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延亮│自序：台北之春—六十年代的章回人文誌

（本文感謝作者丘老師授權轉載）

二O一一年夏天，年紀將近七十的我，知道了陳映真中風了五年迄沒有復原，五年來一個字都沒有寫，一句話也沒有說，希望他再次提筆應該已經沒有可能。

有鑑於此，我警覺到自己竟然成為替當年歷史做見證的不二人選，似乎責無旁貸地要有所補白，對當年同伴以及陳映真本人之踐行軌跡、生身境遇、政治取向和思想內涵⋯⋯向世人有所交代。特別由於他們沒有來得及對吾輩之時代有所反省或評說，我體認到書寫那個年代成為了我個人有生之年不得不向社會負責的歷史任務。

在這個同時，我立刻感覺到必須面對──多少年來朋友們勸喻以及學生們敦促的──希望我寫「回憶錄」的要求。對此，我一直覺得自己微不足道，實在不值得浪費筆墨，雅不欲增添世人的認知負擔，或對別人的心靈有所須索，是故一直無意為之。

然而，在開始追溯當年身在其中的歲月與其中社會文化的種種後，於一再的思慮中，我歷歷在目地重遇一個一個故人，見到他們的種種行止、思維與困頓；更切身的感受到和他們相處時的義憤、掙扎，以及突圍的熱切與創意，在在心中無以平復。

如此這般，我竟然對當前人們的無知與無感深深感到納悶，至於到了胸中塊壘不得不吐的程度。因此之故，我在不得不為的自我療癒之病識感提點下，開始執筆。

執筆其結果是十年當中寫了二百多篇章回，接近九十萬字，為六十年代我們那個「台北之春」的歷史事實，寫下了意猶未盡的回顧；這也就是我著手《六十年代「台北之春」人文誌》的寫作緣起。

事緣六零年代初島內殺戮稍止，特務集團在國民政府要求國際認受性之際，不得不有所緩和及收斂，統治方式由高壓整肅，轉入以蔣經國及其政工主導的文政宰控之中，大氣候畢竟日漸轉變。

在世界各地反越戰及反官僚主義的遙感下，台灣的文化場也從潛伏性的冬眠中甦生，漸至茁芽冒出凍土；文學、戲劇、音樂、美術、舞蹈的各層面皆見推陳出新的浪潮，旨向於以一九六八年全球學生運動為指標的「文化春啟」，各處在在匯聚於類「布拉格之春」前的緩緩巨流之中。

在台灣，這時期的風起雲湧之種種，及至於最終慘朝遭極權當局暴力摧殘。今天看來，那個年代實在無愧於一個「台北之春」年代的稱號。這個狂飆的年歲維持到一九六八年「台灣民主聯盟」案大整肅以後，「台北之春」卒在白色恐怖下被「人工流產」及至失聲；然而，「台北之春」蔓延於地下的根莖，並未被剷除殆盡。約莫十年之內，他們又以鄉土文學運動以及論戰等等形式再次萌芽。

本文集將完整交代「台北之春」的林林總總，演敍直到一九六八年六月「台灣民主聯盟」案大搜捕，「台北之春」年代之人、地、時、事、物、思⋯⋯戛然而止前的一系列故事。

本創作是一個以我（丘延亮）真實結識人物為主角的人文誌追想撰述，聚焦於六零年代「台北之春」中諸般文藝活動與人文倡議，書寫其間多元多樣聲光之種種。針對一個立體面相、多義不居的生活界，記錄其中的人、情、事、智、欲、行、因、果等界面的點點滴滴，藉由歷史現場的畫面，其有笑有淚的再現，還我貼身之人、事、物，以有血有肉、散發體溫與脾味的「人」的面目。

我期望這一個非虛構的回溯，能有助於針對當前吾人對台灣文化進向的認知與內涵，提供有歷史體溫及人文厚度的參照與思考。

回溯從我初中時期與教育體制對抗，到高中退學，轉學三育書院，揆之當年我年少得天獨厚，1961年隨三育書院友人到屏東縣瑪家鄉山上的部落，當時看見文化雕樑和石板刻繪被拆卸當材燒、當地板，痛心異常，驚惶失措之餘苦悶無狀，遂在無地自容下，狼狽地逃下山！

接著在1962-1968年期間，在台大、師大、藝專各科系遊走聽課，從交友結伴到參加各項活動，遂有緣結識從事「台北之春」建構的人物，親炙其各項創建與「文鬥」，親身參與各式人物、事件、思辯的互動，眼見義怒、不滿、抗爭的火苗，進而側身有關「台北之春」的各項倡議與「實驗」，充實了我的青春歲月與人生，也從中認受了我少年基進的心智及人民性的踐行。

質言之，《六十年代『台北之春』人文誌》要為「文化之春」時期的風起雲湧之種種留下見證，申明那個年代實在無愧於一個「台北之春」的稱號。

在對一個早先「春啟」的時代意義有所認識下，進一步再現「台北之春」的現場，書寫其一掃五零年代的退縮與蕭瑟氛圍，代之以憤怒的覺知與斗膽表訴的多重舞台及宣示，闡述它「文化政治」的異議及創發的自信。

這樣的歷史，當不屬於史學家獨白或機械考證定版的單聲調歷史，它毋寧是一種用生命勾動生命，用感動震盪感動，藉由同行者彼此對時勢與生命脈動所投注的關注與熱情，召喚出一種用生命敘說的歷史。這樣的歷史，也是一種藉著「傳」與「說」連接的生命實踐「故事」，以他來銜接及承繼生存意義的踐行，嘗試把前人的經驗放回到我人的心智與身體裡面，再產生一次次直接而具體的撼動、或蛻變。

本文集的章回書寫都支撐在身歷、回憶與反省這三個鼎足而立的軸線上，但在照顧到這些向度的同時，每每有不同倚重的隱現；完稿後的幾經爬梳、治理，而今整編在名為親役．輕憶和清議的三大卷冊中，每卷九章，各七十餘回，分輯了各三十萬字上下，總共九十餘萬字。

相信如此提綱挈領不但有助出書，更利於讀者在眉目清晰下展讀，這方面尤其得多謝主編團隊的勞作與見地。

我自中研院民族所退休後，意外地被所方拒絕循例聘為兼任研究員，不得不自費租用辦公室及維持助理協助研究及寫作；所幸自二O一八年起連續三年獲得了國藝會給予寫作計劃補助，部份解決了維持之困難，特此要向我的長年助理巫宛蓉，苦勞網辦公室同仁以及國藝會誌謝。

「台北之春」題記

「春天」（Spring）作為一個政治用語，最早是指一八四八年在歐洲各國所爆發的革命，被稱為 Spring of Nations，也稱的「人民之春光時刻」（Springtime of the People）。一八四八年後，「春天」（Spring）這個政治用語被多次被冠在描述文化抗爭的史誌上面 : 嘗有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一九六七至七一O年代的「克羅埃西亞之春」、一九七O年代末期的「北京之春」、二O一O年底開始的阿拉伯之春（阿拉伯語：الثورات العربية‎），至今猶見春風吹又生的捲土重來之勢。我在書寫的追憶過程中體認到，親歷著六O年代台北的我們這一群人，也正是處在鎮壓前的文化春天之中。為要交代那時代社會、以及當年我們置身其中的歷史質地與形構，我決定以「台北之春」之名揚旌那個時代，視直面「台北之春」的種種為吾輩振衣再戰的召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