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哲安│反戰、反侵略與反債

(作者為里昂第三大學教授,感謝授權轉載,圖片取自作者臉書)

以戰爭實現轉型一事乃為債務帝國脫險自保唯一的選項。這是多麼虛無的事情,也是完全超出「台灣」範圍的趨勢。在如此殘酷的格局中,台灣無論「中立反戰」或「備戰反侵略」的各種立場,其實都包含著些許鄉愿抵賴的成分。畢竟,美國寡頭政權打的是自身的保衛戰,不是台灣的保衛戰。

正因此,或者說,在理論上正因此,想要整合「反戰」與「反侵略」兩種似乎是對立、甚至敵對的立場,其實並不是不可能。前提在於轉型的掌握,以及在此基礎之上集思廣益討論出可行的對策與配套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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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顥中 │ 統派獨派都無法置身事外,反戰必然是跨越統獨的

//如果統派獨派當中都存在「反戰派」,接著就要問,這兩群人能對話嗎?能交流嗎?能合作嗎?能稍稍挪動自身的民族主義本位嗎?呂秀蓮的記者會上可以出現和統派的聲音嗎?統派的抗議隊伍中又有沒有可能包容一幅可能是綠色也可能是彩虹色的台灣旗幟?如果以上的問題答案都是肯定的,那麼這將不僅是反戰運動的出路,也會是反戰思想的出路。我們所面臨的現實是,假使兩岸發生戰爭,無論你統派獨派都無法置身事外,反戰必然是跨越統獨的。

此刻的我們仍然活在死結當中,郭力昕、馮建三等學者所發起的反戰連署,是今年我看過繼《霍格華茲的傳承》之後,第二個都還沒正式發表就遭到公開抵制的文本。

不過,《霍格華茲的傳承》在正式推出後非常暢銷。我希望這份連署也是。//

(標題為新國際所加,本文轉貼自王顥中臉書,感謝作者授權轉載。圖片來源:維基百科,Carlos Latuff – http://latuff2.deviantart.com/art/War-2-27832944,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29509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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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芝|福島核災十二週年:攜手並肩伸張生態與社會正義

(本文轉載自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感謝作者劉健芝老師授權轉載。作者劉健芝老師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及發展中心生態文化部主任,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兼任副教授,全球大學創始成員,全球和平婦女協會理事,世界社會論壇國際委員會成員。編著書籍十多部,文章被翻譯成多國語言。)

多年來,我嘗試與同學一起梳理現代主義、「科學至上」的暴力歷史,勾連形形式式的社會不公和生態不義,拒絕站在主流精英的角度來看世界,而是有意識地關懷邊緣社群的存活條件,聆聽其文化哲理。僵化的教育體系、勢利的主流文化,在我們的無意識中製造冷漠、犬儒、恐懼,我們要嘗試容讓自己暴露於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把握各種機遇使之撼動習慣的固執,衝開制約的樊籠。「感情用事」不是羞恥的,反之,情感的衝擊,觸動倫理關懷,突破所謂「理性」的框框,不僅可以帶來對事物更為深刻的認知,也讓我們開拓各種可能性,以培育感知、思辨、自主、行動的能力,迎接開放的生命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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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智琦 │《悲情城市》:對準了大時代中的一個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

關於《悲情城市》大概早有成篇累牘的分析,我只是說一些粗淺的觀察和感受。這次片商包裝成「身為台灣人一生必看的電影」重新上映,結果引發一些錯誤期待,許多人或許希望看到一個強化台灣人身分認同的片,殊不知它帶來的是綿長的、有待咀嚼消化的省思。但對我而言,某個意義上,這個宣傳語又是正確的,這部片確實是屬於台灣人的──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的史詩,而且遠遠超越了其他同類型的史詩電影。

圖片來源:Wikipedia悲情城市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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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象│我是阿爾法:論人機倫理

