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22年5月8日《風傳媒》出現一篇由「二二八事件」蒙難者王育霖哲嗣──王克雄所著〈陳逸松的兩面性〉，批評陳逸松的兩面性，然本文作者認為評論仍依據史實，並反駁王文，肯定陳逸松為朋友、為社會、為國家所付出勞心與勞力，歷史應該給他一個更公允的討論空間。本文轉載自風傳媒，感謝作者授權轉載。作者為野薑花公民協會前理事、成大台文所博士班肄業》。
一、陳逸松其人其事
2022年5月8日《風傳媒》出現一篇由「二二八事件」蒙難者王育霖哲嗣──王克雄所著〈陳逸松的兩面性〉，主體結論：一、陳逸松說了很多愛台灣的話，骨子裏卻是一個大中國主義者，他也是一個虛偽和殘酷的人。二、陳逸松口口聲聲說一定要有「法治」和「民主」，結果密報及陷害追求法治和民主的台灣菁英。他誇說參加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是要爭取台灣人的權益，實際上是陳儀派去的台奸。他陷害及逮捕熟識的朋友，實在禽獸不如。三、當他在國民黨內不再吃香，就跑去中國，利用台灣人的招牌，從一個國民黨的高官和資本家，變成崇尚社會主義，回歸祖國，當大官又享高薪，也當中國統戰台灣的棋子。他號稱追求法治和民主，結果臣服於最沒有法治和民主的中國共產黨。他又搖身一變，從極右轉到極左。縱觀陳逸松的一生，他只是一個沒有靈魂及「西瓜倚大屏」的人。他有律師的口才及敢說欺騙的話，因此日本軍方和情報單位雇用他、台灣人尊敬他，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也都相信他的思想和忠誠。
陳逸松是何人物？為何需要讓王克雄大張旗鼓撰文狠罵其人？根據曾健民所著《陳逸松回憶錄 戰後篇 放膽兩岸波濤路》之年表簡述如下。
陳逸松（1907-2000）
1907年生於宜蘭羅東
1928年入東大法學部政治科
1929年發生「四一六事件」，因陳氏參加左翼組織東京台灣青年會和社會科學研究部而遭日警逮捕。
1931年考取律師資格，同年到中國遊歷三個月。
1932年參加「自由法曹團」為日韓勞工、農民辯護。
1933年回台北開設律師事務所
1935年當選台北市議員。
1936年在廈門開設法律事務所。
1939年「皇民化運動」堅不改姓名。
1941年出資創辦《台灣文學》，與西川滿《文藝台灣》抗衡。
1945年接受張士德命令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籌備處主任。
1945年創辦《政經報》，蘇新擔任總編輯。
1946年擔任參政員。
1947年參加「二二八事件處委會」，國軍登陸後，被列為通緝名單，與劉明一起逃亡躲緝。
1947年由陳達元陪同面見陳儀，取得放行條，逃過一劫。
從陳逸松簡略年表可以知道他參與日治、國民政府、中共三個時期政治、社會團體並且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時學生時代就受左翼思潮影響多次反抗日警入獄。陳逸松曾經玩笑似地說過國民黨不信任他，加上說話大砲的個性，所以都只做一任公職；共產黨每個職位還都讓他當二任，從陳逸松年表可以發現確實如此。陳逸松在台灣史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加上又與林茂生、王育霖等人交好，近年也有研究者質疑陳逸松在二二八事件扮演的角色，或許成為王克雄撰寫文章嚴批的對象，這個部分留待後文詳述。
二、有關陳逸松評價
要了解陳逸松的歷史評價，可以看看有關陳逸松相關著述、評論：
1. 陳逸松口述，林忠勝撰述，《陳逸松回憶錄 日據時代篇 太陽旗下風滿台》（台北：前衛，1994）。
