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反智

論反智
■卡維波

(2013.6.14《新國際》)

 

 

這兩天忽然看到有些人談「反智」,開始時候沒看懂,後來才明白我的不懂是因為:在這波談論裡,原本應該贊成反智的社運,也同樣反對反智,或接受了這個「反智」標籤的負面意涵,雖然這個意涵是境外或上一代反社運的學院知識份子所形塑的。

 

 

我年輕時是從余英時那裡第一次聽到「反智」(好像是登在中國時報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這個「反智」用法應該是他首先引進台灣的),在他的用法裡,(簡單的說吧)反智是件壞事。余英時的現實關懷主要針對毛澤東與中共對於知識份子臭老九的批判,對於文革中「工農兵進大學」以及「政治、產學研有機結合的教學體系」(例如專業課程必須為人民服務、為工農業生產服務)的批判。當然,毛或文革路線就是不折不扣的反智主義。而當時余英時在進步小青年眼裡,是個保守反動的右派,是國民黨的支持者(當時流行的邏輯是:你不公然反對國民黨、你對國民黨專制暴政沈默、甚至還批判共產黨,那你肯定就是支持國民黨),甚至是個酸腐氣極濃的復古主義者(其實余英時批判中國文化的反智傳統,應該不是復古主義,但是因為國民黨推行中華文化復興,所以當時進步小青年都是全盤西化派。既然中國東西毫無價值只是腐朽醬缸,那麼只要你去搞點古代東西,不管你立場是否疑古評古,都是復古保守派)。現在來看,余英時是反共與社會保守主義沒錯,但是其他帽子戴得都不對。(到底誰是余英時?他曾被稱為「上國學者」,進步小青年應記得他不久前還聲援反旺中媒體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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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5日(當地時間),被譽為文學界諾貝爾獎的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獎,在華府國會圖書館傑佛遜大樓大廳舉行頒獎典禮,首位華人得獎者是旅居美國的歷史學家、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典禮後應媒體要求展示克魯格獎章。(圖文/中央社)

 

 

後來才知道余英時的「反智論」大約是從美國的霍夫斯塔特《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而來。這裡又有點小學問、大轉折:

首先,英文的intellectualism(主智論)主要是負面的含意,大概就是「蛋頭主義」的意思,不但是偏執發達智性,只是為知識而知識,而且是深居象牙塔內與人民集體智慧對立,高舉專家研究決策至上的立場,以致於無視現實、忽略情感、沒有常識、貶低實踐。中文「蛋頭」就是翻譯自英文egghead,是民粹共和黨人所發明的對知識份子之不屑用詞(脈絡應該是共和黨反對諸如凱因斯教條主義學者,諷刺的是後來他們卻承認「我們現在都是凱因斯主義者」)。

 

既然主智論是負面的蛋頭主義,那麼反智論便應該是正面的吧?!反智論主張要從現實的人民實踐、集體智慧、常識出發,滿足現實具體需要,而非空談理論知識──這應該是反智的內容,跟「棄聖絕智」不太一樣。

不過霍夫斯塔特這個知識份子扭轉了反智主義,把反智論當作了負面。霍夫斯塔特針對的是他當時的「社會運動」,以本土主義(根植農村與宗教傳統)來抗拒(我們現在稱為)全球化文化趨勢與都市知識份子,支持這些「社會運動」反智的背景是:一方面美國社會,特別是科學界與教育界,有種講求實際實用實利有效的心態(因此反對無用的高深理論與無立即實效的教育方式),另方面,美國因為高等教育普及與讀書風氣而出現「知識民主化」的狀況;現在台灣同樣因為高教普及與網路資訊易得也有「知識民主化」現象;簡單的說,「知識民主化」的反智現象就是大學生也可以在輿論意見上批評像教授這類的知識權威。霍夫斯塔特後來不滿1960年代美國的激進運動,反對學生佔領校園,都和他對「反智」的批判有關。總之,反智原本可說至少也是一種正面的立場,卻在知識份子界被扭轉為負面的。

 

