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哲學思潮

EP湯普森:不滿的左翼與「活生生的歷史」

EP湯普森:不滿的左翼與「活生生的歷史」
◎程祥鈺

 

【編按】本文為《理論的危機:EP湯普森、新左派和戰後英國政治》一書介紹。該書是英國左翼思想家EP湯普森的思想評傳,從湯普森的個人歷史、政治形勢以及和同時代思想家的分歧,展示了一個強調積極「介入」現實政治、批評教條主義思想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形象。從湯普森貢獻的思想資源、以及以他為圓點的「活生生的歷史」,我們得以思考理論的限度和介入現實政治的可能性。本文轉載自2019/01/17保馬

 

《理論的危機:EP湯普森、新左派和戰後英國政治》,斯科特‧漢密爾頓著,程祥鈺譯

 

對於中文世界的讀者們而言,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帕爾默‧湯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似乎是一個隨著20世紀的遠去而愈發模糊的名字。EP湯普森被譯成中文的兩部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的誕生》和《共有的習慣》在史學研究領域仍被視為經典,但相較而言他在 20 世紀中後期的左翼政治鬥爭和社會運動中的奮力前行則越來越不那麼為人熟知。這種被部分地遺忘的命運必定會令湯普森十分沮喪和無奈,因為他一向將介入現實看得更為重要,或者至少是與學術著述同等重要。話說回來,湯普森從來不會對沮喪和孤獨感到陌生,可以說這種感受陪伴了他整個生涯。這貌似與湯普森激情昂揚地投身於各種政治運動、演講辯論、社會活動、著書立說和評論訪談中的公共知識分子形像有所矛盾;但事實是湯普森自己曾親口說過,即便是在因歷史研究而獲得空前聲譽的時候,他依然覺得自己是一個被孤立的人,彷彿生活在一頂帳篷裡,而寫作和介入政治是他嘗試走出帳篷的努力。我們不難理解,這頂帳篷是冷戰鐵幕的一個縮影;但更不應被忽視的是,帳篷所隱喻的常常是湯普森和他的同路人之間耐人尋味的隔膜。新西蘭學者斯科特 ‧漢密爾頓的《理論的危機:EP 湯普森、新左派和戰後英國政治》是一份湯普森的思想評傳,通過這本書,我們可以清晰地觸摸到湯普森所堅持的一系列內在信念,同時也得以更為完整地檢視這些信念是如何令湯普森與同一時代中的論敵乃至同路人們發生齟齬,而這些不斷的論爭與介入又是如何深刻地影響了 20 世紀後期的英國政治和思想世界,直至今日。

 

身處矛盾之中

《理論的危機》將湯普森始終身處矛盾之中,同時也不斷挑起矛盾的特點展現得淋漓盡致。這些矛盾包括了湯普森身份與自我定位的複雜,他與歷史陰霾的激烈對抗,以及他與周遭之人的衝突紛爭。湯普森以傑出歷史學家的身份受世人景仰,但他卻認為自己首先是一個詩人(儘管他的詩歌才華並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可),成為歷史研究者其實是一個偶然;他是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徒,但又是1956年退出英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中的重要一員;在他的推動和領導下,英國新左派作為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台,但他又幾乎是從這場政治運動誕生之初就扮演著分裂者和矛盾製造者的角色;他是當時各類左翼和社會主義刊物翹首以盼的優秀作者,但又是讓眾多編輯們(其中包括一些老朋友)咬牙切齒的爽約者和拖稿狂;他是眾多青年心目中的思想偶像,但他恐怕也是和年輕一代知識分子發生衝突最多最激烈的前輩;他支持華威大學的學生們對抗學校,但當1968年的學生風暴襲來時,他卻稱這場運動是闊少們的遊戲。作者漢密爾頓並沒有滿足於僅僅是為這些纏繞的矛盾補全一些史實線索,而是深入挖掘了某些一致性的內在動因。漢密爾頓借鑒英國哲學家伊姆雷‧拉卡托斯的理論模型,歸納出湯普森一生堅持的五點信念,將它們稱作湯普森思想的「硬核」。當這些「硬核」信念與現實的風暴發生劇烈衝撞時,湯普森的思想便會衍生出一些相較而言或靈活可變或乾脆是臨時性的「軟核」觀念,用來捍衛內在的「硬核」,而捍衛的方式除了辯護,有時也可能是妥協或迂迴。通過這一框架,漢密爾頓盡可能地在解釋湯普森思想歷程的諸多複雜矛盾之處的同時,為我們呈現其一以貫之的內在核心。