透過陳逸松本人的描摹，從他的出身背景、求學經過、在日本的專業歷練，以及返台在台北大稻埕開設「陳逸松律師事務所」起所執行的「台灣人辯護士」業務，及轟轟烈烈投入台灣民族運動和本土藝文活動，十足反映出陳逸松非凡的台灣性格。可以說，他生命中所透出的理直氣壯和正直風格，既是天生使然的反骨，又是知識份子昂然的傲骨。
2. 曾健民，《陳逸松回憶錄 戰後篇 放膽兩岸波濤路》（台北：聯經，2015）。
陳逸松是日本殖民時期的第二代台灣人，這一代台灣知識分子求學、成長時恰好遇上全球性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以及左翼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潮期，受到世界思潮之影響，一方面痛恨殖民地歧視統治，一方面懷抱左翼理想，而且在他們最有活力的青年時期迎來了日本殖民終結、台灣光復、中華民國政府遷台的時代巨變。
這群「新台灣人」從1930年代開始活躍於政治、文化、經濟的舞台，此後至1950年代為止的大變局中，有人入獄，有人冤死，有人逃亡，或者沉默噤聲。陳逸松身為其中的一分子，他的一生經歷足以見證台灣從殖民到戰後的歷程，本書所述即為其戰後時期的回憶。
陳逸松自認是社會主義者，但實際上他的主張一貫帶有濃厚的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色彩，而且是個厭惡理論空談、一無所懼的親身實踐者。他在日本殖民時期被視為反日知識分子的代表；…
陳逸松為中共政權服務，使其成為海外黑名單，長期不能回到台灣，直到解嚴後的1997年才再度踏上故土，三年後辭世於美國休斯頓。
評論這樣的一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最適切的解答就是「人道主義」。
陳逸松關心的是為被壓迫者爭取自由，在這樣的原則下，他坦然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無論是協助修訂憲法或者刑事訴訟法等法令，其出發點均在於「保障人權」，無論中國的法律條文和實際施行的狀況有多大的落差，陳逸松只是盡一己之力去實踐自己的理想，而非站在中國之外空言批評。
3. 左翼的集結：從《台灣文學》到《政經報》看良心知識者—陳逸松如何以文化事業實踐社會關懷〈1940-1947〉，《人間思想16號》（台北：深河，2017），頁199-209。
黃文認為：陳逸松以法律人敏銳的洞悉力，嘗試在戰後初期的兩岸局勢尋求台灣人立足之點，他同蘇新等左翼人士受到馬克斯主義社會科學訓練，認為百廢待舉的台灣社會需從政治、經濟問題改善，他們觸動國民黨最敏感的執政神經，直指施政上的缺失，就國民黨來看，本來有機會透過《政經報》的媒介，為執政初期兩岸人民的認知落差展開對話，但極權統治的本質卻讓它選擇以壓迫、掃蕩的手段對付異議份子，在二二八事件後，知識份子徹底對國民黨絕望，紅色中國和台灣獨立成為另一種台灣出路的選項。
4. 陳文惠，〈陳逸松二三事〉，《傳記文學》（594-597期，2011年11月號-2012年2月號）。
陳文惠為陳逸松女兒，在父親第二冊回憶錄遲遲未出版下，於《傳記文學》發表父親1945-1972年紀事，詳細記錄陳逸松這段時間的活動。
5. 陳翠蓮，〈「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台灣史研究》（21卷3期，2014），頁137-180。