【編按】ChatGPT最近引發許多的討論,特別是ChatGPT擁有強大的信息整合能力、自然語言處理能力,能夠根據要求進行聊天、撰寫論文、創作詩歌,甚至可以生成遊戲劇本、編寫程序代碼等。但也引發不少擔心,包括是否取代創作的工作,乃至校園研究報告抄襲作弊的倫理問題等等。本文作者馮像先生指出,人工智能未來會在眾多領域發揮出顛覆行業的作用,同時也會帶來前所未有的危機,失業浪潮或將席捲百業。但他也指出,危機的根本並不在於機器智能的強弱,而是充斥著私利、慾望和價值訴求,所以解決問題的核心,最終指向了社會經濟制度的全盤改造。固然,新的生產工具能夠帶來生產力的變化,進而改變生產關係。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以分工為基礎的剝削制度會自然而然地消失。或許,人工智能的發展把人類推向歷史的十字路口,把自我解放的歷史任務再次擺在了勞動者面前。本文節選自馮象老師著作《我是阿爾法:論法和人工智能》,轉載自公眾號「活字文化」,本文轉載自2023年2月11日保馬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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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影像】台灣海峽將發生戰爭?WILL THERE BE WAR IN THE TAIWAN STRAIT?

將近一年以來,美國主導北約在烏克蘭進行代理人戰爭,與此同時,美國與其同夥也讓台灣與東亞籠罩在戰爭危機的陰影之中。一方面,西方媒體以「中國威脅論」的論調散佈反中情緒,另一方面美國、英國、北約夥同日本、南韓直接干預兩岸事務。西方媒體和許多政客喜歡將兩岸關係類比為烏克蘭與俄羅斯的關係,但是無論是歷史上、政治上,兩岸關係與烏克蘭和俄羅斯的關係都是截然不同的。中國人與台灣人,以及亞洲的人民,都正在抵抗在東亞發生另一個代理人戰爭。這次論壇就台灣海峽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北約的全球角色、西方經濟衰退與不斷攀升的軍國主義等等問題,展開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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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准│工會的衰落:美國俄州鐵路脫軌事件早有伏筆?

【編按】2023年2月3日,美國俄亥俄州一列運有危險化學品的火車發生脫軌,引發廣泛關注。有分析認為,火車脫軌背後,還隱藏著美國工會與政府之間的博弈。就在2022年年底,美國發生了規模最大的鐵路工人罷工事件,超過70%的鐵路工人對目前的薪資不滿意,要求增加25%的工資和額外假期。拜登政府不僅拒絕鐵路工人的提議,還在簽署法案,禁止鐵路工人罷工。這場抗爭背後,是私有化的公共服務、老舊的施設、缺失的檢修造成美國鐵路事故頻發。根據聯邦鐵路管理辦公室的數據,2012-2022年美國鐵路事故總共有109,963起,其中脫軌12,441次。這背後,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新自由主義興起及戰後左翼政治衰退,美國工會力量不斷減弱,逐漸失去促使資產階級讓步的籌碼。2018年,美國最高法院否定強制性分攤工會費用的原則,導致工會的政治空間被極大壓縮。為保住會員數量、維持經費運轉,工會更加偏向「正統」,在政治上日趨保守。

本文作者對當代美國工會的整體政治面貌進行了分析,他指出,工會的政治衰退是美國進步力量的政治挑戰之一,如果沒有工會和工人運動作為基礎,進步力量將迅速保守化。不過工會的去政治化是一個長期趨勢,未來甚至可能成為美國對外戰略的一個工具。而越是如此,工會就越與美國勞動者的利益分割開來,進而愈加衰落。作者認為,或許只能寄望於類似當年反越戰的廣泛社會運動的出現,從中產生更獨立和徹底的工人階級政治,美國工會才能超越20世紀傳統,真正走向21世紀。

作者許准為紐約城市大學教授,本文轉載自文化縱橫公眾號,原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第6期,原題為《為什麼美國工會的鬥爭空間越來越狹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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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 | 社會正義在「狂飆」式發展中瓦解——《請好人舉手》讀後感