 

三個湯普森

家庭的影響對湯普森思想「硬核」的形成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相關章節也是《理論的危機》的一大亮點。與同時代的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這些左翼知識分子不同,湯普森並非出身於工人階級家庭。他的父親愛德華‧約翰‧湯普森是一位衛理公會派的傳教士,曾長年在印度生活工作,回國後憑藉對印度和泰戈爾的研究成為了牛津大學的一名講師。但老湯普森並不屬於高高在上的知識精英群體,他出身貧寒,求學艱難,所研究的領域也較為邊緣,在牛津大學謀求穩定合同的過程更是一波三折。老湯普森親身經歷了英國對印度的殘酷殖民統治和一戰的血雨腥風,個人的挫敗與文明的危機在他的內心成為了一體的兩面。老湯普森對英國社會現實的幻滅感無疑帶給了兩個兒子一種批判性的立場與視角。雖然身為自由主義者的老湯普森對左翼政治抱有很大的懷疑,但他對英國的歷史與文化中的積極價值(正是這些內容構成了他批判當前世界的參照系)的肯定深刻地影響到了小兒子EP湯普森。在小湯普森看來,英國的歷史與文化中包含著可貴的激進政治的思想與實踐資源,它們是自下而上的鬥爭的產物,對於今天的現實世界有著重要的意義。這一觀念正是漢密爾頓提出的湯普森的五個不容動搖的思想「硬核」之一。

如果說父親是 EP 湯普森需要長久對話和磨合的一個坐標,哥哥弗蘭克‧湯普森則像是一個永恆的燈塔。英年早逝的弗蘭克從小精力充沛,才華橫溢。他在牛津大學讀書時加入了英國共產黨,並以巨大的熱情投身到反法西斯的戰爭中去,直至犧牲。在湯普森的記憶中,弗蘭克從來就不是為了斯大林主義指揮下的官方宣傳而去參戰的,相反他是這些思想教條的勇敢挑戰者。當莫斯科方面還在將這場戰爭定義為資本主義世界的內戰而禁止共產黨員參戰時,弗蘭克就已經用詩歌袒露過心聲:這是一場文明的浩劫,我們必須親自從法西斯手中拯救這個世界。在弗蘭克這一批人看來,如果說法西斯是末世洪水的話,共產黨就是20 世紀的諾亞方舟。在弗蘭克的身上, EP 湯普森真正看到了人的意志對理論教條和 「歷史限度」的超越,看到了人作為歷史主體的能動性。可以說,弗蘭克正是小湯普森口中1936-1946 這 「英雄的十年」的完美代表,是以強調主觀因素的唯意志論來顛覆斯大林主義的抽象的「客觀」教條的絕佳範例。「英雄的十年」的啟示也成為了湯普森最為重要的思想「硬核」。

 

「英雄的十年」與《理論的貧困》

對於湯普森來說,「英雄的十年」不僅是自己和哥哥共同與法西斯奮戰的十年,更是英國乃至歐洲的左翼力量得以突破斯大林主義的束縛,建立起廣泛的人民陣線,從而描繪出一種左翼政治的積極可能性的十年;當然,也是這種圖景最終被機械抽象的和沙文主義的理論教條和意識形態所摧毀的十年。漢密爾頓有意向我們凸顯了這段歷史印記對湯普森的塑造,同時也向我們揭示:湯普森在左翼內部一生的敵人,就是斯大林主義。湯普森對英國歷史文化中激進傳統的挖掘,對自下而上的工人階級歷史的研究,對 「活生生的」「能動的」人的歷史的重視,都是用來回應後者的經濟決定論、 「基礎與上層建築」等抽象理論。通過追踪湯普森的著述,漢密爾頓連綴起了湯普森以自己的信念和論爭來重新思考馬克思的學說和馬克思主義的過程。這一過程必然伴隨著與其他馬克思主義者的爭執,而引發湯普森警惕的,往往是他在對手身上發現的斯大林主義的影子。這種敏感與警惕常常使得湯普森表現得非常好鬥,甚至有些難以理解。湯普森對法國哲學家阿爾都塞的批評也不例外。

