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由Alain Brossat撰寫、陳韋勳翻譯，原文標題為In the Mood for Love，經原作者授權新國際轉載。文章指出，在美以整合權力與人工智慧軍事化的推動下，一種以「定點清除」與遠距打擊為核心的新型戰爭已成形，顛覆國際法與傳統戰爭規則，並以心理震懾與瞬時壓制取代長期戰爭。作者進一步批判此「新軸心」以力量即正當性為原則，將世界推向加速的暴力秩序；同時分析中國在此格局中的遲疑與誤判，指出其以經濟競爭思維取代政治敵我判斷，難以回應當前已轉為戰爭形態的全球競爭。最終，全文警告，在技術加速與霸權衝動交織下，人類正被拖入一場無節制且自我強化的全球性危機。
自從「新軸心國」（幾乎是二戰軸心國的翻版）的領導者如今展現出能夠在全球任何角落、選擇性地以幾乎無誤的精準度「擊斬敵首」的能力以來，世界政治的條件——即國家與其他權力之間的關係——已被深刻地改變。畢竟，美國在各大洲皆設有軍事基地與後勤節點。
這種能力直接源自於技術創新領域的主宰者（尤其是人工智慧領域）與這個新權力集團的政治—軍事機構之間的共謀。所謂的「美以體」（USIsraël）遠不只是同盟，而是一個權力的綜合體——一個緊密的軸線與整合的權力塊，其周圍聚集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盟友，而是一群被綁定的依附者、受惠者與從屬者。
在此佔據主導地位的，是「整合」這一形象：矽谷的工程師與產業領袖與五角大廈的軍官們構成一個共同的身體，在同一方向上運作，共同開發並部署那些顛覆當代戰爭條件的新技術。［1］同樣地，美國與以色列的領導人也形成了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共同推動中東乃至更廣範圍內的「混亂戰略」。從這個意義上說，新的軸心國（雖不全是喬治・W・布希所夢想的「邪惡軸心」）比二戰時那個軸心更加緊密、更加「整體化」——當年的德國與日本仍各自為政，在各自的「勢力空間」（Carl Schmitt 所謂的 Grossraum）中推進征服與軍略。
這些經由新技術強化的閃電戰形式——新軸心的行動者們迄今屢試不爽——對敵人造成麻痺性震懾效應，更進一步地，使得觀戰的各國與群眾（那些被降格為被動、恐懼的受眾的「輿論」）陷入一致的戰慄之中。人們仍記得，當以色列的「骯髒戰爭專家」遠程引爆一連串呼叫器、並以同樣手法「遙控清除」真主黨領袖納斯拉拉（Nasrallah）時，該組織所遭受的士氣瓦解。如今隨著伊朗最高領袖被「清除」，已清楚顯示此類「定點清除」與「遙控恐怖」的作業，已非偶發奇襲，而是一項成熟的技術。
凡是在權力博弈中可能被這個軸心當局標定為「敵人」的行為者——無論為國家或非國家實體，無論佔據何種權力位置（合法或不合法，他們毫不在意）——如今都已心知肚明：被這些人貼上「敵人」標籤，等同於頭上懸著一紙「致命契約」。至少過去那些大祭司（ayatollah) 在派遣刺客追殺叛教者之前，還會象徵性地發出一份教令（fatwa）……
美以聯軍對伊朗的進攻——之前以委內瑞拉的突襲行動為先導，並以「消滅哈梅內伊」作為開端——清楚地揭示出：新軸心的領袖們如今已正式採納這樣一種教義——他們的利益與戰略目標即構成自身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且具有無限效力。任何以國際法或現行國際關係規範為依據的反對聲，皆不再被承認——「我的意志、我的主權決斷、即是我的權利」。納粹當年的思維與作法，也不過如此。
