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哲安│「白紙革命」的國際論述:論中國的特異性與西方「假旁觀者」的不在場證明

(作者蘇哲安為法國巴黎十大《跨領域多語研究中心》研究員,感謝作者供稿)

//……最近這場中國「白紙革命」相關的國際輿論中不斷地被複製傳播。對於白紙的解讀,眾多評論者口徑一致,將其立即化約為「文本」,並且針對假設性的「文本」展開閱讀。就「文本」的具體內容而言,論者的看法也大致一樣,並分為兩種訊息。從牆內反抗這點出發,論者一律賦予「反對威權」的基本意義,進而將其解讀為一次表達「民主轉型」的訴求。甚至有海外華人,在「民主轉型」之餘還賦予涵蓋西藏、新疆、香港與臺灣等地「民族自決」的延申意義[2]。換言之,空白的紙張在「文本化」的強勢論述下儼然成為現代性「普世轉型」的範本。這樣一來,「白紙」頓時失去了意象與媒介的特異性與不確定性,並被「普世轉型」既有想像收編,成為十分熟悉、甚至是刻板的「政治腳本」。……此時最需要的,就是回歸白紙作為媒介與意象的本質,追尋一切「文本化」與「政治翻譯」動作發生之前的特異性與不確定性,以便還原當代「中國」走出一條無法預期,無法化約為固定腳本的道路。……//

//……[歷史學者亞當.圖茲(Adam Tooze)] 較為理性的地方,在於他至少可以承認,中國當局所面臨的選項均不理想,甚至相當困難。從這個角度來看真正的「假二元選項」就是發生在中國清零政策的「生命政治」與美國任由肆虐政策的「死亡政治」之間被劃上道德等同關係,進而取消即使包含烏魯木齊大火在內死亡人數差距十分驚人的懸殊狀態。……

……積極阻止全球跨國「正向生命政治」因應措施的勢力,正是西方國家與財團的複合體,而並非中美之間的什麼「假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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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玓│白紙革命與媒體識讀:轉分享換頭貼前先想想,你這樣做是為了什麼?

(本文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感謝作者授權。作者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教授。圖片來源:截取自「公民日報」citizensdailycn@IG)

//……過去兩、三天的社群媒體上,我們看到了許多使用者,其中包含不少理應有上述媒體識讀能力的朋友,更不用說那些曾經研究過不實資訊或提供過教戰守則的專家學者,都急著轉傳相關資訊,其中有許多看不出消息來源,或難以辨認發言身分與背景的訊息、影像、聲明,甚至是具體行動的呼籲。……

……讓我們再度回到面對「白紙革命」的問題。中國社會正在發生變化,台灣人不可能不關心,但恐怕得真正的關心。要能夠真正的關心,固然需要面對不實資訊的「教戰守則」,但更重要的應該是反思自己的「立場」和「目的」。這不是說我們不能有立場,而是應該想想,是不是因為立場,所以限制了我對事情更完整的了解?是不是因為立場,所以我過急的採取了行動?

當然,我完全理解,對一般人來說,時時反思立場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不過對學者專家來說,理應做到)。這時不妨換個角度,從「目的」來思考:如果我對這件事情的認識,或我採取了任何行動,是為了看到中國真正往正向變化,為了中國大陸一般人民的福祉,而不是不負責任的表態,那麼就應該可以意識到:我一時自認理所當然、熱血正義的言語與動作,換來的可能是對岸人民必須長久承擔的苦難。我們或許也就可以因此更加謹慎,保持警覺,同時帶著真誠的祝福與負責的態度,關注中國大陸近期的社會變化,並採取最適當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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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方遠│不要玷污了白紙

(感謝作者授權轉載,文章原載Facebook專頁「方遠北杯講看麥」,圖片來源:推特)

//……西方和台灣媒體運用自己那局限到可笑的認知,膝蓋反應式的把所有行動都看成單一化和平面化。事實上真的願意關心的人,不難看出各地形式不同,有悼念烏魯木齊的集會,有反對核酸的,也有反對居委會無理封控的,當然那些口號喊過頂的也是有的。

除了那些被刻意放大的「下台」運動之外,大陸群眾的能動性並沒有被理應承擔起所謂「理中客」的外在媒體呈現出來。比如能看到,有居民組織起來到派出所去,用《民法典》實實在在的法律規定,去向警察做「普法」的工作,在警察的陪同下再去和居委會爭取取消不合理的要求。也能看到,有居民直接找上居委會,提出中央下發的二十條、消防法以及種種法律,成功解開了不應該出現且影響安全的鐵絲網。還能看到,北京清華大學抗議起來後,校方選擇的做法是與學生對話,召開座談會,最後找到雙方都認可的方案。座談會的紀要還被整理出來發上了微信公眾號,已有10萬+的閱讀量。

