾望。當我們在這裡提到共產主義時，我們主要指的是唯物主義方法。當然，唯物主義也並非僅限於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主義傳統或諸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我們可以發現，從恩格斯開始，許多思維形式和研究方法都與內在性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相去甚遠，這絕非偶然。（之後我們會考察由「唯物辯證法」所代表的對唯物主義的駭人誤解或扭曲，所謂唯物辯證法是斯大林時代的蘇聯由官方生產和推廣的唯物主義的辯證版本。見第四章，「修正主義傳統及其關於國家的概念」部分。）因此我們希望將我們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置於現代唯物主義批判的偉大思潮中。
在我們看來，沒有必要因為有人自稱馬克思主義者，就去參考他們的作品。或者說，我們只對那些從事批判現存狀態的作者感興趣，在本書中，我們主要關注對國家－形式的批判。不厭其煩地追溯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的發展，或就其他馬克思主義者對某些問題的看法表明立場，這些並非我們的興趣所在。在經院哲學傳統，尤其是所有教條的經院哲學傳統中，爭論（Quaestiones）一個接一個，無聊但又自成一體；每個作者都必須回應這些問題，而他們思想的價值就取決於這些思想與之前答案所確立的邏輯關係。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傳統似乎很容易陷入這樣毫無結果的程序。儘管如此，當我們試圖讓自己擺脫這些正統的問題時，我們並非要說，我們輕而易舉地拋棄了在19和20世紀所發展出的馬克思主義對國家所作出的反思，這些反思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對我們以及讀者來說，毋庸多言的是，我們深切受惠於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許多思想家，雖然我們並沒有直接提及他們。例如，我們吸收並發展了帕舒卡尼斯（EB Pashukanis）[17]的思想和他「權利等於市場」（right equals market）的公式；我們吸收了葛蘭西的一系思想，如結構和上層結構/建築的關係，對領導權[18]概念的改寫以及對「消極革命」的反思；儘管我們具體來說拒絕阿爾都塞「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但是在後現代時代試圖就國家對意識形態的利用當問題提出定義和批判的時候，我們會復活這個理論；當我們論及市民社會概念的危機時，我們會接受並同時批判普蘭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某些概念區分和特龍蒂關於「政治的自主性」的論說；如此等等。
然而，所有這些思想並不會讓我們特別想要去做傳統的守護者，而當有人想讓我們將自己歸類為傳統時，我們不會掩飾自己的不自在。我們認為自己屬於唯物論批判的傳統、絕對內在主義的傳統、以及共產主義的傳統。我們更想做的是批判「現存狀況。」我們的方法完全只限於攻擊事物的本質，即攻擊國家－形式，而非攻擊其他馬克思主義者所論述的國家－形式。甚至於當我們在第四章和第五章明確論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思潮時，我們感興趣的並非是與各類馬克思主義者進行比較並提出我們自身的看法，而是透過集體性的批判所湧現的現存狀況以及更為具體地說，國家－形式的新形象。簡言之，我們認為，協同努力去掌握和批判我們研究的對象，而非糾結我們的理論與其他理論之間的關係，會讓我們更有收穫。
