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凌 │ 「寶貝」的生命政治公式:防疫國族主義的鱷魚眼淚

在2022年五月到六月中旬,罕見地,嬰幼兒併發腦炎迅速死去的新冠確診個案數堪稱不少。截至寫這篇文章時的統計(編按:作者於六月撰寫),共是 16 例(再加上目前唯一原先輕症,解隔後暴斃的青少年確診者)[1]。這些嬰幼兒的死亡效應,讓我感到訝異的是:向來非常在乎,不能更絕對呵護兒童,將其當成是酷兒理論所述的“the Child as icon”的公民屬性與人類位置,竟然不遺餘力地,為了支持當前的防疫政策,非常賣力反駁「很多孩子都走了」這類事實(當然,發聲者是站在兒童特別珍貴的論點,認為此數字「很多」,而我不在情感層面共鳴此悲傷。)而且,其言論所守護的重點是「執政的政府」,而非「想像的共同體(公民社會)」。甚至,此類主體願意做到群起厲聲質問「兒童的死者有很多嗎?」的地步。不少熱烈撐政府(與衛服部部長)的支持者,激情肅清那些悲情又批評國家防疫忽略兒童生命的呼喊。

面對後發的蒸騰民怨,駁斥那些「兒童死很多」的激烈批判,衛福部長陳時中在記者會說了一句妙語:「每一個兒童〔無論有無罹患 Covid〕,都是我們的『寶貝』」。

若把「寶貝」一詞進行歪讀的話,將高階類型的性工作者暱稱中文化,當然也可以稱之為「寶貝」──例如稱呼為sugar/baby 等相對高級的伴遊(escort)工作類型。如果說,八大行業的公關們,從相對最低階到相對最高階,我們都稱為「寶貝」,這是與純淨幼兒形成「貴金屬-卑金屬」之鍊金術公式所認為的「下方」(down below),實質上就是「寶貝」的反面,常態人類群體將這些眾生視為骯髒、可恥的化身——雖然,看似沒有堅壁清野如阿岡本論證「神聖之人」(Homo Sacer)的「人人皆可誅之」,而是以社會集體鄙視與輕蔑來替代貨真價實的誅殺。然而,另一方面,這些成年且承擔集體情慾需求的「寶貝」被視為僅次於病毒的惡質物,彷彿理該被蔑視、更是被最嚴厲手段監控管理的對象,制度不斷對其提出遠比任何主體更苛刻且壓迫的規範。最明顯的是,絕對要打滿三劑疫苗才被允許工作,無論他們的身體狀況為何。

如果我們將這兩種「寶貝」進行時空疊合,實際上,在這些人──不論是否為性工作者──剛出生的時候(或 12 歲之前)都被權力代理者(即政府官員)慈祥地稱呼為「寶貝」。那末,此刻的抗疫後冷戰語言進展到一種「不介意」整體物種存續(「幼年人類寶貝」的結構性死亡不需要大驚小怪)的地步。這些年紀幼小,在這次事件之前向來被鞏固為國族無數美好願景之使者的「寶貝」,已經死了十六位,可預期之後會繼續以類似模式死亡的當下,還是被守護執政權力體的聲浪斥責為「這樣(的死亡數目)並不太多」的程度。

或許,在 2004 年美國酷兒學者艾德曼(Lee Edelman)所寫的No Future一書的批判,亦即將“The Child”(大寫的象徵性兒童)無所不用其極呵護的狀態[2],在這本書將近要滿 18 歲的時候的當下,其主要理論已經到了可被基礎現實所修正的奇妙時空耦合狀態。有趣的是,“The Child”在有必要的時候──說穿了就是為「國族-領導階層」的「正確政策」強力辯護的意識形態操作之下──一方面是字面上的「寶貝」,物種傳承的絕對要件,另一方面,在政治語言的言下之意,可被視為體現「附帶性損害」(collateral damage)的生命政治犧牲物料,雖然比其餘的犧牲物料得到更多一些的唏噓與鱷魚眼淚修辭。

(感謝作者供稿,圖片來源:由 Guiri R. Reyes from Praia do Rosa, BRASIL! – Cocodrilo, CC BY 2.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3872113)


註解:

[1] 參見: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2D2L8YB?utm_source=copyshare&fbclid=IwAR1px89Z1wlJKqPcEozvi8bfnNtsXnK5aHKR3pwPx-Fpt_HAL521BKn2oaU&liff.referrer=https%3A%2F%2Fl.facebook.com%2F

 「國內出現首例染疫死亡青少年,為一名 15 歲少年,沒有慢性病,曾接種過 1 劑疫苗,5 月 20日發燒、22 日採檢陽性,此後至 29 日前均採取居家照護,30 日回到學校突然昏倒,送醫途中已 無生命跡象,急救無效過世。經法醫進行司法相驗,死因為病毒性心肌炎合併急性肺水腫,及心因性休克、COVID-19 感染。據統計,國內 12 歲以下兒童重症累計 36 例,17 案例是腦炎、8 名肺炎、3 名敗血症、3 例哮吼, 1 例共病(腦腫瘤)及 4 例家中死亡,經法醫認定與COVID-19 有關;上述個案已有 16 人死亡,5 名合併腦炎、4 人肺炎、2 例敗血症、1 例共病(腦腫瘤)及 4 例家中亡。」

[2] Lee Edelman 在著作No Future中主張,酷兒應該被視為毀壞「生殖未來主義」(reproductive futurism)的基進可能。對 Edelman 而言,生殖未來主義是一種用“The Child”作為維穩、再生產社會連續性及一致性的制度性(institutionalized)未來觀(2004: 2-3)。因此,酷兒政治的要點在於抵制且反對主體透過“The Child”與任何“the children”連結的幻象現實秩序(fantasmatic order of reality),後者正是把主體逕自將自身在“the children”彰顯的異化感(alienation)轉化為“The Child”,讓不朽的兒童符號成為無懈可擊身份政治的執拗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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