因此，國際關係的格局因此被劇烈而陰鬱地簡化。必須承認的是，只要沒有力量足以阻止這一新教條的實踐，它就會奏效。每一次新的測試、每邁進一步，都鼓勵了那些把「力量」與「正義」連成一體的推手，使他們得以不僅在當下的敵人面前占上風，甚至提前制伏尚未成為敵人的潛在對手；而這股狂暴且連綿不斷的衝勢——簡直是一場真正的 Amoklauf（狂殺疾走）——同時也在全世界觀眾面前上演，將「全球公眾」嚇得直發抖。
若要作一比喻，這景象近似於整個地區、乃至一個亞大陸範圍內的瘋狂屠殺：就像我們在美國、紐西蘭、挪威或其他地方屢見不鮮的無數「瘋狂殺人魔案」，總是在等待下一場，且總是更加血腥。唯一實質的差別在於——在這裡，這些「狂奔屠手」(Amokläufer) ［2］ 竟是那些理應最具合法性的權威——以「民主選舉」產生的統治者們。
新軸心國當前所試驗的戰爭形式，結合了兩個要素：一是不相稱的武力使用（這是以色列軍事學說的一個醒目要素），二是以行動實施的宣傳。這是一種新的閃電戰形式，但不再像當年希特勒及其將領在波蘭戰役中那樣，以聯合空襲恐怖與裝甲部隊，透過疾速推進來奪取敵方領土；而是試圖在不與敵人展開地面交戰的情況下使其勢力癱瘓，藉由對制空權的掌握以及遠遠優於敵方的火力，達到摧毀戰略據點、癱瘓權力中樞、恐嚇整個人口，並在民眾與執政者之間製造一種普遍的士氣瓦解效果。
這是一種新的閃電戰形式，其中「心理戰」——擊潰對手的士氣並迫使其無條件投降——的維度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目標確實在於節省大規模地面部隊的投入，像兩次伊拉克戰爭那樣的模式就此被拋在身後，以免承受那樣的經濟與人力成本。就此意義而言，這是一種實驗性的閃電戰，因為其主要操作方式是遠距進行——天空與海洋（波斯灣）在此取代了陸地，成為決定性對抗的場域。
從這個角度來看，新軸心所發動的當前軍事行動，確實延續了兩次伊拉克戰爭（那也已是閃電戰），但同時又更進一步推開了戰爭與「持續時間」之間的聯繫。美國最後一場典型的「傳統戰爭」，也就是真正拖延在時間之中的戰爭，是越戰，而那場戰爭的結果就是眾所周知的災難——「陷入泥淖」一詞生動說明了戰爭與大地（「地層性的」）這一維度的致命相連。如今，一切彷彿都得像這樣進行：帝國式的戰爭必須被壓縮成某種瞬時性的形式；也就是說，它們不能再「紮根」，不能冒著在敵意而不可控的陸地廣袤空間裡迷失的風險，如同阿富汗戰爭那樣。它們必須與堅實陸地（Festland）脫鉤，轉而朝向其他空間掌控形式與其他時間書寫方式。因此，務必要在最短時間內迫使伊朗政權投降；一旦這場戰爭開始拖長，陷入泥沼的幽靈必然捲土重來。在這方面，美國有許多可以向以色列權力學習的地方：以色列所有打贏的戰爭無一不是閃電戰（Blitzkriege）。摧毀加薩固然持續了兩年——但那根本不是「戰爭」，而是一次種族滅絕，是華沙猶太區清算的超大型版本。
若從常識出發，我們大致會認為：當今唯一有可能阻擋新軸心所推行之「收復／焦土政策」的，是中國這一大國（在其兩個有條件的盟友俄羅斯與北韓支持下——兩者都擁有核武）。但接著就不得不問：中國領導階層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跟上這套新遊戲規則所帶來的劇變——而這套規則的本質，正是在於廢除一切衝突節制規則、掃空外交的可能，徹底無視那些構成國際法紋理的種種緩和機制？他們是否擁有那套「軟體」（智識的、政治的、文化的），足以想像在與新軸心公開衝突的情況下（在那個場景中，新軸心背後還拖著一長串盟友與代理人，首先是歐洲諸國與日本），例如在台灣問題上，他們自己的政治領導核心會面臨被幾次精準打擊「斬首」的風險？依照當前中國權力結構的特質——其單一巨塊般、垂直嚴密的體制——在那樣的情境下，一旦全能的習主席以及近期清洗中僥倖倖存的高階將領們不再坐鎮解放軍領導階層，又還會剩下多少有效的指揮與回應能力？同樣的問題同樣適用於俄羅斯，而對北韓而言更是如此。