當然,在美國政治中,共和黨民粹主義至今還是反智的急先鋒,代表人物就是(民主黨故意舉的例子)雷根、布希。同時,也有人認為當代網路文化(台灣叫做鄉民文化與宅男文化)充滿反智主義。不過在教育與學術中,歐美走反智路線還是有的,特別是像社會工作這種學科領域。必須指出的,歐美自由知識份子(包括霍夫斯塔特)對反智論的批評向來就是指向共產黨左派對於抗爭「實踐」的重要性強調,對於「政治」(路線、階級利益)的優先強調。這也是余英時能從境外順利挪用反智論的「反共因素」之原因。

總之,余英時也把「反智論」變成負面意涵。如果說反智在台灣今日已經變成一頂負面帽子且被普遍接受,那麼我認為可以說明一個「思想的境外移入──前代遺傳」的趨勢。什麼意思呢?

 

眾所周知,思想知識這類玩意有兩個特色,一個是抽象,為的是求涵蓋面廣,這樣便利不同主體的團結與議題的連結;另一個是整體,也就是盡量納入且整合不同立足點與視角,化解內部差異矛盾。思想知識及其特色都無法立即直接從特定主體的實踐現實直接導出,總是經過種種中介。本來在理想上,思想知識與運動鬥爭(或政策實踐)應該是立即互相傳送震盪的,所謂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彷彿無須中介),然後這個結合又企圖改變群眾,進而改變結構現狀。

但是理論與實踐兩方也往往是不同社會位置的主體,社會分化的種種因素使得有些(缺乏資源克服分化的)理論與實踐無法立即相互呼應。此時實踐者的抽象整體之思想知識資源,就繼承自業已喪失情感記憶與利害直接關連的某些境外或前代知識份子──我在《人間思想》第二期的〈人民民主:20年後〉講過「境外移入」,對於普世或道德進步主義的批評是呼應趙剛的「全球價值,在地行動」,這裡就不說了;至於前代知識分子的思想知識被挪用後的政策實踐多年前改變了群眾,造就了現實大勢,而成為當前的政治潛意識。在今日知識份子與社運份子各自都變得更為專業化(也標榜其專業內容與技術、專業身分的不易取得等等),特別是欠缺政治經濟文化學術資源的運動中,社運的抽象整體知識思想之境外移入或前代遺傳的趨勢恐難避免。

 

可想見的,寫作以情感為中心的《民困愁城》的我不會贊成「主智論」,因為欠缺了情感是個很大缺憾,傳統上對於主智論的負面看法有其道理。我對「反智」的理解與使用方式是中性的,就是事實的描述;當今的運動在我看來幾乎是「天然的」反智論,有種種客觀原因。而且這些客觀原因影響的並不只是運動、政策,有時還包括學術或思想,易言之,即使學術思想中的流派或學科也有反智論傾向的存在。反智論要看在什麼脈絡下如何應用才能評價正面負面。同時在我看來,主智論不應再是反智論的有效對反,「反智」的對反應該是「智反」(intellectual oppositionalism),「反智論」與「智反論」都各有所短、也各有所長。長處不用說了;思想知識的智反論之短處就是:其反抗反對只是思想知識領域的生產實踐,不一定能及時地、不異化地跨越溢出而影響改變其他領域(用誇張的例子來解釋「思想知識的異化生產」就是左派學術思想卻被右派政黨政治加以挪用)。社運的反智論之短處就是:(如前所述)如果完全沒有抽象整體的思想知識(而只有從反抗實踐導出、未經中介的想法認識),那麼對外難以連結統戰、對內難以化解矛盾;這種徹底反智很少見,如今台灣社運多半是境外移入或者承接前代(或更久遠),再經挪用的思想知識,但是卻在移入或承接的文化領導權下或政治潛意識內思考認知。當然,這是因為思想知識界大體上也是境外移入。

 

台灣當代的社運興起在一個特殊的全球歷史時刻,剛好與社會主義國家終結、全球化障礙結束、學術思想走向後現代相吻合。因而無論是知識思想與運動實踐都帶有那個時代環境的限制與烙印。然而世界變化也不等待人們,全球的權力板塊繼續移動終至新斷層線。至此,思想知識也不得不變,此時只有互相深刻批判才是求索之道,才能磨利與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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