還有一些的變化,聲量不見得那麼大,但確實在發生。比如武漢多個區域在陸續提前解封小區,一些中央級的官媒指明核酸檢測產業鏈的亂象,還有提出了「精準免檢」也是「精準防控」的看法。最新看到的是,重慶渝北區開始試點,暫緩轉運方艙,允許符合條件的居家隔離。今晚在朋友圈刷屏的是,是浙江宣傳部門發出的文章〈「人民至上」不是「防疫至上」〉,跟人民對話的態度和方式,頗為受到肯定。

舉這些例子不是要說中國大陸的防疫政策完全沒有可受檢視之處,而是想說這些變化的結果,恰恰體現出中國大陸政治運作裡面的「民主性」。它不是台灣西方熟悉的代議式民主──那種投票形式重於一切的民主──也不一定要用官方的「全過程人民民主」,但不能說大陸就沒有「民主性」,而是有著屬於其在地脈絡的官民互動模式,政策上的進一步退多步,有時候也跟網上民意取向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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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郁│隔岸觀的是什麼火

【編按】近期中國大陸因為清零的封控政策問題,引發特別是北上廣各地群眾上街抗議,口號喊出如「不要核酸要自由」。港臺主流媒體與政治人物也很快地將此各地大規模的抗議,投射於自身的政治議題並類比了33年前的天安門。然33年前不僅僅只是學生上街抗議,其背後的社會基礎是民眾不滿於改革開放政策所導致的問題。這次對於清零封控政策的抗議,也有其自身的社會脈絡。白紙之下,除了探討是否解封或持續清零(但實務上是否僅非此及彼的選項),對於公共衛生與各個層面的影響、不同省份地區所面對的不同狀態、中產小區的自助解封(例如開始討論如何因應封控政策的規範)與互助網絡、城中村中本地外地及房東租客之間的矛盾、既有政治環境下群眾採取的抗議發聲方式等等,都需要更為貼近的理解。

本文作者張郁特別指出,清零封控政策對於經濟(特別是民生與勞工)帶來的矛盾累積,是點燃大規模抗議的主因,也提醒了這些矛盾背後,是整個資本主義問題及危機的一環,社會的底層邊緣承擔了代價,而被犧牲的範圍不斷擴大,我們其實都身處其中。原文為作者貼文,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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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上海「工人新村」:基層婦女如何保衛社區

【編按】新冠疫情持續兩年,台灣媒體對於疫情,多著重在醫療相關政策,而對於這次上海疫情的報導,也多著重在「動態清零」下衍生的各種問題。然而,對於實際生活於其中的人來說,究竟怎麼應對、渡過難關呢?上海「工人新村」以及生活其中的中老年阿姨們是一個例子,「工人新村」保留了集體主義的精神與生機,在疫情之下發揮了社區集體互助的作用。1952年,隨著滬西工業區(現上海市普陀區)曹楊路鑼鼓喧天、汽笛長鳴,曹楊新村也成為上海第一個為專門為工人搭建的住所,為工人提供了享受愜意生活的場所,是社會主義中國工人翻身做主、生活質量提升的真實寫照。然而改革開放後,上海國有企業改制等一系列的改革,工人新村往日的風采已不復存在。工人新村逐漸「淪落」為繁華都市裡的老舊小區——居住條件差,大量「外來人口」湧入,居住在工人新村的人們也往往被貼上「底層」或「貧困」的標籤。可當新冠疫情來臨時,你會發現,這些看似破敗的老舊小區絕不是「治理」的對象,而在其內部蘊含著強韌的集體主義精神與生機。面對疫情,工人新村裡的人們相互支持、相互幫助。尤其是那些曾是工廠職工現在或下崗或退休的中老年阿姨們,她們挺身而出參與維護社區運行的各種工作,努力保衛著自己、家人及社區。她們的故事值得我們知曉與珍視,更值得我們的反思。本篇訪談來自《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婦女日常生活》一書三位作者葉子婷、章羽、劉希的觀察,感謝三位作者授權,這篇訪談轉載自人民食物主權,原登於第一財經,由第一財經記者佟鑫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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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默多克|新冠疫情,數位媒體與平台資本主義

