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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寒春（瓊．辛頓，Joan Hinton，1921年10月20日—2010年6月8日）共產主義革命者、國際主義戰士。寒春是美國二戰曼哈頓計劃中少數的女科學家之一，但帝國主義的戰爭粉碎了她搞核物理的夢想。為了尋找出路，1948年她來到中國，1949年到達延安，此後餘生都奉獻給了中國的農業現代化，並把科研融入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去。 本文源自寒春寫於1958年的文章《一次教訓》。奶站出現質量事故，一整罐牛奶變質，寒春一心要把工作做好，嚴厲批評了下屬工人，但遭遇了下屬的激烈反抗。在奶工和場長的幫助下，寒春認識到自己的工作方法存在缺陷，改變了處理專家和工人矛盾的方式，此後奶場工作有了很大的改進和提高。後來，農場突降暴雨，包括寒春在內的全體農場職工奮戰在抗洪的第一線，保住了大堤，同時也保證了牛奶準時運送到城市。對牛奶變質負有主要責任的老李和老張，在抗洪救災的過程中奮不顧身，給寒春以極大的震撼。通過這兩件事，寒春真正感受到「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句話的深刻含義。雖然犯了錯誤，但接受批評和吸取教訓的過程卻使她對工人及工人的工作方式有了新的認識。 社會主義革命，要顛覆的不光是之前的所有制，還伴隨著政治上的革命，就是社會主義民主。全新的民主制度的探索充滿著激烈的對抗——從基層看，核心是民主管理問題，即權威（技術專家、管理專家、官員）和普通勞動群眾的矛盾衝突，如何在組織框架內解決，這和資本主義社會處理勞資矛盾的方式有本質的不同。而發生在寒春身上的這兩件事，既是教訓，也是領悟。即便在當今社會也能為我們帶來深刻的啟示。 本文轉載自「人民食物主權」，原收錄於周道遠著Silage Choppers and Snake Spirits（《踏遍青山人未老》）的第二十五章和第二十七章。 一大早電話就響起來，我知道除了牛奶變質外，不會有什麼別的事。我不情願地從床上爬起來，不過起床了就還好。清晨是炎熱的八月裡僅有的涼爽時刻，空氣清新而清爽。 我走到電話間，拿起電話。電話里傳來輕微的嗡嗡聲。只有長途電話才會出現這種嗡嗡聲，這一定是城裡打來的。 「餵？」我在電話裡問。 「老寒，我是奶站。」嗡嗡聲里傳來一個聲音。「今早一些牛奶壞了，總量我們還不清楚。人們不斷給我們打電話，還帶著壞牛奶來我們這裡。我們還聽到有嬰兒在電話裡哭泣。她的父母問，’她的牛奶在哪裡？’看起來59號罐出了問題。你能聽見嗎？」裡面的聲音問道。 「你是說59號罐？」我喊道。 「沒錯。59號罐。整整一罐，有91斤。它們是上午還是下午的牛奶，今天的收據上又沒有標註，我們搞不清楚。」 「謝謝你通知我們這些。我來查吧。」說完我就掛掉了電話。 又是老李。真是榆木腦袋。做什麼事都要留個尾巴。這應該是我第十次告訴他怎麼寫收據了，可是他又寫錯了。對這樣的工人，你能怎麼辦？也許這次我應該好好責備他，他才能記住。可是距我上次狠狠責備他才過了一周。他發誓他不會再寫錯了。能怎麼辦呢？他老了，記不住，你沒法因為這個對他發火。但又不能因為老李沒記性就任憑牛奶變壞。真是讓人左右為難。 沒法睡回籠覺了，我決定出去轉轉。我先到了奶場，看了看59號罐的記錄。確實，它們是昨天上午的牛奶，昨天最早的一批，從西站運出的。但他們把它當作新鮮的牛奶，就因為那張愚蠢的收據。 現在什麼也做不了了。我還是去牛棚轉轉，看看奶牛吧。到那兒時，最後一罐牛奶正要運往奶房，牛棚裡正是餵牛的時候。排在隊伍第一位的是種群裡的母牛，1號牛。它是一頭巨大的且有著柔和的黑色眼睛的荷爾斯坦牛。它是一頭老奶牛，吃草料時總是比別的牛更耐心地等著。去年，它十周歲時，產奶16,600斤，創下了我們牛群的產奶記錄。這個記錄歸功於老楊。她像照顧自己孩子一樣照顧它。老楊飼養10頭牛，有時她簡直難以確定哪一頭才是她最喜歡的。 我站著看了一會餵養過程。一些工人把穀物扔給奶牛就像把穀物扔給機器一樣。但老楊不一樣。她走近每頭奶牛時，都和奶牛說話，根據不同場合需要，責備或者表揚它們。她問一頭牛為什麼沒能吃完飼料，又將另一頭牛稱作豬，因為它很快就把飼料吃光了。 「老寒。」老張把我叫到了奶房。 「看看這個濾布！又是西站的牛奶！」當我進來時，他指給我看一塊滿是凝結奶塊的干酪布，說道。 我聞了聞濾布，「奇怪，一點也不酸。找個杯子加熱，如果不再凝結，就沒事。也許這是一些得了乳腺炎的牛的奶灑在其它牛奶裡面了。」 「但乳腺炎奶不會結成這樣的塊。」老張說。老張把奶倒進杯子加熱。他把蒸氣管放到牛奶上，但是一直加熱到90℃，牛奶還是沒有凝固。 「一點也不酸，毫無疑問這是乳腺炎奶。」我說。 「但它不是乳腺炎奶，乳腺炎奶不像這樣。」老張堅持說。這時老楊從牛棚過來檢查她的早間牛奶生產情況。看到我們在專注地檢查杯子，便問道：「出什麼事了？」 「從西站來的乳腺炎奶，」我自信地回答。「只是……」 「但是它不是乳腺炎奶。它不可能是。」老張粗魯地打斷了我。 我的脾氣一下上來了。「老天，為什麼你總是這麼頑固？」我叫起來。「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就是石頭也會磨光滑。有時候我好奇你腦子裡是什麼，你的腦子是什麼做的！」 老張壓住脾氣，瞪了我一眼，很快轉過頭，繼續巴氏消毒，再也不說一句話。 「他總是這樣。凡事我行我素，也不接受別人的批評。」我想。「我現在馬上去西站，找到那頭得乳腺炎的牛。這樣是否足夠說服他？」 當我到了西站時，他們告訴我，剛發現114號牛得了嚴重的乳腺炎。他們還在過濾布上找到一個洞，在檢查第一批次奶時沒有發現，當時天還是黑的。 「那麼，」我想，「這回讓他瞧瞧。」我往回走。 為了隔離，小牛的牛棚在兩個奶場之間。騎車經過時，我決定停下來看看小牛，順便和負責餵養小牛的兩個年輕姑娘聊幾句。 「還好你終於來了！」兩個年輕的姑娘一看到我就同時喊起來，「脫脂牛奶今天已經全部壞了。這可是今年頭一回。奇怪，整個牛奶凝固的像乾酪一樣，沒有東西留給小牛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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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2021年12月28日18點，作家、深圳大學教授曹征路老師與世長辭，享年72歲。