陳文認為：陳逸松與劉明為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主要成員，新出土的檔案卻證實，他們與軍統特務機關密切合作。這些發現有助於了解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權術，並重新評價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對中國政治文化陌生的陳逸松與劉明，政治生涯因此遭遇巨大挫折，無路可退。陳逸松最後出逃、投向中國共產黨，作為報復。
6. 許雪姬，〈楊雲萍、陳逸松、呂赫若這三個文化人與他們的時代〉，《師大台灣史學報》（9期，2016.12），頁53-98。
文中作者歸納出陳逸松特質：1938年吳新榮說陳逸松是正義的使徒……有異於吳新榮1938年的說法，陳逸松呢？猶待資料更充分再論斷。即許雪姬認為陳逸松尚需更多的史料才能論定歷史地位。
從以上有關陳逸松論述文章中，2014年陳翠蓮根據保密局台灣站資料和檔案局所藏陳逸松一手資料重新論定陳逸松的歷史角色，認為陳逸松是保密局特務；2016年許雪姬的論文基本上承續陳翠蓮的論點，但陳翠蓮使用大量官方資料，形成史料上缺陷，因此許雪姬針對陳逸松的角色定位就採取懷疑論點，期待更多史料出現再來評斷陳逸松歷史定位。
三、駁王克雄-〈陳逸松的兩面性〉
王克雄在〈陳逸松的兩面性〉（以下簡稱：〈王文〉）中對陳逸松多所負面指控，首先〈王文〉提到：大戰後他（指葛超智）回來台北擔任美國台北領事館副領事，和許多台灣菁英很熟，比如林茂生、廖文毅、林挺生、黃紀男、陳逸松、我父親等等。這些人怎能料到他們中間有中國國民黨的特務呢？……蔣經國隔天下午6時30分（指的是1947年3月18日）立即拍發電報給蔣介石：「親美派－林茂生、廖文毅與副領事Kerr，請美供給槍枝及Money，美允Money。Col. Dau來，Kerr調，有關。」這樣的誣陷極可能是陳逸松提供的，導致林茂生教授和我父親在二二八被謀殺滅屍。……美國台北領事館的文件都已解密，其中並沒有看到有關台灣人要槍枝和金錢或美國同意給金錢的記錄。黃紀男在二二八慘案前後和葛超智有頻繁接觸，但他作證說：「有一些人常對葛超智有所指責，認為其在二二八事變中扮演了頗重要的教唆角色，我個人並不贊同，因為這實在是高估了葛氏的影響力，也是跨大其詞。」及「尚不曾聽過他發表任何不適合其職位之言論，更遑論聽到他唆使我去從事任何陰謀活動了。」
以上論述〈王文〉引用黃紀男口述，黃玲珠執筆，《老牌台獨－黃紀男泣血夢迴錄》（獨家出版社），頁163；〈二二八極機密出土解謎〉林德龍選註，刊於自立晚報副刊1991年2月22日。但是從〈王文〉所引黃紀男的說法，發現黃紀男並無明確指出陳逸松從事特務或是台奸等語，王克雄攀鑿附會的引用，完全沒有說服力。
接著〈王文〉再說：要瞭解陳逸松，請看他的自述：「民族感情和國族認同，像我一生的航海圖，在政治的波濤中指引前進。」意圖把陳逸松論斷為大中國主義，以合理推論陳氏在「二二八事件」後做為特務，陷害台灣菁英。林茂生之子-林宗義回憶：「我要上小學時家父不讓我讀日本人的學校，而讀我們台灣子弟讀的公學校，家父當時擔任台南高工的教授，此舉令很多台南人感到意外。家父那時帶我去公學校，我看到校中的學生很多是打赤腳的。家父說：宗義，你要來讀這所學校。我當場就說好，我要來。」當時台人抗日主要以祖國中國的意識來對抗，吳新榮日記也至多地方描述此種情感，1938年1月20日的日記記載：「昨夜讀《唯物史觀支那史》一直到深夜，更加深對中國歷史做有系統的認識。我們相信歷史是波動的。現在正處在波谷，下一波必會處在波峰吧！由此觀之，我們必能樂觀地迎接下一波的時代，可喜的和平之到來。」
