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此文本是2019年對爸爸的追悼和對媽媽的感謝，拖延許久終因《世界周報》邀稿得以成文。在11月21日爸爸去世滿四週年之際，謹以此文獻給我親愛的爸爸媽媽，相信對我的疏懶，他們只會寵溺地説聲：唉！
（感謝作者授權轉載，本文圖片取自作者臉書，原刊登於：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story/123821/7578544）
1976年11月27日爸爸被警備總部軍事法庭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判刑15年，1977年2月2日媽媽第一次帶姐姐和我到軍法處看守所看爸爸。記憶中那天天陰陰的沒有陽光，在等待會見的空檔，我們在看守所外簡陋的小花園散步，當我正試著一腳一步踏在花園草坪的舖石上，媽媽説：「我以前也坐過10年牢」。那年我9歲，記得當下有如電影配樂出現「喀噔」一聲，我突然覺得心中如仙女一樣的媽媽，瞬間墜落凡塵。
我的爸爸陳明忠和媽媽馮守娥的緣份，源起於1950年10月2日。那日清晨在臺北市青島東路軍法處二區20號牢房，來自宜蘭的23歲青年馮錦煇被點名赴刑場，他將遺書交給同案後，與同房其他難友一一握手道別，當爸爸意識到自己握住的是一雙溫熱的手時，他非常震撼。
因為就在不久前爸爸關在臺南憲兵隊，某天半夜被叫醒五花大綁，爸爸以為要被帶出去槍斃，突然發現高度緊張頭頂天靈蓋下的脈搏會劇烈跳動。有這樣的對比，當爸爸知道馮錦煇只比自己大1歲，他陷入深思。
爸爸開始關注難友們如何面對生死，看到雖有人無奈恐懼焦慮，但也有像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寧願為堅持理念赴死也拒絕「感訓」求生。當他詢問難友張伯哲為何能每日平靜等待唱名，張伯哲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何確定自己的「道（理想）」，並盡其一生為其努力，成為爸爸餘生追求的境界。
2年後在綠島新生訓導處，一位難友指著女生分隊告訴爸爸：「那個人就是馮錦煇的妹妹」，這就是爸爸媽媽的第一次相遇；嚴格説來，是爸爸片面記住媽媽的開始。
1929年爸爸出生於日據下臺灣高雄州岡山郡一個地主家庭，爸爸的父親經營牧埸與榻榻米工廠，供應對象都是日本人，加上小學老師教導「臺灣人也是日本人」，因此爸爸小時候的志願是長大要當「騎白馬的日軍上將」。
和爸爸家被「皇民化」不同，1930年媽媽出生在宜蘭冬山一個思想開明的家庭，媽媽和大她兩歲的哥哥馮錦煇由父親啟蒙，從小以羅馬拼音用閩南語讀《孟子》。中日戰爭末期哥哥被徴調去當日本兵，父親叮囑兒子碰到要打中國人一定要逃走，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
爸爸的日軍上將夢在他考上高雄中學後破滅，當時雄中臺灣學生只佔五分之一，日本學生動輒輕蔑辱罵臺灣學生「清國奴」，一次爸爸打贏架後被日本學生圍毆報復，還撂話：「清國奴可以和我們內地人打架，但不准打贏」，爸爸開始質疑從小被灌輸的教育。
15歲時爸爸讀到日本岩波書局出版、周佛海著的「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發現「原來臺灣人不是日本人」。一次放學回家看到佃農對他這個地主小孩也要恭順巴結，就像那些諂媚討好日本人的臺灣人。爸爸驚覺，政治上他被日本人欺壓，但經濟上之於佃農，他才是那個壓迫者，認知社會的階級導致人生而不平等，爸爸素樸的社會主義理念就這樣自然誕生。
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媽媽和哥哥快速學會中文，大量閱讀文學、哲學作品與世界名著，發現來接收的國民黨政府讓人失望後，與思想進步的老師及志同道合的朋友們課餘討論的，都是如何振興中國、如何尋找新出路，以及如何才能成為有尊嚴的中國人。
因為成績優異，爸爸16歲考上臺中農學院。不滿接收官員貪腐，二二八事件爆發，爸爸加入「二七部隊」改名的「臺灣民主聯軍」，擔任突擊隊長，並在攻打日月潭時中了一槍，事件結束後遭政府懸賞一萬元通緝，之後雖因農學院院長作保回校完成學業，但1950年9月11日，爸爸仍被從任教的岡山農校帶走。
同年5月14日，媽媽和哥哥被押上吉普車，送到臺北保密局「南所」，四個月期間家人完全打聽不到下落，直至馮錦煇被槍斃，家人才知道到哪裡收屍。
於是爸爸和媽媽分別自21歲、20歲起，在牢中度過了10年歲月。1960年媽媽和爸爸先後出獄，1965年1月1日結婚，組成了日後警總指稱的「叛亂家庭」，姐姐和我分別命名「志民」、「志平」，意涵「志在民主、志在人民」，「志在平等、志在和平」。