湯普森以《理論的貧困》一文批評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馬克思學說,是20世紀70年代的重要思想事件。這是湯普森對這位被尊為 「巴黎雄鷹」的思想家及其英國門徒們的一次宣戰。漢密爾頓這本書將這場論爭作為組織全書的核心,其書名《理論的危機》顯然也脫胎於此。作者對《理論的貧困》的文本進行了細讀,對其中諸多著名的難題都有所分析,如湯普森此文的語言風格、內部邏輯、關於馬克思學說的探討、「人道主義」與「結構主義」的交鋒等等。《理論的貧困》是一篇很難處理的長文,結構顯得鬆散,邏輯線索也很怪異,而語言又頗為「詭譎」。漢密爾頓抓住的破解點,是湯普森將阿爾都塞稱作是一個斯大林主義者。這是一項令人頗為錯愕的指控。不僅當時的回應者們(如湯普森所謂的「阿爾都塞門徒」佩里‧安德森、湯姆‧奈恩等)紛紛表示抗議,就連漢密爾頓自己也並不十分認同這一說法。但漢密爾頓通過將分析延伸到50到70年代湯普森的一系列經歷和論述,更為充分地還原了湯普森寫作的 「歷史現場」,使我們能夠在更為開闊的視野中理解湯普森的意圖。

在漢密爾頓看來,與《理論的貧困》一同收在同名文集中的另外 3篇文章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它們也構成了湯普森走向這場論爭的路徑。《在鯨腹外》一文強調了詩歌「介入」現實的重要性,而文章的主要討論對象奧登(也包括奧威爾,雖然漢密爾頓對此並不完全同意)後期轉變的根本問題恰恰是從「介入」轉向了「無為」,由對現實的把握退入到抽象的宗教玄思之中(湯普森稱之為向北約主義意識形態的屈服)。《英國人的獨特性》展現了湯普森以具體的、活生生的歷史來對抗抽象的理論框架的決心。《致萊謝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一封公開信》批評了科拉科夫斯基對馬克思學說的簡單抽象的,甚至是漫畫式的描繪。這些對具體歷史與復雜現實的抽象化,都屬於湯普森眼中的斯大林主義的範疇。這些特徵似乎都能夠在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馬克思學說中找到,因此它就和湯普森的其他一些批評對像一道被歸為了「理論中的斯大林主義」。另一方面,70年代湯普森的美國和印度之行也對這場論爭有著潛在的影響。湯普森在匹茲堡大學任教期間,對歷史學和社會學中興起的計量經濟學、實證主義和其他一些現代化理論產生了極大的反感。這些將人排除於歷史之外的「客觀」科學明顯地與湯普森所堅持的自下而上的,強調人的主體性的歷史學相衝突。在他看來,這些抽象化的科學和理論與斯大林主義看似分屬不同的冷戰陣營,卻有著共同的本質,都是強權大國的意識形態附庸。漢密爾頓認為,因為在阿爾都塞那裡看到了那種排除了人的主體性的,宣稱為「客觀」「科學」的理論,湯普森產生了更為強烈地捍衛自己的歷史研究方法與理論的衝動,乃至於認為左翼的(阿爾都塞)和右翼的(帕森斯)「結構主義」共同存在著「深刻的社會學上的保守性」。漢密爾頓還將湯普森的「極端化」與其身處的歷史的緊迫感聯繫到一起。北約在英國部署導彈所強化的核危機問題,印度之行中目睹的蘇聯對英迪拉‧甘地政府暴行的幕後支持,都使得湯普森強烈地感受到冷戰意識形態的巨大威脅,從而也使得他對任何在他看來與這種意識形態有著同構關係的理論學說充滿了憤怒。

通過靈活地穿插處理各種史料和文本,漢密爾頓提供了一種歷史化的對《理論的貧困》的解讀。這也是全書非常突出的風格。同時,借助新發掘的史料和大量當事人訪談,在充分的互文和互證中,湯普森的思想生涯也得到了更為歷史化的詮釋:他的持續的不滿,來自於對 「英雄的十年」中獲得的信念和政治願景的堅守,和對不斷變動、危機四伏的現實世界的反思與對抗。漢密爾頓還提示讀者,21 世紀的歷史在樣貌上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這並不意味著往日的危機就此一併勾銷,並不等於諸多深層次的問題不復存在。今日的世界依然背負著往昔的債務,同時也蘊含著新的潛能。正因此,我們依然可以從始終立足於 「活生生的歷史」之上的EP湯普森那裡學到很多。

 

發佈日期:2019/01/22

「流氓無產階級」的反動

「流氓無產階級」的反動
◎梁寶龍

 

