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之內靖丨戰時遺產及其兩義性

【編按】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成長起來的學術團體，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影響深遠，學問傳承延續至今。與之形成對應的日本市民社會派雖然也曾在戰後日本的社會科學界盛極一時，卻未能像法蘭克福學派一樣開枝散葉，其原因何在？本文的作者山之內靖試圖從「日本的哈貝馬斯」——大河內一男與哈貝馬斯的學問發展的異同中來回答這一問題。大河內一男的社會政策研究中雖然蘊含著批判官僚體制獨善性、精神主義的合理性，但其研究目的在於對總力戰體制的證成。戰後，大河內一男的學術大多為其戰時研究的重複甚或後退。對於總力戰體制的深入研究雖然使得他具備了部分超越哈貝馬斯的可能性，但戰時遺產的兩義性使得他喪失了進一步發展出社會批判理論的可能。

本文登於謂無名，感謝授權轉載。本文原載伊豫谷登士翁、成田龍一、岩崎稔編，山之內靖著《總力戰體制》（『総力戦體制』，東京：筑摩書房，2015 ），譯文由李梁譯，收於賀照田編《學術思想評論》第12輯（未出版）。圖片來源取自網路。

一、「近代的超克」與市民社會派

迎來戰敗的1945年之後，市民社會派曾是領導日本社會科學的有力學派。諸如大塚久雄的《近代歐洲經濟史序說》（1946年）、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52年）、川島武宜的《所有權法的理論》（1949年）、高島善哉的《作為經濟社會學者的斯密與李斯特》（1953年）、內田義彥的《經濟學之誕生》（1953年）、仁井田陞的《中國法制史》（1952年）等一系列的著作，對戰後開始學習社會科學的世代來說，簡直就是輝煌的金字塔。作為本文主要考察對象的大河內一男，即為代表此一潮流的研究者之一。

這一學派的特點，或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作為理論性遺產，雖說延伸了點綴昭和初期的那場資本主義爭論，但卻基於馬克斯·韋伯的社會學、亞當·斯密的市民社會論這一完全不同的方法論立場，而將上述那場以馬克思主義者為中心的論爭相對化、多樣化。由此之故，在階級及再生產結構這類馬克思的概念之外，諸如時代精神、身份狀況，或者道德情感、分工關係，甚而血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官僚制，等等眾多的方法性視域受到廣泛運用。

第二，雖然主要承繼了日本資本主義爭論中講座派的方法途徑，但對講座派為表現日本資本主義獨特的結構性傾斜現象而援用的「半封建制」，試圖更嚴密地來把握其規定的意涵。馬克思主義者的思考方式，大多限定於諸如生產力、生產方式、社會構成以及階級關係這些經濟領域的基礎之上。而韋伯以及斯密的方法，卻得以從諸如主觀、倫理以及習慣等意識形態的領域，乃至日常性行為的領域等方面來重新審視「半封建制」的意涵。值得強調的是，從意識形態以及日常性行為方面來考察的途徑一旦打通，特別是在國家論的領域，一定程度上獨立於經濟學的考察即為可能。

在此意義上的最大成果，即為丸山真男的《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1957年）。其中提示的天皇制論——內中包含了對馬克思主義政黨自身的天皇制式的權威主義（左翼天皇制、斯大林主義）的批判性分析——極為出色地剖示了在深層結構上規定日本人行動方式的、無意識的習慣性特徵。作為此成果之一，我們或許可以舉出丸山的「壓抑的委讓」這一論點。就是說，日本社會中受到壓抑的大眾，在為侵略亞洲張目時，原封不動地將自己所受到的壓抑委讓給了亞洲的民眾。

川島的著作《日本社會的家族構成》（1948年），對這點也貢獻頗大。馬克思主義者的分析，大多視國家論屬於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領域，因此，往往傾向於將其視作經濟基礎的思想性反映。這樣一來，意識形態及日常性行為本身便不在考察對象之內，一切由經濟的邏輯來決定了。市民社會派的功績，乃在於衝破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乃至經濟還原主義的局限，開闢了一條多元性考察的途徑。大塚所謂「複眼的思考」（《社會科學的方法》，1966年），即為此指。

不難看出，市民派的諸功績雖說是日本的內在性成果，卻與例如意大利的葛蘭西的霸權論極為相似，也與德國那群猶太裔知識分子，即集結了阿多諾、霍克海默、馬爾庫塞、艾利希·佛洛姆等的法蘭克福學派有著知性上的親緣關係。

然而，儘管這麼說，暫且不論葛蘭西，市民派的方法卻在某一點上，與法蘭克福學派有著決定性的不同。即在方法論上，法蘭克福學派不僅熔鑄了馬克思與韋伯，而且自始就包含了弗洛伊德以及尼采的視點。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在他們合著的《啟蒙辯證法》（1947年）中這樣詰問道：「何以本應步入真正的人的狀態之中的人類，反而會墮落到一種新的野蠻狀態？」

不可否定的是，與法蘭克福學派相比，市民社會派在展望近代世界的走向上，賦予了遠為樂觀的色調。而法蘭克福學派，儘管是西歐近代啟蒙理性衝破神話性世界觀的產物，卻能對自我的再神話化而警鐘長鳴。