再來〈王文〉指出：陳逸松代理很多中國人來告台灣人及日本人，很得中國人的信賴。陳逸松不是一個有原則的人，竟然和日本軍方合作，擔任台灣軍司令部和知鷹二情報部的囑託，也兼任律師。日文的囑託是正式雇用的代理人，代表他們來欺壓台灣人。陳逸松會知道軍方和情報部的很多內部資料，顯然他已贏得非常大的信任。不知道有沒有擔任情報部的特務，收集台灣人的情資？此段根據證據為何？〈王文〉並無說明，且最後也以問號質疑陳氏：不知道有沒有擔任情報部的特務，收集台灣人的情資？可見這些都是王克雄自己的推論，自己也不敢輕易下結論。筆者查詢資料，發現〈王文〉這部分的論述可能來自陳翠蓮，〈「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台灣史研究》（21卷3期，2014），頁163-164。
〈王文〉繼續說道：那年日本也開放台灣有始以來第一次的選舉活動，雖然不是一人一票的普選。陳逸松參加選舉，並且當選為台北市會的議員。陳逸松周旋中日之間，但傾心大中國。為何參加日治時期選舉就是周旋中日之間，傾心大中國？目的就是要把陳逸松描繪成兩面人，各方面討好。同時代的《吳新榮日記》也描寫自己和友人參與日治時期選舉的經驗，甚至推薦舊台共-蘇新去選舉，那是否吳新榮和蘇新就不抗日了，就是兩面人了？
1941年五月由張文環擔任主編的《台灣文學》創刊，同是創辦人的陳逸松提到其主要目的之一：是為對抗總督府御用文學家西川滿一派，「但由於這個御用文藝家懷有濃烈的殖民者意識形態，太過傾向於他個人為中心的趣味性，遠離群眾，漠視殖民地人民現實生活的苦難，不僅引起大多數台灣知識份子的不滿，也招致有人道主義傾向的日本人的非議，更激起我跟張文環、王井泉等人合作創辦『台灣文學』與之抗衡的決心。」陳逸松清楚的指出《台灣文學》並非反日本人，而是反以殖民心態漠視殖民地人民遭遇不公待遇的作家，因此以描寫台灣現實情境的《台灣文學》吸引一批包括金關丈夫、池田敏雄等日籍文化人的支持和認同。柳書琴清楚地提到：「在戰時『殖民地地方化』的帝國整體趨勢下，台灣文化界在強烈運行的皇民化、離地性措施下蒙受震盪，卻未曾間斷地，轉化性模式持續開展其『混雜的地方歷史』。」、「他（指張文環）在時局談話間或時局談話與創作間，也往往呈現有些不一致、遲疑、怯懦或矛盾的地方。這些多少透露他某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處境。」台人對「皇民奉公會」也趁此因勢導利，試著緩和日方的壓迫，林獻堂即是一例，葉榮鐘對此有深刻的說明：「先生（指林獻堂）在皇民奉公會成立當時便已被任為委員，已可敷衍了事，…若能善用之亦可作為表達民隱之用，多少總可緩和日人無理之要求，或進而減輕台人之痛苦也。…達山（日人律師，推薦林獻堂擔任皇民奉公會要職）此舉含有考驗台人智識份子尤其是林獻堂一派，是否真心與日本人之所謂聖戰協力，……」
以上證明日治時期後期隨著戰爭的發展，日本政府的壓迫越緊，許多台灣頭人往往成為政策推行的所當其衝者，身處於兩難之境而無所選擇。
〈王文〉繼續提到：軍統局陳達元少將和陳逸松同是祖籍福建省漳浦宗親，算起來陳達元還是陳逸松的姪子，他們以前在廈門就已認識，陳逸松也就成為軍統局的特務，爽領特務豐厚的報酬。軍統局派陳逸松監視還在台灣的日本人的舉動及籌組台灣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王文〉標示引用自」陳翠蓮，〈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台灣史研究》第21卷第3期，頁137。實際上應該是該論文頁144：根據陳逸松晚年的說法，他與陳達元是福建漳浦宗親，戰前在漳浦召開宗親大會時就已「認親」，輩分上陳達元為陳逸松的姪輩。綜合以上史料，筆者推測，陳逸松與陳達元在戰前即已相識、或有往來；軍統局找上陳逸松組織青年團，並非任意之舉；戰後初期，陳逸松因此成為軍統在臺展開接收準備與特務部屬的起點。
