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港英擦身而過的經濟計劃化和東亞模式
（編按）繼上一篇文章談及香港的「構造改革」，香港理工大學博士後研究員梁明德另有一篇文章，並授權予新國際轉載。文章藉由香港即將推出首個五年規劃的契機，解構了港英時期「積極不干預」的政策神話。作者梳理歷史指出，經濟計劃從來不是社會主義的專利，它同樣是促成資本主義「東亞模式」經濟騰飛的關鍵。
1970年代，港英政府因顧忌英資集團利益與官僚系統的偏見，在「多委會」的討論中錯失了由官方主導產業規劃的歷史良機。這項消極決策致使香港提早步入去工業化，最終淪為高度依賴金融與地產的「賭場資本主義」，也為日後的社會深層矛盾與動盪埋下了禍根。面對未來的經濟轉型與2047年的歷史進程，作者呼籲香港社會應破除對經濟計劃的刻板印象。他建議善用AI與大數據進行具前瞻性的頂層設計，推動香港先過渡至「改良的資本主義」並積極重振實業，藉此為最終順利且務實地融入內地經濟體制做好準備。
一、香港五年規劃：新命題還是舊命題？
目前，中國已經通過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 (「十五五」)，提出到2030年以及更遠景的社會經濟發展路向。2026年2月初，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他將會親自領導跨部門專班草擬對接「十五五」的文件，香港將首次推出五年規劃。很多人質疑在香港推出五年規劃的必要，更說：稱讚香港為「最自由經濟體」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 (Milton Friedman) 將在九泉下不得安息。亦有社論勸告政府即便進行規劃也要「適可而止」。
香港基本法規定：「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多年來，香港實行所謂「積極不干預主義」政策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其本質是一種「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區別是：政府提供積極正面的配套政策，給予市場自由運作的條件，比如願意提供房屋、醫療、公路、鐵路等「社會分攤資本」(Social Overhead Capital)，但不願指導個別產業。事實上，政府進行規劃，在香港史上司空見慣。雖然香港從來沒有多年度的總體計劃，在二戰後一些政府部門，比如與社會福利相關或警政部門，隨著行政的現代化，都曾陸續制訂多年度事業和財政計劃，回歸後更曾觸及人口政策等；畢竟港府有義務建立這些市場難以獨力承擔的必要設施 (包括但不限於各種基建)，以降低自由經濟下的一般生產成本。
然而，資本主義並不是只有自由放任一種，例如西德就實行過「社會市場經濟」(Social Market Economy)，強力平衡勞資及市場秩序；北歐社會民主主義多國，實際上也實行一種高福利的資本主義。且特區政府從來沒有表示，香港打算推行蘇聯斯大林式或新中國早期形式的指令式計劃經濟。筆者認為，要在香港推動五年規劃，需要一場思想革命。不但各種「計劃思維」應該觸及為政者，「計劃機關」和數據要健全，而且「參與規劃」、「擁護規劃」的主人翁精神，也應該滲透到社會各階層各分野的思維當中。
一個重點的任務，是認識到資本主義底下也能規劃經濟；這就需要重新檢視計劃經濟的資本主義起源。同時，應在宗主國英國本身對計劃經濟的迎拒的大局中，回顧港英時代對經濟計劃的嘗試，反省其失敗的惡果。我們探求的是：為何香港在1970-80年代成為日本和四小龍中最早放棄「東亞模式」之一者，率先去工業化、擁抱金融業和服務業。雖然這場變革在1970年代末被視為精明一著，但自由放任以及「小政府主義」最後都為香港製造了高昂的社會政治成本，歷屆特區政府也多次提及「再產業化」。
筆者研究歐美及東亞計劃經濟思想史多年，在香港向人介紹自己的研究課題時，常遇到一個難題：居然有很多香港人完全沒有聽過「計劃經濟」這個名詞，且容易越描越黑；即便是向內地人介紹，也有人曾誤以為它是改革開放前的軍事化指令經濟和平均主義。然而在二戰以後，法國、日本、南韓、台灣地區等都曾在資本主義大市場框架下實行過計劃經濟，不但由國家提供基建，並引導資本投向特定產業，為這些產業的發展提供信心，成功通過幾乎最低浪費和最佳效率的安排，達致經濟更高速而平衡的發展，短時間內讓許多人過上更好生活。
市場與計劃並不對立。即使是1940年代國民黨治下的中國，計劃機關「中央設計局」也提出過「計劃自由經濟」作為戰後重建的方針。鄧小平「九二南巡講話」中有句名言：「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實行的計劃體制，就放棄了軍事化指令式計劃 (command planning) 和統制經濟 (controlled economy)，而以戰後法、日、韓等國的引導性指標式規劃 (indicative planning) 為藍本。香港現在要對接的「十五五」規劃，就是指標式規劃的好例子，當然決不是蘇聯和新中國早期模式。
港英政府多年來的規劃政策特點，在於只限於供基建和基本民生設施 (即「社會分攤資本」)，降低所有生產者的一般生產成本。但凡涉及到產業規劃、改善勞資生產關係等環節，尤其是對個別產業進行扶持，往往是拒諸千里或決而不行。港英不推出經濟計劃，除了因為香港是借來的地方與時間，不願作長遠投資，更主要的原因是英國的黨派鬥爭拘束著香港，以及港英管治層曲解歐陸和東亞各政權的政府牽頭發展模式。港英偏好英資財團和金融地產業界利益，熱衷於服務他們的需要，甚至默許利益衝突乃至「官商勾結」公然發生，也是重要因素。甚至直到1970年代初，港英當局對統計數字的態度也是「可有可無」、「隨遇而安」的，奉行極端自由放任政策的財政司郭伯偉更犬儒地說：沒有資料，自然誰都不能搞經濟計劃。
基建方面，港英政府起步較早，包括19世紀末以來的大型供水系統，興建九廣鐵路 (於1910-11年通車)，以及1935年《房屋委員會報告》(Report of the Housing Commission) 率先提到發展新界新市鎮和建設公屋。國共內戰導致大量難民逃往香港，間接釀成1953石硤尾寮屋區大火及其後的「徙置區」建設；後於1970年代港督麥理浩治下，再發展為《十年建屋計劃》和衛星城市的有序開發，並以鐵路公路、醫院學校等設施為配套。不過，最具革新意圖的麥理浩，現在雖然被香港人所神化，不但不是帶領一個愛民毫無保留的政府，更是多次與倫敦折衝，曾多次拒絕英方更惠民的改革方案。雖則如此，1950-70年代，尤其是在1977-79年港府成立「經濟多元化諮詢委員會」 (多委會)，研究進入1980年代的產業經濟政策之時，港英當局對產業計劃亦曾經持一定開放態度，卻因為種種緣故，錯失了計劃的良機，與產業騰飛擦身而過。
「多委會」是香港政治經濟史上被遺忘的一章，即使多年來受到過不同人提及，也是貶多於褒。這其實對胡文瀚等高瞻遠矚的成員不公平。與國際一般的情況相反，在1950-70年代的香港，提出希望政府進行經濟規劃和產業指導的，並不是試圖擴大經濟統制權力的官僚，而是產業界尤其是華資工業多次要求政府進行；香港本來就具備自下而上要求經濟統籌的聲音和力量。另一方面，假如「多委會」成功，香港就會進入所謂「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對此，左派理論有兩種說法：一、它是資本主義垂死階段；二、它可以提供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階梯。本文將略談1980年代左翼經濟學家曾澍基的主張，即香港先過渡到「改良的資本主義」，再與社會主義中國接軌。
二、計劃經濟思想簡史