【編按】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諸多政治名詞如「生命共同體」、「新台灣人」,到近年來的「台灣共識」,又或者至「全民」、「人民」等,皆試圖以全稱的名詞來建構與召喚集體的認同。然而,這些政治的修辭能指究竟所指為何?全稱式的名稱總是會畫出政治的敵我界線,以特定人作為理想的主體,並區分出不合格與需要被排除在共同體之外的人。本文原標題為〈試解釋流氓無產階級一詞〉,原係批判香港對於工人階級等名詞的教條使用、誤用或挪用的問題,進而希望能夠透過整理相關文獻釐清這些名詞的內涵,並指出了「無產階級」與「流氓無產階級」的分別,以及「流氓無產階級」對於階級革命的阻礙。對照於今日台灣政治,其意義同時也是提醒了訴諸人民意志下的可能反動。作者梁寶龍致力於工人歷史研究,感謝作者供稿若有興趣與作者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至:leungpolung@gmail.com

 

試解釋流氓無產階級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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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知識階級

關於知識階級
◎魯迅

 

【編按】今日是2019年的第一天,2019年也是五四運動一百年,一百年前的知識份子與青年們掀起新文化運動,深刻地影響了中國,而魯迅先生是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魯迅先生曾於1927年於上海勞動大學演講他對於「知識階級」的思考,批評特權的知識階級,並提出「真的知識階級」應站在平民的一邊,作永遠的批判者,以及將思想運動轉為實際的社會運動。回顧2018年一整年,或許魯迅先生的提醒仍是新一年的參考。該文最初發表於1927年11月上海勞動大學《勞大周刊》第5期,是魯迅在該校講演的記錄稿。由黃河清記錄,發表前經過魯迅校閱。

 

「魯迅」的圖片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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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霍斯柴爾德:家務工作不是情緒勞動

專訪霍斯柴爾德:家務工作不是情緒勞動
訪談人:Julie Beck(《大西洋》月刊資深編輯)
報導人:Arlie Hochschild(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學系教授)
Zackary 譯

 

【編按】「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r)該詞最先由社會學家霍斯柴爾德(Arlie Hochschild)在她1983年的專書《情緒管理的探索》(The Managed Heart)所創造,用來形容某些專業要求員工從事控制個人情緒的工作,像是空服員需要維持微笑有禮的服務。然而該詞逐漸脫離最早的用法,模糊地泛指任何牽涉到情緒的工作,包括像是請人打掃或決定聖誕禮物的煩惱,但是在此訪談中,霍斯柴爾德再次強調「情緒勞動」牽涉了工作中需要管理情緒與情緒需要受到監控的勞動,她尤其強調「情緒勞動」的社會─階級觀點的重要(特別體現在她對「家務勞動」的思考),而請人打掃或決定聖誕禮物的煩惱僅只是「勞動」,對於情緒是缺乏社會─階級的觀點。原文請點此本譯文感謝譯者授權轉載。

專訪霍斯柴爾德:家務工作不是情緒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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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阿爾都塞誕辰100週年】批評與自我批評

【紀念阿爾都塞誕辰100週年】
批評與自我批評
◎路易‧阿爾都塞
吳子楓譯

 

【編按】毛澤東曾說:「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種方法,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批評與自我批評特別是共產黨促進組織發展與進步的工作方法,而依據什麼原則作為批評的基礎呢?阿爾都塞在本文中指出批評並非依據主觀唯心的盲目評斷,而必須依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作為客觀的標準並修改錯誤。同時,他從文章修正所記錄下的歷史為例,說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困境的背景是「個人崇拜」時期造成的各種後果,進而批評馬克思主義者落入唯心的人道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本文轉載自保馬2018-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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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阿爾都塞誕辰100週年】 關於《列寧和哲學》與《如何閱讀〈資本論〉》

【紀念阿爾都塞誕辰100週年】
關於《列寧和哲學》與《如何閱讀〈資本論〉》
◎路易‧阿爾都塞
吳子楓譯

 

【編按】今年是阿爾都塞誕辰100週年,《新國際》特別推送索爾卡茨《理論與政治:路易阿爾都塞》(Saül Karsz, Théorie et politique : Louis Althusser, Fayard 1974)附錄「阿爾都塞四篇未刊稿」第三篇(第324-326頁),是阿爾都塞為英文版《列寧和哲學及其他》(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Monthly Review,1971)寫的「序言」。近年因為紀念馬克思,坊間也陸續出版了關於理解馬克思與《資本論》的書。然而《資本論》的核心哲學基礎是什麼呢?與這篇短文中,阿爾都塞不僅指出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與唯物辯證法的重要性,也重申了《資本論》所包含的階級條件。阿爾都塞藉此強調階級鬥爭的重要性,以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應從無產階級的立場出發批判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本文原載於《紮根》第二輯(吉林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5月版),轉載自保馬2018-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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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阿爾都塞誕辰100週年】我是怎樣走向馬克思的

