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鍾喬│2.28遠了,2.28 也近了!2.28近了,2.28 也遠了!

    若拉大苦難記憶的時空面向,應有兩部電影前來相遇。一部是時空這邊的《悲情城市》;另外,是時空那側的《悲傷草原》。當長鏡頭底下的殺戮記憶,活在當下的眼前,凝視的已經不再是:撕裂帶來的仇懟,仇懟帶來的悲情;而是在詩意的美學告白面前,讓膠捲滾動著時間的傷痕,以及傷痕帶來的「共時性」反思!  多年以後,再次觀賞《悲情城市》,終於可以理解,詩意的現實如何展現在一部歷史長河的電影裡;這長河,曾經波瀾也歷經無數的枯竭,像是穿越深崖峭壁與寧經村莊的濁水溪,在被稱做「母親之河」前,從未稍稍將順流而下視作理所當然! 這樣的觀影經驗,很可以類比於《悲傷草原》;第一次在電影院看時,就怎麼也覺得似曾相識;很久以後一段日子,在電腦屏幕前觀賞,才更明白昔日的似曾相識,其來有自;除了相似的二戰後冷戰/戒嚴體制的歷史軌跡之外,最常被提及的當然還是:長鏡頭的電影美學。 這兩點類似性,無庸置疑;然而,有一件事如何追索,當下似乎更具挑戰性:亦即,電影情節中潛藏的詩意,意味著什麼?以及如何因潛藏詩意,卻又被發掘出來呢?當然,回覆這個問題前,需再次確認影片如何表現詩意?這和在劇場裡思索這問題,大體類似!其實這問題,已經超越我回覆的能力。我只能勉為其難地表示:當外在的現實愈加衝撞與即刻時;內在的詩意,恰好在衝突面前,表現出一種噤聲的悲切與抑制,這恰是詩意的緣由! 很值得去思考的恰是這兩部電影,都有這樣的特質;當安哲羅普洛斯意有所指地說:「詩,不是偶然;而是一種奇蹟」時,究其源,說的應該是:如何以詩的情境,訴說一部在沉埋與遮蔽的時間裡,穿越迷霧追索共同記憶的電影或劇作。我們有幸,得以在不同入徑,卻風格皆獨樹一幟的詩意電影中,與兩位導演的作品相遇並相識!見識了安哲電影中,多次湧現在巴爾幹半島酷烈槍聲中的迷霧;也見識侯孝賢在九份山區流亡路上,隱約吹過的霧氣與山嵐。似乎,都潛伏著隱喻的電影語言與聲息! 當然,在悲情城市十三問中,侯孝賢只是很日常地說了:他最初想拍的就是:將台語歌裡的江湖氣,豔情,浪漫,土流氓和日本味,又充滿血氣方剛的味道拍出來。朱天文聞後帶著親切地調侃:真讓人頻頻皺眉頭,何況那些期待他甚高的前進影評人。後來,侯導這才說:如果他能拍出天意,那就大過癮了。這段對話,作為最後一問的結局,真有點追根卻不全為了究底的況味! 創作抵達某種稱作「天意」的境界;雖說,總難免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但,握在手心的水珠子,也會在不知何時的剎那間,就留下一片濕潤的空白;與其信不信之,倒不如體悟之。體悟,既有身體的張力,也有感知的從容。這樣子看,或許能去稍稍聆聽於日常俗勁所潛藏的內裡情境。這是看《悲情城市》的兩小時又四十分鐘,音樂通常響徹空曠的山野與天際,像在烘托一個時代的氛圍;腳底下的凌亂雜沓聲碰碰作響,卻是各種日常吃喝與幹架或逃命的生活干預。 這不就是在鋪陳:寫實中如何與詩意相遇的情境嗎?話說回頭,老生常談,一旦是侯孝賢的電影,提的都不離開長鏡頭,固定擺一個絲毫不讓步的位置,將特寫與全域滑動,從視線中蒸發;在我臆測,為的就是讓空間在天地間還原,這毫無疑問。除此以外,如何書寫歷史災難下的小人物,在風聲鶴唳環境中的「自為」狀態,可能是更大的企圖與關照。 藉由這個角度與層面,就會涉及導演對真相的追究,如何與美學思索發生聯繫。因為,安哲羅普洛斯在面對壓殺的歷史時,雖然也讓鏡頭中的人、事、物,顯得那般內在的「自為」:母親凝視的,永遠是離家的兒子,在大草澤中逐漸消失而去的身影;戀人相互交換的神色,永遠是海邊突而響起的槍聲,帶來離別的警訊。