在此語境中，我們更關注資產階級的國家理論家，看起來就沒那麼突兀了。本書所批判的凱因斯、羅爾斯以及其他資產階級思想家會從內部就資產階級國家生活的關鍵環節帶給我們啟發。馬克思主義傳統有時會對研究的對象進行抹平和分類（這個傳統在空洞的昇華方面的確非常強大），而資產階級理論家對他們熱愛對象的投入以及在統領性文化中的浸淫讓我們能夠從內部去理解這些現象。馬克思曾經說過，關於革命，反動派教給我們的比革命者還要多。反動派會告訴我們他們所熱愛對象的真相，無論是凱恩斯所熱愛的印度事務部21[19]或英格蘭銀行，或是羅爾斯所熱愛的憲法學。他們的批判揭開了現實的面紗，讓批判理性可以理解並顛覆現實。像凱因斯和羅爾斯這樣的作者是革命批判對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馬克思的方法也是如此。對馬克思來說，亞當斯密和市場，李嘉圖和穀物生意，圖克、富拉頓和銀行，凱里和美國工業，這些並無根本不同。對這些作者的研究讓馬克思發現了他們思想中的矛盾，這些矛盾同時也是事物本身的矛盾。唯物主義者總是充滿了對事物的熱愛，而真正的思想只是名義上的（nominal）思想，是事物的組成部分，像事物一樣具體。從這個意義上說，批判不是切割概念，而是切入事物。
如果說這本書想要傳達什麼訊息或發出什麼呼籲的話，那就是：讓我們談論事物，讓我們談論作為事物組成部分的理論；讓我們進入語言領域，但要拒絕語言遊戲，而是要去看看語言能夠掌握多少現實。
07 諸轉變
本書所收文章之間的跨度長達30年。儘管如此，各篇文章之間的統一性卻是一目了然的：將活勞動的力量從國家和權利為了剝削而建造的監獄中解放出來。貫穿這些文章的關鍵概念就是對以下關係的批判，這是既勾連同時又分離勞動與政治的關係，既具有創造性又非常怪異，既充滿活力又具有壓迫性。我們的根本思路雖然有時並沒有那麼一目了然但卻非常清晰，那就是要生產出批判性和實質性論述，從而讓我們最終可以寫出《資本論》的另外兩章——這兩章的思想在《大綱》中有所論述但卻並沒有明確寫出：一章是關於工資的主體動力（作為工人階級的存在模式），另一章是關於國家（作為階級衝突的場所）。
如果說這本書的統一性對讀者來說一目了然，那麼同樣應該清楚的是，話語的軌道因為歷史的發展和本體性革命而得到說明，同時也為後者所割裂。在寫作本書所經歷30年過程中，我們見證了20世紀最為關鍵的轉變：60年代的革命以及從這種革命的展開到蘇聯帝國在1989年的解體。換言之，在本書中，我們見證了從「大眾工人」（mass worker）向「社會工人」（social worker）的轉變，從福特製社會向電腦化和自動化社會的轉變，從被規劃的勞動向自主和協作性勞動、非物質和創造性勞動的轉變。在體系總生產力的組成中，正是這種轉變生產出了新的主體性，規定了新的文化與政治關係，最終規定了歷史軌跡的轉變。現代性歷史中的徹底斷裂以及新的後現代性範式的幽靈是本書的核心，並決定了本書所要處理的主題。本書隨著唯物主義革命性方法論所處理的客體和主體性規定的轉型而展開。
第一部的第二、三章是奈格里在20世紀60年代的作品。這兩篇作品對代表性的資產階級經濟和法學理論家進行解讀，從而試圖去定義現代國家－形式的首要因素以及國家－形式奠基於其上的資本與勞動之間的辯證關係。第二部的章節是奈格里在70年代的作品，主要考察的是現代國家危機的本質，特別是從公共支出問題所涉及到的國家的合法化和積累機制的角度來進行考察。這些文章聚焦於對國家所進行的形形色色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闡釋，以及對國家提出實際批判的社會運動。第三部是兩位作者在過去三年[20]合作的成果。這些最後的章節意在透過詳細闡明後現代資本主義的邏輯和結構，同時分析在新的領域出現的、外在於國家框架的另類社會表達形式的潛能，來考察本書所提出的轉變。
在這一系列文章中，我們試圖採用唯物主義的方法來分析現代性的轉變，這種方式與現代性開端時所提出和發展的唯物主義方法存在對應關係。我們不應該將唯物主義與現代性的發展混為一談；唯物主義在現代性發展的過程中一直作為另類籌劃而存在──不斷受到壓制，但百折不撓。文藝復興發現了勞動（即生命力vis viva）的自由：唯物主義闡釋這種生命力，而資本主義現代性則奴役這種生命力。今天對僱傭勞動的拒絕以及智性生產力的發展再度提出這個在現代性的黎明就受到壓制和排擠的另類籌劃。另類唯心論和唯靈論（spiritualism）所統治的唯物論的生命力並沒有被消滅殆盡。當統治的資產階級所具有的諸後現代意識形態——這些意識形態剛出現就已經窮途末路——試圖編織新的統治網絡，去圍困新出現的對抗性主體性以及生產性勞動的大眾智性時，這個另類規劃在今天更難於消滅。活勞動，即自由與共產主義不屈的狄俄尼索斯，拒絕這個遊戲。如果說勞動形式變得越來越具有非物質性，如果生產的世界現在可以用馬克思的「普遍智能」來描述，那麼活勞動承諾的就是從政治上對對抗進行重組的空間。為什麼不奪回活勞動的非物質性？為什麼不將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稱為偷竊——這要一再強調，因為私人佔有原則也用在非物質勞動上，用在人類最為深刻且不屈的本性上？為什麼不在這個層面科學地運作，將統治的機制以及國家和法律的具體運作，重構為已死之物的荒誕且可悲陰謀的功能？在當今的境況下，用吸血鬼和殭屍來形容資本的統治再合適不過了。