在此，我們很有必要簡略回顧國際範圍內的計劃經濟史。如上所述，計劃經濟並不一定是極左路線，反而是資本主義，尤其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一種型態：國家對「經濟制高點」有控制權，提供資本自身難以獨力承擔的協調和設施，或是避免資本在自行協調和建設時，對社會秩序或國家戰略起負面影響。二十世紀初，德國經濟學家希法亭 (Rudolf Hilferding) 認為世界經濟正在離開自由鬆散、短視短炒的階段，朝「組織化資本主義」 (Organised Capitalism) 進發。他在1927年寫道：一個有計劃、有控制意識的統制經濟，為國家――即有強制力的社會――發揮有意識影響力，提供更好基礎。作為思想基礎的「計劃主義」 (Planism，見下文) 或「計劃理性」 (Plan Rationality) 早在十八世紀末前已經形成。這裡牽涉到幾個里程碑。
十八世紀末，法國支持美國從英國手上取得獨立。美國立國之父之一漢密爾頓 (Alexander Hamilton) 受法國路易十四時期的「重商主義」影響，提出要提高關稅並扶助「幼稚產業」，以抵抗英國傾銷貨物。參加過美國獨立戰爭的法國貴族聖西門 (Henri de Saint-Simon)，反對不事生產的貴族繼續壟斷政治，認為國家應該由產業階級所領導，並且以巴拿馬和蘇彝士運河等基建專案連接全世界。聖西門死後，其左派弟子培克 (Constantin Pecqueur) 提出了最初的計劃經濟主張，以科學方式統計消費和制訂生產指標，而右派弟子佩雷爾 (Pereire) 兄弟則提出一種新型的工業銀行，為鐵路等回報週期長的專案提供長期信貸。前者成為了日後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模型，後者是二戰後日韓等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的主要控制手段。
至1830年代，曾旅居美國並接觸到漢密爾頓主義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 (Friedrich List)，提出建立德國關稅同盟和大力建設鐵路。1879年，德國歷經多年經濟蕭條後，早在1860年代「全德工人聯合會」 (ADAV) 創辦人拉薩爾 (Ferdinand Lassalle) 所提出的、日後稱為「國家社會主義」 (State Socialism) 的系列政策，得到其好友、宰相俾斯麥 (Otto von Bismarck) 採用。在這種主義下，由容克貴族所領導的國家，對壟斷產業如鐵路進行國有化，並提供基本福利如疾病保險和退休保險等，作為爭取反建制的社會民主黨選票的手段。這套「國家社會主義」在1890年代以後引入日本和中國，促成1906年日本鐵道國有化。而無論是梁啟超、孫中山、宋教仁，還是北洋軍閥政府領袖，都有過實現國家社會主義的各種明確表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軍工巨頭、猶太人拉特瑙 (Walther Rathenau) 出任軍需局長，提出將國家社會主義變成一種「統制經濟」，以柏林軍需局為大腦，連接如蛛網般的資訊和物流網路收集資料，在總部用打孔式電動計算器進行運算，以求使德國軍隊能夠長期維持作戰能力，社會維持基本生活水準。由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具體描述社會主義實現以後的經濟模型，希望推動共產革命的列寧深入觀察拉特瑙的統制經濟系統，稱之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並認為只要工人起來推翻貴族和資本家，就可將它改變成社會主義經濟體制。
1917年俄國革命後，最早提出經濟計劃和建立計劃機關的，是一批溫和派「孟什維克」經濟學家。但極左領袖托洛斯基 (Leon Trotsky) 及其主要盟友經濟學家普列奧布拉任斯基 (Yevgeni Preobrazhensky) 主張為了國防和建設需要，必須儘快通過計劃經濟建立重工業體系，不惜榨取農業、犧牲農民。當時斯大林出於權力鬥爭需要，表面上反對托洛斯基的冒進主張，上臺後又沿用犧牲農民和鬥爭富農的策略，引起1930年代的大饑荒，並多次整肅這套政策的反對者，但通過多次五年計劃大力建設軍備。這往往是大家對計劃經濟的刻板印象。
蘇聯後來打敗納粹德軍，佔領半個歐洲，以致中國、印度等亞非拉多國極力嘗試模仿蘇聯的模式。而西歐國家為了避免重蹈大蕭條覆轍，維持經濟水準和就業，推動現代化，開始在資本主義框架下推出經濟計劃；蘇聯經濟學家瓦爾加 (Eugen Varga) 視之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長期化發展，並且在1946年準確預測資本主義因此短期內不會崩潰，蘇聯必須準備與資本主義西方長期和平共存，結果卻引來蘇共黨內日丹諾夫等左派的批判。不過日丹諾夫不久逝世，該派被肅清。瓦爾加的預測，促成了赫魯雪夫治下美蘇短暫的和平共存。1956年蘇共二十大清算斯大林路線之後，以意大利共產黨為首的「歐洲共產主義派」，更提出「構造改革論」，提出通過經濟計劃化和土地改革等措施，和平地改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體制。
三、「1940年拐點」：東亞模式與計劃經濟
至於「東亞模式」，其起源是20世紀之交有關「國家社會主義」的討論。在1920-30年代，東亞各地方政權一般受蘇聯影響，並揉合若干納粹主義元素，成功試驗地方性的經濟計劃。當中最重要的就是「滿洲國」政權，在1932年宣佈「經濟建設第一期綜合計劃案」，1936年宣佈第一個「產業開發五年計劃」，1941年宣佈「二五計劃」和農業全面合作化。殖民地朝鮮、台灣和日本本土都隨著侵華戰爭的擴大而宣佈各種計劃和農業合作化措施。中國國民政府並於納粹政權幫助下於1936年宣佈第一個三年計劃，1939年宣佈第二個三年計劃。這些計劃開頭是由主導國營企業的「資源委員會」草擬，後來責任交由1940年成立的「中央設計局」擔當，該局並於1944年提出「計劃自由經濟」方針，國家只負責私有資本無力承擔的大型企業和基建，又於1945年提出一份野心勃勃的戰後「物資建設五年計劃」，目標遠超當局執行能力，最後因為行政院長宋子文在1946年2月進行「震盪療法」引發「黃金風潮」，以及內戰爆發而難產。
日本則在1940年宣佈「經濟新體制」，對戰後影響深遠。思想上，其主要內容是財閥的所有權仍歸私有，但經營權收歸國有，這在戰後演變為當局委派舊官僚出任公司董事，貫徹國家經濟政策，以及由通商產業省和大藏省進行「行政指導」。因此，「1940年拐點」意味著全東亞經濟幾乎同時進入計劃主義經濟，由高層的「經濟參謀本部」(計劃機關) 指導工業化和農業合作化，拋棄自由市場；這套系統直到1980年代仍在運作。「滿洲國」的技術官僚不是重投日本經濟部門，參與經濟政策的謀劃，就是投身日共或社會黨。在朝鮮和韓國，具有「滿洲國」經歷的經濟官僚也成為了戰後復興重臣，而曾在偽滿服役的朴正熙在1961年發動政變後，「滿洲人脈」開始壟斷韓國的政治經濟。在這種有經濟計劃的資本主義體制下，如佩雷爾兄弟模式一般，當局一般通過提供信貸扶助某些產業，影響經濟走向。
1949年的新中國，吸收了「資源委員會」的九成人員，為新政權初年的經濟政策定調；該會去台灣地區者，直到1980年代仍然對經濟政策起重要作用。東亞戰時和戰後的計劃經驗中，都能夠看到蘇聯的影響，然而東亞所有政府，都需要在進口替代和重工業建設原始累積的路線與出口主導路線之間進行平衡。除了朝鮮之外的東亞各政權，都曾經在兩條路線之間搖擺過。中國則早在六七十年代已經開始摸索出口路線，包括在佛山建立「出口商品加工基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1960年前後，東亞各國都曾經有機會採納一種更溫和的民主社會主義經濟政策。當時日本社會黨和韓國進步黨都曾經非常接近執政地位，而中國和朝鮮都對比較極端的政策進行檢討。1950年代中期，中國曾經反思斯大林式硬性計劃經濟得失，國務院副總理陳雲因此在1956年提倡過「社會主義自由市場」方針，但不久毛焦慮國際形勢對華不利，需要趕急進行建設，逆轉政策。中國在1960年舉行「鄭州會議」、朝鮮在1960年宣佈經濟調整，都是對過急的、偏離計劃理性的發展模式的糾正。然若無毛時代「兩彈一星」和「三線建設」，實難以想像中國今日國防局勢和西南各省經濟能如何發展，可見中國計劃經濟並非毫無建樹。
