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按】本文刊於《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2024年5月號（145期）。作者之一的哈特（Michael Hardt）為杜克大學比較文學教授，2000年曾與義大利學者奈格里（Antonio Negri）合寫《帝國》一書。另一位作者梅札朵拉（Sandro Mezzadra）是義大利波隆納大學政治與社會科學系教授，其研究範疇為後殖民理論、難民及國土疆界所產生的暴力等議題，曾被邀請來台灣交通大學及中山大學演講。在〈全球戰爭體系〉這篇文章中，哈特和梅札朵拉提出「全球戰爭體系」（Global War Regime）的概念來理解當前發生的戰爭，由於日常經濟生活和社會領域的軍事化，我們的日常生活跟戰爭變得無法分割。對於逐漸形成的「戰爭體系」，兩位學者提出了一種策略：「當逃兵」（Desertion），原本是軍事術語，指的是軍人逃離其職責、擅離職守，但在這裡的語境是對整個全球戰爭體系不服從、不履行某些義務。
除此以外，文章中提到的「陣營主義」也有一定的啟發性，很多時候我們對戰爭的理解很容易陷入簡化的邏輯：將政治領域化約為敵我分明、非此即彼的兩個陣營。即使對以色列感到不滿，但作為國際主義者也不應該盲目地支持伊朗或其盟友，而是將巴勒斯坦團結與其他運動連結（例如提倡女性解放的Woman, Life, Freedom）。正如兩位學者提醒，反抗戰爭體系的鬥爭，不僅要阻止當前發生的一系列戰爭，也必須實現更廣泛的社會變革。
原文出自：A Global War Regime，譯文由孫訥翻譯，盧倩儀校對。
看來我們進入了一個永無休止的戰爭時代，就連世界體系裡的核心國家也感到不安。每次當代衝突都有它的系譜跟利害關係，但現在我們該往後退一步，把戰爭衝突放在更大的框架裡看。我們的假設是：一個全球戰爭體系正在形成。在這個全球戰爭體系中，國家治理及軍事管理與資本主義結構緊密交織在一起。為了掌握個別戰爭的發展動態，並找出適當的抵抗計劃，我們有必要了解這個體系的輪廓。
自2000年代初開始，有關全球戰爭的論述及實踐產生了巨大變化。原本，「流氓國家」（Rogue State）和「失敗國家」（Failed State）被視為是可解釋軍事衝突為何爆發的關鍵意識形態概念；在那樣的解釋之下，軍事衝突只可能發生在世界體系的邊陲地區。這樣的論述隱含著世界存在一個穩定而且有效的國際治理體系，且這體系是由幾個有主導能力的民族國家和全球性組織帶領。但如今，這體系陷入危機，無法再維持秩序。像烏克蘭與加薩這些武裝衝突，國際舞台上最有權力的強權也身陷其中，讓核戰升級的恐怖又再次陰魂不散。世界體系觀點通常會將這種分崩離析視為霸權轉移的徵兆，就像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標誌著全球霸權從英國轉移向美國一樣。但在今天的狀況下，現在的混亂並不預示霸權的轉移；美國霸權衰落只是在開啟一個危機變成常態的時代。
所以我們提出「戰爭體系」這概念，幫助我們掌握這個時代的本質。首先，這可以從經濟生活越來越軍事化，以及一切越來越需要配合「國家安全」這些地方看出來。不僅越來越多的公共開支分配在軍備上；而且正如西班牙學者塞迪略（Raúl Sánchez Cedillo）所言，整個經濟發展越來越受到軍事和國安邏輯影響。AI技術進步神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軍事利益和戰爭技術的應用所導致。物流網路及基礎建設同樣也在為武裝衝突及軍事行動進行調整。經濟和軍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在某些經濟部門，二者根本沒辦法區分。
社會領域的軍事化也使我們明顯能看出戰爭體系的存在。社會領域的軍事化有時很外顯，例如打壓異議份子以及設法激發國家觀念民族意識等。但它同時也更從社會各個層面普遍地嘗試加強對權威的服從。女性主義者對軍事化的批判一直就強調，問題不只是出在軍事主義拼命激發的毒害社會的那種男子氣概，也出在軍事邏輯會扭曲社會關係及社會衝突。好幾位右翼領導人（波索納洛、普丁、杜特蒂）之所以支持層級化的社會結構，就跟他們的軍事主義價值觀有關連。就算沒有直白說出來，我們也可以觀察到結合了軍事主義和社會壓制的反動倡議的蔓延：強化種族和性別階層、攻擊並排斥移民、禁止或限制墮胎、縮減LGBT權益；而且往往一邊做這樣的倡議，一邊警告內戰迫在眉睫。
