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作者授權轉載，圖片來源：翻攝推特「李老師不是你老師」）
臺大何明修教授1月17日在ThinkChina發表了一篇短文《Why did the Taiwanese support China’s A4 revolution?》，試圖將台灣支持中國白紙運動的行動放在台灣認同的框架下進行解讀。然而，這樣的解讀是一場誤會，也同時是一種掩蓋。在世界逐漸陷入分裂的當下，此類運動論述只是變相地重回冷戰反共論述框架，它將消解實質的受壓迫者的團結基礎，將抗爭塞入「民主 Vs 獨裁」的陳舊二元思考中。
首先，最大的誤會來自於對事實的誤解。何明修認為中國白紙運動的聲援活動是由台灣的人權NGO以及他難以描述的大學生所主導的，而沒有陸生的參與。事實上有大量陸生組織並參與聲援的行動，但礙於身分，沒有陸生敢於公開揭露身分。但何明修只選擇了新聞媒體的報導來間接瞭解聲援活動，並因此選擇讓這群人的參與被取消。其次，第二層誤會來自於一種選擇性無視。在台灣，與中國存在聯繫，有著兩岸生活經驗的人並不只是陸生。何明修無視了這些在中國生活過的台灣人的經驗，將參與群體簡單地區分為台灣人和中國人這樣的國籍區分，而不是更細緻地討論更為實際的生活經驗。這些人包括婚姻移民、台商、台商的子女、前往中國闖蕩的台灣勞工、在中國唸書的台灣學生等等。
如果第一層誤會尚是一種無心之過，那麼第二層誤會則代表一種嚴重的結構性的掩蓋。正如同數十萬東南亞移工來到台灣工作，每年亦有數以萬計的人有著兩岸移動生活經驗。他們所理解的中國與台灣習慣描繪的獨裁黑暗中國是不同的，也並不是何明修所極力避免的一種「世界華人認同」所能概括。那是更具體、更身體的東西，是他們在工作中的同事，是在中國辛苦工作的父母，是老師所在的地方，是生活過的一部分所留下的痕跡。我無法清楚描繪更多，但在那些聲援的現場，種種隱微的表情與遲疑中都在透露這樣的情感。而現實中的社會卻並不允許這樣的情感所存在，在中國那會遭遇日漸激烈的民族情緒，而在台灣，中國必須先是他者然後才能存在，與中國相關的情感都容易被污名化為中華民族情感。何明修教授的這篇文章或許最大的貢獻正是揭露了這一殘酷的事實。
當然，我無心也沒有興趣指責何明修教授的錯誤。在我看來，那並不是一種錯誤，而是忠實地呈現了台灣社會運動與外界互動所面臨的困境：一種僅能在單薄民主論述下揮舞聲援旗幟，卻無法為運動的連結加入更多實質內涵的困境。上文所討論的兩岸生活經驗者只是一個理解面向，而更重要的是看到運動內部與台灣的關聯，從而打破一種「當地運動」與「外在台灣聲援」的壁壘。在我看來，這是一個破除壁壘與重建連結的過程。
破除壁壘是破除對中國的「黑暗想像」。我找不到更適合的詞語來形容這種感覺。黑暗想像指的是，在台灣有這樣一種討論，認為中國是獨裁的，中國的一切都是不可接受與反民主的，同時中國也無比強大難以阻礙。所以，中國的抗爭運動在邏輯上無法被理解。許多人面對白紙運動的第一反應是：支持了也沒用，反正很快就會被鎮壓。或者，支持了也沒用，反正就算民主了中國人也還是會支持入侵台灣。這些思考並不是一種試圖理解的思考，反而是走向退縮。吳介民所寫的《第三種中國想像》曾經試圖以一種台灣主動介入中國民主化的思考方式來破除這樣的壁壘。但是很可惜的是，關於民主的論述在沒有塞入內涵的情況下仍然是難以支撐運動的連結，只能支撐連結的姿態。
重建連結需要將兩岸乃至東亞，甚至全球資本的流動作為理解共同困境的基石。是的，我想強調，困境是共同困境，並不是中國的困境或香港的困境。這些困境包括自由權利的退潮、民主政治的衰退、勞工權力的衰退、大型資本的擴張。這些問題若僅局限於一時一地的理解框架，很可能演變成「護國神山萬歲」、「支持資本家剝削他國工人」或是「沒有民主真可憐」的反動論述。而這種理解的困境與建立在理解之上的團結，對於台灣來說尤為困難，因為台灣作為亞洲四小龍事實上是全球少數享受到資本積累好處的半邊陲國家。這個好處得益於冷戰框架，得益於台灣的戰略位置，當然也得益於當年背井離鄉辛苦打拼的基層勞工。但如果現在人人都從這個結構中獲得了好處，那又如何反思此一好處背後所代表的全球結構性不公？
背井離鄉的鄭州富士康工人、身中九槍的阮國非、被寶成解僱的緬甸工人們，其實是不是同一種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