在1915-17年間，布哈林形容拉特瑙所設計的德國統制經濟為一個「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即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型態之下，國家成為一個統營各產業分公司的托拉斯。在1960年代「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劉少奇就曾試辦「托拉斯化」，各產業進行垂直整合，上置一個全國總公司。日本和韓國也可以說是依靠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進行產業經營。實際上，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也是可以跨國地經營的。比如日本經濟企劃廳長官、通商產業大臣高碕達之助，在參加萬隆會議時及其後，就主張與社會主義亞洲大陸國家恢復貿易，建立一個東亞版的「歐洲經濟共同體」，進行跨國經濟計劃，不幸在1966年中斷。實際上，歐洲經濟共同體早期指導者之一、法國計劃官僚馬若蘭 (Robert Marjolin) 就提出過將西歐統合在一個整體的經濟計劃之內，但並沒有成功。而在1970年代末，香港需要考慮的，正是要否與改革中的中國進行跨境經濟產業計劃。
四、英國和歐陸在計劃經濟政策上的聚合與分歧
一般人對英國的社會政治體制，多視為是歐洲的一個例外，甚至是自由主義堡壘，其實近代英國深受「專制」德國的社會改革所影響。1879年德國宰相俾斯麥成為最早公開自稱實行社會主義的主要國家領導人，「國家社會主義」的成功得到國際廣泛討論，被一些反對暴力革命的英國左派，尤其是中產階級的革新份子，視為和平過渡的路徑。英國工黨前身組織之一「費邊社」(Fabian Society) 就希望參考德國，和平地爭取建制支持社會改革。費邊社對東亞，尤其是新加坡的影響巨大，身兼總理和人民行動党秘書長的李光耀就曾經對費邊式社會主義甚為仰慕，提出「社會主義馬來西亞」，認為新加坡是「成功的社會主義」。這能解釋他的產業社會政策的國家本位，而他的組屋政策和「裕廊市集團」項目日後都成為港英官僚的研究對象。
在英國工黨具備執政能力以前，自由黨曾是體制內最主張工人利益的政黨。1911年，財相勞合．佐治 (David Lloyd George) 實現了受德國啟發的基本社會保險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英國開始實行統制經濟。勞合．佐治在首相任內，面對國內有強烈呼聲，要求鐵路永久維持戰時國有地位，轉退而求其次，推動托拉斯化，於1921年立法將123家鐵路公司合併為四大鐵路公司。卸任首相後，勞合．佐治繼續領導自由黨，於1928年發行《英國的工業化未來》(Britain’s Industrial Future)，俗稱《黃皮書》(Yellow Book)，支持中小企業托拉斯化，去除資本主義自由放任下的重複投資和浪費。經濟學家凱恩斯也參與撰寫該書，提出建立「國立投資局」(Board of National Investment)。同屬自由黨的卑弗列治 (Sir William Beveridge) 更提出在內閣下建立一個具有規劃和協調功能的「經濟參謀本部」(Economic General Staff)；這個名詞從1930年代就經常出現在日韓語文獻，用以形容各國計劃機關。類似議題在1970年代香港將重新浮現。
1942年，卑弗列治延續《黃皮書》擴大福利的傾向，撰寫報告，提出二戰後實現國民保險體系和國民保健署 (NHS) 系統。1945年，工黨政府上台，立法頒佈鐵路、公路運輸、航運、電力、煤炭、鋼鐵國有令，草擬了對接美國馬歇爾計劃的「四年計劃」，但沒有實行；另一邊廂，則建立了NHS系統。工黨左派領袖、衛生大臣貝文 (Nye Bevan) 更是因為英國1950年參與韓戰，軍費擠壓福利預算而憤然下臺。1951-64年間，保守黨重新執政，工黨時期許多改革遭到廢除或架空，比如公路運輸遭到再次私有化，成為國有鐵路的大敵。1964-70年工黨雖再掌權，1965年曾提出「國家計劃」，但最後也失去了經濟計劃化的耐性與基礎。1970-74年間，保守黨首相希思 (Edward Heath) 相對左傾，情勢開始有利香港推動改革。1974-76年間，工黨首相威爾遜 (Harold Wilson) 容忍黨內左派如產業相彭東尼 (Tony Benn) 等人，在一定制約下運作，英國國內經濟政策開始猛烈左傾化，但以1976年英鎊危機和工黨右派卡拉漢 (James Callaghan) 拜相告終。歷經工黨與工會走向敵對，以及英國經濟瀕臨崩潰，及至1979年保守黨在柴契爾夫人領導下執政，港英政府不再被施壓要求執行改革，香港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已成定局。
這導致在喪失帝國版圖期間，英國沒有執行經濟計劃，國內經濟一片淩亂，缺乏產業升級所需要的技術、資金和政策。而彼時生氣勃勃的，反而是在資本主義下打造經濟計劃的荷蘭、比利時和法國，英國則淪為二流國家。其中，比利時勞動黨主席安里．德．曼 (Henri de Man) 在1930年代提出「計劃主義」(Planism) 一詞，形容其以計劃經濟消彌大蕭條影響的主張，深刻影響戰後西歐各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採納計劃經濟。在戰後，法國計劃總委員長蒙內 (Jean Monnet) 提出多個五年計劃，並在政局動盪、內閣每三月一換的「第四共和國時期」(1946-58)，維持了技術官僚團隊的團結；1958年，強人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 重新上臺，開始「第五共和國時期」，同樣結合技術官僚團隊推動經濟計劃，賦能龐大基建和國防發展，造就法國人至今仍津津樂道的1945-75年「輝煌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當時巴黎的地鐵和全國的高鐵系統，都受到英國產業界人士所景仰，痛恨自國的頹敗無能。可見當時英國本國並不以缺乏經濟計劃為榮，而「日不落帝國」瓦解後更遭到歐洲大陸國家趕超，更是為一些英國政商界人士製造頭疼。港英在經濟計劃方面的各種嘗試、迎拒與猶豫，也要在這個語境中理解。
五、香港在1950-60年代就經濟計劃的討論
考慮到英國本土的工黨改革遭保守黨架空，港英當局在五十年代對經濟計劃一直有所顧忌。這導致香港只有日佔年間有過失敗的經濟計劃，以及一個經日本本土指導香港統制的「香港經濟委員會」。總督磯谷廉介任期內，有明確提出過經濟復興計劃和農業拓殖計劃，一些構想極為大膽，比如在吐露港築壩種植稻米。但日本中途島海戰失利後，這些計劃只好虎頭蛇尾收場。二戰剛結束，英軍政府為應急依然進行經濟統制，維持配給制。蔬菜至今繼續統營。
香港社會學者趙永佳指出，從1950年代就有製造業代表希望政府提供廉價工業用地，以及成立工業銀行，對鋼業等特定產業進行扶持。前者主要屬於社會分攤資本，後者是產業政策，雖然是否向某一特定產業提供廉宜土地，也可以是產業政策。但這些提案都遭港英當局拒絕；趙認為其原因是戰後港英政府財政資源有限，以及「港府的主要聯盟夥伴為金融及商業資本，而工業資本在權力架構中只佔邊緣的位置。」這裡其實涉及到嚴重的利益衝突：港英當局在1959年指派研究設立工業銀行的委員會，成員半數來自既成私有銀行 (滙豐、恒生、東亞)，審議的結論自然也反對成立工業銀行，以免爭奪他們的生意。值得追問的是，如當時港府決意同時扶持產業利益，仍具造船等輕重工業和優良港口設施的香港，是否完全無法競爭？