這一切,都盡在不言中;某一個切面恰與《悲情城市》中點亮燈泡,響起天皇投降詔書的畫外音,有一種敘事性的雷同;然而,表現手法的傾向,就是和侯孝賢生產出來的電影美學,有著截然不同的回響;至少,《悲傷草原》的凝視性長鏡頭,與侯導的抒情性長鏡頭,帶來的恰是「不忍逼視」與「天地無情」的差異?兩者引發觀眾的內在撞擊,全然有別! 藉由這個角度與層面,就會涉及導演對真相的追究,如何與美學思索發生聯繫。因為,安哲羅普洛斯在面對壓殺的歷史時,雖然也讓鏡頭中的人、事、物,顯得那般內在的「自為」:母親凝視的,永遠是離家的兒子,在大草澤中逐漸消失而去的身影;戀人相互交換的神色,永遠是海邊突而響起的槍聲,帶來離別的警訊。這一切,都盡在不言中;某一個切面恰與《悲情城市》中點亮燈泡,響起天皇投降詔書的畫外音,有一種敘事性的雷同;然而,表現手法的傾向,就是和侯孝賢生產出來的電影美學,有著截然不同的回響;至少,《悲傷草原》的凝視性長鏡頭,與侯導的抒情性長鏡頭,帶來的恰是「不忍逼視」與「天地無情」的差異?兩者引發觀眾的內在撞擊,全然有別! 時間彼岸的種種血腥與殺戮,當然有國際冷戰與內戰和戒嚴體制的背景;戲劇不能只是這樣演,電影無法只是這樣拍。侯導說:我不是在拍歷史,是在拍歷史中的人;更具像地說,是被殺戮與屈辱的平常百姓。這樣便有了家庭與兄弟在「2.28」 期間的遭遇。其實,安哲羅也是一樣;但,對於事件背後的心靈穿透,有所不同。 兩部電影,幾乎都以國際冷戰格局下,左翼肅清與清剿作為題材,也都在展現史詩式的壯闊與悲情。然則,《悲情城市》沒有悲劇式的戲劇性衝突,卻化戲劇性的悲劇為天地無情,讓我們幾乎沒有特定線索,去追究到底誰與哪一樁事件,製造如此血腥的殺戮?更多的是:發生在戲劇背後的尋常家族,如何食衣住行以及相當關鍵的出生與死亡!至於《悲傷草原》:活著,當然是殺戮成為共同記憶後,必然面對且無法迴避的問題;然而,浪跡草原與航行沼澤時,家族的面容畫一與沉默不語,在遼闊與哀傷的交響樂中,卻似乎暗示著某種未知的悲劇,即將在歷史轉折的某一特定時空下,終將到來!悲劇與悲憫,倏忽形成中西文化中,兩種生死的態度,並轉入電影美學的流動中! 兩者的表現方式,儘管帶來不同的迴盪;然而,感官的內向性幾乎與生命的抑鬱,都在巨大歷史的創傷前,化作鏡頭中的沉默。當經久的沉默,轉化為巨大的噤聲時,歷史已經在共同的內在,無聲地吶喊!影片中,寬美的哥哥投入山區的地下黨運動,藉由組織農民展開革命行動;卻也如官方「諭示」般地被軍警圍捕,消失蹤影。收到秘密信件的文清,下樓去匆匆取信;上樓來時,一片沉寂,只有妻子寬美餵食學步兒子的低聲;一切彷彿日常,一切彷彿在靜止的某一個時空中,異常平靜與日常。然而,拘捕與受難就在這一張皺的信紙上,沒有嚎啕,沒有失聲,就更不用說聲聲啜泣了! 這就是潛伏在尋常民眾內心深處的「2.28」!這就是詩意的政治電影;以詩來安頓政治,不是政治作為批判性控訴。《悲傷草原》裡,也一樣:兄弟都無聲地死在內戰的戰場;那一刻,無邊的沼澤與草原,只有母親一人在遼闊的長鏡頭哩,失魂落魄的奔跑;世界顯得那般冷酷,就剩一個哀傷的女人,以母親絕望如臨深淵的靈魂,與蒼茫共流亡。這就是安哲羅式的悲劇情境,顯得那麼壓抑與內斂,永遠在時間之外,凝視這時間之內的無聲死亡,在戰事顯得很遙遠的當下發生:鏡頭中,僅剩母親浦島的腰身,仰天長嘯殘酷的歷史。 所以,時間中的聲音似乎在問:一場內戰的告別,如何在詩的鏡頭下表現,接近永恆。孤寂與殘酷,如霧,不斷在心裡包圍過來…。「孩子,你在嗎?」「是,我在。」「我想向你告別。」是母親向孩子不捨的道別?是父親向孩子不忍的話別?都已經變得不很在意;更像似苦難記憶向當代的召喚或告別吧!這恰是安哲羅賦予當代殺戮記憶,希臘悲劇性的詩意告白。 我們從而發現:記憶,儘管以「人權事件」被被歸入國家檔案中;畢竟,仍是時間彼岸的血痕。因此,劇場與電影創作手法,若不在此當下的此岸,展現一種探索的歷程,終將只是答案在權力運作下,對於現實的撕裂。