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鈗涏:我們之間的種族主義──武漢人與新型冠狀病毒

當危機發生時,社會中以鮮明的界線劃分你我的機制即將啟動,喚起敵對意識,割裂的力量將會起到強大的作用。 與全球化時代的超連結強度成正比,斬斷連結的反作用力也必然增強。 厭惡、歧視和排斥變得理所當然,種族主義的歧視將使得界線變得可視化和正當化。但是,我們有可能完全斷絕連結的關係嗎? 還有,如果我們是重視人權的社會,在面臨危機時,也不應該毫無思考地埋首在恐懼之中,而是應該想起鄰居遭逢的苦難,進一步思考建立連結的可能性。 截至2月11日,新型冠狀病毒死亡病例在中國已破千例。首先,我要對受災最嚴重的湖北省地區,以及承受著苦難和死亡折磨的人們致上深切的哀悼。 於此同時,我也呼籲——我們不該只考慮自己的安全和安寧,不該嘲弄、厭惡和排斥身處痛苦中的他人,應該以維護作為共同體的生命為目標,科學地提出解決對策。並進而思考我們如何建立世界公民的連帶。 讓我們一邊疾呼武漢加油!一邊思考如何迎接新學期即將回來南韓的中國留學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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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G7會議上,川普與強生會面(來源:白宮,Shealah Craighead攝影)。

脫歐的工價

20年前的西雅圖抗議運動掀起了新一輪的反資本主義鬥爭。儘管它深受自治主義政治影響——見諸於約翰.霍洛威那著名的口號:「改變世界,毋須奪權」——主流仍仰仗國家改革社會與經濟。改良派潮流形式各異——西班牙的「我們可以」黨(Podemos)起初為受各種拉美運動及拉克勞(Ernesto Laclau)與墨菲(Chantal Mouffe)孕育的民粹主義所啟發的網上組織;乃至柯賓(Jeremy Corbyn)與麥克唐奈(John McDonnell)領導的工黨所倡議那種更傳統的左翼改良主義。然而,它們皆共同以選舉為施行去新自由主義政策之方法。在過去數月之戲劇性轉折中,我們已見證了改良主義如何遭受那些根深蒂固的資本主義權力中心的殘酷挑戰。在英國,工黨史上最左的領導層於大選兵敗如山倒;而保守黨則於國會贏得了自1987年柴契爾夫人大勝以降最多的大多數議席。箇中最具破壞力的,莫過於保守黨黨魁強森(Boris Johnson)成功奪得工黨於英格蘭北部的傳統議席。這不只令所有曾受柯賓領導的工黨鼓舞的人心灰意冷,更讓我們深受非常右翼的保守黨政府擺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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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香港的左翼聲音:甘浩望訪談

【編按】甘浩望神父(Franco Mella)是香港社會運動的知名人物。他年少時進入修院,並受差遣到香港傳道,在此後的數十年間一直參與香港的社會運動,如油麻地艇戶、無證兒童的居留權、以至爭取釋放社民聯成員劉山青等。電影《千言萬語》以及《甘浩望巡禮之年》都是講述他的故事。在去年的11月底,甘浩望在高雄和台南接續進行了很精彩的演講,分享了他從米蘭到香港的豐富人生歷程。他說這是首次來到台灣,在此之前,也只是在香港接觸過一些台灣左派,如陳映真。在演講以後,我們與他進行了一場訪問,關於他早年為何來到香港和中國,對於過去以及現在的中國有怎樣的情感,以致如何看待今天的香港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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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歷史化的邏輯:拒絕殖民史、漠視冷戰史、避談帝國主義

本文是對《闖》這種帶有「地方研究」色彩,刻意淡化「殖民歷史」、「冷戰遺害」和「帝國主義」三大歷史結構影響的批判。並且認為《The Divided God》是採取最低度反美立場之下,重複了眾多與現實背離的對中國「帝國主義」的指責,延續香港人賤視大陸的冷戰仇緒,並且生硬尷尬地將此次運動吹捧為「歷史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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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綜複雜的「萬隆精神」:歷史與理論的距離

因為「知識生產殖民化」的關係,第三世界的知識生產總是有強烈的「去歷史化」的傾向:傾向於用抽象的代名詞來總結某段具體的歷史,一方面除了可以去除掉殖民侵略、分斷體制、圍堵政策的歷史苦難,並在政治上規避與西方知識體系之間的矛盾衝突,另一方面亦可以掩蓋掉我們對於自身歷史認識的匱乏,其根源是殖民現代性清洗同質化任何的特殊差異。

本文嘗試回顧衣索比亞在同段時期既一邊接受美國技術援助、又一邊參加萬隆會議的矛盾歷史,嘗試點出「欠發展」才是這個帝制國家在萬隆會議時真正關懷主題,並從中帶出萬隆會議的複雜性。也是嘗試發掘一種具體的「非洲視角」來解釋在1955年那場會議以及後續冷戰之中在非洲之角上發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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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的法國人民與法國左翼政黨——2017年以來的法國社會民主主義力量現狀