1962年3月，立法局議員、同時擔任滙豐和怡和主席的巴頓 (Hugh Barton) 在辯論提出：面對人口膨脹、製造業內惡性競爭、外部市場提高對港貿易壁壘等挑戰，政府應著手制定並實行經濟五年計劃。雖然此言是出於英商之首，仍然遭到主張自由放任的財政司郭伯偉 (John Cowperthwaite) 的強硬駁斥。根據佛利民的說法，郭伯偉的「自由放任態度甚為有名，拒絕收集經濟數據，以免給予政府官員插手經濟的藉口。」英國白廳派到香港要求政府收集經濟數據的官員，竟被郭伯偉送上回倫敦的下一趟飛機。郭也向佛利民坦白說，「如果我任由他們編制那些數據，他們就會想對經濟進行計劃。」對這個不負責任的庸官而言，「無知即快樂」。一般關於香港在1966-67年動亂的歷史，都不會追責到郭在欠缺GDP數字下，於1966年作出的無端加稅和削減開支的決定；很多人卻在歌頌郭氏，通過無為而治創造了香港的經濟奇跡。佛利民身為經濟學者，更讚揚郭氏不收集數據的「睿智」，實是令人側目。
郭伯偉向巴頓說，他對這類政府規劃的政策「深切厭惡及不信任」，因為「為父者並不知道什麼是最好的」 (Papa does not know best)。他考慮到香港是最不封閉的經濟體，指出不可預算的外部因素之多。但郭的偏見也很明顯，因為法國、比利時、荷蘭，甚至戰後急起直追的日本也都不是封閉經濟。法國戰後的經濟計劃當局也深信，自己擁有全國最精英的專家隊伍，計劃才能取得成功。在缺乏技術官僚文化、政務官 (AO) 通才傳統深厚的英帝國，制定產業計劃的難處其實是專才稀缺所造成。麥理浩後續似乎也有意識到此問題，派員學習外國。
郭發言後，輔政司 (後稱「布政司」) 白嘉時 (Claude Burgess) 指出，可供政府規劃的只有醫療教育等福利措施。在這種思維下，1971年抵港履新的麥理浩鑒於1966-67年不穩局勢，憂慮「九七問題」，向倫敦當局撰寫報告，提出必須儘快拉開港人與中國民眾生活素質差距，爭取與中方談判籌碼。他繼續了前任港督戴麟趾 (Sir David Trench) 的某些革新意圖，推出了龐大的民生計劃，例如《十年建屋計劃》，目標為180萬人提供公營房屋，但並沒有產業規劃，而房屋計劃也因為石油危機而放緩。到1982年，住在「寮屋區」的人口仍有75萬人。
然而，「無為而治」或許只是障眼法。學者陳卓華認為，香港的自由放任其實只是個神話。他和趙永佳都指出，在1950至60年代，立法局實際上被壟斷資本的代表所把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英國人。殖民政府並沒有奉行不干預政策，而是根據企業是否為英國企業、以及它們試圖從事的貿易或服務類別，選擇性地給予扶持。其模式如下——
| 表一：政府的選擇性扶持 | ||
| A | 對英國有利 | 貨幣或財政政策 |
| B | 對英國貿易行有利 | 批出公共工程合約、公用事業專營權 |
| C | 對英國貿易行和本地工業家有利 | 貿易推廣活動 |
| D | 對香港各界有利 | 房屋政策、土地和基建發展、糧食價格控制 |
| E | 全無或低度的支持 | 研發、生產力及優質支援服務、貸款或製造業財政補助、技術培訓 |
六、1970年代：計劃高峰期和實際操作的笨拙
考慮到港英政府在作為搖錢樹的經濟產業界內，仍然在大搞種族主義歧視，反抗意識不難理解。後任市政局主席的政治團體「公民協會」會長張有興，曾在1970年3月與其他市政局議員離席抗議當局拒絕進行政治改革。1973年11月，張在立法局勸誡麥理浩放棄自由放任，通過開明經濟政策建立「更自由、更人道、更公平」的社會，建議成立「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可見當時注重民生的政治運動家，認為約束資本的經濟計劃化，等同經濟民主化，而且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計劃化必須同時進行，方能收效。張有興發言當時，正值英國工黨提出左傾的新綱領；1974年工黨勝選後，黨內左派領袖如產業相彭東尼聯合工會左派，建立「國立企業局」(National Enterprise Board)，對關鍵產業進行國有化，或與私營企業達成「規劃協議」(planning agreements)，接受國家注資挽救沒落行業，並實施工人治廠。但1976年，工黨右派外相卡拉漢接任首相後，英鎊大幅貶值，他遂決意排除左派的自力更生建議，接受國際貨幣基金條款嚴苛的貸款，包括嚴格限制各行業加薪為5%等。結果1978-79年冬，全國各大工會倒戈工黨，發動總罷工，造成工黨下臺，柴契爾夫人的保守黨勝選上臺。
1976年的香港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血汗工廠。歌星許冠傑的名曲《半斤八兩》嬉笑怒駡地諷刺勞動剝削，「出了半斤的力卻拿不足八兩」的回報，還談到石油危機滯漲下，工資「好像用熱水燙豬腸子」一樣縮水，馬上傳頌全港。勞工權益學者喬．英格蘭 (Joe England) 形容香港只有大倫敦市的一半大小，出口卻超過整個印度，說明香港剝削勞工不遺餘力。哈利戴 (Jon Halliday) 指出，當時的香港，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疾病失業保險、免費醫療等基本社會人權福利措施全部欠奉；而在1971年實行的六年小學免費教育，本來就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施壓的結果。1974年起實行的所謂「抵壘政策」，意思是非法入境者如能自行到達市區，就可獲得居民身分，結果每天大量國內民眾冒險「逃港」，卻成為香港工業基本廉價勞動力，飽受壓榨。
香港社會學者呂大樂和政治學者葉健民的研究證明，1976-79年間，工黨右派、外相奧雲(David Owen) 及該部國務大臣高樂培勳爵 (Lord Goronwy-Roberts) 受英國國內左派輿論壓力影響，通過《香港計劃書》(Hong Kong Planning Paper)，施壓港府改革基本民生福利，比如在1980年前禁止15歲以下童工，實現九年免費教學和自願性供款的社會保險等，公共開支並增加至GDP的25%，但遭到麥理浩拒絕。財政司夏鼎基 (Sir Philip Haddon-Cave) 也提出公共開支不應高於GDP的20%，並抵制大幅增稅的建議。認為倫敦只想搞好公關宣傳的麥理浩，更怒斥英國官員：「請諸君檢查一下自己的良心」。作為最終手段，倫敦甚至曾考慮撤換麥理浩。在各方壓力下，九年免費教育在1978年提前實施，禁止雇用13歲以下兒童的《雇用兒童條例》也在1979年通過立法，但仍然跟《計劃書》的設想有一段距離，社保更無疾而終。
雖說港英政府比較熱衷基建，但也長年對大型工程投資有所諱忌。郭伯偉就曾經強烈反對興建紅磡海底隧道，直到1969年有私人財團進行集資才得以動工，1972年竣工。1961年，首次有計劃提出在香港興建地下鐵；這個想法在港府於1965年7月委任顧問工程公司進行的《集體運輸研究》中變得更為具體。1969年，北京地鐵通車，天津地鐵也於1970年6月動工，上海也開始規劃地鐵，香港依賴汽車和輪船的交通體制，相比國內一線城市已形落後。發明「積極不干預主義」一詞的夏鼎基，在1977年4月的立法局會議上，對該詞語嘗試進行定義：