也許有人會反駁說：正因為這些國家都是核武大國，局勢才會被徹底改寫。但仔細思量，這個反駁只成立一部分，至少有兩個理由能說明這一點。其一，所謂的「amoks（譯注：獨自行動的隨機殺人狂）」並不是現實主義者；甚至可以說，他們之所以能夠造出一個與自身相稱的「現實」，恰恰是因為他們已經喪失了對現實的感覺——這形成一種極權式的迴圈。躲進想像界，在脫離現實（那個生者棲居其中的現實）的同時，反而製造出一個災難性的現實。我們的這些 amoks 首先是政治精神病患。正因如此，在他們被自身成功不斷「打雞血」般推向深淵的疾走途中，他們完全可能押注：對方不敢搶先使用核武（這本來就是中國的學說——只有在防禦姿態、即處於決定性劣勢時才動用核武……）。在他們的傲慢 (hubris) 中，這些 amoks 也許自認為是更高級的現實主義者：畢竟，在歷史傳統上，他們是唯一曾經證明「果敢發動核火焰者終將獲福」的一方——廣島與長崎，說到底，對他們而言是「打了勝仗」。
第二個理由很明顯：在戰爭白熱化的情勢中率先動用核武的決定權，掌握在金字塔頂端極少數幾個人，甚至只是一人之手。一旦這顆「頭」被一記遠程打擊斬落，核決策本身的條件就變得徹底渾沌不明。若說有哪一種決策最沒有辦法「委任外包」，大概就是這種決策了［3］。
面對新軸心在拉丁美洲與中東持續加劇、大張旗鼓的殘暴化政策（還別忘了先前關於格陵蘭的叫囂，充分顯示這股 Drang nach （譯注：十九世紀德國民族主義者的東進宣言）…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角落得以倖免——我們整個星球本身就是其指向的對象），中國領導層所展現出的「極度克制」——就不說更難聽了——本身就是一個相當明確的指標，顯示他們對這一新階段西方霸權主義（此處與白人優越主義密不可分）的走向，處於何等深刻的困惑之中。一切跡象都表明，中國共產黨的那些頭面人物在這場伴隨炮聲推進的攻勢面前，已然是「被打懵卻還站著」。在他們那一邊，一切進行得好像是：寧可一條一條把苦果吞下去、在雪崩面前力求保持冷靜，而不是至少在外交層面上正面迎擊（聯合國似乎已被徹底打入冷宮），嘗試動員特別是全球南方所仍可動員的一切力量，來對抗這場新軸心發動的「流氓式十字軍東征」，彷彿這才是冷血與更高智慧的標誌。然則，事實恰恰相反：中國越是像現在這樣，在新軸心單方面對伊朗發動戰爭之際，仍試圖不計一切代價與美國和解，這些當代成吉思汗們就越占據上風，越會受到鼓舞而繼續在古巴、黎巴嫩與其他地區推進其「再征服」工程——先確保自己已居於有利位置，再對那塊真正的大獵物——中國與北韓——發動攻勢，正是如此。
中國領導層在當前局勢中採取的「拖延觀望」策略，與其對於美國政府在川普第二任初期設定的苛刻關稅所做出的強硬反應形成鮮明對比——當時的那種不妥協姿態，曾經迫使這個洋流氓退卻。如今的情況則彷彿是：中國領導層被那些以經濟為尺度的「和諧增長」夢想所迷住，從而完全缺乏任何形式的 Weltpolitik（譯注：世界政治視野，welt 是德語中的世界之意），反而被侷限在恢復中華民族尊嚴與追求區域霸權的種種執念裡——讓台灣回歸祖國懷抱，成為揮之不去的固定妄想。
他們對軸心流氓一再猛攻所作出的軟弱反應，暴露出這些領導者其實並沒有一個成形、穩固的判斷，來理解華盛頓與耶路撒冷這些獨裁者的「征服風格」究竟師出為何，它們目前這些「光復」戰役又預示著什麼；一切彷彿顯示，他們至今仍未算清這顆黑色隕石的飛行軌跡。