〈王文〉再提：陳逸松在二二八慘案中所做傷天害理的事情，首先於1952年由曾任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在他的「帽簷述事」一書批露出來：「警備總司令部（3月9日）6時宣佈戒嚴，於是軍事佈署略定，特設別働隊林頂立為隊長，劉明、李清波副之，陳逸松為參謀長，張克敏、高欽北、周達鵬為大隊長。」〈王文〉此種說法應該來自陳翠蓮，〈「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台灣史研究》（21卷3期，2014），頁153-154…陳逸松心虛，當然否認李翼中的指證，並辯說：「我是文人，從來没做過什麼參謀長。我那時候根本不認識李翼中。」根據〈王文〉註11.「往事雜憶」陳逸松口述，陳柔縉記錄，析世鍳 blog.bnn.co卻查無此註資料，作者使用網路資料並無附上搜尋時間，難保已經被移除，無法證實陳逸松說法，〈王文〉這樣的引註缺乏嚴謹性，讓人質疑其撰文之準確度。
〈王文〉說：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情報處長姚虎臣特在1948年7月15日寫了一封信回報，詳細說明這兩員的真正身分：「關於劉明參加叛亂一案，頃據陳達元同志電稱：略以該劉明與參政員陳逸松二人於3月4日應邀出助敉亂，經報秉獲陳長官兼總司令核准運用，並於3月6日奉陳兼總司令派為總部別働隊副司令有案。無日均與弟密取聯絡，並著日將工作情形彙交弟轉報長官；迨國軍登陸援救，該員復奉陳兼總司令手令，協助弟緝捕奸逆，表現至佳。白部長返京之日，陳長官且傳派魏副官親到弟寓查取該員簡歷，荐充新任台省府委。所傳參加叛亂，確非事實。」此文引自陳翠蓮，〈「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台灣史研究》（21卷3期，2014），頁156-157，但〈王文〉卻於註6如此註解：「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陳翠蓮作，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第21卷第3期，頁137。註解頁數錯誤外，陳翠蓮論文是寫：1948年7月，保密局人員周敏生調查後指出：…。也就是此份調查報告是由周敏生所寫，並非〈王文〉所指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情報處長姚虎臣所寫，這種牛頭不對馬嘴的引用方式，不只缺乏公信力，還嚴重侵犯陳逸松的人格，且姚虎臣所指：迨國軍登陸援救，該員復奉陳兼總司令手令，協助弟緝捕奸逆，表現至佳。也可能指的是劉明而不是陳逸松。
〈王文〉緊接著說：姚虎臣在這封信說明，陳達元得到陳儀的核准，於3月4日派劉明和陳逸松這兩位特務進入處委會進行反間工作。最後〈王文〉順著文推論說：筆者認為姚虎臣所寫是給南京的正式報告，也有明確的日期，比較正確，而李翼中不在情報圈子內，且五年後才寫「帽簷述事」，可能記憶有出入，另外陳逸松也可能這兩個職位都擔任過。
事實上〈王文〉所謂姚虎臣代電一事，根據陳翠蓮論文頁157圖三標示圖片來源：〈所報劉明陳逸松為陳達元運用人員可予免究轉復〉，〈人名案（〈陳逸松案）〉，「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機密檔案」，檔號：A305050000C/0037/0410.9/8000/3/047。王文相似的圖片卻如此引用資料來源：1948年7月15日警備總部情報處長姚虎臣透露：陳儀派陳逸松和劉明滲透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及封兩人為別働隊副司令，而且他們「緝捕奸逆，表現至佳」。（陳翠蓮教授提供）究竟王克雄〈代電〉資料來源及為何如此引用？恐需當事人王克雄親自說明才能得知。