「…顯而易見，我們認為政府必須在提供文明社會生活所必需的各項服務和設施方面發揮積極作用，這些服務和設施不能以個人使用為由收費（例如治安、國防、預防保健、消防、衛生以及基本道路和排水網路）。我們也認為，某些服務和設施由政府提供更為便捷高效，或作為一項政策，應當全部或部分地以公共資金承擔。最明顯的例子當然是房屋、教育、醫療衛生服務和社會福利領域。因此，就土地、勞動力和資本這三大經典生產要素而言，香港政府的運作方式如下：我們是公共和私人發展用地的主要提供者，但正如我稍後將提到的，我們現在認為土地生產方面可以採取更具前瞻性和全面性的方法。 […] 至於資本，我們透過提供道路、供水、交通設施和房屋，大規模投資於社會和經濟基礎設施。這些活動旨在向社會提供或增加生產要素的供應。」
環境司鍾信 (Derek Jones) 更在1977年11月的立法局會議上提出「港式規劃」一詞：
「儘管坊間流傳著一些相反的說法，但香港政府是一個規劃型政府。工務局長的演講就生動具體地闡釋了我所說的『港式規劃』的意思。與其他一些政府不同，我們力求在現代社會中任何政府都應負責的特定領域進行規劃——當然包括公共部門，也包括土地利用和交通運輸等事項。但我們不會試圖將政府規劃強加於那些本應由私人企業透過市場力量運作的領域。」
但這種在思維驅使下，港府只希望做到最基本、撈到最便宜的交易。1973年8月，夏鼎基同意地下鐵工程由單一財團包攬，並於12月宣佈與一個日本財團簽署合約建設地下鐵。港府指出，由日本財團包攬，是唯一能讓工程費用不超過五十億港元的辦法。這個財團囊括了83家公司，包括三菱、東芝等等，而港方代表就是怡和公司。不過情況不久就有所變化。1974年5月底，日本朝日新聞以及東京法新社都報導日本財團有意退出計劃。日本方面退縮的理由，主要是1973年10月中東贖罪日戰爭之後發生的石油危機。日本財團因此曾經要求增加工程費用到60億，又向港府提出各種「將貨就價」辦法，包括縮減路線，甚至列車和車站不設空調，結果都遭到港府否決。1975年1月，夏鼎基在記者招待會上，嚴厲斥責日本財團犯下「嚴重錯誤」，指出他們使地鐵完工推遲一年，費用更增加八億元，要求賠償一億五千萬元，但日本財團只願象徵式地賠償五百萬元，遭到港府拒絕。市政局民選議員黃夢花更要求夏引咎辭職。這反映的是港英政府的系統性缺失：缺乏大型基建經驗，笨拙地為他人製造尋租空間。
財金官員在債務問題上也愈見失策。港府騎虎難下，最後只能自行設法籌建縮小規模的地下鐵路，在1975年2月將整個計劃拆分為幾十份合約分別招標，但這項工程還是成為香港開埠以來乃至全東南亞最大規模的工程計劃。港府聰明反被聰明誤，結果是到了1979年10月地鐵「修正早期系統」首階段通車之際，政府擁有的地鐵公司已負債累累，到了1985年更達到200億。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期間，1982年10月和1983年9月港元匯率兩次受壓，地產市道低迷，地鐵公司的重點副業「上蓋物業」如商廈住宅等發展未如理想。地鐵公司借下大筆以浮動利息結算的外債，而1979年美國聯儲局加息以來，本港利息就曾經達到幾乎20厘。
1985年地鐵港島線完工之際，有會計界權威人士指出，如果政府不能促使行政局 (即總督內閣) 分期增加50億股本，地鐵很快就需要「技術性倒閉」，還表示早知今日，以當局的一貫思維，當初就未必會興建地鐵。也有財經界人士批評地鐵當局起初借債的時候，未有預算國際金融市場利息浮動幅度。對於這種批評，地鐵公司主席李敦 (Wilfrid Newton) 只好一笑置之，說：「如果有任何人能夠預測到1975-85年這十年間的利率走勢，他一定早就發財了。」可以說，香港差點就沒有地鐵，而地鐵之能完工，實在是個奇跡。
七、「多委會」對東亞模式的迎拒
1977年10月，麥理浩鑑於國際配額制度 (1974年簽訂的《多種纖維協定》) 對港不利，香港有必要在紡織業外進行發展，宣佈成立「經濟多元化諮詢委員會」 (多委會)，同時積極向外國技術官僚取經。在1960-70年代，香港向英、美、西德等國出口大量成衣。1978年，香港的製造業人口中，31%受聘於成衣業，7-9%受聘於電子業 (包括電子元件和消費產品)，10-11%受聘於塑膠及玩具工業。但這些出口界別在1968-78年間都有所衰落，相對電子業的增長也呈緩慢，尤其是1974-75年間因石油危機而發生的經濟不景氣。製造業雖然佔增長的三分之一，但相對服務業，其重要性正在減弱。另一方面，受惠於政府建立衛星城市的政策，地產市道一直有所發展，但地價高昂對產業發展有所牽制。教育界方面也認為政府應加強就業培訓，應對經濟變動。問題是香港應否繼續以製造業為中心，以及何種產業。關鍵是1977年鄧小平複出，與西方關係持續改善，香港需要找到維持增長和多元發展的新格局。
「多委會」16名成員包括工業界的鍾士元 (立法局議員、生產力促進局前主席)、安子介 (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倪少傑 (香港中華廠商會)、胡文瀚 (立法局議員、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合和實業胡應湘長兄) 等。此外還有港島地區供電商「香港電燈」代表、在立法局辯論中多次提倡經濟計劃和建立「中央經濟計劃機關」的陳壽霖 (生產力促進局主席)，以及沈弼 (Michael Sandberg，滙豐)、利國偉 (恒生)、紐璧堅 (David Newbigging，置地) 等出任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金融地產界代表；新聞界代表有《遠東經濟評論》主編戴維斯 (Derek Davies)；還有唯一一名反對撥款興建地鐵的立法局議員、律師羅德丞 (買辦富商何東外孫、太古董事)。最後的「多委會」報告，就是這批利益與理想相互衝突的人物折衷出來的產物。
與郭伯偉認為香港外部因素太多，無法進行經濟計劃，陳壽霖的看法截然相反，即：正是因為外部因素之多，才必須進行策略性規劃。在立法局辯論1977年預算案時，他向麥理浩說：
「總督大人，當財政司在預算案演說中談到香港經濟前景時，他對於1976年的迅速恢復以後的不確定未來，發出預警。我們再次被提醒，我們的經濟增長非常取決於我們無法控制的外部因素，比如我們的出口對象國家的政府政策。這促使我問自己：我們在香港到底有沒有策略性經濟規劃，我們能否扮演有意識的角色決定自己的未來，以及為了有發展前景，應朝哪個方向進發。我們總不能自滿地以為過去的好景將永遠繼續。我必須補充一點：我並不質疑我們迄今所採取的政策，即允許產業自由發展以得利於世界市場短期需求，對我們帶來了不少好處。但，這真的會一直繼續嗎？我們不應該在規劃自身的經濟命運方面開一個頭嗎，哪怕是一個卑微的嘗試？
我們雖顯然沒有什麼為人所知的經濟計劃，卻似乎有某種運作中的計劃。比如，我們經常聽到吸引海外投資高科技的各種努力。我們的土地政策決定哪些產業會得到放行。我們成立了發展和管理工業園區的『香港工業邨公司』。我們每年在一般性和技術培訓上花費數百萬元，某程度上是作為維持經濟發展的投資。這些林林種種都是計劃。但把它們聯繫起來的『總計劃』到底是什麼呢，在何處得見？」
儘管麥理浩從未對「多元化」作出明確定義，陳壽霖對此的看法如下：
「…多元化必須兼顧縱向和橫向發展。它還必須不斷拓展我們的產業基礎，以追求長期穩定而非短期成功。它可能涉及比香港以往習慣的更長遠的規劃，並且必須透過技術改進和創新，提高每位工人、每平方英尺廠房面積和每港圓投資的附加價值，這才是生產力的本質。」
「多委會」的責任，本來就是要撰寫一份最類似於「總計劃」的文件。不過，麥理浩委任的「多委會」主席，不幸就是反對經濟規劃的財政司夏鼎基。其日常事務由首席助理財政司、資深華人政務官楊啟彥和工商署署理助理署長勞逸輝主持，進行了兩年的調查和會議。1978年5月，「多委會」內成立「國別調研分委員會」(Country Studies Sub-Committee)，調查日本、韓國、新加坡和台灣地區的產業政策；這些都是鍾士元口中的「香港的競爭者」。不幸的是，當局並沒有採納分委員會主席利國偉和戴維斯的建議，研究產業和勞資關係都有更高水準的美國和西德，或是擴大研究範圍到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夏威夷。「多委會」派遣人員到馬尼拉和東京調研等 (訪日率團者為首席助理經濟司馬敬廉 [Alan McLean])，同時得到亞洲開發銀行機密文件，以及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幫助。1978年10月1-8日，胡文瀚、勞逸輝、生產力促進局總裁胡禮智 (J. C. Wright) 等率團訪問韓國，與來自商工部、經濟企劃院、韓國產業銀行、韓國開發研究院、韓國科學技術研究院、韓國經濟人協會等多個部門的領導官僚對話，又拜訪龜尾市工業園區。胡文瀚代表團因此得以面見韓國全國的頂尖產業經濟界領袖，在香港經濟外交歷史上寫下重筆。但英國有關方面似乎對派遣代表團不甚歡迎，英國駐韓大使館先是不滿胡文瀚的香港工業總會繞開他們私下聯繫韓國政要，經費方面也需多番要求才得以擠出來。