他們在判讀「凡事皆有可能、凡事皆被允許」（華盛頓—耶路撒冷軸線）這些最新行徑所顯露之意圖時的猶疑，幾乎令人聯想到：在納粹德軍入侵蘇聯之前的那些時刻，史達林仍沉浸在自己與希特勒簽訂的不義互不侵犯條約能為自己提供保障的那種盲目。中國領導人固然沒有和魔鬼簽署任何條約；但目睹他們在混沌之力的全面釋放面前那種詭異的惰性，就很難不懷疑：他們是否真正意識到，這些新征服者為奪回霸權所走的道路，在遲早某一天，必然會經過北京，並以推翻 1949 年革命所建立的政權為終點？新軸心領導人那種狂暴的霸權衝動，而且是徹頭徹尾「白人」的狂暴，從不講究細緻區分——它並不把經濟戰（即把自己的利益當作全世界的遊戲規則）與其那股欲消滅一切不服從其條件之政權或力量的野心（更確切說是一種強迫性衝動）區分開來——在這其間，被貼上「共產主義」標籤的政權，自然名列「霸權叛徒」名單的首要目標。徹底抹除中國革命、將之從歷史銘刻中刪除的夢想，從未離開過這個美國之攝政者與代理人們那顆爬行腦，即便在尼克森與季辛吉於 1970 年代初推動所謂「現實主義轉向」之後也不例外。
如今，一切進行得好像是：中國領導人對這個關鍵問題仍未真正想清楚，反而執意抱持這樣一個幻想——只要讓自己的力量與影響在全球範圍內「自然成長」，便能一方面逐步鬆動霸權的鉗制，另一方面又免除與美國及其盟友直接對撞的代價——這就是「一帶一路」所勾勒的圖景，以及在非洲、拉丁美洲等地推行的各種經濟合作形式（從不排除政治條件）。一切看起來都像是他們仍未真正理解，至少尚未徹底理解：如今他們所面對的是什麼樣的對手——不是單純的「競爭者」，而是一群徹頭徹尾的掠食者與虛無朝聖者，正沿著各自的「死亡線」全速前進，進入自動駕駛狀態，對於現實的條件（更別說規範、原則、價值等等）全然冷漠——只要沒有任何事物真正阻擋他們的挺進。
種種跡象（如果不是全部）都讓我們傾向相信：中國領導層仍然固守著這樣一種想法——當今西方對任何具體化、組織化的他者所懷抱的那種政治敵意，乃至赤裸的嫌惡，最終仍有可能在不顧一切的情況下，被溶解於經濟增長與技術發展之中。一切彷彿顯示，他們仍傾向於逃避這個由「殭屍資本主義」最新形態所向他們提出的挑戰——這種殭屍資本主義由川普、馬斯克及其一眾追隨者體現，而這些人愈發無可掩飾地，既要他們的命，也要那些伊朗教士與氣喘吁吁的古巴革命繼承者的命。事情看起來好像是：他們手上缺乏真正理解這股力量究竟要走向何處的工具——這股力量是由一種法西斯式衝動與在戰爭經濟中縱身向前的衝動所構成的混合物。
或許有可能的是：毛澤東的繼承者們，長期浸泡在市場經濟的溫水之中（這套模式對他們確實「有奇效」），再加上一種高度垂直集權的權力形式，已經多少忘卻了一個事實：他們與那個以白人為中心、內在上帶有霸權衝動的西方之間的差異，並非偶然，而是構成那個大他者本身之本質的一部分。這種差異註定要把他們置於對立位置上，並在緊張局勢升高時，讓他們成為那個世界的敵人。也許他們已忘記：這個西方從未能在沒有敵人（們）的情況下持久地生存、求存或再生產。而那種殭屍資本主義——由川普、馬斯克及其餘眾推動的這一版本——正熱切地回收利用那句久經考驗的賈雷斯（Jean Jaurès）箴言：「資本主義孕育著戰爭，猶如雲層孕育著風暴。」
但也許，正是在這樣一種遺忘之中（儘管毛這位「人民戰爭」的理論家，說到底某種意義上正是一位「紅色施米特派」——容我為這個矛盾修辭致歉——在他的世界觀裡，「朋友—敵人」的區分居於核心並具有指導性），我們才能找到其根源所在：也就是政治意識形態被經濟範式所污染——當一個國家像中國在鄧小平改革之後那樣大張旗鼓地投身資本主義實踐時，它面對的是「競爭者」，而不是施米特意義上的「敵人」——於是問題被設想為：優勝劣敗，而且不需要流血。
