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漢娜（上海大學）
【編按】作者是一位在上海念書的學生，這學期申請到加州訪學，該文寫於2020年2月22日，基於作者在中國大陸新冠疫情爆發一個餘月的觀察與思考而作，記錄了在中國疫情爆發與措施快速變化下所面對的恐慌、問題與社會團結的可能，以及作者入境美國所經歷的不適乃至歧視，並反思了如何回應疫情下的社會恐懼、政治正確與對立。台灣近期確診案例快速上升，不僅一些政策缺乏法律基礎，民間從搶購物資到標籤化特定人士、乃至網上以防疫為名的各種出征，甚至堅稱「武漢肺炎」或「中國肺炎」者，多半只為了確認他者而已，而非真的在意疾病下人的生活、記憶、問題的追索。與此同時，美國缺乏應對計畫，在貧富不均下多數疑似症狀者無法得到檢測，而川普至今仍使用「中國病毒」、「功夫病毒」的稱呼，漠視當中發酵的種族歧視，而這不正是共構歐美初期認為帶口罩有病、這是亞洲人的病因而對於疫情輕忽嗎？在民間普遍因恐懼而生的排斥與標籤化，當中又交雜了歷史情感因素，而政客又刻意（或惡意）操作話題下，《新國際》希望這篇跨國記，提供相互理解人的具體生存與回應，思索在強調身體距離下連結社會的可能。
中國大陸新冠疫情的蔓延本是個漸漸嚴峻的過程，但對於一般民眾而言，卻是個一夜爆發、令人措手不及的緊急事件。一月十六號的時候，上海還是風平浪靜。我決定先去杭州待幾日，與各位老友告別——畢竟再有兩個星期，我就要離開中國，赴美國加州大學聖克魯茲交流訪學一年了。離開宿舍以前，我特意跟宿管阿姨再三確認了宿舍樓春節後開放的時間，打算及時回來，拿走自己兩大箱的行李，裡面保存的，是我將來一年間的生活用品，還有過去一年間陸續辦理的所有手續文件。
確認無誤後，我心安地登上高鐵，以為一切已安排妥當，只待返滬坐飛機就是了。誰也沒想到，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大家的生活都不再可能「安排妥當」了。
一、在層層部署之前：我們的恐慌與自救
「後真相」這一概念，在中國大陸有著更為複雜的呈現。一方面，日新月異的媒體通訊技術成為了隨意散播不實、煽動性消息的溫床；另一方面，所謂的權威信息卻都經過了最嚴苛的審查制度的篩選。對於我們來說，每一個基本事實的確認，都是一場「謠言」與「官方消息」的拉鋸戰。關於新冠的「謠言」，在一月十九號之前都沒有引起我足夠的警覺，不過，一月十九日深夜至二十號清晨，我在小區樓住戶微信群中讀到，有人的朋友感染了新冠病毒，「謠言」開始有了實感。微信群的討論時斷時續地進行了一夜，不少當時看起來只是聳人聽聞的「謠言」被分享了出來。整個樓內的氣氛因此變得緊張而恐慌，住戶們開始商量著向物業建議加強消毒，並積極地督促彼此戴口罩。第二天清早我出門丟垃圾，運載人們上下樓的兩台電梯同時處於空置狀態——要知道，平日里，搭乘電梯甚至需要等待十幾分鐘的，尤其是在早晚丟垃圾的時間段。全樓似乎自發進入了防護狀態。
一月二十號媒體開始了對疫情大規模的報導，當晚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院士更在中央新聞頻道節目中明確稱：新冠病毒肯定人傳人[1]——新冠疫情，才正式成為了官方事實。一時間，與之相關的信息像被打開閘門，巨浪一樣湧向民眾，衝擊著每個人的接受上限，恐懼迅速籠罩了整個社會。「一夜爆發」的新型傳染病，恐怕是最為糟糕的一種社會危機，伴隨它而來的是未知、無期以及「他人即病毒」的人際關係想象。在一開始，兩種不同導向的恐慌應對機制就都自然地產生了：一種是封閉的自保[2]，另一種則是開放的連結與互助，而唯有後者，幫我克服了巨大的恐懼感，度過了最艱難的時刻。