胡文瀚代表團對韓國的「進取而目光長遠的計劃」以及產業多元化自然禮贊有加，雖然也留意到有時資源會被錯誤分配，或使用上未有徹底發揮效率，也對官僚施政的靈活性和效率有一定懷疑。他們留意到在1971-77年間，韓國的出口比他們研究的其他地區都更多，而且國家具備「長遠的研發計劃」。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早在1978年，韓國的產業界領袖已經高瞻遠矚，把毛身後的中國視為海外市場中的潛在對手。對代表團而言，韓國是一個經濟計劃促成的奇跡，雖然也有寫到韓國人正以通貨膨脹，為高速發展付出代價，他們自然猜不到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問題，將在1979年造成大規模動亂以及代表團稱為「開明獨裁者」的朴正熙的刺殺事件：
「代表團所看到的今日南韓，其經濟局面是茁壯繁榮的，這在最近的報刊中也有所報導。擠擁的金浦機場、漢城市內六到十車道的大街和公路、堵塞的交通──而其中的九成汽車、公車和貨車都是國產的；衣著光鮮且守紀律的行人、潔淨而有條理的人行道、閃閃發亮的摩天大樓、觀光旅店和大型住房規劃，都使人難以想像僅僅25年前，這裡只有戰亂後的貧窮和悲慘。[…] 南韓無疑正朝著一個更大的『躍進』進發」
但「多委會」上峰結論是：香港不具備這些政權的產業政策的「政治社會條件」，港府不宜實行「多委會」所調查的地區的行政干預式經濟政策。這主要是針對日、韓、新、台都屬於一党政權的現實。1979年2月，「國別調研分委員會」最終報告指出，香港政府缺乏如韓國和台灣地區政權般有效地控制經濟活動的能力，並且認為香港政商關係雖如同日本一樣密切，香港商界卻不如日本財閥一樣「聽話」 (biddable)，能接受行政指導。事實上，在當時風行的書籍如美國學者查默斯･約翰遜 (Chalmers Johnson) 《通產省與日本奇跡》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1982年出版) 中可見，誇大政府官僚控制財閥的能力，也是當時日本研究學界的一種通病。但報告認為，政府制約市場力量運作的結果，只會是損害經濟增長率，絕不可為。
1965年，最大的華資銀行恒生銀行遭到滙豐銀行的惡意收購，自此喪失獨立性。1978年5月，身兼恒生銀行總經理的「國別調研分委員會」主席利國偉，就曾提出參考新加坡，由政府購買股份參與持股，並鼓勵特定產業。這遭到經濟司謝法新 (David Jeaffreson) 的批駁，說「政府很難挑選贏家」，反對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局」模式。可以看出港英當局意識到提出經濟計劃，香港就難以繼續優待英資，對華資要更善待，並要開始實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而躊躇不前。
然而諷刺的是，港英政府並不民主；這種高壓體制，卻是經濟自由放任下金融地產利益不受限制撈取利潤的前提。英國《新政治家》雜誌在1980年形容香港為「獨裁政體」；港英前高官華樂庭 (John Walden) 自己就承認香港戰後繁榮「如無威權政府，根本無從發生」。《英文虎報》在1981年評論道：「英國自詡為自由民主國家，卻拒絕在香港實行民主，因為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方式能帶來巨額利潤，而這些方式正是我們的公務員們所推崇的。這些方式造成的巨大社會成本，以及給底層民眾和弱勢工人帶來的苦難和匱乏，都遭到忽視，他們的抱怨也遭到壓制。」當時的市政局議員、傳教士及教育家葉錫恩 (Elsie Elliot) 則多番向倫敦投訴香港的腐敗和高壓，被社會視為平民權益鬥士。1977年10月28日香港警察暴動，搗毀廉政公署，幾乎需要出動英軍兵戎相見平亂，更造成空前政治危機，最後麥理浩頒佈局部特赦令，宣佈不追究1977年1月1日以前的貪污案件，才緩和了情勢。怯於制約市場或權力的港英，卻勇於制約各種市民權益組織和「香港觀察社」等初期論政團體；當局於1977年成立與警察政治部合作的「壓力團體常務委員會」，被指一同滲透各種社會組織，並打算進入校園和大學組織，監察左翼活動。對此，《英文虎報》說它是「文明國家中的政治家所不會遇到的危險」，編輯更用上了馬克思主義的說詞，基本上把香港定性為一個「資產階級獨裁政體」。他們高聲批判曰：
「更諷刺的是，香港真正的壓力團體，那些壟斷我們經濟、推高租金、污染環境、鼓勵賭博、阻礙工廠安全改進、拖延實行產婦福利的強大組織——這些壓力團體竟然被港府視為全部政府決策的全面合作夥伴。[…] 現在看來，成立「壓力團體常務委員會」，只不過是向這些集團做出的讓步，這也印證了對港府最常見的批評之一，即它並非真正的政府，而僅僅是香港真正掌權者——銀行家、地主和實業家——的執行委員會。」
「壓力團體常務委員會」成為一樁醜聞，在1983年遭到解散，後來更宣稱全部檔案遭到焚毀。
八、「多委會」報告進退失據
在代表「多委會」出訪韓國同時，胡文瀚也是會內「工業發展分委員會」的主席。1978年7月，胡文瀚在該分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上，就跟列席的貿易署長杜華 (William Dorward) 發生衝突；胡認為該委員會應該檢視「政府現有對香港工業的幫助的範圍是否應該擴大或補充」，而杜則以命題過大、與總委員會和其他分委員會職權重複為由表示反對，甚至在會後指責會議「渙散」、列席的秘書處人員「流露絕望的眼神」。杜華顯然知道胡文瀚的立場，要阻止胡文瀚集批判政府產業政策的大權於一身，但勞逸輝則事先與胡文瀚有協議，在會上提出表示工商署將在四星期內提出現有產業的調查，安子介也提出在下次會議「辨別出有潛力的產業」，杜華結果陷於被動。
「國別調研分委員會」當時提出，「多委會」角色相當於日本通產省的「產業構造審議會」，認為香港發展重工業有其客觀限制，所以發展方向應與日本類同，集中技術密集、高附加值的產業。1978年11月1日，胡文瀚在立法局向麥理浩說道：
「…我們要不對關於我們經濟發展的事實所知甚少，要不當局根本沒有足夠人手去迅速處理這個重要且緊急的事宜。另一個可能性是，我們大為低估了這項任務的負擔，因為長久以來，我們習於在產業和經濟發展上，採取應受批評的不干預政策。
總督大人，這些事態也許是可以忍耐的，但它們絕對不理想，而我自從參加多委會工作之後，對我們的競爭對手的活動所獲得的知識，為我製造了巨大的不安。我現在有理由相信，他們的成功和快速發展不但來之不易，而且是大量研究和苦幹的成果。」
「工業發展分委員會」檢視了一系列產業的問題和前景，包括家庭工業、金屬加工、成衣甚至電子遊戲機的出口，紡織業的萎縮，以及意大利、日本的成衣業；也開始研究一些委員所憂心的問題，即防止污染法規對工業發展的限制作用。分委員會也委任「科學協進委員會」提交一份報告，指出政府內並沒有負責電子產業的部門，工商署的報告也指出香港在電子產業方面的技術落後和發展困境。胡禮智則代表生產力促進局，提交了一份建立收集國際經濟資訊的「產業情報系統」的報告。1979年5月，胡文瀚結束分委員會工作，提出一份《中期報告》 (意即希望該分委員會將來能夠重啟工作，提出《最終報告》)，建議包括成立「科技署」，成立一個獨立的「香港研究委員會」(Hong Kong Research Council)，並在作為法定組織的工業總會內成立「經濟研究組」。《中期報告》也堅持了「國別調研分委員會」報告的結論：