【編按】法國社會黨在2017年法國大選中慘敗之後,黨內的討論在多個層面進行。圍繞著如何看待奧朗德政策和如何對待馬克龍,社會黨內出現分裂。在與其他政黨的關係上,社會黨對梅郎雄領導的激進左翼「不屈法國」持強烈批判態度,兩者在訴求以及國際問題尤其是歐盟問題上立場不同,但兩者在政治邏輯和行為方面依然存在許多相同之處,尤其是激進左翼贏得的眾多支持主要來自傳統左翼陣營。而對右翼民粹主義,社會黨與「國民聯盟」在各種問題上都持對立態度。儘管法國社會黨在國家層面上頹勢明顯,但在「市鎮自治制」的傳統之下,社會黨依然在法國社會政治中發揮重要作用。法國社會黨的政治前景有待觀察。本文轉載自2019-12-17察網,原刊登於中國社會科學網。讓-努馬‧迪康熱是山東大學當代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兼職研究員、法國魯昂-諾曼底大學當代史講師、歐洲左翼和社會主義歷史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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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在玻利維亞的復仇

新自由主義在玻利維亞的復仇 ◎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 麥智軒 翻譯   【編按】最近在拉丁美洲發生很多令人堪憂的事情,但迄今為止,最糟糕的是玻利維亞的右翼政變,總統莫拉萊斯被迫辭職,終至逃亡至墨西哥。人們議論紛紛,甚至在部分左派中,亦不乏些愚蠢的論點,質疑這是否真的是一場政變。原文刊登於2019年11月19日Socialist W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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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政治問題與香港抗爭

集體政治問題與香港抗爭 ◎劉瓦礫   在台灣,因為國安法與反紅媒,再也沒有人提到什麼例外狀態了;因為韓粉的衝擊,再也沒人提到什麼眾聲喧嘩;因為香港警察罵人蟑螂,讓人突然發現政治裡非人化的效果,短期內講什麼中國賤畜的人也突然少了。 但這代表台灣社會就此長進了嗎?我沒看到認真的反省,只看到惡的地下莖依舊不斷增長。言論自由持續收緊:在國家公園舉鯨魚旗被裁罰、總統演講環團掛布條被闖辦公室、韓粉向媒體比中指最後付了數萬元和解金;反中情緒流向美國近代最爛的實景秀總統川普、任何召喚厭惡的語言依舊少不了非人與疾病的隱喻,而每篇這類發言底下總是滿滿的咯吱咯吱的笑聲。於是我知道這個社會並不曾認真看待自己的行為,也不曾認真想過這些政治的後果。若當著社會的面狗吠火車,最後也只是得到整車的人學你的狗叫聲,火車照開,該碾壓的一個也少不了。 我在意的不是大家嘻嘻哈哈學狗叫有多惹人厭,而是從未停止不曾反省的輾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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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德國之聲》訪談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邵嵐的感想

對《德國之聲》訪談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邵嵐的感想 ◎王顥中   【編按】《德國之聲》訪談節目 Conflict Zone 主持人 Tim Sebastian 訪問了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邵嵐(Joey Siu),質問她如何面對運動的組織問題,特別是運動出現的暴力與未來的方向。在「無大台不割蓆、各自努力Be Water」為最大組織共識的前提下,或許邵嵐的言論也難以代表其他人(其實究竟她是誰?),然而她在國際媒體的現身,即變成某種代表性,也弔詭地點出無 [傳統] 組織的問題:她的發言能代表運動嗎?這樣的位置,是否同時也反應在她不是太確切的說法中,意味著難以整合一個這樣運動的組織狀態呢?如果如此,在進入高度張力、或準戰爭敵對非人化的氛圍下(尤其面對加深且任意的警察暴力與漸增嚴重的隨機私了的螺旋下),這種近乎無組織(或Online game戰隊組織模式下)、或石之瑜所謂「片面自然狀態」下,如何面對自身運動的主體與倫理責任呢?在這篇感想中,作者一方面同樣指出了不割蓆的可能問題,另一方面,作者也回過頭思考《德國之聲》主持人那樣的質問指導姿態意味著什麼,以及當中的弔詭之處。本文轉自作者臉書,標題為編輯所加,感謝作者同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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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強|經濟增長可以扶貧嗎?

許寶強|經濟增長可以扶貧嗎? ◎許寶強   【編按】 2019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由兩名美國經濟學家以及一名法國經濟學家共同獲得,根據瑞典皇家學院,他們的成就是尋求世界脫貧的道路。他們包括杜芙洛(Esther Duflo),她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任教,是史上第2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也是最年輕的得主;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教授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以及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克里莫(Michael Kremer)。他們都共同指出,造成貧窮的是體制及政策因素,而非窮人懶散,而解決之道也非簡單的經濟增長可以解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座教授許寶強老師在這篇文章也指出,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並不是純粹的經濟指標(包括人均收入和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等)所能概括的,而是需要對具體的社會脈絡作仔細的分析,了解產生持續不平等的製度安排、社會關係和文化心理因素,才能判定。本文轉載自2019年10月19日文化研究在香港,感謝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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