然而，一切跡象都指向這樣一點：在這片領域上，中國正逐漸取得優勢，尤其是正逐漸凌駕於其首要對手美國之上。由此便產生出一種傾向：以經濟領域的範式來思考政治力關係，讓經濟的範式取代本應在政治領域——也就是主權力量之間關係——中占優勢的那些範式。於是，人們便逐漸失去了對政治地平線的把握，也就是持續再生產「敵我」之分界（隔離）的地平線。
這種混淆（在某種意義上曾滋養了二十世紀全球北方乃至全世界工人運動政黨所抱持、且最終斷送自身的改良主義幻覺），似乎正發生在這樣一個時間段：在對立的那一邊，出現了決定性的位移——隨著川普上台（儘管這一質變早已醞釀多時），經濟競爭本身被轉化為「戰爭的一種形式」，於是經濟競爭者自然就趨向成為「敵人」——川普發動關稅戰時，那種好戰且新帝國主義式的語調，恰恰說明了這一點。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經濟與政治的串聯，呈現為政治因素對經濟的「超決定」——經濟被置於最尖銳的分裂標記之下：與敵人的正面對抗。
中國領導人原本打算把受某些規則約束的經濟競爭（其中排除使用「活生生的武力」，等等）變成大國競爭的一般範式，首先用來規範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然而，隨著川普重返政壇以及被自己一連串勝利推動的新軸心得以鞏固，所發生的恰恰是相反的：是經濟競爭被納入「戰爭條件」之下。這些轉換操作既在話語領域（「敘事」建構）中發生，也在行動領域展開，看起來確實讓中國領導人多少有些手足無措。
中國向市場經濟的轉向，在短短幾十年間便使其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這是一把雙刃劍，或者說，是一枚隨時可能在打造者手中爆炸的定時炸彈。這一現象（無疑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具印記作用的現象之一）迫使我們重新、並在新的條件下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到底是什麼使得當下整個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與中國相互對立——反之亦然？
若我們以「文明」的角度提出問題，論據可謂不缺：完全可以假設，今天的中國社會與西方世界之間的差異，遠不及當年漢尼拔 (Hannibal, 西元前 241-181) 與西庇阿（Scipion, 西元前 235-183）之時，迦太基與羅馬之間的差異那般深刻，更不用說在此之前，斯巴達與雅典之間的差異。原因在於，中國向市場經濟的轉向，是以一種「徹底模仿」的方式進行的，其結果是在短短數十年內，建構出一套欣欣向榮的「中國式資本主義」。這套資本主義固然是由中國革命所產生的黨—國官僚機器以一種極為特異而專斷的方式加以管控，但其結構特徵卻使得這樣一個等式——市場經濟 + 消費社會 = 現代物質文明——趨向成為有效公式，成功拉近了中國世界與那些已擁有兩百年以上資本主義歷史的其他社會的距離［4］。
於是便產生出第二個矛盾修辭，但這一次卻扎根於歷史現實之中：一個資本主義的中國社會，由一個本身並不把資本主義視為目的，而只是視其為手段的官僚體制所統治；這正是其與西方之間敵對關係的根基——西方本身是建基於市場經濟與自由民主之間的「滲透共生」。自鄧小平以來，中國領導人將「通過市場」視為一種理性利益計算：市場被當作槓桿，用以增長國力，而終極地仍是為了主權的彰顯。在這種視野（這一正統觀念）之中，政治始終佔據指揮地位。中國並未成為一個「和其他一樣的」資本主義實體，正是因為在那裡，政體（權力機構）與市場經濟之間的連接方式，與市場民主體制中所呈現的模式截然不同。
