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郁 │ 普世價值與民族情感之外,何明修教授誤會了什麼?

//臺大何明修教授1月17日在ThinkChina發表了一篇短文《Why did the Taiwanese support China’s A4 revolution?》,試圖將台灣支持中國白紙運動的行動放在台灣認同的框架下進行解讀。然而,這樣的解讀是一場誤會,也同時是一種掩蓋。……

……我想強調,困境是共同困境,並不是中國的困境或香港的困境。這些困境包括自由權利的退潮、民主政治的衰退、勞工權力的衰退、大型資本的擴張。這些問題若僅局限於一時一地的理解框架,很可能演變成「護國神山萬歲」、「支持資本家剝削他國工人」或是「沒有民主真可憐」的反動論述。而這種理解的困境與建立在理解之上的團結,對於台灣來說尤為困難,因為台灣作為亞洲四小龍事實上是全球少數享受到資本積累好處的半邊陲國家。這個好處得益於冷戰框架,得益於台灣的戰略位置,當然也得益於當年背井離鄉辛苦打拼的基層勞工。但如果現在人人都從這個結構中獲得了好處,那又如何反思此一好處背後所代表的全球結構性不公?//

(感謝作者授權轉載,圖片來源:翻攝推特「李老師不是你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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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方遠│不要玷污了白紙

(感謝作者授權轉載,文章原載Facebook專頁「方遠北杯講看麥」,圖片來源:推特)

//……西方和台灣媒體運用自己那局限到可笑的認知,膝蓋反應式的把所有行動都看成單一化和平面化。事實上真的願意關心的人,不難看出各地形式不同,有悼念烏魯木齊的集會,有反對核酸的,也有反對居委會無理封控的,當然那些口號喊過頂的也是有的。

除了那些被刻意放大的「下台」運動之外,大陸群眾的能動性並沒有被理應承擔起所謂「理中客」的外在媒體呈現出來。比如能看到,有居民組織起來到派出所去,用《民法典》實實在在的法律規定,去向警察做「普法」的工作,在警察的陪同下再去和居委會爭取取消不合理的要求。也能看到,有居民直接找上居委會,提出中央下發的二十條、消防法以及種種法律,成功解開了不應該出現且影響安全的鐵絲網。還能看到,北京清華大學抗議起來後,校方選擇的做法是與學生對話,召開座談會,最後找到雙方都認可的方案。座談會的紀要還被整理出來發上了微信公眾號,已有10萬+的閱讀量。

還有一些的變化,聲量不見得那麼大,但確實在發生。比如武漢多個區域在陸續提前解封小區,一些中央級的官媒指明核酸檢測產業鏈的亂象,還有提出了「精準免檢」也是「精準防控」的看法。最新看到的是,重慶渝北區開始試點,暫緩轉運方艙,允許符合條件的居家隔離。今晚在朋友圈刷屏的是,是浙江宣傳部門發出的文章〈「人民至上」不是「防疫至上」〉,跟人民對話的態度和方式,頗為受到肯定。

舉這些例子不是要說中國大陸的防疫政策完全沒有可受檢視之處,而是想說這些變化的結果,恰恰體現出中國大陸政治運作裡面的「民主性」。它不是台灣西方熟悉的代議式民主──那種投票形式重於一切的民主──也不一定要用官方的「全過程人民民主」,但不能說大陸就沒有「民主性」,而是有著屬於其在地脈絡的官民互動模式,政策上的進一步退多步,有時候也跟網上民意取向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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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提莫費耶夫│美國如何成為主導國際秩序的「軟帝國」

「在20世紀,美國確實能夠塑造一個很特殊的國際社會環境,也稱得上是『軟帝國』(soft empire)。這『軟帝國』的核心,包含了某種武力脅迫的性質,是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上的。在戰爭中,美國(及其同盟)打敗且佔領了敵對的主要國家,像意大利、德國和日本。後來的事實證明,這讓美國變得愈發強勢,在經濟、技術和金融上成為霸權的存在。美國成為了戰後日本和西歐重建的最大協力者,也讓後者能在日後成為世界主要的經濟體。……經濟制裁,可以被視為現今「軟帝國」至關重要的權力技術。美國是應用這項技術的佼佼者,……在今天以美元結算的全球化環境裡,美國金融部門能監控世界各地的交易,並限制那些與華府政治利益衝突的地方。……正如伊朗、委內瑞拉與俄羅斯經驗所示,對出口過一系列的經濟封鎖及制裁,可造成嚴重的損失。」

作者伊凡.提莫費耶夫Ivan Timofeev為俄羅斯外交政策專家,智庫「瓦爾代俱樂部」專案(Valdai Club Programme)主任,原標題「北京和莫斯科可帶頭對抗西方對世界的支配」(Beijing and Moscow can lead resistance against West dictating to rest of world)。本文由林月謙翻譯。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Louis Dalrymple (1866-1905), artist, Puck magazine, publisher Keppler & Schwarzmann, original copyright h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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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漢娜|疫情間的跨國記

【編按】作者是一位在上海念書的學生,這學期申請到加州訪學,該文寫於2020年2月22日,基於作者在中國大陸新冠疫情爆發一個餘月的觀察與思考而作,記錄了在中國疫情爆發與措施快速變化下所面對的恐慌、問題與社會團結的可能,以及作者入境美國所經歷的不適乃至歧視,並反思了如何回應疫情下的社會恐懼、政治正確與對立。台灣近期確診案例快速上升,不僅一些政策缺乏法律基礎,民間從搶購物資到標籤化特定人士、乃至網上以防疫為名的各種出征,甚至堅稱「武漢肺炎」或「中國肺炎」者,多半只為了確認他者而已,而非真的在意疾病下人的生活、記憶、問題的追索。與此同時,美國缺乏應對計畫,在貧富不均下多數疑似症狀者無法得到檢測,而川普至今仍使用「中國病毒」、「功夫病毒」的稱呼,漠視當中發酵的種族歧視,而這不正是共構歐美初期認為帶口罩有病、這是亞洲人的病因而對於疫情輕忽嗎?在民間普遍因恐懼而生的排斥與標籤化,當中又交雜了歷史情感因素,而政客又刻意(或惡意)操作話題下,《新國際》希望這篇跨國記,提供相互理解人的具體生存與回應,思索在強調身體距離下連結社會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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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香港的左翼聲音:甘浩望訪談

【編按】甘浩望神父(Franco Mella)是香港社會運動的知名人物。他年少時進入修院,並受差遣到香港傳道,在此後的數十年間一直參與香港的社會運動,如油麻地艇戶、無證兒童的居留權、以至爭取釋放社民聯成員劉山青等。電影《千言萬語》以及《甘浩望巡禮之年》都是講述他的故事。在去年的11月底,甘浩望在高雄和台南接續進行了很精彩的演講,分享了他從米蘭到香港的豐富人生歷程。他說這是首次來到台灣,在此之前,也只是在香港接觸過一些台灣左派,如陳映真。在演講以後,我們與他進行了一場訪問,關於他早年為何來到香港和中國,對於過去以及現在的中國有怎樣的情感,以致如何看待今天的香港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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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國的非洲:初步觀察(下)

當然,這些高曝光度的影視產品並不代表「中國的非洲」之全貌。以上的討論也不只是為了批評中國傳媒的非洲再現陷於東方主義的框架。相反的,這僅僅構成了一個考察的起點,要求我們思考中國對於非洲的知識與想像究竟來自哪裡,又如何受到主體意識的中介?中國的非洲故事又如何反映中非關係以及中國人腦子裡的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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