很不幸地,現實的撕裂,不會是結局本身。因為,結局會在日常的共同記憶中,表現出活在昔日當下的浮沉與忐忑;當蒙塵的冊頁被重新翻閱,創作者的內在,於是懸掛著時間堆疊下,歷史斷崖上一顆沉重的巨石,沿著山坡路不斷滾動下來;卻又被創作者心底的「薛西佛斯」,神話般地推上山頂。 當這樣的情境持續輪迴,在幾乎轉為夢境的下一刻,才得以讓時間彼岸的殺戮,再次以徘徊於黑暗與光明之間的影像或劇場,前來相遇!這是詩意美學對殺戮歷史的告白!所以,韓國作家金石範對濟州島「4.3事件」,寫下這樣的警語:是我們遺忘歷史;或者歷史遺棄了我們?誠然發人深省:一如陳映真的犀利題示:既是鞭子,也是提燈! 挪威畫家孟克的舉世名作:《吶喊》,幾乎人人知曉。這畫裡有一種特殊的視角,是一張臉頰消瘦的面龐,回過頭來與我們直接面對面。每當看這幅畫,都會有一種緊張感,就是畫中的這個陌生人,像似恰無聲地向另一個時空下的我們,求救式地「吶喊」;因為,他的前方是他身後那片彤紅的天際,他要過橋前往河的另一岸,但顯然已來不及。因為,彤紅的是爆發的火山,炙熱燃燒中的熔漿,或許將在下一刻,吞滅準備過橋的他! 這裡的時間中,災難就在他前面;當他轉身,我們的時間中,他的未知變成了記憶。因為原本眼前的災難,現在變得發生在身後;這引發我們更深的時間共感。也恰是在張開驚嚇大口的那瞬間,我們被捲進他內在的恐慌中!藝術,必須於「存在」面前創造時間感,特別是災難的面前;電影與劇場也一樣,特別在苦難記憶的面前,如何將過去的時空,轉化到眼下來,幾乎決定了歷史在當下的能量! 孟克畫的是存在的焦慮,從時間的彼岸,倏忽來到當下面前;擴大一些來解釋,這焦慮也可以是集體殺戮的記憶,如何與當下產生共振的一種效應。這就是《悲情城市》與《悲傷草原》兩部地球兩端的電影,如何在當下生產文化撞擊的背後原因。然則,經久地,人們在搶奪解釋權時,誤以為在被沉埋的歷史背後,取得「正義」的招牌;往往恰好成為血流枯乾後,遮蔽真相的另一權勢的操作。這是歷史上不斷重複發生的現象,當現象的重複形成一種解釋的霸權,歷史的血漬也乾凅成失落源頭的記憶之河。 很多人都印象深刻:安哲羅普洛斯的《悲傷草原》,又或譯作「悲泣的草原」。我總覺得,「悲泣」有一種傷痛欲絕的貼近。只是,這貼近,令人感到無比殘酷、無比無言與深深呼吸中的靜默。 緩緩推進的劇情中,來回影射著內戰,何其殘酷;卻從未有大場面的戰爭發生,只有在雙聲的兒子相互對峙戰死後,母親,緩緩仰起的身姿,問著蒼天⋯⋯。他似乎始終在吶喊著:水,如何成為詩意的譬喻?卻是幾近在無聲中追問自己。河的倒影裡,浮現了一張母親的臉孔。伊泣聲呼喊,無力地趴伏著的上半身,跟著她絕望的側影,費盡氣力地往上緩慢仰起,但已無法,因為幾乎的氣絕。躺在她身旁的是:她一對雙胞胎兒子其中的一位,因為參與內戰中的左翼游擊隊,被政府軍射殺在一片浮舟般的廢棄房板上。兒子,死了。死亡,在母親噤默的探問中;終而,轉作天地間剎那的崩裂。 這是影片的最後一個畫面。說穿了,殺戮後枯乾的血流記憶,更像一面鏡子,甚至是蒙上時間塵埃的鏡面;創作性過程中,如何賦予鏡面蒙塵擦拭的歷程,恰是刻不容緩的當下美學課題!因為,《悲情城市》裡山上的芒花白了;《悲傷草原》裡海邊響起槍聲遠了;沾血的歷史,在記憶的彼岸淌流,涉水逆流而上的,恰是兩個家族中的兄弟、母親、父親與新生的嬰兒!這是有扣人心弦的音樂聲,在歷史與當下響起的原因:一切都在訴說一種詩意的記憶美學,從未遠離捲入歷史苦難中的日常生活,以及逆風中仍遠望的每一張臉容! 距離上一回見到侯孝賢導演,匆匆已有5年時間;那個寒冷冬日夜晚,海風很大。在大潭海邊,一行人跟隨潘忠政老師的頭燈,踩在茫茫夜暗的海灘上;終於在鄰近沙洲分岔處,遠遠見到閃閃滅滅燈照下,天然氣儲存桶在施工船的器械運轉中,將棧橋的鋼釘牢牢釘在七千年的藻礁上!後來,在回程前,大夥圍著歌手沈懷一高唱《藻礁