「我們從國別調研分委員會的調查結果中可知，我們所倡議的活動、服務與設施，在我們所研究的國家裡，都是由政府或政府指派的單位所協調的，而攤派成本也是由政府全部或部分承擔。因此，作為基本原則，我們建議這些活動都由政府負責，或通過其介入，由有執行能力的工業組織擔當。」
「多委會」於1979年11月底提出總報告，提出GDP每年增長9%，列出設立「永久性的工業發展委員會」 (可以理解為一種「經濟參謀本部」，由財政司出任主席，委員包括政府代表、製造業及配套設施和技術支援服務業者代表)、發展飛機導航儀器等高端電子產業和鑽油設施等高端重工業、加強中港經濟合作、興建煉油廠連接南中國海油氣田、確保工業土地供應、成立新的法定工業訓練局提升勞動力水準、強化工商署職能、發展金融與保險業等47項符合當時香港情況的主要建議。「多委會」同時建議成衣業需要變得「更高檔」、更時尚。
報告認為香港要學習新加坡，發展其有優勢的人力培訓政策；香港的優勢包括英語能力和對西方科技和產品的開放程度較高，而香港適宜發展技術密集而不是土地密集的產業。但當時香港的產業人口有59%只有小學程度，成為了發展的障礙。報告提出建立更多工業訓練中心 (其時香港只有成衣和建築業兩所訓練中心)，資助技術學校和理工學院等，發展工業設計、製造業工程和紡織業工程等課程，並增加高中及高等學府名額。
「多委會」延續1950年代的建議，提出成立工業發展銀行。但報告也建議在製造業以外進行發展，提出建立國際金融中心，與新加坡和馬尼拉、東京等潛在對手競爭；尤其是相比新加坡，香港與西方國家關係更緊密，商業和金融制度更優良，因此提出政府要收集跨國資料進行分析。報告指出香港的金融市場大力推動了製造業的發展。1974年當局取消黃金進出口限制之後，香港成為國際第四大黃金市場；同年，香港也吸取了「七三股災」慘痛教訓，通過了《證券條例》保護投資者權益。原應指導香港產業發展方向的「多委會」，卻因此撒下了香港去工業化的種子。
「多委會」的這些建議遭到左右輿論夾擊，包括港大經濟系高級講師 (後任嶺南大學校長) 陳坤耀指責其太保守、空泛。陳的反建議包括設立一個學術界、工業界和政府共組的「社會經濟研究院」(似是參考了英國成立於1938年的國家經濟社會研究院，即NIESR)，以調查更可持續的發展政策，建立全面而不是只應對現存工業的人力培訓政策，急劇擴大生產力促進局的技術革新能力，以及延續1950年代末工商界的建議，提出政府應該以低於成本的價格撥出工業用地。不過，由戴維斯擔任主編的《遠東經濟評論》在1979年12月底發表文章，認為當局成立專門的委員會，花兩年時間去研究香港經濟，並達成某些共識，本身就值得大書特書。但一年後的1980年10月，產業界對政府買單的希望基本落空，也開始指責報告乏善足陳。《南華早報》的評論說，「他們一定是指望找到一本經濟多元化的聖經，確保香港的經濟前景――以致很大程度上是其政治前景――可抵受東南亞鄰國愈烈的競爭。」香港工商界失望情緒，可見一斑。
值得反思的是，「國別調研分委員會」報告中採納了紐璧堅的意見，指出不如剛獨立的新加坡般，急需通過建立國企等政策鞏固政治信心，香港並沒有類似信心問題。但其實如上所述，早在1970年代初，麥理浩已經向外相卡拉漢反映，焦慮「九七問題」和政治信心不穩。1979年3月，麥理浩成為第一名任內訪問北京的港督，被鄧小平告知中方一定會收回香港，但可以請香港的投資者「放心」。可是「多委會」的一眾委員則憂心忡忡，都有提出超越1997年的地租問題，但總被夏鼎基阻止繼續討論；他們更在1980年1月向麥理浩發出一封四頁長的秘密信件，要求當局儘快確定答案，同被麥理浩置之不理。戴維斯在這個問題上特別踴躍，在「多委會」會議上敦促英方儘快與中方開展談判。他在1979年7月致信夏鼎基大罵：
「我覺得委員會開頭幾個月的工作 […] 簡直是浪費時間。[…] 我們的注意力，被轉移到與中國至關重要的關係以外的事情上，這使我感到氣餒。[…] 委員會對這些發展全不在意，也沒有委任一個分委員會去研究此事，包括總督訪華的結果，使我感到遺憾。我因此有提出，委員會的報告有可能因為這些巨大的缺漏，而對香港產業將來的多元化，乃至香港自身的將來，變得無關痛癢。」
我們可以假想：假如當年政府決意主導長遠發展和投資或扶助特定產業的計劃，尤其是一個能夠幫助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產業計劃，會否正好更能鞏固1980年代香港對前途信心，並為跨越1997年的雙方關係鋪墊更平坦的道路？可以想像，如果1980年代中英雙方實現了跨境的經濟規劃和一個由兩個政府聯手組成的「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也許會對於1990年代雙方在港督彭定康治下發生的衝突起緩衝作用。而當時失去了這個機會，結果是國內和香港兩套經濟系統，到了今天才能通過「十五五」規劃下香港制訂的「五年規劃」進行對接。
九、香港經濟計劃辯論的終局
1978年，香港的自由放任經濟似乎已成定局，模式而且反向輸出到歐美。激進新自由主義團體「朝聖山學社」(Mont Pelerin Society，港譯「飄利年山學會」) 在港舉行年會，佛利民無視各種反向證據，讚美香港是徹底自由的經濟體，是歐美明日應仿效的對象。因「多委會」工作「毫無寸進」，受打擊的部分委員越發感到意興闌珊。遭到信奉自由經濟理論的財經界報刊《信報》「個人攻擊」的胡文瀚，在1979年12月撰文還擊。胡駁斥了該報有關「政府設立愈多機構『參與』工商金融等發展」就對工商界特殊利益愈有利的說法；平心而言，這是因為該報沒有區分「勤苦奮鬥」的工業家以及坐收漁利的金融尋租者。胡並且直面批評佛利民道：
「佛利民留港短期間，對本港情勢恐難深悉 […] 我們不得打腫臉龐充胖子，使我們的工業發展因為得不到要建立的扶植機構而趦趄不前，再其次佛利民的不干預理論充其量是『僅具時效』的一種，例如他能夠用此解釋日本戰後的工業成功史嗎？長久以來日本政府和社會不是上下一致的扶植及干預日本的工業經濟發展嗎？這裡使人想起中國一句諺語：『管中窺豹』與『坐井觀天』。」
可惜的是，這種反擊只是蚍蜉撼樹。1979年，柴契爾夫人的政治顧問約瑟夫 (Keith Joseph) 在福布斯雜誌訪問中稱讚香港，1981年更指出香港「從未忘記亞當．斯密的開創性智慧」。他提出在倫敦設立香港式的出口產業園，造成英國左派恐慌。活動家伊斯 (Walter Easey) 說他想到英國將如同香港，有上萬名只有十來歲的娼妓，以及大群海洛英癮君子──勞動剝削和社會異化產物──不寒而慄。同時，政府對「多委會」報告的冷待，反映的是它與英國利益不合，尤其是英國重工業在衰落過程中，仍依賴香港作為大宗商品的出口目的地，如伯明翰的「都城嘉慕」(Metro-Cammell) 公司出口大量巴士和地鐵、近郊電氣化鐵路動車到香港。當局也或許意識到，實現這些建議，尤其是發展高端產業，有可能倒逼政府進行不受歡迎的體制和稅制改革。
同在1981年，出生於南非的彭勵治爵士 (Sir John Bremridge) 在卸任太古及國泰主席不久後，便接替夏鼎基出任港英政府財政司，提出經濟從製造業向金融業、服務業轉型。兩人決定壓下多委會有關經濟計劃的報告，在此後的預算案中一字不提。與當時台灣地區上至「總統」蔣經國、「行政院長」孫運璿等人大力推動半導體發展的態度相反，彭勵治堅決拒絕扶助新冒起並遇上不少挑戰的電子業。而1970年代末，香港成為「金融中心」本只是一項「意見」，卻得到政府大力栽培。1983年9月香港總商會發行的《工商月刊》，呈現彭勵治囂張駁斥記者提問的現場，可見為何英國雜誌《私人眼》(Private Eye) 稱他為「亞洲最粗魯的人」：
記者：自從生產因素 (土地、勞工與資金) 不合比例地流入地產界的情況停止後，你認為香港的經濟體系現時可以更加有效率地分配其資源嗎？
