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戰鬥的、另類的，推動社會理論與實踐的辯證發展，解釋世界，改變世界。
「我所看到的近四十年來美國左派的具體抗爭中，顯示出他們的力量相較於資產階級是多麼薄弱。儘管他們在一個個具體的事件上，憑著正義感堅決反對美國資產階級的荒唐作為，但是整體來說，他們並無法對美國的資本主義提出有效的挑戰。美國的左派敗退到今天的樣子，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美國左派除了20世紀初期到中期短暫興起的工人運動之外，他們並沒有一套相對完整、得到多數工人支持的政治信念，更沒有真正能夠代表絕大多數工人階級根本利益、世界觀與政治主張的政黨。……反過來看，中國左派有自己的革命歷史。中國革命的歷史是無數前輩革命家與革命群眾用他們的鮮血和生命寫下來的，是我們極為珍貴的遺產。中國革命豐富的歷史經驗提供了世界各國左翼運動思考未來發展的依據。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想將我所了解的中國解放後實行社會主義的歷史寫出來，好提供大家思考未來道路時做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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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綠島歸來文集》收錄了老同學吳俊宏前輩出獄後斷斷續續寫的一些文章，這些文章主要是圍繞著與台灣統獨議題相關的思考。第一單元記述了吳俊宏前輩個人的白色恐怖經歷，另一部分也表述對當前台灣針對白色恐怖的平反（轉型正義）工作的看法。第二單元主題為「苦命中國的崛起之路」，從温鐵軍老師團隊的研究重新理解中國。第三單元是談台灣的統獨與民主，而第四單位則討論帝國主義與左翼。本書將由人間出版，再次感謝作者吳俊宏前輩提供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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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今年年初新冠病毒發生後，在臺求學與工作的陸港澳學生和博士後研究員，以及過年回鄉省親的大陸配偶立即面臨，因為防疫特殊處置而無法返臺、或被迫滯留第三地的窘境。同時，也有在大陸工作的台商和台商因此無法返回工作崗位，甚至在兩岸對奕的緊張態勢中蒙受不必要的指摘。雖然疫情尚未過去，防疫的邊界管制亦未消除，但相關措施已然對他們造成傷害，也讓兩岸關係的前景蒙上一層陰影。尤其4月9日中國大陸教育部宣佈暫停陸生來台升學就學的試點工作，不僅加劇兩岸關係的惡化，更實質地影響了「陸生」的權益，乃至未來兩岸高教的地景。是故，《文化研究》學刊、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舉辦了「新冠肺炎下的兩岸移動」論壇，並希望藉著舉辦一系列的文章，向受到影響的朋友們表示關心和致意，並且展開對「陸生」、「陸配」以及其他兩岸身份的討論。同時，我們也希望透過不同視角的觀察，思考兩岸移動的未來。孫賀曾於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就讀。本文原刊於2020年5月16日《文化研究》學刊網頁，感謝《文化研究》學刊與孫賀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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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101年前，巴黎和會撕破了由西方列強主導的國際秩序平等的畫皮，引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培養教育了改變中國與世界命運的一代五四青年；百年過後，當新一代中國青年在美國對華貿易戰、科技戰、輿論戰中再度認識當代帝國主義時，曾經以其愛國主義內核凝聚中國青年人心的五四精神，卻成了美國高官對中國隔空喊話的工具。當代中國青年應該如何看待這一喊話、如何看待五四精神本身？2020年5月9日，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卓越訪問教授趙月枝收到了她本學期客座講課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本科生課程助教的微信，說是有位同學想請教她如何看待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顧問波廷傑（Matthew Pottinger）的「五四」演講。趙月枝隨後通過微信電話與該同學進行長達一個多小時的答疑和討論。考慮到她負責的講座環節已經結束，沒有機會與其他也許有同樣疑問的學生分享這個對話，她讓學生做了答疑過程的錄音，並整理成文字初稿。隨後，趙月枝教授在學生整理的文字稿基礎上進行了修改和補充，並加上了必要的文獻資料和小標題，形成本文。