然而，即便有這樣的結構差異，我們仍無法不對經濟騰飛所帶來的那股「污染力量」提出追問——這股力量在社會組織與生活形式層面所引發的一切後果。權力的垂直性、威權形式的持續、對任何形式「自由化」的堅決排斥，並不能為政治領域提供一個絕對防護罩，使之不受經濟領域中各種動力的污染。
換句話說，問題的關鍵在於：在這樣的條件下，中國領導人究竟還能訴諸什麼樣的資源，使自己得以在政治上對那些他們曾經大加模仿、而且成效有目共睹的對象，維持一種徹底對立的姿態？但問題並不只在於領導層——整個社會也已在大規模層面上被轉化為以資本主義作為生活方式，連同這一切所預設的精神（ethos）與慣習（habitus）；這並不利於產生一種不可動搖的他者感，使之能穩固地對著那一側（西方及其附庸）自處——畢竟，雙方如今在生活方式（way of life）的種種面向上，已經共享了這麼多。
再換句話說，問題在於：那構成「歷史神經」的東西——也就是，曾經將那一整代已然漸行漸遠的「紅色史詩」（中國革命作為一個具體歷史事件）與當代中國人民、領導層以及黨—國官僚體系連結起來，使他們得以在面對當今這個西方時，維持一種不可腐蝕的對立他者感——究竟到今天還剩下多少效力？尤其是當這個西方，如今已經具體化為那些沈醉在成功中的 MAGA 十字軍時。
我們大概會傾向懷疑：在所有可能支撐「徹底他者／敵對」這一組合的基礎之中，唯一或許還能抵抗從市場經濟深處浮現出來之同質化與常規化效應的，恐怕只剩下民族主義——而中國革命（作為一個真正「共產主義」的遺產）在中國大眾眼中，則已日益朦朧不清。然而，若有一條二十世紀歐洲史教會我們的教訓，大概就是這一條：民族主義固然在一方面是一座威力驚人的「敵人製造機」，但在另一方面，作為幻想工程，它也是一頭紙老虎——在三次無可和解的對決之後，德國人跟我們法國人還是成了（政治上的）友人與和善鄰人。
換句話說，我們今日完全有理由懷疑：在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是否真的仍然存在某種「體制性的」敵對根基——無論西方鷹派的鼓噪言辭如何聲稱如是。正是他們，以歇斯底里的方式，把一個「擴張的、復仇的、征服型的中國」這個皮球不斷吹大，煽動所謂「文明衝突」的餘燼。當然，中國無論作為一個強權或一個社會，都並未成為一個「與其他一切相同的」資本主義世界（如歐洲、北美）；然而，就物質文明而言，她顯然已經邁入一個漸近過程之中，在這個過程裡，曾經使她在西方面前保持獨特性的諸多特質，似乎正在不斷減弱。
新型物質文明中那些具有同質化效應的因子（高鐵、網路、宅配服務、人工智慧在知識與生活各領域中的入侵……）首先是一台生產資本主義主體的工廠——生產的是使用者、消費者、視金錢而非意識形態為首要尺度的個體［5］。消費主義的當下不斷把那個充滿不可調和紛爭的過去壓抑下去。於是，很難指望那個中國城市中產階級的主體——開著電動車，過著超高連結的生活，在手機上點選全世界各式料理——會在明天願意為了台灣而去死。
現在的一切景象，看起來都像是新軸心的首領們已經成了「時間的主人」。是他們對整個星球的歷史進程伸出了黑手——「世界史」如今被完全壓上了他們所發動的光復與霸權激化運動的印記。我們活在一個永恆加速的時代，而這種加速的目標是一場在全球尺度上實施的血腥版本「復辟 (Restauration)」；但嚴格說來，這並不是一場「反革命」，因為以色列—美國軸心（連同其附庸與眾多跟班）所打擊的，並非什麼革命運動或革命政權。這種復辟的節奏在不斷加速，而它的特殊性就在於：它與其說是在讓舊形式「復活」，毋寧說是在製造一種普遍化的混沌。