【編按】近期中國正熱門的電視劇《狂飆》是一齣刑偵掃黑犯罪劇,講述的是2000年以來20年的黑社會進化史,而作為其「前史」的20世紀90年代的社會形態,則開啟了21世紀初期的狂飆故事。與《狂飆》的故事背景相似,於2021年過世、對中國社會主義社會有深入觀察的作家曹征路,也曾寫過短篇小說《好人請舉手》,講述的也是90年代國企改革,群眾退出社會秩序的維護後,社會關係發生的巨大變化。《請好人舉手》通過中學生洪亮的視角描述了在下崗潮背景下,家人和朋友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而放棄了對社會正義追求的故事。透過這兩個文本的閱讀,本文作者老田提出,當熟人社會被拆解,群眾不再參與社會秩序的維護之後,公檢法機構和人員迅速膨脹,而基層治安效果卻不盡如人意,因此他認為,基層社會治安和正義的維護過程,不能夠完全依賴公檢法這樣的高大上機構的專業化服務,任何時候都不能夠缺少群眾的自覺參與。在台灣,雖然政治民主化促進了各種司法改革與人權訴求,群眾有更多的機會參與公眾事務,但隨著都市化消費社會的影響,常常這些政治參與所依據的是專業化服務的邏輯,政治與法律僅是侷限在個人利益上的選票和專業法條意見,重視的是服務好不好,反而忽略了整體社會改變的視野,削弱了人的政治參與能力。這篇文章提醒了,如何思考群眾不將自己依託於專業化的政治市場,而是能提升自覺的參與並重奪自己作為社會的主體,是思考社會改變與政治重要的問題。本文原標題:轉型時期基層社會秩序生產邏輯的瓦解及其初步體驗:《請好人舉手》的讀後感​​​​,轉載自食物天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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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陽│盧旺達的「綠色圈地」:生態資源資本化,邊緣人口失去進入權

【編按】1994年,盧旺達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大屠殺,以貧苦農民為主的胡圖族和代表貴族精英的圖西族對抗,造成100萬人喪生[1]。結果,圖西族奪取政權,卡加梅就任總統。之後,政府積極推動發展項目,試圖以經濟發展來解決貧苦問題。其中,生態旅遊是增長較快的部門。但我們看到,政府在推動國家公園建設的同時,打著「環保主義」的旗號,指責原住民是生態破壞者,把他們從森林緩衝區中驅趕出去,但政府同時卻授予英國公司49年的採伐特許權。另外,所謂「生物多樣性」的保護,目的只是為了富裕的白人能更親近大猩猩。文章指出,國家公園的這種發展方式,可被稱作「綠色掠奪」(green grabbing),其本質是一種侵占公地的圈地運動。為了對抗精英主導的發展模式,原住民不屈不饒地進行了集體抗爭。本文轉載自2023-02-05食物天地人,原文標題為〈原創|綠色掠奪:紐格威國家森林公園的案例〉,首發於「晨星評論」。圖片來源:Pic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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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延亮│自序:台北之春—六十年代的章回人文誌

(本文感謝作者丘老師授權轉載)

//「春天」(Spring)作為一個政治用語,最早是指一八四八年在歐洲各國所爆發的革命,被稱為 Spring of Nations,也稱的「人民之春光時刻」(Springtime of the People)。一八四八年後,「春天」(Spring)這個政治用語被多次被冠在描述文化抗爭的史誌上面 : 嘗有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一九六七至七一O年代的「克羅埃西亞之春」、一九七O年代末期的「北京之春」、二O一O年底開始的阿拉伯之春(阿拉伯語:الثورات العربية‎),至今猶見春風吹又生的捲土重來之勢。我在書寫的追憶過程中體認到,親歷著六O年代台北的我們這一群人,也正是處在鎮壓前的文化春天之中。為要交代那時代社會、以及當年我們置身其中的歷史質地與形構,我決定以「台北之春」之名揚旌那個時代,視直面「台北之春」的種種為吾輩振衣再戰的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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