【紀念阿爾都塞誕辰100週年】
我是怎樣走向馬克思的
◎路易‧阿爾都塞
蔡鴻濱譯、陳越校

 

【編按】今年是阿爾都塞100週年,《新國際》特別推送阿爾都塞自傳《來日方長》的第18章〈我是怎樣走向馬克思的〉。在這一章中,阿爾都塞回顧了自己走向馬克思的心理條件和理論條件,我們可以看到阿爾都塞不是宗派主義者,也不是教條主義者,他的原則是「不自欺欺人」,同時將自己的思考根植於具體的政治形勢和思想形勢之中,是「在身體中思考」。本文出自《來日方長:阿爾都塞自傳》中譯本,由蔡鴻濱譯,陳越校,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世紀文景文化傳播有限公司2013年出版。本文轉載自保馬2018-10-18

 

青年阿爾都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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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下)

什麼是「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下)
◎陳培永

 

【編按】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學者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 / Toni Negri)以及奈格里的學生美國學者米歇爾哈特(Michael Hardt)是當今西方左派世界的學術明星,其代表作《帝國》、《諸眾》、《大同世界》等強調大眾的主體與大眾對於資本主義運作的積極影響,其觀點源於意大利的「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想。作者陳培永在本文《什麼是「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疏理了「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指出其強調馬克思歷史辯證法的主體向度,堅信勞動相對於資本獨立一極的本體地位,工人階級相對於國家、政黨、工會的自主地位,因而重新確認了革命的主體角色與新的階級主體,進而提出顛覆資本權力的革命策略,這是「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特色。然而,本文也提出了該理論觀點過度詮釋馬克思的「政治向度」所帶來的抽象化與過度樂觀的問題。作者陳培永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員、碩士生導師。本文感謝2018-09-04保馬授權轉載,《新國際》分兩部分推送,本次為下半部,探討了「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對於資本與勞動的解釋與強調「勞動」的觀點,並從此所延伸的革命觀點與以大眾作為主體的論點。上半部請見此

奈格里和哈特 以及他們共同創作的書《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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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上)

什麼是「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上)
◎陳培永

 

【編按】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學者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 / Toni Negri)以及奈格里的學生美國學者米歇爾哈特(Michael Hardt)是當今西方左派世界的學術明星,其代表作《帝國》、《諸眾》、《大同世界》等強調大眾的主體與大眾對於資本主義運作的積極影響,其觀點源於意大利的「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想。作者陳培永在本文《什麼是「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疏理了「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指出其強調馬克思歷史辯證法的主體向度,堅信勞動相對於資本獨立一極的本體地位,工人階級相對於國家、政黨、工會的自主地位,因而重新確認了革命的主體角色與新的階級主體,進而提出顛覆資本權力的革命策略,這是「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特色。然而,本文也提出了該理論觀點過度詮釋馬克思的「政治向度」所帶來的抽象化與過度樂觀的問題。作者陳培永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員、碩士生導師。本文感謝2018-09-04保馬授權轉載,《新國際》分兩部分推送,上半部耙梳了「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作為「實踐派」與直面工人運動的特色,以及該觀點對於馬克思經濟學的激進政治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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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時間政治——評瓦克曼《時間緊迫》

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時間政治——評瓦克曼《時間緊迫》
◎王行坤

 

【編按】中秋佳節,《新國際》特別推送一篇關於「休閒」與工作感到「時間緊迫」的文章。科技日新月異,無人駕駛汽車的出現也預告了未來越來越多領域都將由機器取代。然而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下,科技的發展與帶來的效率,並不意味著人類從工作中得到解放並得到更多的空閒與自由的時間。雖然當今社會可能比上兩個世紀有著更多的空閒,但是主觀上人類似乎過得更加地「忙」,客觀上青年貧窮、彈性僱傭下的工作不穩定狀態嚴重,「小確幸」、「厭世」等情感表述以及「全民基本收入」的提出,某個程度上也是回應這樣的勞動處境。透過評論朱迪•瓦克曼(Judy Wajcman)《時間緊迫》一書,本文論述了數位科技時代下「後工作」的工作性質,以及「時間緊迫」意味著什麼。作者王行坤任教於天津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關注「後工作」議題與有關懶漢權、拒絕工作的批判理論,曾翻譯與編譯一套有關「後工作」、「不工作」的期刊專題。本文轉載自2018/09/22《中國圖書評論》2018年第8期/讀家有方,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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