【編按】從疫情記者會線上直播到健保卡註記和疫苗施打,藉由實聯制和社交距離等APP的運用來掌握足跡,以及停課時的線上課程和民眾利用購物及外送平台解決日常民生所需,數位媒體及平台在台灣疫情下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但當中也延伸出各種問題,包括由資本主義下演算法下帶來的訊息偏誤(或所謂風向)、假訊息、侵犯隱私的問題、能使用數位平台的能力的不公,又或者像是近日上海疫情,整個線上平台因為物流系統受到疫情影響而無法發揮作用。自從世界被數位媒體高度組織化以來,新冠肺炎疫情是人們遭遇的首例全球大流行病。疫情既凸顯了整個社會對網絡聯結日益增長的依賴,同時也由此加劇了社會中的不平等與矛盾緊張,以及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中持續不斷的對抗。 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這篇文章提醒,數位網絡從來都不是簡單的中立性傳播渠道,社交媒體平台的經濟屬性,決定了它們會更青睞那些可能持續吸引註意力的消息,以及平台資本主義如何運作。 他最後也期待,是否也能夠藉著目前的實踐,從中「推動建設新的、持久的電子絲綢之路(electronic Silk Roads),並跨越不同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邊界,傳播知識、專業技能、創新理念和實踐經驗,在承認共同挑戰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促進新的團結」。本文作者為英國拉夫堡大學傳媒研究中心教授,研究傳播學與文化研究,尤其在傳播政治經濟學方面造詣頗深。本文轉載自保馬,原文題目為〈對抗的聯結:大流行病與平台資本主義〉,載於《開放時代雜誌》2022年第1期。

本文譯者|張艾晨、杜怡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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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戈│論上海疫情:這一次,我們真的別無選擇嗎?

【編按】近日台灣Omicron本土感染案例不斷上升,原先嚴格的清零政策也逐漸出現放寬的聲音。究竟該緊該鬆?如何拿捏?中國管控疫情採「動態清零」策略,有效地阻止疫情擴散,但近日上海疫情防控出現種種問題,基層防疫工作混亂,民生也出現問題,而無症狀感染者數量仍居高不下,「動態清零」政策因而受到批評,民間也出現「與新冠共存」的聲音,因為他們認為Omicron傳播力強但致死率低,沒有需要付出巨大代價清零。本文作者則以美國、韓國、香港為例,指出高疫苗接種率是減少重症和死亡的有效手段,若因此放任病毒擴散,會對少數未接種者或體質較弱者造成危險,並認為雖然疫情防控的一些措施或許造成人們生活的不便,甚至還有個別極端情況發生,但這並非是「動態清零」這一政策本身造成的,恰恰相反,正是「動態清零」保障了大多數人的生命健康,而這些統計學意義上的無面目人口卻無法引起人們的關注。作者認為,主要目標仍應堅持清零,並在此前提下改進防疫工作中的某些具體措施,糾正以清零為唯一考核標準的目標責任制,以避免其導致的罔顧疫情以外的民生需求和基本權利訴求的官僚主義傾向。本文轉載自保馬,原標題為〈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疫情防控政策?〉,刊登於《文化縱橫》,為文化縱橫新媒體「政策觀察」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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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y S Jecker & Derrick KS Au │ 「清零」政策是否忽略了健康不公?

【編按】近日台灣Omicron本土感染案例不斷上升,原先嚴格的清零政策也逐漸出現放寬的聲音,一來是因為疫苗覆蓋率提高,以及感染速度快加上輕症化,二來也是考量大規模的嚴格限制是否再度影響逐漸復甦的經濟活動。但是同時,又如何考量民眾的性命安全?英美一開始採取的群體免疫措施,付出了很大的代價,而相對地如台灣、中國等採行清零策略,控制住疫情的擴散。但隨著輕症化與傳染速度快速增大,英美社會逐漸恢復常態,而台灣採取的政策,常會引來是否過度侵犯個人權利的疑慮或排除了(或以排除了)社會弱勢群體(如移工),又或者探病上的限制,而上海這次的封城也引發了問題,包含一些急性發病者(如哮喘發作)因為封城得不到妥善即時的醫療。究竟面對Omicron,該採取什麼樣的策略?新國際轉載相關討論文章作為參考。今天推薦的這篇文章,節譯自美國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生命倫理與人文系Nancy S Jecker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生命倫理學中心Derrick KS Au教授於2022年在《醫學倫理學雜誌》上發表的一篇倫理學論文。他們用「消除」策略和「減緩」策略來指代世界上不同國家和社會採取的新冠治理方法,分析了這些策略背後不同的社會文化支撐和倫理學依據,並最終從「健康公平」(health equity)這個角度探討了一個更長期的應對傳染病的策略,即實現個體健康公平和整體人口健康的雙重目標。原文為Jecker, NS, & Au, DKS (2022).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 48, 169–172. doi:10.1136/medethics-2021-107763。感謝當代文化研究網授權翻譯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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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葬文化行動小組-20210817新聞稿

悼念新冠疫情文化行動,要去汙名求真相。
追思亡者邀請民眾致意,不忘錯誤政策輕送生命。

本土新冠(covid-19)疫情自5月中爆發以來,累計已有821人染疫死亡。文化界人士與社會團體今(17)發起大眾葬文化行動祭,將自 8月28日下午14時起至9月5日,於 自由廣場 公開追思悼念新冠受難者。

covid-19網路墓誌銘 https://covid-19taiwan.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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