如果我們退回到一月二十一號的現場，當時尚沒有A、B、C、D的分類，除非你是武漢歸來人員，大家都是處在鬆散的狀態，還沒有街道、物業、交通部門等等機構安排你的日常，但此時，民間已經有了大量靈活、迅速的互助抗疫活動。我自己觀察並參與到的有三種情況：第一種是限於線上轉發，心理援助群、網絡義診平台、倡議書、旅行社由國外帶回口罩尋求交接等等信息，在微信朋友圈幾乎每日都有數十個更新，人們以自己的邏輯鑒別、挑揀、傳播出去；第二種是半線上半線下的活動，在武漢紅十字會正式開通24小時熱線接受社會捐贈之前（其後來的種種不當操作暫先不論），[3]各武漢大學校友會、留學生會、粉絲團體、臨時救援會等都已經開啓了物資籌備、捐贈活動。我本人聯繫到的首個物資援助渠道是北京武漢大學校友會，他們在23日之前已經購買1000套防護服發往武漢，並在23日發起眾籌捐款，用於下一批防護物資的購備；第三種則是完全在地微小範圍的合作行為。截至到1月23日，我暫住小區的垃圾分類工人都還在崗位上堅守。我與朋友在21日晚，發現分類工人仍沒有口罩可帶。經討論之後，我們打算暫時拿出幾個口罩救急，並在住戶群里提及了這件事，有人附議說，「大家都住這裡，多一個人感染了，就多一份風險」，雖然之後再無人回應，但第二日，小區其他幢的兩個工人也收到了分享的口罩。事情微乎其微，但並非毫無意義。需要解釋的是，以上這些互助，都不是在自我感動、不管不顧的狂熱中進行的，相反，人們都在冷靜、謹慎地保護自己，特別是在物理空間上盡量選擇著獨處。
我列舉這些參與互助式抗疫活動，重點並不是在道德層面倡導每個人「奉獻」，而是要指出：克服危機與恐慌的基礎是主動的參與、開放地合作。在以上活動中，給予人們一定安全感的，是自我能動的協作感，那種「我」和別人正在一起創建更合理、更好的抗疫條件的行動感，遺憾的是，社會自救力量的活力後期卻漸漸熄弱，轉而由權力的層級部署全面接管。[4]我無法輕率地下判斷：小而散的社會自發組織比宏觀的調控更有效。權力部署到位，諸多事情確實獲得了更有效解決。數日之內立起一座醫院，的確是一種特定的體制才能完成的壯舉。事件的進展是一個多變的過程，這裡絕無意馬後炮地指責武漢封城等等強力措施是欠考慮的。更有力、更具義務的管理到位時，機動的自發自救將責任、行動慢慢地讓渡出去，這本是自然而然、天經地義。然而，在愈演愈烈的高壓強控之下，我們不像是卸下了責任的重擔，而更是被奪走了合作的可能性。政府「大家長」尋求的並不是來自民間的合作，而是絕對的聽話與配合。
首先，且不要說有創造力的協作，相當一段時間，個人自己的生活都處在每一個動作都需要申請批准的狀態。（這兩日，疫情稍緩，管控策略有變化的傾向）杭州的防控措施是最為嚴格的城市之一。西湖區的「最嚴禁令」共12條，「三不四嚴五必查」。[5]火車站、地鐵站勸返是基本操作。[6]新的智能數字技術的最快應用，是杭州管控的特色。樓門智能鎖，開門的剎那就能將個人信息上傳；[7]2月11號上線的健康碼政策，更是製造了第一批直接地為大數據支配的無力者。健康碼申領需要個人在支付寶城市服務中輸入五個問題的答案（姓名，身份證號，當前是否在杭州，近14天是否接觸新冠確診或疑似，當前健康狀況），大數據分析之後，根據不同結果生成綠、紅、黃碼。唯有綠碼才能於返杭或者於市內通行。大批黃碼、紅碼領取者，也有頭一天是綠碼第二天變成別的顏色的人，體驗著前所未有的被動感——比起人為的判斷執行，大數據更無法反駁，即使軟件、算法有問題，絕望之處在於一般人根本無從分析質疑。這種情況中，大多數人已經喪失能動性，而只能是靜待安排處置的個體。另外，這種絕對的管控，也讓連結合作呈現得不再那麼有意義，更不再可能蓬勃地發生。