逐漸形成的戰爭體系，可以從近年來霸權接連失敗的戰爭中看出端倪（這看似是個悖論）。至少半個世紀以來，美國軍隊儘管是世上資金最雄厚、技術最先進的軍事部隊，卻從越南到阿富汗到伊拉克，除了打敗仗之外一事無成。這些敗仗的象徵符號往往是軍事直升機載走最後一批美軍，留下滿目瘡痍斷垣殘壁。這麼強大的戰爭機器，為何屢屢失敗？ 其中一個明顯的答案是：美國已不再是一些人仍堅信的帝國主義霸權。然而這些接二連三的失敗也曝露出，這些衝突有助於維繫覆蓋全世界的全球權力結構。這裡我們可以重新回顧一下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研究，即監獄為何永遠無法達成監獄自稱它要達成的任務。自獄政體系出現以來，表面上，它的目的就是要矯正並轉化犯罪行為，然而實際上卻做著相反的事：累犯變多，把原本只是做錯事的人變成罪犯等等。所以他建議：「或許應該把問題反過來問：監獄的失敗，成就些什麼？……或許我們應該找出那些明顯在損人利己的刑事機構，背後隱藏著什麼？」同樣的，在現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可以反過來問，戰爭機器的失敗成就什麼？它宣稱的好聽目標背後隱藏了什麼？當我們這樣問的時候，會發現答案並不是什麼軍事或政治領導人關起門來搞密謀，而是更像傅柯說的治理計畫（Governance project）。大大小小、不斷發生的武裝對抗有助支撐起一種軍事化的治理結構，它在不同地方、以不同形式進行，而且是受多層次的結構的領導，包括佔主導地位的民族國家、超國家組織、以及相互競爭的資本，它們的立場有時一致，有時互相衝突。
戰爭與資本循環兩者間的親密關係不是什麼新鮮事。現代物流有其軍事淵源，可追溯到殖民侵略及大西洋奴隸貿易。然而當前全球局勢的特徵是「地緣政治」（Geopolitics）和「地緣經濟」（Geoeconomics）越來越緊密的糾纏。經濟上，增值與累積的空間不斷被創造及再造，而這又與競逐中的全球政治權力分配相互交錯。
COVID-19 疫情的物流問題引發了其後的一系列軍事動亂。貨櫃在港口滯留的景象顯示出世界貿易已變得僵化。大企業瘋狂地試著應付這危機，重新整合舊有航線或開拓新航線。接著發生烏克蘭被入侵、以及隨之而來的物流中斷。從俄羅斯運送至德國的天然氣、石油貿易是戰爭的重要苦主，特別是在位於波羅的海的北溪天然氣管遭嚴重破壞後，人們開始重新談論「近岸外包」（Nearshoring）或「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以作為西方世界擺脫莫斯科能源供應的策略。此外，戰爭也阻礙了小麥、玉米和油籽流通。戰爭讓歐洲能源價格飆升；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主要糧食變得稀缺；烏克蘭農產品出口限制取消後，波蘭、捷克與烏克蘭之間的緊張關係升高。德國經濟現在陷入停滯，其他幾個歐盟成員國被迫透過與北非國家達成協議，重組其能源供應來源。俄羅斯已將其能源出口轉向東方，主要是中國和印度。新的貿易路線（比如穿過喬治亞）讓部分能源出口躲過西方制裁。物流空間的重組很明顯是衝突的重大相關利益之一。
在加薩，物流安排與基礎建設也扮演了決定性角色，儘管它的重要性往往被慘不忍睹的屠殺景象所蓋過。美國希望從印度，穿過阿聯、沙烏地阿拉伯、約旦、以色列、希臘再到整個歐洲的「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對區域的經濟影響力能獲提升，以制衡中國的「一帶一路」。這盤算能否成功取決於美國推動的以色列—阿聯關係正常化，然而這計劃很可能已經因為現在的戰爭而受到了致命的破壞。此外，葉門胡塞組織襲擊紅海船隻迫使主要航運公司必須避開蘇伊士運河，選擇更貴、更長的航線。美軍目前正在加薩沿岸興建一個港口，理論上是要促進援助物資進入加薩，然而巴勒斯坦卻說建港的最終目的是要助長以色列種族清洗行動。
所以，烏克蘭和加薩的戰爭體現出全球資本空間的重組。在戰爭體系下，關鍵的物流場所正透過民族國家的積極干預進行重組。這代表政治和經濟邏輯正交錯重疊：這現象在「印太地區」更明顯，南海緊張局勢加劇以及AUKUS（譯註：由澳洲AU、英國UK、美國US三國組成）這樣的軍事聯盟已經對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CPTPP）這類經濟網絡造成影響。在這過渡期，每次衝突和供應鏈中斷都可能有特定的國家或資本家受益。然而，整個體系的空間碎裂化正在加劇，而地理的不可預測性也已出現。
為反抗全球戰爭體系，呼籲停火及武器禁運絕對有其必要，然而除此之外，現在這個時刻也需要有俱備實質意義的國際主義政治（Internationalist Politics）。我們需要某些經過協調的「逃兵」行動，讓大家能從現狀的禁錮中逃得遠遠的。在撰寫本文之際，最清楚地預示了這樣的計畫的運動就是全球聲援巴勒斯坦的運動。
19、20世紀時，國際主義常被視為民族國家之間的團結計畫。現在這依舊偶爾成立，就像南非在國際法院（ICJ）的案例。然而過去作為反殖鬥爭基礎的「民族解放」概念，如今越來越難實現。儘管巴勒斯坦仍努力掙扎希望能自決，但兩國方案及巴勒斯坦建立主權國家的願景已越來越不切實際。那麼如果不是以民族國家的主權為目標，該如何制定解放巴勒斯坦的計畫呢？借鏡某些馬克思主義或過去泛非主義（Pan-Africanism）的傳統，現在需要更新或拓展的，是一種非民族形式的國際主義；這種國際主義足以對抗當代資本的全球循環。
