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派遣」羞辱了勞基法！ ■劉芳萍 （2013.6.28《新國際》）   非典型工作裡，就屬「勞動派遣」最令人無法接受。 《勞基法》裡已給了雇主很多方便，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的定期契約可供雇主選擇簽訂（勞基法第9條），但近1、20年來，政府、立法院還不斷的以行政命令或修法，擴大企業主使用勞工的彈性空間，如部分工時、彈性工時、變形工時、責任制、勞動派遣、外包等，大開企業主節省人力成本之門。這些非典型雇用型態中，又以勞動派遣最為可惡，在本質上就將人的勞動力當成商品販賣。  

一個「邏輯的─理論的」批判 ──評吳叡人〈台灣後殖民論綱：一個黨派性觀點〉 ■趙剛 （2013.5.17《新國際》）   與我之前所分析的〈賤民宣言〉（編按：見2013年5月3日出刊之《新國際》）類似，吳叡人教授的另一篇論文〈台灣後殖民論綱：一個黨派性觀點〉（2006），也讓我在閱讀中產生了多重的困惑。我現在的這篇書寫可說是將這些層層縐折的困惑舒展開來。由於很多的困惑是和概念的一致性，或是思路的邏輯性有關，因此，我將這篇批判文字給了如上的標題。除少數不得不之處，我盡量不將我的批評涉及史學領域，這既是因為我在面對這一龐大知識傳統前的謙卑與心虛，也是因為這篇「論綱」中的一核心歷史爭論，也就是關於1920年代「台灣人全體解放」的歷史解釋問題，已經有了邱士杰先生的詳細的對於吳叡人說法的駁論，且因此可說已展開了一條新的討論軸線，我密切注意是否有進一步的發展。但除此此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的評論對象吳叡人先生其實也並不那麼在意「歷史的真實」。在這篇「論綱」的一開頭，他就相當誠實地交代了他是經由一條他所謂的「歷史政治學」路徑進行歷史書寫，並指出他是透過對歷史的「詮釋」或「再詮釋」，進入到歷史記憶或歷史編纂這樣的一種政治鬥爭領域裡。「歷史」，對吳叡人而言，是被有使命（不管為何）的人拿來揉捏伸展的一種「激進書寫形式」。這樣一種光明正大的歷史拿來主義，自然也只有讓批評者更加注意於他是如何拿來、如何詮釋、如何再詮釋，以及如何操作他的「記憶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