我們在管控邏輯中能看到的最糟糕、影響或也最為長遠的一點在於：它設置的基本原則是對立，而不是協作。抽象的「人民」是管控最終要保護的，一個個的人卻是它預設的「假想敵」。在這件事情上，人們只通過監管部門而對彼此負責，個體之間開展相關對話與行動的基礎和聯繫都顯得如此薄弱。與此相反，人與人關係是互相監督、甚至監視，這裡被鼓勵的，是配合、聽話和舉報。且不論這種策略在疫情當下有沒有更有效地治理我們的社會，現在事態有了緩和，在這所謂的「非常時期」之後呢？這就是一個有起點有終點的舉國任務，完成就能翻篇不留痕跡嗎？人與其他人、與一個社區、與一座城市乃至一個社會的關係，說重建就能重建嗎？那些總是不被滋養的互助品質，能說養成就養成嗎？
或許這樣談感受還是有些籠統曖昧，但是我想在這次疫情期間，很多人都有那麼具體的一刻，突然意識到：從現在開始，我的每一步行動可能都得托付出去，等待發落了。對我來說，這一刻是1月25號，上海大學博士群發出了一則公告。
二、無法輕言的愚蠢：上海大學式消毒
25號晚上，上海大學博士公寓的宿管阿姨在群裡發出通知：公寓將無明確限期封樓，學生一律不准這之前返校。我心驚了一下，想到了宿舍中的行李。打電話過去詢問時，宿管阿姨嗓子嘶啞。可以想象，她已經接聽過多少個電話。
宿管阿姨無疑意識到了執行這一強硬命令的難度，平時願與學生保持友好關係的她，這時立起了非常警戒的態度，她試圖以一兩句話結束這段溝通，嚴厲地說封樓是「上面的決定」，她不敢違反，打電話給她也沒用。我解釋稱自己不必住宿，只要進去半個小時，把行李取出，並會量體溫、戴口罩、戴手套，她也說不行。直到我提醒她節前與她的反復約定，阿姨才鬆口稱正式封樓時間是第二天中午，想要再進樓，必須在那之前返校。
我馬上訂了歸途的高鐵，連夜安置了杭州的一切，早起出發。沒想到，下了高鐵就看到消息說宿舍樓已正式封鎖。再聯繫那位阿姨，她只說封樓時間提前了兩個多小時，而現在已然封好，她已無能無力，讓我打電話去社區管理部。
社區管理中心接起的第一通電話，對方忙碌，因此只回復了幾個字，「現在都不能進去」，就匆匆掛斷了。第二通電話，對方也來不及聽我解釋，只痛心疾首地教育了我幾句，稱現在形勢那麼嚴峻，國難當頭，怎麼還這樣不理解他們的工作。
當天晚上，我入住在上海的酒店裡，一個人反復苦惱，一度覺得自己真的正在給國家添亂，不如直接將訪學延期。然而，我的入境材料還有兩周有效時間，而宿舍開樓遙遙無期，一旦材料作廢，不止前期半年多的忙活白搭，後續再申請，恐怕也就難了。思來想去，我最終決定：不是我無理取鬧在搗亂，是一個過於沒必要的「制裁」，將要拿走我人生為數不多的學習機會。於是，第二天一大清早，我又撥打了社區電話，這一次，他們也沒時間聽我說，但是，終於指了一條解決之路：「叫你們書記來，是他們讓封樓的」。
我馬上傳了信息給系裡的老師，將前後情況說明。這位老師即刻聯繫了院內的書記，書記表示家在附近，願意驅車趕來作證。
事實證明，「書記」是事件的轉折點。他出現之後，之前像病毒一樣被層層鐵壁擋在宿舍樓外面的我，在書記走出車門的一瞬間，被消毒得乾乾淨淨。社區負責人將樓門鑰匙送到，並安排了一位阿姨在樓下等我。阿姨說，「不必著急，慢慢收拾，等下我來鎖門」。