趙月枝為察網專欄學者，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西門菲莎大學全球傳播政治經濟學加拿大國家特聘教授、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卓越訪問學者。作者授權察網發布，本文轉載自2020年5月12日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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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我之前在公眾號「東湖聲音」寫過五篇「小巷十年配音」，甲乙丙丁戊，祝賀我和朋友常去的監獄酒吧開張十年。本來還想再寫一兩篇，其中一部分是準備寫我這三四年在巷子裡認識的一些新朋友。有些音樂我甚至都找好了，但是好像不知道怎麼下筆，遲遲未成。在經歷了這次疫情，尤其是經歷了在武漢的這些朋友積極組織和參與下的互助自救活動後，我想我現在可以寫了。坦率地說，這些年輕的朋友們，不僅狠狠地給了本該負起更多職責的人一記耳光，也給作為他們朋友的我自己好好上了一課。他們向我，也向所有對中國大陸青年多少「霧裡看花」的人們展示出了他們自己的關懷、聰明和力量。他們不全然是苦苦背著車貸房貸，因而忘記他人和社會的自私自利的一代；他們也不都是拼命消費，沈浸在「小確幸」中的自欺者；他們也不全是跟著威武的口號聲後，四面出擊的「小粉紅」。疫情中這些年輕人的樣子，或許才是眾多中國大陸年輕人真正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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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我是在今年1月23日武漢封城後，才猛然意識到這趟遠跨重洋的返回武漢之旅，其實本來只是為了回家過年。這樣的恍惚，和封城後差不多一個星期內武漢和中國大陸因疫情而發生的巨大變化衝擊著我，像一陣讓我無法睜眼的強風。但正因如此，我必須睜開雙眼，仔細看看我整個一月下半段所歷經的一切。現在回想起來，這一切似乎並不極端，也不例外，從未經歷過的所有震顫，都浸潤在日常的點滴中。今天，分布全球各地的60多萬人已感染新冠肺炎，他們和更多人一道在各自的日常中經受著劇烈顛簸。但我想，我這個「特地」趕回家的普通武漢人，在疫情全球爆發的初始，在既是風暴之眼又是自己故鄉的武漢所遭遇和感受到的，或許在今天仍然值得分享給大家。當全球疫情急速蔓延，分布結構已發生重大變化；當武漢和中國大陸的很多人開始「喘口氣」，甚至有人覺得「厲害了我的國」時；當不少外國人，甚至是從來和中國大陸一衣帶水的港台朋友，開始熱議該如何給病毒冠名，能夠深深記住這場舉世大災，又或可以只是讓「批評」的目光轉到武漢和中國大陸上時，我希望我分享的這點笨拙的記錄能超出僅僅私人記憶的範疇，哪怕只是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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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重建在改革之前發展出來的成功的醫療衛生體係是否可能呢？不太可能，有幾個原因。第一，中國在市場改革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的大逆轉，如前面述及的，破壞了先前的醫療衛生體系的基礎。第二，中國得以建立自己的獨特的醫療衛生系統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毛的獨立自主的政策所產生的強烈的民族自信。它滲入到人們的意識中，使他們認為中國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鑄造一個獨特的未來。然而，對比鮮明的是，改革之後，盲目崇拜西方的思想再次抬頭，因而削弱了民族自信心（ Meisner 1999 ）。在衛生保健系統，中國終結了嚴格的獨立自主的科技政策，改革剛開始不久就從西方引進醫療技術。此外，在醫務工作者間和政府部門裡瀰漫著對西方醫療模式的崇拜（ Blendon 1981; Sidel and Sidel1983 ）。而且，中國將很快加入世貿組織（譯者註：已在 2003 年加入），因而更緊密地納入世界體系中去，這使得中國更加容易受西方影響的衝擊。第三，「為人民服務」和為集體利益努力是毛時代的意識形態準則，而市場的競爭價值觀卻主導了改革後的社會。第四，改革後的衛生保健系統已經在不同地域和階層間製造了巨大的差異，產生了國內外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並且還不斷的從改革後的新體制中榨取利潤。基於上面四大因素的分析，這篇論文不得不引出一個悲觀的結論：沒有另一場社會革命，重建先前毛時代發展出來的醫療衛生體係是不可能的。因此，現有的改革了的、西方模式導向的道路會繼續下去，並決定未來中國醫療衛生體系的發展。」