  • 「馬來亞左翼歷史迴聲」系列活動

    活動1:消失的馬來亞左翼獨立戰士 時間: 2026年3月7日 (六) 14:30-17:30 地點:平行空間-左翼書房 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218-1號 (捷運景美站2號出口) 活動說明:生於新加坡、白色恐怖家庭出身的邱依虹 (Agnes Khoo),翻譯了馬來西亞《林豐美回憶錄:我那戰爭的年代》,去年由馬來西亞非常獨特的左翼進步思想出版社「策略資訊研究中心(SIRD)」出版,「平行空間-左翼書房」決定邀請邱依虹親自來台舉辦新書發表會,並規劃共三場相關議題座談。 邱依虹,一位無法用國界定位的NGO資深工作者、作家、學者、移工運動者、蛋雞小農。她曾經旅居新加坡、香港、台北、孟加拉、英國、韓國、迦納、深圳、荷蘭…..。她的第一本著作是用英文寫成、後來翻譯為中文的馬共前女性游擊隊員的口述歷史《生命如河流》,這也是最早以女性觀點建構馬共歷史的專書。 第一場(3/7)座談由邱依虹介紹《林豐美回憶錄》的歷史重要性,林豐美1917年生於馬來亞基督教家庭,受英語教育成長,獲得英女皇獎學金成立以來的最高分的學霸,於1937年進入英國劍橋大學,赴英國不久就投身於為中國抗戰募款的運動中。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他回到新加坡,被日本殖民政權遷移到柔佛州安置區時,秘密接觸左派「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促成「星華義勇軍」建立。戰後,又和馬共的伍天旺共同創建《馬來亞民主同盟》(MDU),並任第一屆秘書長。1946年底他再次赴英,為馬來亞爭取脫離英國殖民、獨立自主。 1954年他在倫敦召開的各英國殖民地共產黨大會上,代馬共宣讀一份聲明,透露了可以用談判來解決1948年宣佈「緊急狀態」造成的武裝衝突,間接促成了馬共和聯邦政府和馬共在1955年底的《華林會談》。 林豐美在韓戰爆發後,以記者身分據實報導真相,並採訪了中共的彭德懷將軍,回到英國後就被吊銷英國護照,從此成為無法離境的半軟禁狀態,也無法參予1950年代之後的馬來亞政治活動,1995年於英國小鎮離世。 ========系列三場活動分別為: ★3月7日 (六) 14:30-17:30 消失的馬來亞左翼獨立戰士 ★ 3月13日 (五) 19:00-21:30