這樣描述整個過程，想必讀者會覺得我在不滿一種官僚作風，指責整件事情的愚蠢——我無意這麼做，讓我們明確一個前提：這個插曲中每一個人都在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職責」，累到嗓子嘶啞的宿管，春節加班的社區中心負責人，第一時間來幫我的書記，人人都在不辭勞苦。假如我在其中任何一個位置上，我也無法保證能夠做得更合理。要知道，在一整套的治理邏輯框架內部，人們在自我位置上的行動，都有它的來路，有它深埋的道理。為什麼在書記出現之前，沒有人願意瞭解我進宿舍的具體情由是什麼？——因為對待具體情況尋求具體更合理的對策，從不是行政執行工作的第一原則，其第一原則是盡可能完成被交代的任務，對上級的命令負責，（學院黨委書記與後勤社區管理部甚至還不是完全對應的上下關係）。在這裡，不要說做有彈性的綜合判斷，更不要說決斷，即使是由下往上彙報例外情況，都要承擔被批工作不力的風險。除非你越級找到了護航者，不然沒有什麼天大的難處，值得陳述。
最近有一些優秀的學者在談中國大陸社會治理中央∕地方的關係在新冠疫情中扮演的角色，[8]其中也不乏相左的觀點（周雪光、鄭永年、呂德文、田力為…）。我輩不才，對中國社會治理制度的理解尚不足以對這種大型問題指手畫腳，但是，中央∕地方是個大結構，治理的邏輯和文化意識卻是滲透在千千萬萬細枝末節。整體的理解當然很重要（而且可能更具指引意義），可今日並不是一番論證疫情爆發是不是治理體制∕機製造成的惡果，就能結案論定其優劣的。潛移默化的治理規則，是人們能從微小而又繁多的「辦事」中，從任何級別的「上對下」的管理合作中，切身感受到的。政府能夠在疫情期間高效地完成包辦，當然仰賴於權力的的強壓推動，但真正的實現，是藉由那種人們早已習以為常、自上而下、層層口令執行的社會治理文化。「下」的能動性不夠，不僅僅由於被授權得不夠，更由於人們默認的、壓倒性的褒獎∕懲罰標準就是口令執行效率。這種治理能在疫情期間，有效地控制住人的行動嗎？——能。事實證明，我們控制得很好，就我本人而言，但凡我的材料有效期尚有餘裕，我定已放棄騷擾社區，將訪學延期了。可是，我們不能不反思的是：這高效地控制中，需要浪費多少信息傳達的時間，接受多少「不合理」，吞下多少過度的「懲罰」？
那種看上去愚蠢的治理，不僅是中國或者說上海大學才有，在其他社會中，或許是以不同的面貌出現。確定的是，所有的社會治理，都會因其複雜性以及沈重的歷史慣性而出現反基本常識的愚蠢。我們無法輕浮地、置身事外地批評，但不代表我們不能批評，沒有如實、反復的批評，進步永遠不會發生。再多原因也好，愚蠢的，畢竟是愚蠢的。
三、不為了贏得一場論戰：我初經歷的種族歧視
拿到行李之後，我又開始等待美國管控的安排。那幾天，是國際輿論關注新冠疫情的小高峰，[9]北京時間1月31號凌晨，世界衛生組織更將肺炎疫情認定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我開始在網絡媒體上、朋友圈內，不斷看到華人在世界各地遭受種族歧視的新聞、文章、評論。同時，我事先跟兩個在美中國留學生租好的房子，突然被暫時拒租了，她們希望我先在外面住一個月，再入住家裡。這些都讓我感覺，美國社會正因為疫情而變得對國人更不友好。
記得出發前，我曾在系裡的討論群中，加了感嘆號地聲明自己要去美國跟歧視作鬥爭，並在腦海中擔憂和規劃，被海關刁難怎麼辦？美國境內第二程飛機上被人拒絕鄰座怎麼辦？入住旅館被趕出來怎麼辦？
實際到達現場的情況，與我的預期落差比較大。[10]
從上海到洛杉磯的第一程航班上，絕大部分是中國人，全員佩戴口罩。入境時，海關問了一題是否來自武漢，我如實作答。其他問題就都關於我的專業文化研究，他追問我最喜歡哪裡的文化，我沒有義正辭嚴地糾正他「這個文化研究，不是你想象的那個文化研究」，只用「沒有最喜歡的」糊弄了過去。他問覺得美國文化怎麼樣，我說有一點兒瘋狂，他很滿意，大力地敲了章請我通過。