這種復辟的永恆加速，與另一個領域裡已成為常態的加速現象互為鏡像——也就是技術創新領域，在那裡，同樣出現了往往呈現為混沌狀態的劇烈變動（從各式各樣的新型騙局，到人工智慧在知識、工作、社會生活各領域造成的顛覆性效應……）。這兩個以加速為法則的領域其軌跡大致重疊——無人機既可以用來運送包裹、血液到醫院、監控人口、管理交通……如今也賦予戰爭全然不同的條件，正如我們當前在烏克蘭與伊朗所見的一切。
這種以「持續加速」為記號的再征服，顯然是一種向前逃逸與邁向深淵的行進，它在尾流中裹挾著各民族與各國，而這一過程與那種已經對創新上癮、完全脫韁的技科體制息息相關；如今那些還堅持要用某些（道德或其他）規範來約束 AI 發展的人，已愈來愈像一群不合時宜的掃興之徒。當下歷史所被捲入的，是一種本質上毀滅性的狂熱運動，而在施害者這一側，所有伴隨這場巨大破壞而來的變態式狂喜，也交織其中。喬治・巴塔耶為思考各種過度與逾越所提出的範疇，在此全然失效：這裡既不是「浪費」，也不是「贈與宴（potlatch）」，因為我們所處的位置，恰恰是犧牲的反面——一切破壞性的徵收，總是發生在他者身上，並以他者為代價。
在這一切之中，當今新野蠻人最寶貴的王牌，正是「先手」。隨著新軸心在其再征服行動中不斷推進，從未遇上一股足以迫使其從動態攻勢退回靜態防守、甚至潰退的抵抗力量——換言之，從未遭逢不論任何形式的一場「史達林格勒戰役」——這張先手機會牌也就變得更加強大。
這恰恰是當前力量格局中的核心問題：新野蠻人壟斷了所有動態行動，而那些有能力抵制其再征服與破壞行動的力量，則被困在一種觀望姿態中——驚恐或迷惘，採取拖延戰略、按兵不動。所有跡象似乎都在警告我們：支配這種態勢的，與其說是謹慎，不如說是一種源於困惑的癱瘓。他們被新軸心行動的速度震懾，一切對他們而言都快得離譜（天朝官僚機器反應向來不見得敏捷），於是只能不斷拖延。但正因他們越是這麼做，野蠻人就越是壯膽、越加放肆——又一次，我們看到那種征服者的興奮：當他在厄爾布魯士山頂插上卐字旗時所脫口而出的狂語——「……接下來就是整個世界了（und dann die ganze Welt）……」。
在這裡，「拖延」並不是謹慎——既不是希臘智慧中的 phronesis，也不是《孫子兵法》所讚頌的那種審慎，而更接近於一種面對新野蠻人在所有戰線上的歷史性災難家速食，所產生的失措、痙攣與眩暈反應。
新軸心領導人所奉行的「即時主義（instantanéisme）」，讓中國領導層陷於失措；後者更傾向於把希望寄託在「時間」上，認為時間自然會為己所用（其母體是經濟成長）。我們不該忘記：對他們來說，那場代表著凱旋以及解放的「典範戰爭」，是在多條戰線上對抗日本侵略者、國民黨與軍閥的戰爭——一場長達十餘年的戰爭，一場由無數轉進與翻盤交織而成的消耗戰。1979 年中越短暫武裝衝突，相較於那場以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終點、漫長而決定性的解放戰爭，只能算作一場規模巨大的邊緣小戰。自那之後，中國軍隊再沒經歷真正的戰火洗禮，從上到下都欠缺實戰經驗。這與以色列人形成鮮明對比：自 1948 年以來，他們幾乎從未停止過戰爭；而美國自越戰結束以來，就算暫且不提二戰，也至少打過三場戰爭，再加上一整串規模不一的軍事遠征與行動。
如果眼下局勢並非如此嚴峻，當下最令人發噱的是：那些被指派來掌管歐洲命運的政治殭屍，在面對當下這個時刻——其政治與歷史的質地——時，竟是如此徹底地欠缺任何智識上的發力點與政治、戰略上的掌握能力。他們不只是迷失、lost in translation，而是對目前真正構成「時代性」的一切完全陌生。