（本文分兩集刊出，本篇為下集，全文轉載自共和國經濟史公眾號，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序】這篇論文是筆者2001年應美國社會學學者威廉。科克藍（William C. Cockerham）之邀而寫的英文論文，發表在一本由科克藍主編、跨國出版社Blackwell出版的大學及研究所層次醫療社會學教科書上（英文書名：Blackwell Companion to Medical Sociology）。此教科書共二十六章，其中有九章討論醫療社會學理論，另外十七章則從社會學觀點分析美洲、歐洲、非洲、中東、與亞洲地區十七個國家的醫療衛生體系，由已經累積相當研究經驗的社會學者執筆。此書2004年再版。筆者90年代初期在芝加哥大學教學作研究時開始研究中國大陸的醫療衛生，當時，西方學者早已陸續指出中國醫療衛生改革的一些問題。在芝加哥、或在中國大陸，我每當與大陸的學者或學生談論中國的醫療衛生改革，都會談起這些問題，我最常說的是，「中國大陸即使要走市場改革或資本主義的道路，也不見得必須把醫療衛生體系市場化、商品化，如，英國是資本主義國家，卻擁有非市場化、非商品化的公醫制。」然而，中國醫療衛生體系市場化的路就這樣義無反顧的、快速的走下去。1996年，我回到台灣，在成功大學醫學院任教，仍繼續我對中國大陸醫療衛生的研究。同時，我觀察台灣的醫療衛生體系，發現它也跟中國大陸一樣，急劇的往市場化、商品化的路滑下去。2001年，藉科克藍邀請的機會，我較系統的將中國醫療衛生改革的問題以改革前後歷史比較的觀點分析，寫出這篇「大逆轉」的論文。同時，我把寫成的論文給了中國大陸的學者，建議他們將它翻譯出來在大陸發表，或許有針砭的作用。但是，此事石沈大海，我也因全副精力投入批判台灣醫療市場化、商品化的工作，而無暇追蹤了。2005年夏天，我正在芝加哥大學短期研究，在芝大圖書館上網，赫然看到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評價與建議」的研究報告及大量的相關報導，批判醫療衛生市場化改革的錯誤，我當時感慨萬千：這不就是我2001年論文提出來批判的嗎？當年八月，我去北京作研究，因緣際會認識了清華大學求是學會的同學，談起醫療衛生改革的問題，有共同的憤慨與憂心。我提起這篇「大逆轉」的論文，他們熱情的表達願意幫忙翻譯。本篇是近五年前寫的，部分資料需要更新（如，當時中國尚未加入世貿組織），但是，因為論文是以歷史的角度分析的，仍有它以古鑒今的意義，而且文中所指出的問題至今猶在，是以請清華同學翻譯，並尋求大陸期刊發表。
（本文分兩集刊出，本篇為上集，全文轉載自共和國經濟史公眾號，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編按】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引發全球關注，台灣也在《新國際》的籌畫之下，2020年1月31日在鄰近立法院的台大校友會館舉辦了一場記者會，並發動社會連署，除了對在第一線抗疫的醫護人員致敬之外，也呼籲台灣人民共體時艱，除了做好防疫準備之外，也能夠發揮大愛大悲之情懷，分擔苦難，助人助己，給予大陸人民必要的幫助。同時，也提醒執政當局能夠敬畏果報，勿出惡言，勿彰敵意，為兩岸之間必要物資之輸運以及防疫人員之來往，開啟方便之門，以助防疫工作之合作與進展(https://www.newinternationalism.net/?p=5103)。此一特殊時刻的記者會普遍受到海峽兩岸媒體的關注。我們更注意到，在中美貿易戰的大背景之下，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發展，對於原本已經劍拔弩張的中美關係帶來更多不確定的因素，許多不友善的言論和小動作更為網路上形形色色的陰謀論加溫。其實，17年前非典(Sars)疫情發生時，中美之間的學界和官方其實有過相當友善的互動，也從而開展了互助互利的空間。白先慎教授的這篇文章很生動地介紹了他們當時在中美之間所做的努力。文中提到的物理學家馮達旋教授曾經返台貢獻所學，先後擔任過成功大學、清華大學的資深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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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因應新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台灣政府採取即時的防疫措施，並特別限制中國籍人士來台，邏輯是因為中國（特別是湖北省）是疫區，必須限制或監控來自疫區的人士避免傳染擴大。然而，這樣的措施往往也容易混淆了地域與國籍身分，例如，有中國湖北旅遊或接觸史的台商或非中國籍旅客不會被限制入境台灣或僅需自主管理，但是相對地，陸生被要求暫緩來台或後續必須集中隔離管理（先不論陸生來台居住的差異與目前集中隔離管理等問題），當中也有少數陸生在第三地旅遊卻後續因疫情爆發後而沒有回過大陸，但因為該措施而被禁止回台滯留海外，後續可能還要集中隔離。這樣的錯置假定了國家身分別等同於地域旅遊與接觸史，而非完全科學地以實際旅遊接觸史作為基礎（但是病毒是不分國籍的），本文作者即指出了這當中差別待遇的問題，並認為這更容易造成防疫的漏洞與資源的浪費（例如沒有相關旅遊接觸史的陸生需要浪費資源隔離）。文末作者呼籲台灣當局：「不要根據國籍而差別對待」，而是「更精準的篩選和評估，把資源調配給真正有需要返台人士」。本文同步登於2020年2月2日風傳媒觀點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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