第二程洛杉磯至聖何塞的航班，候機室裡基本都是美國國內乘客。我明顯感覺自己進去的那一刻，很多人投來注視的目光，我也很快意識到，是因為口罩。[11]按照習慣來說，比起東亞地區，這裡鮮有戴口罩的文化。他們認為戴口罩是病人切斷自己傳染途徑的方式，健康的人則不必如此。不過，我剛剛自上海搭乘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多少有接觸到病毒的可能，即使被注視得很不舒服，還是選擇了留著口罩。登上飛機，鄰座的女孩比我後進，我捕捉到她看到座位時愣了一下的表情，以及她跟朋友交換的一個擔憂的眼色，然而，她最終還是對我擠出了一個政治正確的僵硬笑容。
飛機之後的行程，印度裔Lyft司機穿著夾腳拖鞋，為了小費熱心地幫我搬行李；到了旅館，印度裔老闆散漫地給我辦了入住，護照都懶得細看幾眼。
以上這些記錄，並非要說明我所到的地方不存在種族歧視。其實，我第一次出門，就遭遇到一個精神不在正常狀態的人，在街上衝我大喊「嘿，亞洲女人！」，然後分別用中文、韓文、日文喊著「你好」打招呼；其次，這也並非否認有國人、華人因為疫情而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那些是事實，而當事受害者的反抗是勇敢鮮活的。以上的記錄，只要說明的是：因為新冠疫情，各國社會普遍瀰漫著種族歧視、反華情緒——這條判斷不是真的。
各種各樣的媒介讓全球人類越來越生活「在一起」 ，不過，絕大多數時候，我們也只能通過媒介「在一起」，而媒介遠遠不是透明。在我這項小事例中，媒介主要是指媒體話語符號。這種話語敘述如何建構事件、左右感受的能力 ，已然是學術界的老生常談，各路學者已談過很多、很深。晦澀的理論層面這裡不想涉及，而只是由此想談談日益極端、令人疲倦的話術爭論現象。
關於疫情期間一些人群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情況，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稱呼。在國內，我們有「對湖北地區人的歧視」，我們把台灣的情況稱作「對大陸人」或者「陸生」的歧視，在日韓叫做「對中國人的歧視」，在歐洲北美發生的類似現象一般被叫做「種族歧視」，在英語中被叫做Racism。這些詞彙所激起的情感強度與想象內容都是不同的，不知道為何「對湖北地區人的歧視」，被視為一種需要並可被教育疏導的偏差，而一旦被冠上「種族歧視」的名頭，便再也沒有什麼討論的餘地，變成了大是大非、正邪不兩立的問題，而去滋長熊熊燃燒的民族仇恨。在機場候機室對我側目甚至稍有躲避的人，是種族主義者嗎？如果我因為氣氛不舒服而跟人上前理論，最後發生了衝突，這算是種族歧視襲擊事件嗎？——在有心的媒體或解讀里就可以是，而一旦「是」，就再難以為其辯駁翻身。
我們中最聰明、最博學、最有話語權的力量——大眾媒體、知識分子、發言人們，越來越多地為了贏得一場場論戰，不斷地說明、釋義、整合，掌握著成套成體系的話術，培養出來了一大批殺傷力極強的話語符號。你批我種族歧視，我罵你政治正確，（甚至還有吊詭的邏輯，把種族歧視歸因為政治正確，一次罵雙份），你譏我廢青，我笑你五毛，大家都願意擺出「智商碾壓」的姿態。要麼是立場偏見，要麼是揣著明白裝糊塗，大家都精於捕捉對方的漏洞，繼以最高效、最具攻擊性的話語去標識對方，一旦認定這個標識，對方表達的細節、要點、有道理之處等都不再重要，一番唇槍舌劍之後，最能留下痕跡、在公眾間繼續發酵升溫的，也不過是話語標籤本身。這種情況讓人懊惱的，不僅僅是大量的事實、細節被棄之不顧，也是它不斷製造、升級對立的能力，就算是明明共享基本的理念、價值觀的同仁之間，也能由於更為瑣碎的分歧而水火不容。