〈王文〉再說：陳逸松的自述說，劉明通知他，他們兩人也遭受通緝的事情，因此在3月11日左右，他就「直接到陳儀那裡談判，我向陳儀說，『我是依照中央政府的命令出來組調解委員會，怎麼你現在又要通缉我？』陳儀當場答應撤銷通緝。」陳逸松可以直接去見陳儀，可見他和陳儀的關係相當密切，而且陳逸松還自己承認，他是奉政府的命令進入處委會，做滲透的工作。陳逸松只說：我是依照中央政府的命令出來組調解委員會，怎麼你現在又要通缉我？並無自己承認，他是奉政府的命令進入處委會，做滲透的工作。王文肆意推論毫無根據的侵害陳逸松人格，值得大眾省思與批判。
〈王文〉說：陳逸松天天參加處委會開會，把發生的事情每日向陳達元報告，再由陳達元轉報陳儀。根據應該是陳翠蓮論文頁158：陳逸松、劉明是陳達元的運用人，受他所指揮，並逐日將工作情形彙交陳達元，再由他呈報長官陳儀。
〈王文〉說：蔣渭川批評：「處委會被陳逸松、劉明及特權人士一手包辦、把持。」如陳翠蓮所述：保密局運用陳逸松、劉明之事，陳儀本身知情、並且同意。如同蔣渭川、許德輝進入二二八處委會，事前也都獲得陳儀同意。假使陳逸松、蔣渭川都是保密局運用進入「二二八處委會」的人員，而這二人如〈王文〉所述在「二二八處委會」是相互鬥爭者，那麼引用蔣渭川話語來批評陳逸松自然失去公允。
〈王文〉再論：當時擔任警備總部副參謀長的范誦堯更特別指出：「林頂立成立特別行動隊與憲兵成立特高組，全面逮捕人犯。至於槍斃人犯，多由軍統局林頂立負責。」林頂立參與製作名冊、非法逮捕及槍斃滅屍，是殺害台灣菁英的劊子手。陳逸松則提供情報及參與逮捕、拷問和槍斃人犯的工作，就如陳達元的證詞：「協助弟緝捕奸逆，表現至佳」。不管是柯遠芬、范誦堯都為警總幹部，且保密局陳達元、林頂立等人都是參與「二二八事件」的當事者、都有官方身分，若干人還參與二二八事件的鎮壓，以這些人回憶錄做為指控陳逸松當特務、出賣台人，難免有卸責或是拉人下水疑慮，恐怕需要有更多的證據出土才能論定。
〈王文〉說：劉明透露說，3月8日陳達元通知他，國民政府援軍抵達基隆，即將大禍臨頭，他去找陳逸松。兩人沿著水門外淡水河岸，徒步走到林頂立的家躲藏，逃避二二八被逮捕的危險，不過劉明當晚並沒有留在林頂立的家，而是回到自己的家睡，劉明的說法前後互相矛盾。他們是陳儀派任的別働隊副司令，怎需要躲藏呢？陳翠蓮論文已經說明這是保密局內部之間的鬥爭，無關陳逸松是否為陳儀派任的別働隊副司令，〈王文〉似乎過意推論，其實是反證陳與劉如是陳儀特務何需躲藏，況且就陳逸松記憶所及當時是到陳達元家中躲藏而非林頂立家。
接著〈王文〉恣意地得出結論：由以上的史料可以看出，他們企圖掩飾這樣的實情：保密局的陳達元命令陳逸松和劉明兩位別働隊副司令趕快到司令林頂立的家開會，因為要規劃逮捕台灣菁英的工作。為了怕走漏風聲，3月10日晚開始的逮捕要快速分頭並進，人員必須召集好及逮捕的對象也必須分配清楚。這訊息等於承認二二八大逮捕時，陳逸松和劉明與保密局的陳達元及林頂立都有密切連繫和聚集。在此提供另一說法：陳達元和陳逸松有遠親關係也曾在廈門共事，因「二二八事件」後陳逸松被通緝，陳達元基於以上關係出面協助。
〈王文〉再推論：由於屬於非法謀殺，陳儀很小心，將逮捕名單只交給張慕陶，更要他不可告知執行單位以外的人員，而且警總一直否認逮捕人，並且滅屍。可能警備總部已經銷毀這名冊，它也就一直沒有出土。不過，國民黨中央黨部應存有副本，卻不交出來。此番說法證據為何？歷史學常說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王克雄無憑無據，此處也無任何註解，實屬個人推論完全不值得相信。