透過對唯物主義方法一以貫之的應用，我們將考察經歷這些歷史轉變的對象，批判資本的世界，這個世界試圖在後現代時期復活現代時期所利用的統治。我們對後現代、後工業以及後福特國家的批判一直以來都是共產主義式的批判，即總體性的、肯定性的和狄俄尼索斯式的批判，將來也會如此。共產主義是唯一的狄俄尼索斯式的創造者。
註解：
[1] 見博比歐,《何種社會主義》（Which Socialism?），其中收錄了奈格里的回應, 《是否存在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Is There a Marxist Doctrine of the State?）。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6頁。——譯註
[3] 這是奈格里等義大利自治主義者所經常使用的術語，指的是與資本增殖相對立的、奠基於生產共同體的集體需求與慾望之上的另類社會價值的結構。在義大利，這個概念也用來描述獨立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國家控制之外的、在地化和紮根於共同體的社會組織與福利的實踐活動。另外，在更為哲學框架內，也可以將自我價值增殖理解為構成另類且自主的集體性主體性的社會過程，這個進程內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同時又與之相對立。參見維爾諾與哈特（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編：《義大利激進思想》（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 263。另，這個詞在中譯版翻譯為「價值自行增殖」，原文為Selbstverwertung，原本指的是「既包括預先存在的價值的保存，也包括這一價值的倍增。」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0頁。本文翻譯為自我價值增殖。——譯註
[4] 我們一般將force翻譯為力，以區別於power所代表的力量和權能的意義。——譯註
[5] constituent power在法理學上一般翻譯為「制憲權」，與「憲定權」（constituted power）相對立，但在奈格里的思想中，前者是源自於諸眾的本體性力量（potenza），因此將其翻譯為創構／構成力量或權能，將後者翻譯成被構成的權力。——譯註
[6] 在馬克思看來，在僱傭勞動範圍之外的勞動如家務勞動等都屬於非工作，因為不被資本所僱傭，所以是非生產性的。但在哈特和奈格里看來，這些非生產性的非工作其實也是生產性的，也應該算是工作。——譯註
[7] 阿倫特試圖區分「勞動」、「工作」和「行動」這三個概念。勞動主要與自然和必然性有關，工作與人工製造有關，而行動則與多元或社會性有關。見《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 尤其是pp.7ff。但在我們看來，這種術語上的區分並無多大用處，因為一般來說，社會實踐已經同時貫穿了這三個面向。也就是說，自然與人工、公共與私人等區分不再穩定，而是處於不斷的流變之中。因此，我們在本書中所使用的勞動概念可以同時指涉「自然」需求、「人為」慾望和社會關係。
[8] 將述行作為社會實踐模型的提議，見巴特勒（Judith Butler），《性別麻煩》 （Gender Trouble），尤其是pp. 128-49。許多聚焦表意或話語實踐的分析似乎都受到拉克勞和穆夫的啟發，最終說來是受到了德里達別樣闡釋的啟發。
[9] 馬克思對自我價值增殖過程的分析主要見於《大綱》。在本書中，我們會不斷回到這個概念。對《大綱》中自我價值增殖過程的詳細探討，請參見奈格里，《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Marx Beyond Marx）。