當經濟逐漸上軌道，爸爸媽媽重拾共同理想，把薪水投入買（禁）書印書分享、支持黨外人士選舉、辨黨外雜誌等。1976年7月4日清晨爸爸再度被捕，並以「二條一項」唯一死刑起訴，最後幸賴海外各方全力救援改判15年，但爸爸頸椎、脊椎、心臟、胃、膝蓋都因刑求受傷留下終身後遣症。
1985年爸爸健康惡化，媽媽二年內向國防部等單位遞交29封陳情書，直到第30封陳情書交到時任總統府一局局長馬英九手上，爸爸始於1987年3月9日獲准保外就醫，並於1988年因蔣經國去世減刑，至此，爸爸已坐了21年政治牢。
但爸媽的熱情並未被磨滅。爸爸出獄時仍受嚴密監視，爸媽和獄友「老同學」們趁著婚喪喜慶場合串聯成立了「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並先後參與推動成立「工黨」、「勞動黨」。2005年2月28日爸爸應邀至國民黨演講，以自己、媽媽及妻舅的經歷呼籲終結國共內戰，連戰於是拍板訪問大陸展開「破冰之旅」。
2001年一位日本朋友問爸爸，為何琉球、韓國、大陸、南洋都有人到日本抗議靖國神社，唯獨臺灣沒有？爸爸進一步了解，發現曾有原住民到靖國神社要求歸還祖先靈魂。爸爸和媽媽因此協助部落工作隊及立委高金素梅推動「還我祖靈」運動，並與日本左派合作，終使大阪高等法院於2005年9月，作成「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違憲」的判決。
和爸媽相處數十年，很多事都習以為常，隨著歲月沈澱驀然回首，突然發現有些父母教我的事，就像他們的一生，有些不平常。
1. 只記住好人
最早有這樣的感觸，在我40多歲時某一天，聽到許金玉阿姨對媽媽説：「妳記不記得那個牢裡最愛打小報告的…」，當下我才意識到，儘管所有黑獄電影小說中都有獄友勾心鬥角賣友求生情節，我竟從未聽聞爸媽說一句牢裡難友的黑暗。
那麼爸媽說什麼呢？爸爸的獄友回憶總是誰誰誰視死如歸讓他很敬佩；媽媽的回憶則是她為什麼和哪個阿姨成為一生好友，因為在牢裡她們如何如何幫了她。
回想起來，如果我能一直對生活抱有希望，為遇到純淨的人格感到美好，要感謝爸爸媽媽為我們保留了心靈淨土。
2. 精神不倒，身體不倒
爸爸第二次被捕挺過的刑求之激烈和恐怖，讓很多人印象深刻。但爸爸說，被綁在冰塊上不准睡覺、被拔指甲、被電撃灌汽油時，他非常痛苦，也曾動搖；然而在一個刑求空檔，他作了一個夢頓悟「向死而生」，終能捱過之後一項比一項激烈的刑求，進而體會人只要堅定思想，「精神不崩潰，身體就不倒」。
爸爸坐牢後，媽媽以47歲年紀重回職埸非常艱辛，一開始當翻譯常工作到半夜，回家時精神不濟，一次跌得滿頭是血一次摔傷腳趾，兩度去臺大急診；之後教日文一天下課遇暴雨，掉進被水淹沒、沒有人孔蓋的下水溝，自己狼狽爬出來。媽媽如此辛苦，難過時總唱歌給自己打氣，卻從未鬆懈照顧爸爸、照顧我們。
長大後每當我有病痛，就會想到爸爸捱過的刑求和終身承受的後遺症之苦；當我覺得身心疲憊，腦中就會浮現媽媽從醫院急診回來的樣子，然後告訴自己不論碰到什麼事「都沒什麼了不起」。
3. 追求自己的「道」
從小媽媽告訴我們她不信命也不算命，因為「命好，就可以不努力嗎？命不好，難道不是更該努力？」。媽媽也沒有特定宗教信仰，但她說自己信「良心教」：凡事要對得起良心，做事對得起良心就好。
用傳統算命的角度，爸媽既無高「權」也未享「祿」，即便有若干名聲「科」，也是坎坷的際遇換來，但爸媽精神上的富足與內心的坦蕩，遠勝過我記者生涯見過的許多高官權貴。
爸爸在第二次坐牢時，除了身體因刑求殘破不堪，在獄中讀到大陸文革傷痕文學，讓他非常傷心。後來爸爸不斷思索、讀書，出獄後1988年底獲准出境，回臺時帶回39公斤書籍，之後把他漫長思考的結果，寫了一本書「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爸爸説，他不斷思考，終於了解革命的過程不可能很順利、不可能馬上成功；且人類追求理想的過程是漫長的，不一定有機會在活著的時候，就看到自己追求的目標已經達到。換言之，每一個人在活著的時候，盡自己的心力去做就好。
總結自己一生，爸爸説，亂世的人本不如太平時代的狗，他雖生錯了時代，但沒有做錯事，「就這一點來講，我沒有遺憾」。
2019年在爸爸的追思會上我告訴爸爸，有這樣特別的父母，讓我覺得自己上輩子拯救了地球；2022年媽媽臨走前我們對她說，我們多麼以他們為傲。我真心覺得，做讓人尊敬的父母，是給子女最好的禮物，這是父母教我的第4件事。
我總想，如果詩人的特徵是情感豐富，如果浪漫的要義是奮不顧身；那麼每個把理想放在生命之前的政治犯，都在以青春寫詩，而我的父母，則攜手一生做了最浪漫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