通訊媒體技術的進步正在創造著多到可怕的爭論機會，人們彷彿也傾向於覺得每一場爭論都是生死攸關，只要做出一些「求同」的讓步，就無異於繳械投降，躺平任嘲。反對這樣寸言必爭的辯論，不是要無所堅守、無所反對，而無非就是想追問一句：在基本範式上，我們討論到底需要的是對立導向還是溝通導向？為什麼到現在呼籲在立場與立場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溝通協作，還是被當成一個道德高地傳來的空喊，一個高姿態的選項，難道來自各種各樣危機的警告還不明顯嗎：我們不過是一條繩上的螞蚱，而且從來沒被繫得這麼緊過。
發佈日期：2020/03/24
[1] 具體內容請參見：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6300022179192671&wfr=spider&for=pc
[2] 各地對於武漢、湖北人員不分青紅皂白的歧視與排擠是這種導向的典型反應
[3] 武漢紅十字會正式開通捐贈特線為1月23日下午，詳情請見：http://www.wuhanrc.org.cn/info/1205/2622.htm
[4] 或者說自發的社會力量已被權力統一部署收編，行動的名義主體已然轉移
[5] 請見：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7577368419229027&wfr=spider&for=pc
[6] 事例較多，如：http://www.360doc.com/content/20/0212/19/65238170_891555878.shtml
[7] 請見：http://www.miaoguosi.cn/gundongxinwen/16435.html
[8] 例：周雪光，《新型冠狀病毒暴露了中國國家治理中的根本性張力》，https://berlinerbericht.de/2020/02/14/8471/.
呂德文：《「無人統治」的系統：武漢疫情防控問題何在》，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9963.html
田力為：《名教授周雪光為什麼也開始「說瞎話」了》，http://m.wyzxwk.com/content.php?classid=13&id=413859
[9] 數據請見：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8212655203935197&wfr=spider&for=pc
[10] 其時美國人對於新冠的重視尚非常不足。要指明的是，這裡觀察的並不是美國人對新冠疫情的重視程度，而是疫情中，美國社會對中國人的種族歧視現象。
[11] 近期，西方專家一再強調健康的人不需要戴口罩，在中國大陸激起了大量口誅筆伐。不戴口罩是歐美的「政治正確」、戴口罩是國內的「政治正確」，因為口罩問題搞得立場敵對，令人匪夷所思。
戴不戴口罩，戴口罩作用大不大，跟當地的環境、病毒載量、文化接受度與醫療資源情況都有關係。
例如：按照聖克魯茲實地的人口密度、房屋距離、氣候條件，日常室外防護中，口罩發揮不了太大的作用。但是他們坐飛機的時候，還有的超市工作人員等，也不戴口罩，我理解為何，但不贊同這種做法。
還有一種情況，專家堅稱，生病的人才需要戴口罩。但這就意味著，戴口罩就是「我是病毒攜帶者」的標識，這就造成輕微不適的人，並不願意戴口罩。我認為，這種強硬的判斷語氣不正確，至少要有一些緩和的表達，例如，「人們可以選擇口罩防護，但日常防護效果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