彭勵治：在香港我們依賴市場力量及經濟學的普通規律。這些都不是很多投資者想像中所能夠忽略的。
記者：你認為什麼是目前供應方面的歪曲現象呢？
彭勵治：我信賴市場力量。我怎可以視之為目前的歪曲現象呢？
記者：我們認識一位製造重要電腦元件的廠商。他埋怨說很難獲得信貸向外國購買原料，以增加生產迎合美國的需求。銀行是否在地產市場遭遇過不快經驗，而對其他信貸也作出過敏反應呢？
彭勵治：廢話。香港的流動資金很充裕。如果這位人士有上述問題，相信自有其原因的。
1970年代末香港經濟計劃和福利改革，自此淪為一筆爛帳，卻被反指是成功之道。1981年升任為布政司 (即內閣總理，現稱「政務司司長」) 的夏鼎基，於1970年代初創造了「積極不干預主義」一詞形容港英的經濟方針，並於1978年「朝聖山學社」年會上發表相關演說，這大概是當代港人對港英最深刻的印象。彭勵治更稱「自由放任」為「侮辱性詞語」。這套哲學早就遭受批評，但他們對此置若罔聞。1977年3月，太古大班、立法局女議員鄧蓮如就有如此看法：
「…關於政府奉行最低干預或財政司 (在各種演說中經常、且我認為是具有說服力地) 形容的積極不干預主義。無庸置言，我充分支持自由競爭制度是最有效分配資源和使實際收入最大化的這個看法。它也是香港經濟成功故事的發動機。但我們不是已經到達一個階段，即政府應該對市場力量施以更大影響力，尤其是它影響著我們的外貿競爭力？換句話說：當我們進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們的經濟開始多元化，並更受國際貨幣系統的不穩定所影響之際，我們還能否對事態消極應對？」
鄧蓮如更成為首位公開反對港督的立法局女議員，質疑麥理浩提出的產業「多元化」，提倡產業「專一」以及由政府提出措施反制外國保護主義。另外，由於經濟過熱，香港國際機場從啟德搬遷到大嶼山赤鱲角的計劃在1983年取消，相隔六年後於1989年10月才作為穩定人心措施，由港督衛奕信 (Sir David Wilson) 宣佈重啟。《香港機場核心計劃》(俗稱《玫瑰園計劃》) 成為港英政府結束前香港最後的大型規劃，涉及到青馬大橋、三號幹線公路、機場鐵路等專案，規模空前巨大。這其實只是延續社會分攤資本規劃思維，而中方則指責英方蓄意掏空香港庫房。
1980年8月，深圳經濟特區正式成立。1982年麥理浩卸任前，曾勸告香港和澳門商人「向北望」，結果是香港本地工業不但沒有實現升級，還大舉北遷。本地工業空洞化，造成這個一百萬人的就業支柱的倒塌，間接加劇1980年代末以後「古惑仔」年代的治安嚴重惡化。從1960年代末就每年訪問香港的李光耀，也誤認為香港成功發展的原因，是香港並非福利社會。與張有興等同時爭取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計劃化 (乃至經濟民主化) 的早期左傾運動家相反，1980年代以後的香港政治運動論述，多誤以為保持經濟自由放任與爭取選票民主，乃至排拒內地影響相輔相成，但又要求通過選票，從自由經濟拿到各種福利「免費午餐」，此即所謂「選舉拒共／民主拒共」論。至今，港人還對經濟計劃和全國性經濟統籌充滿偏見。他們卻似乎忘記了自由放任經濟體下，香港有多少人做一輩子的樓奴，也忽略了左翼經濟學家曾澍基的先見之明 ──回歸前，香港應先過渡到一種「改良了的資本主義」，再謀求於1997年與社會主義的中國接軌：
「經濟方面香港應『自負盈虧』，儲備及貨幣獨立，並加深民主化的介入，一般公共企業更應嚴格監管，部分可收作公營，金融地產投機必須壓抑，政府重新扶助工業，使之提高技術水準和擴大就業機會，改革稅制和實施較全面的社會保障計劃，必要時可運用彈性較大的『所得政策』，使社會財富分配更加平均……」
回顧這段歷史，實在令人扼腕歎息。
十、結論與展望
香港在進入1980年代之際，排除了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地區的「東亞模式」，剛巧就是實行改革開放的中國採納「東亞模式」為主要參考之時。這能夠解釋香港和內地經濟命運為何最後徹底錯開，香港最後淪為斯特蘭奇 (Susan Strange) 所稱的「賭場資本主義」 (Casino Capitalism)。不幸的是，一種經濟體制的差異，所滋長的卻是身分與意識形態的對立。2014-19年香港的兩次動亂，都可以追源到對社會上升流動和置業的挫敗感，而這又是跟曾蔭權特首在2005-12年任期內停售土地、停建公屋的「小政府」主義有關，結果卻滋長了青年的戀殖心態。
本文如果有其作用，就是指出經濟計劃與香港的資本主義本可相匹配，香港本可以早就拋棄「小政府，大市場」的模式。負責任地說，歷史上的計劃經濟有其弊端，例如一些軍事式指令式計劃，容易讓政策滑向只顧重工業而犧牲民眾的路線。然而回顧過去，計劃之被扭曲，大多因軍事需要，或者因國內外鬥爭所致，在和平時期都是可以避免的。計劃經濟的元祖——「國家社會主義」在當代尚有餘影：各國至今都嘗試通過增加關稅壁壘、健全國家對經濟統營能力、扶植新生脆弱產業達到經濟民生發展目的；同理，計劃經濟在1929年大蕭條前後非常流行，二戰後依然是新獨立、半獨立國家保護自己免於被傾銷或被剝削的手段。「十五五」規劃和「中國製造」這些「計劃理性」的策略也有其餘影，但如上文所述，早已不是純粹的指令式計劃經濟。
有人說中央已經將香港定位為國際金融窗口，香港的五年規劃也只需要對接國內「十五五」的金融部分，所以香港只需要一些瞭解計劃經濟的金融人才，以方便和內地人員接軌。筆者認為這是一個眼光狹隘的提法。香港是800萬人的家，健康的就業情況和經濟運行是社會穩定的保證，不可能只靠一個支柱行業。過去香港沒有計劃經濟之便，所以縱有如1970年代多委會成員胡文瀚等有長遠眼光之人，也無法左右香港的經濟發展方向。當股市樓市泡沫相繼爆破後，香港缺少實業基礎的弱點便表露無遺；這在過去40年間已經多次發生，但社會從未反省。香港目前的命題，就是參考1960年代意大利共產黨和日本社會黨提出的「構造改革論」，即：使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通過所有制改革和經濟計劃，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為此，香港首先要建立起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然後尋求過渡。當然，胡文瀚等工業資本家在提出建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未必會預想有此結局，但時至今日，香港於2047年必須融入國內，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關鍵是找到一種可行的過渡方案。這其實就是曾澍基在1980年代初提出的理念，至今仍然有效。
綜觀香港戰後歷史，港英當局曾多次與經濟計劃化擦身而過。不幸的是，香港經濟規劃史的頂峰之作：「多委會報告」，其實也反映對金融化的投降主義態度。回歸多年，當局政策仍然是「隨遇而安」，甚至單方面依賴內地支持、拯救香港，不思香港內部的資源整合與規劃。其實，各國採納國家社會主義，普遍是為了在建制內部促成一種社會改革的共識，並且爭取本來長期與建制對立的力量。這滿足香港當下的需要：有不少市民關注香港財政、判斷有經濟下行的跡象；政府亟需提出令人信服的方針，團結產、學、研、媒，讓市民相信香港正在發展的產業與民生利益一致。提出經濟計劃，是為了進行前瞻性的頂層設計。在制定計劃前諮詢請教於各行各業專家以及一般市民的意見，將有裨於明確社會最大公約數。即便AI年代變化迅速，五年規劃期間也可以作檢討、增訂，而且AI和大資料的處理能力，正好可以強化計劃制定的嚴謹度和科學性，而這正是二十世紀初計劃官僚夢寐以求的工具。我們實不應將香港的「十五五」汙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