曹征路老師1949年9月生於上海，當過農民，當過兵，做過工人和機關幹部。他是大陸新世紀「底層文學」思潮的代表作家，著有《那兒》《霓虹》《問蒼茫》等膾炙人口的作品。曹征路老師始終保持著工人階級立場，挺立著知識分子的脊梁。

在得知生命即將走向盡頭時，曹老師說，「我心情如常，沒有多少改變。對於死亡，我沒有恐懼，相反還有點嚮往。人生的任務我已經做到這個樣子了，對得起良心，所以沒有遺憾。」在生命盡頭，無憾、無懼、更無愧，世間得幾人？

今天這篇舊文，是曹老師的親身經歷，也是不同於傷痕文學的另一種知青回憶。本文以及曹老師的諸多其他作品，都為我們重新理解那個紅色年代打開了新的視角。

當傷痕文學敘述以高高在上的姿態，理所應當地將知青下鄉講述為「受苦」、「受委屈」，曹老師卻發出另一種追問：「如果不到農村親身體驗，怎麼能理解農民？如果不理解農民，怎麼能理解革命？我們這些城里人讀書人，憑什麼就認為自己比他們高一等？憑什麼受到優待還認為是受罪？」實際上，否定知青的不是知青經曆本身，而是改革後的高考制度，這個高考制度只注重本本知識，把知青在農村的一切實踐貢獻歸零。

謹以此文，緬懷曹征路老師！

以下文章來源於微信公眾號高度一萬五千米，原標題為〈文革中真實的學工學農故事〉 ，本文轉載自食物天地人微信公眾號，由食物天地人侯解責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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