國際主義並非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換句話說，它需要物質的、具體的、地方性的基礎，而非一種抽象的普世主義主張。國際主義並不排除民族國家的力量，只是希望民族國家能應用在廣泛的語境中。2020年代的反抗運動必須要能廣納不同的力量，包括地方以及城市的組織、全國性的結構，以及區域的行為者。比如庫德族的解放鬥爭跨越國界，而且在土耳其、敘利亞、伊朗和伊拉克等地都跨越社會界線。此外安地斯山脈的原住民運動也是如此，而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區的女性主義聯盟也提供了一個非民族性的國際主義的有力典範。
「逃兵」（Desertion）是指不履行某些體制規定的義務，這一直以來都是反戰運動裡的重要策略。不是只有士兵可以當逃兵：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可以將自己從戰爭計畫中抽離，藉此進行反抗。對一個以色列國防軍、俄羅斯陸軍或美軍戰士來說，這仍是一項別具意義的政治行動，雖然實際執行上極端困難。對烏克蘭士兵而言可能也是如此，儘管他們所處的位置非常不同。然而對那些被圍困在加薩走廊的人們來說，這根本不是一個選項。因此，在當前的戰爭體系下要當「逃兵」，必須採取有別傳統的方式。正如我們已經指出，這體系超越了國界和治理結構。在歐盟，人們可以反對自己國家、反對極端愛國的侵略主義，但這並不夠，因為還必須去思考歐盟這個貿易集團的超國家組織帶來的問題，同時又得認識到歐洲作為一個整體並不是這些戰爭的主權行為者。而在美國，軍事決策結構和戰鬥部隊也同樣超越國界，而含括一個由國家和非國家的行為者組成的廣泛網絡。
面對這樣一個變化多端、層次複雜的結構，要怎麼當「逃兵」呢？在地或者個人的立場表達能帶來的效果有限。如果想要為有效的行動創造條件，那一定要透過國際動員，進行集體拒絕（Collective Refusal）。2003年2月15日，全球各地城市舉行的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的大規模示威活動，就正確地辨認出了戰爭機器的超國家型態，並且讓新的國際主義的反戰行動成為可能。雖然最後那次行動沒能成功阻止美國攻擊伊拉克，但卻為之後大規模反抗創造先例。20年後，世界各地城市街頭以及大學校園湧現的反對加薩大屠殺示威預告了「全球巴勒斯坦」的形成。
這種解放性的國際主義政治最主要的障礙就是「陣營主義」（Campism）：這是一種意識形態，將政治領域化約為兩個敵我分明、非此即彼的陣營，並且以為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有些支持巴勒斯坦的人會讚揚（或至少避免批評）任何反對以色列佔領行徑的行為者，比如伊朗和它在中東的盟友。雖然在當前處境下這種心態可以理解，尤其當加薩人民正處於飢荒及駭人暴力之下；但「陣營主義」的二元對立地緣政治邏輯最終只會引領人們去認同傷害解放的壓迫力量。國際主義者不應該支持伊朗及其盟友（即便是口頭上的支持也不應該），反而應該將「巴勒斯坦團結」（Palestine Solidarity）的奮鬥與其他運動做連結，例如挑戰伊斯蘭共和國的「女性、生命、自由」（Woman, Life, Freedom，譯註：該口號出自20世紀末的庫德自由運動，旨在反抗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敘利亞對女性的壓迫）的運動。簡單來說，反抗戰爭體系的鬥爭，不僅要阻止當前發生的一系列戰爭，也必須實現更廣泛的社會變革。
換言之，國際主義必須由下而上，隨著在地與區域解放運動找到方法並肩作戰而茁壯。但這過程同時又需要一點上而下的元素，因為必須試著創造一種能在不同脈絡下都可被辨認、反思和拓展的解放語言（A Language of Liberation）：可以把它想成是一台持續運作的翻譯機器，能藉著它將不同語境和主體性匯集在一起。新國際主義不應該假設或追求任何全球的同質性，而應致力將截然不同的地方和區域經驗及結構加以結合。
全球體系的崩壞、資本積累戰略空間的瓦解、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交織，所有這些元素都在奠基礎，讓戰爭體系能逐步形成，成為主導的治理方式。面對這樣的發展，我們的「逃兵」計劃唯有採取國際主義策略才可能重塑世界。
*本文參考了尼爾森（Brett Neilson）的一些見解，他與梅札朵拉合著了《西方與其他國家：多極世界中的資本與權力》（The Rest and the West: Capital and Power in a Multipolar World），該書將於2024年11月由Verso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