  • 「您所不知的228」系列活動

    【系列-2】朱浤源專題講座:中共地下黨員與「二二八」 時間:2026年2月28日(六)下午02:28-05:20 主持:林深靖 (新國際理論與實踐中心創辦人) 主講:朱浤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代表作有主編之《二二八研究的校勘學視角:黃彰健院士追思論文集》,也是《孫立人將軍紀念館史料及中、英文導覽內容研究報告》計劃案主持人。是台灣研究「二二八」美國因素的第一人,發表〈美國政府背叛臺灣:校讀George Kerr編撰Formosa Betrayed時的內心世界〉等論文;也是研究孫立人在台美關係的重要學者,在學術上有深厚的口述歷史和檔案研究的資歷,也曾研究過319槍擊案。這次講座將觸及歷史檔案裡中共地下黨員和二二八的關係。 【系列-3】化身人民財神的228左翼烈士–《沒有過去的受難者》放映會 時間:2026年3月1日(日) 1400-1700 紀錄片放映;1700-1800 映後討論 主持人:郭行建 (平行政府媒體小組) 與談人:王可萱 (本片作者、南藝大音像紀錄研究所碩士)、吳永毅 (音像紀錄所退休教授、「平行空間-左翼書房」共同發起人) 活動說明:王可萱偶然得知全臺唯一228紀念廟—虎尾「三姓公廟」,正是自己的阿公捐地所蓋,從此開始了她尋找三姓公歷史的紀錄之旅,最後完成了她的尾虎三部曲的最後一部,也是她的畢業製作,長達180分鐘的紀錄片《沒有過去的受難者》。 可萱追蹤了三姓公其中的一位——顧尚泰醫師——的足跡,顧尚泰家族與台共時期謝雪紅的淵源甚深,光復後他父親又加入謝雪紅籌組的「台灣人民協會」,顧尚泰則是留日後返台,在228事變後投入謝雪紅等人指揮的「中部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二七部隊」前身),派去虎尾作戰時,被國民黨逮補後槍決,享年28歲。 台灣大家樂賭風熾盛時,雲林地區盛傳三姓公廟出的明牌奇準無比,信徒自各地湧來,捐款在廟前演出歌仔戲、布袋戲和電子花車等,各種酬神戲戲檔幾乎當時不斷,盛況空前。是真正來自底層民間的轉型正義。 可萱以極為有限的檔案為線索,追尋了顧尚泰生前的足跡,讓我們看到了不同於政治提款機的228記憶。 主辦:平行空間-左翼書房 合辦:新國際理論與實踐中心、海潮智庫 兩場地點均為:平行空間-左翼書房(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218-1號)

從毛澤東的工運實踐談工學結合

從毛澤東的工運實踐談工學結合 ◎梁寶龍   【編按】北大馬會與其他高校學生聲援工人運動,但日前北大馬會面臨被改組。在台灣積極實踐的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近日也面對了學校企圖不當停招。雖然這兩個事件的緣由起因不同,但是皆凸顯了今日高等教育的諸多問題。本文作者梁寶龍從事工運相關歷史研究,從毛澤東深入礦工基層的經歷談工學結合同行的實踐與精神,聲援現今支持工運的高校學生,更提醒了我們教育知識站在群眾、並進行啟蒙與組織的意義。感謝作者投稿,原標題為〈從毛澤東的工運實踐到佳士事件〉,寫於2018年12月29日。若有興趣與作者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至:leungpolu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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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知識階級

關於知識階級 ◎魯迅   【編按】今日是2019年的第一天,2019年也是五四運動一百年,一百年前的知識份子與青年們掀起新文化運動,深刻地影響了中國,而魯迅先生是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魯迅先生曾於1927年於上海勞動大學演講他對於「知識階級」的思考,批評特權的知識階級,並提出「真的知識階級」應站在平民的一邊,作永遠的批判者,以及將思想運動轉為實際的社會運動。回顧2018年一整年,或許魯迅先生的提醒仍是新一年的參考。該文最初發表於1927年11月上海勞動大學《勞大周刊》第5期,是魯迅在該校講演的記錄稿。由黃河清記錄,發表前經過魯迅校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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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半殖民地國家的宗教意識

聖誕節:半殖民地國家的宗教意識 ◎吳承仕   【編按】聖誕節剛過,1872年的平安夜,上海《申報》第一次報導了「耶穌誕日」,也從此開始了聖誕節在中國的傳播發展。1936年,吳承仕先生署名孫之桓,在《時代文化》第一卷第四號(一九三七)上,思考了聖誕節在中國如何作為「半殖民地化的意識形態之一」。本文轉載自2018-12-25保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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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起義:諸眾如何成為階級?