就在今年 3 月 2 日，也就是美國與以色列開始轟炸伊朗後第三天，英國首相、德國總理與法國總統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在其中他們對「伊朗發動的無差別且不相稱的飛彈攻擊」表示「震驚」。對這些人而言，「現實」作為一種奠基並調節存在的實體，彷彿已被無限期擱置。克里孟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曾說：後世或許會無休止地爭論各方在導致大災難的連鎖反應中的責任，但有一點事實基礎是無可置疑的：1914 年 8 月，並不是比利時入侵德國，而是相反。
克里蒙梭實在錯得離譜：對墨爾茲、馬克宏與施塔默先生們而言，這件事毫無疑問——「2026 年 2 月 28 日率先挑起敵對行動的，確實是伊朗。」
作者註：
［1］「Claude──由 Anthropic 開發的大型語言模型系列──曾被動員參與一月三日對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的綁架行動；同時也被美軍用於準備二月二十八日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其中包括消滅伊斯蘭共和國最高領袖哈梅內伊。」（Stéphane Lauer，《世界報》，2026 年 3 月 9 日）
［2］「史蒂芬‧茨威格是這樣描述那個 Amokläufer 的︰『一切出現在他面前的東西，無論是人是獸，他都用短劍 (kris) 劈倒在地，而血腥氣又讓他變得更加狂暴……他狂奔之際，口吐白沫，像著了魔一樣嘶吼……但他只是跑、跑、再跑，不再向左看，也不再向右看，只是不停地奔跑，在這場駭人的衝刺中，他發出刺耳的尖叫，手裡緊握那柄沾滿鮮血的短劍，筆直向前衝去……村莊裡的人都知道，世上沒有任何力量能攔住一個發作中的 amok……』（〈Amok〉，1922 年，德文原作，Alzir Hella 與 Olivier Bournac 法文譯本轉引）」
［3］在那些能夠安撫人心的「鎮靜迷信」之中，有一種信念長久不死，卻正在當前局勢的考驗下面臨瓦解：所謂「恐怖平衡」是避免毀滅性核武動用的最佳保障。但這一概念本身建立在一個偏斜的前提上：它預設手握核武的行為者在任何情況下（尤其是重大危機之中）都會理性行事。然而，如今美國領導人那種帶有鮮明 amok 特徵的國際政策，恰恰證明了相反的情況。再者，凡是訴諸某種「看不見的手」之類的論證，都應該倍加警惕。就在不久之前，許多專家還深信：中美兩國經濟彼此高度依存、緊緊相扣，因此大國之間爆發重大衝突在結構上幾乎可以排除。然而，當川普對中國發動關稅戰之際，這個論點同樣煙消雲散。
［4］那種以「生產力發展」與「生活方式」為動力、導向「共構」的構想，曾在 1960–70 年代長期縈繞於許多西方思想家心頭——當時扮演今日中國角色的，則是蘇聯。參見 Raymond Aron : Dix-huit leçons sur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1955-56) （雷蒙‧阿隆：《工業社會十八講》（1955–56））。
［5］關於這一點，可參考王家衛拍攝、並在中國觀眾之間造成轟動的電視劇《繁花》（Shanghai Blossoms, 2023，現可在 Mubi 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