[10] 戴安．艾爾森（Diane Elson）對馬克思著作中的「價值勞動論」給了詳細的說明。「我的看法是，馬克思價值理論的對像是勞動。因此問題不是去解釋為何價格會是這樣並且找到答案就是勞動，而是要去搞清楚，為何勞動會表現出現在的形式，其政治後果是什麼。」(《價值勞動論》[The Value Theory of Labour], p. 123）。
[11] 在人類學中主要指婦女為了維繫夫家與親屬家庭之間關係而從事的各種各樣的活動。——譯註
[12] 見南希．哈索克（Nancy Hartsock）,《金錢、性與權力》（Money, Sex and Power）, pp. 234-40; 希拉里．羅斯（Hilary Rose），《手、腦、心》（Hand, Brain, and Heart）；以及米凱拉．迪．萊奧納多，《賀卡和節日中的女性世界：女性、家庭以及親屬工作》(The Female World of Cards and Holidays: Women, Families , and the Work of Kinship)。
[13] 我們可以看到，女性勞動和家務勞動的研究也證明了馬克思對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的區分不再適用。例如可見齊拉．艾森斯坦（Zillah Eisenstein）《資本主義家長制與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理論之探索》，（Developing a Theory of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以及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婦女與社會的顛覆》，（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我們會在第五章「第一個分析方法」（First Analytical Approach）部分考察圍繞馬克思的「生產性勞動」範疇而展開的辯論，尤其是英國經濟學家的討論。萊博維奇（Michael Lebowitz）在《超越<資本論>》中對生產性勞動的相關討論的「單面性」（one-sidedness）進行了非常清晰的總結，pp. 100-103。最後，在當下社會境況的脈絡下，有必要對馬克思分析所利用的某些核心範疇進行考察，相關論述見奈格里，《對當下階級境況的闡釋：方法論方面》，（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 Situation Today: Methodological Aspects），pp. 78ff。
[14] 例如，見丹尼埃爾．凱爾高（Daniele Kergoat）, 《進行協調的護士》（L’infirmiere coordonnee）。關於法國女工鬥爭的具體性更為一般的論述，「她們實踐的內在邏輯」以及「她們所樹立的主體性形象」,見凱爾高, 《工人》（Les Ouvrieres），特別是第四部分， 《工人的社會實踐》（Les Pratiques Sociales des Ouvrieres），pp. 107-3l。
[15] 這個字的全文是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 ，字面意思是愛滋病人聯合起來，釋放力量，是一個旨在維護愛滋病患者權益的組織。——譯註
[16] 很多學者已經從各種各樣的角度對哈拉維的「賽博格宣言」作出回應。其中一例見奧拉基亞加（Celeste Olalquiaga）的 《大都會》（Megalopolis），特別是pp. 10-17。我們會在第七章「後現代國家的社會基礎和共產主義的現有前提」部分闡述賽博格和社會工人之間的關聯。
[17] 帕舒卡尼斯（1891-1937），蘇聯馬克思主義法學家，代表作《法的一般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已有中文版。——譯註
[18] 本書中我們一般將hegemony翻譯為領導權，將hegemonic翻譯為統領性的，以區別於dominant（主導性的）。——譯註
[19] 凱因斯曾任職於此，並撰寫了第一部著作：《印度通貨與金融》。——譯註
[20] 本書英文版出版於1994年。——譯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