法國起義:諸眾如何成為階級? ◎Antonio Negri(帕多瓦大學與巴黎第八大學政治科學教授) Zackary Chang 譯   【編按】提出「諸眾」的作者之一Antonio Negri認為法國黃背心運動的「諸眾」正以「暴力反對新自由主義改革帶來的新的苦難」。然而,他也指出,這場行動的真正阻礙在於馬克宏已經除去所有中介實體與公民間的直接關係,而這些關係無法重新建立;他並批評左派試圖「工具化」運動的問題。最後Negri延續其「諸眾」的主要論點,提醒如何讓運動右傾的趨勢轉變為一個「階級」(class),在於「諸眾」能形成自治組織,形成反權力的新的團結形式,不被政治體系中和。本文轉載自隨手亂翻譯,原文請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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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評】岬角漁村在戰火蔓延時:我看《二十四隻瞳》

【影評】岬角漁村在戰火蔓延時:我看《二十四隻瞳》 ◎蔡志杰(高雄市人民團體聘僱人員職業工會研究員)   【摘要】《二十四隻瞳》這部作品所關照的是,日本戰前的政治與社會背景下,24隻黑眼珠的成長歷程。男孩所面臨的,主要是長大之後必須上戰場去效忠君國、「光榮戰死」的困境;女孩則因為家中經濟因素與家庭期待,也各自有著生計去向的問題。這其中隱含著的,筆者我覺得是女性的自立與自主的課題,擔任敘事視角的大石久子,本身就是一個範例。     「要保重身體喔。」老師接著又壓低音量說:「不要光榮戰死,要活著回來喔。」 ──小石老師在學生即將出征時的臨別話語   昭和三(1928)年春四月,櫻花綻放的學年初始,剛從師範科畢業的大石久子,來到瀨戶內海上小豆島一間小學分校一年級任教。從大石居住的村落到分校,差不多剛好是沿著一個海灣而行,一座海岬從小島伸出包圍住海灣,分校就位於海岬尖端的漁村,大石居住的獨立大松村子,就這樣隔著海灣與分校對望,搖船可以對角線直達,從陸上走則要繞彎有八公里遠。因為有段距離,大石特地買了一輛新的自行車代步,又配上媽媽用舊和服布料剪裁成的洋服以方便踩踏活動。 就在一個多月前,日本剛舉行第一次全國性的國會普選,25歲以上的男子都有選舉權(女子的選舉權則要到戰後的1947年),但在更早之前的1925年,壓制反對言論與結社活動的《治安維持法》就已開始施行。此地窮鄉僻壤,「文明開化」的氣氛顯然還隔著很遠,當大石一大早著洋服腳踏著自行車,輕快穿越漁村向眾人道早安時,被保守的村民視為離經叛道般議論,認為她太過顯眼招搖。但小學生們看到女老師騎車的俐落模樣,卻忍不住讚嘆她是漂亮的摩登姑娘。一年級這一班共有12名學生、7女5男,所以是24隻黑眼珠。這就是《二十四隻瞳》故事一開始時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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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能改造世界嗎?──亞際民眾戲劇的反思

劇場能改造世界嗎? ──亞際民眾戲劇的反思 ◎鐘喬   【編按】自1990年代初始,台灣的民眾戲劇便以「召喚革命記憶」為其創作核心。那麼,在後革命時期,如何能夠喚起這樣的一種記憶或想像呢?或者說,在劇場這個特殊的「對話」場域中,是否可能找到一種「階級意識」,發現一個革命主體,以最終改造世界呢?在鐘喬老師看來,劇場確實能提供另類的觀點與行動,但卻不能立即轉換成對現實的改造。在它反應或「撞擊」著日常生活的同時,它還不斷地朝向共同體的方向,無論是實質抑或像徵層面,挑戰著劇場參與者對於共構一處有別於固態空間的「流動場域」的可能性。本文轉載自2018-11-25保馬,感謝鐘喬老師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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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霍斯柴爾德:家務工作不是情緒勞動