〈王文〉說：3月初美國大使館官員柯逸山（Paul Kovenock）訪陳逸松，陳氏說：「很顯然地共產黨革命已經給一般人民生活帶來改善。中國再度成為強大和自尊的國家，而台灣被美國人遺棄。美國放棄了希望台灣獨立的人。現在台灣獨立已經不是選項。北京控制台灣已不可避免，而我是贊成的。」陳逸松看到中國強盛起來，就唱衰台灣，想要投靠中國。陳逸松贊成中國侵佔台灣，確實是一個台奸。〈王文〉註22引用陳文惠，〈陳逸松二三事（下）：1972年至2000年之紀事（二）〉，頁80-90，遍查陳文惠該文均無此種說法，錯誤引用讓人不敢苟同。
陳逸松律師為台灣宜蘭人，1907年生，1931年東京帝大法學部政治學科畢業。日本投降後，當軍統局特務，負責籌組三民主義青年團。在二二八時，陳儀派他滲透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也任命他為別働隊副司令，逮捕及迫害台灣菁英。後投靠中共，贊成台灣為中國侵佔。（作者提供）
在二二八時，陳儀派陳逸松滲透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也任命他為別働隊副司令，逮捕及迫害台灣菁英。後投靠中共，贊成台灣為中國侵佔。（王克雄提供）
最後〈王文〉幫陳逸松一生下了幾個評語：
一、陳逸松說了很多愛台灣的話，骨子裏卻是一個大中國主義者，他也是一個虛偽和殘酷的人。他年輕時，自認是社會主義者，且帶有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色彩。在東大期間參加左翼運動，曾被日本警察抓去。
二、陳儀安排陳逸松當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工礦公司董事、處委會反間、別働隊副司令等等要職，這麼大的信任可能來自他提供很多傷害台灣菁英的情資。
三、陳逸松口口聲聲說一定要有「法治」和「民主」，結果密報及陷害追求法治和民主的台灣菁英。他誇說參加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是要爭取台灣人的權益，實際上是陳儀派去的台奸。他陷害及逮捕熟識的朋友，實在禽獸不如。
四、縱觀陳逸松的一生，他只是一個沒有靈魂及「西瓜倚大屏」的人。他有律師的口才及敢說欺騙的話，因此日本軍方和情報單位雇用他、台灣人尊敬他，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也都相信他的思想和忠誠。
是否真是如此，相信讀者讀完筆者此篇駁文，心中會對〈王文〉有許多反思與疑惑，證明〈王文〉論點的荒謬與錯誤，也對〈王文〉裡面謾罵性與情緒性字眼感到難以苟同。
四、再論陳逸松──代結論
蔣經國在日記裡否認章亞若所生孿子為其兒子，可能原因是蔣介石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翻閱蔣經國日記，蔣經國因為牽涉接班上位而不得不採取的言行。
吳新榮第一部日記因為牽涉「四一六事件」造成多名同志被捕，出獄後發誓不再寫日記。另吳南圖在《吳新榮日記全集》第11冊出版＜後記＞，頁393提到：「1935年1月15日，想不到『黑名單』仍未失效。那天吉山特務來告『朝鮮李王殿下』來台，若要外出時，需通知當局。讓父親恍然警覺，他仍是受監視人物。…我們從留下集會的相片，也可看到日本特務的嘴臉。」
日記是傳主相當私密的言論，如蔣經國、吳新榮等還須對若干事情有所隱滿，那如陳達元、李翼中等特務所言之官方資料是否能作為指控他人為台奸、特務等罪名依據，實要深思熟慮為之。在此，筆者提出幾項論點：