專訪霍斯柴爾德:家務工作不是情緒勞動 訪談人:Julie Beck(《大西洋》月刊資深編輯) 報導人:Arlie Hochschild(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學系教授) Zackary 譯   【編按】「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r)該詞最先由社會學家霍斯柴爾德(Arlie Hochschild)在她1983年的專書《情緒管理的探索》(The Managed Heart)所創造,用來形容某些專業要求員工從事控制個人情緒的工作,像是空服員需要維持微笑有禮的服務。然而該詞逐漸脫離最早的用法,模糊地泛指任何牽涉到情緒的工作,包括像是請人打掃或決定聖誕禮物的煩惱,但是在此訪談中,霍斯柴爾德再次強調「情緒勞動」牽涉了工作中需要管理情緒與情緒需要受到監控的勞動,她尤其強調「情緒勞動」的社會─階級觀點的重要(特別體現在她對「家務勞動」的思考),而請人打掃或決定聖誕禮物的煩惱僅只是「勞動」,對於情緒是缺乏社會─階級的觀點。原文請點此。本譯文感謝譯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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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東亞民族解放鬥爭

活在東亞民族解放鬥爭 ◎徐勝   【編按】台灣的轉型正義缺乏左翼的歷史視野,在這篇文章中,曾為韓國政治犯的徐勝老師描述了他的左翼政治生成經歷、出獄後面對「歷史終結」下如何思考和平與東亞近現代史中的帝國主義問題(以及「普世人權」去歷史化問題),以及與東亞政治犯包括台灣林書揚先生、陳明忠、陳映真的接觸與串連(而日語是老政治犯們東亞重要的溝通紐帶),正式提出東亞冷戰時期國家暴力的問題,特別是提出清算日本殖民暴力與將美日東亞秩序轉變為以民眾為中心的秩序。作者徐勝老師為在日韓人,1971年因涉嫌「校園匪諜事件」被逮捕並於同年10月被檢察官求處死刑。當時徐勝為了抗拒南韓保安當局羅織入罪、強迫「轉向」,毅然引火自焚。歷經19年牢獄羈囚,徐勝老師於1990年獲釋,出獄後受聘於日本立命館大學,講授比較人權法、現代韓國政治,並擔任立命館大學Korea研究中心顧問,現為韓國又石大學東亞和平研究所所長,並將其奮戰經歷著成《獄中十九年》(由人間出版社出版)一書。徐勝老師與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犯建立深厚情誼,合力促成台灣、韓國、琉球、日本四地政治受難人的互動網絡,共同探索東亞冷戰與國家暴力的起源和性質,致力於大東亞地區的進步思想與和平願景。 本文為華東師範大學亞洲馬克思主義傳播研究所揭牌儀式暨第一屆「亞洲馬克思主義傳播」研討會上所進行的主題演講,原刊於由呂新雨、趙月枝老師主編的《批判傳播學》微信公眾號,感謝呂老師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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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背心們與全國投機主義

黃背心們與全國投機主義 ◎Charles Kabango 瓦礫 譯   【譯者按】自今年11月上旬起,新任馬克龍政府提高化石燃料與徵收碳稅的措施引起廣泛抨擊。11月10日,以反光黃背心為運動識別的抗爭者在求見總統失敗後,開始發動小規模攔路抗議,並在各地公共場所發起集結示威。運動延伸至全法國、海外領地,甚至比利時。幾乎所有重要反對黨的領袖皆發言予以支持。日前在香榭麗舍大道才結束一場上萬人參與的遊行,各地攔路抗爭則持續進行,至今仍不斷動員。本運動組織高度去中心化,並宣稱自身是無黨派的自發性全國抗爭,媒體報導則指出各地的極右派國家集會黨(前國家陣線)與無政府主義、反法西斯組織等成員則多有積極親身參與。 本文轉載自2018年12月3日作者Medium,感謝譯者瓦礫授權,原文為Les gilets jaunes et le national[1] opportunis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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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政治鬥爭下的左翼危機與契機──2018年台灣選舉的一些隨想

右翼政治鬥爭下的左翼危機與契機 ──2018年台灣選舉的一些隨想 ◎李亞橋   【編按】選舉告一段落,作者從參與反迫遷抗爭的社運者角度指出,此次選舉結果某個程度反映了地方民眾對於綠營執政土地政策的不滿,並反思所謂「進步」的意涵與對反,作者也期許左派應力圖壯大自己、建立能被廣為接受的論述、喚醒民眾,讓更多的百姓站在自己這一方。他認為現下雖然是台灣當下政治經濟的危機,同時也是左派重新奮起的機會。作者為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生,南部工人文學讀書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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