一、陳翠蓮論文，〈「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乃根據第一手官方資料加諸其他關係者所寫，筆者認同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但作為事件肇始者的官方資料是否可以採信？甚至用來懷疑陳逸松是特務？恐怕是歷史學者要深以為戒的用法。特別是陳翠蓮2014年發表此文後，2016年許雪姬，〈楊雲萍、陳逸松、呂赫若這三個文化人與他們的時代〉提到陳逸松，雖然懷疑他在「二二八事件」前後所扮演的角色，但他意識到官方資料使用上的限制，因此語帶保持的結論：猶待資料更充分再論斷。筆者身為歷史研究同好十分認同許雪姬說法。
二、王克雄，〈陳逸松的兩面性〉所引批判陳逸松內文諸多來自陳翠蓮論文，而且自身恣意論斷推演，十足把推論劇演成歷史劇，妄意以史學方法來論歷史人物，表面看起來合情合理，但不只推論採用陳翠蓮，連最基本的文章註解都引用錯誤，東湊西湊如同一艘拼板舟，細讀後讓人摸不著頭緒，只是對陳逸松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三、有關陳逸松的評價，筆者遍查除了陳翠蓮認為陳逸松在「二二八事件」前後已經扮演軍統局特務的角色；許雪姬認為須待更多資料出土再來論定；王克雄則嚴詞批判陳逸松為台奸、為謀取自身官位與利益兩面討好，出賣同志。其餘學者與評論者大多肯定陳逸松橫跨日治、國民黨統治為台灣人所付出的努力，猶如陳雪梨所述：父親為了辦《台灣文學》、《政經報》前後賣掉五棟房子。陳氏如是據財、眷戀官位之人，為何有此作為？據之，筆者依然肯定陳逸松為朋友、為社會、為國家所付出勞心與勞力，歷史應該給他一個更公允的討論空間為是。
參考書目
1. 王克雄，〈陳逸松的兩面性〉，《風傳媒》，2022.9.19查詢。
2. 陳逸松口述，林忠勝撰述，《陳逸松回憶錄 日據時代篇 太陽旗下風滿台》（台北：前衛，1994）。
3. 曾健民，〈陳逸松年表〉，《陳逸松回憶錄 戰後篇 放膽兩岸波濤路》（台北：聯經，2015）。
4. 陳文惠，〈陳逸松二三事〉，《傳記文學》594-597期，（2011年11月號-2012年2月號）。
5. 黃文源與陳逸松么女-陳雪梨通話訪問時，陳女士提到父親曾說個這樣的言論，2022.9.16。
6. 黃文源與陳逸松通話當中所提，2022.9.16。
7. 陳翠蓮，〈「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台灣史研究》（21卷3期，2014）。
8. 許雪姬，〈楊雲萍、陳逸松、呂赫若這三個文化人與他們的時代〉，《師大台灣史學報》（9期，2016.12）。
9. 左翼的集結：從《台灣文學》到《政經報》看良心知識者—陳逸松如何以文化事業實踐社會關懷〈1940-1947〉，《人間思想 16號》（台北：深河，2017）。
10. 林宗義口述‧王世勛訪問，＜台灣人走台灣路—林宗義博士談「林茂生百歲紀念會」＞，《台灣新文化》13期（1987）
11.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吳新榮日記全集》第2冊（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
12. 柳書琴，＜「總力戰」與地方文化—地方文化論述、台灣文化甦生及台北帝大文政學部教授們＞，《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9期（2010）。
13. 柳書琴，＜殖民地文化運動與皇民化：論張文環的文化觀＞收錄江自得編，《殖民地經驗與台灣文學》 （台北：遠流，2000）。
14. 葉榮鐘，＜林獻堂先生年譜＞，《台灣人物群像》（台北：時報文化，1995）。
15. 黃清龍，《蔣經國日記揭密》（台北：時報，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