相反，市民社會派則汲汲於強調西歐近代的啟蒙理性未能貫徹於日本近代化的側面。如果說，近代理性的形式化反而轉化為壓抑理性本身乃是法蘭克福學派所提示的問題的話；市民社會派則將近代理性理念化，並揭示為普遍實達的目標。

儘管內容上頗多雷同，但對近代理性的基本姿態的根本相異，卻極大地左右了兩學派其後的命運。代表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哈貝馬斯，在繼承第一代的近代工具理性批判這一基本命題的基礎上，完成了《交換行為的理論》（1981年）。哈貝馬斯重新構築了第一代的工具理性批判的方法視點，通過導入語言論、系統論等方法而使之昇華為功能性理性批判。

與此相對，市民社會派卻未能產生出堪稱第二代的理論潮流。其中的一部分人，雖然汲汲於從海外輸入調整學派Regulation（1970年代後半以降，主要產生於法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學派。——譯註）這一新的理論動向，然而這卻恰恰暴露了市民社會派理論上的蒼白無力。

不難想像，如果不重新覺悟自身背負的這一局限性，市民社會派的傳統便難以再獲新生。現今若要重新評價市民社會派，則須返回到其生成的原點，仔細地探討其理論形成的最初出發點，究竟抱有怎樣的問題意識。在面對近代理性的姿態上，市民社會派的立場何以如此與法蘭克福學派有異？而這種相異又是由怎樣的因素造成的呢？

在此，我們所遭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性經驗。毋庸說，日本的市民社會派在基本經驗上，顯然不同於屬於為最殘酷命運所捉弄的猶太人集團的法蘭克福學派知識分子。法蘭克福學派將他們作為猶太人的特異的基本經驗，成功地昇華結晶為具有普遍意義的設問，而今這一設問，則為非猶太人出身的哈貝馬斯所繼承、發展。假如說，法蘭克福學派的人們設定了唯有猶太人才能共有的問題意識的話，則其自然不可能由非猶太人來繼承；同樣，作為提示了對現代社會批判性認識方法的先端性潮流，法蘭克福學派也不可能獲得如此廣泛的矚目。

與此相反，在日本，是否真的就不具備形成足以與法蘭克福學派相抗衡的社會理論的基礎呢？在此，我們或許可以說，即便是市民社會派的人們，難道不也或多或少具有與法蘭克福學派相通的體驗麼？這也就是說，近代西歐孕育的文明業已碰壁，如果不突破這一壁障，時代便無法前進。在這一認識上，即使市民社會派在其出發點上，不也與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共有類似的——至少在部分上——觀點麼？導致市民社會派的出發點接近法蘭克福學派的條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一世界史性的事件。

我們有必要再度確認的是，市民社會派的出發點是正值二戰期間這一事實。他們無例外地都是在二戰所必然導致的總動員體制之中度過了青春時期。他們被毋庸置疑地置身於人類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上從未經驗過的、全新的事態之中，因而拼命地思索了這一事態的含義。在這點上，他們所處的狀況，既類似於法蘭克福學派，更與參加所謂「近代的超克」座談會（《文學界》1942年9—10月）的知識分子不無共同之處。日本資本主義爭論如若未因思想鎮壓而停止，或遭繫獄的話，在面臨或被迫保持沉默，或不得不以某種形式而服務於戰時動員體制的命運之際，日本的知識分子幾乎已經不存在任何自由選擇的餘地了。

因此，有必要從總動員戰體制（總力戰）這一世界性的共通體驗的角度，來探索不得不在戰時動員體制中度過了青春期的市民社會派的思想形成。法蘭克福學派的人們，也曾因躲避納粹的迫害而逃往美國，並以某種形式，在那兒參與了反法西斯的總動員戰體制。阿多諾與霍克海默，還有馬爾庫塞都依據這一經歷，覺察到不僅納粹德國，連美利堅合眾國也在向某種形式的全體主義體制移行。漢娜·阿倫特也不例外。

如果不超越近代，移進到一種迄今未得知的全新階段，則無法從近代的窘境中擺脫出來。在不得不作如此結論上，無論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一代，還是參加「近代的超克」座談會的日本知識分子都幾無二致。

然而，正如竹內好指出的那樣，聚集在「超克近代」座談會周圍的知識分子的思想傾向，實際上非常複雜多歧。其中既有林房雄、龜井勝一郎那種主張通過重返日本固有的精神傳統而超越近代的、反動的浪漫主義，也有深受西田哲學的影響而構思世界史哲學的京都學派。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體驗為精神源泉，試圖以徹底地順應近代而一舉超越之的小林秀雄的立場，也屬於其中之一。此外，雖然同樣深受西田哲學的影響，卻在自然科學史研究領域卓有創獲的下村寅太郎，也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即，相應於到達了一個全新水平的技術，非重新鑄造一種全新的人類類型不可，捨此別無出路。可以說，下村的主張，並非懷古性地回歸過去的傳統，而是指向為超越近代這一通往未來學方向的。

若是比照聚集在「超克近代」周遭的人們，大河內一男的情形，可以說與下村的上述主張有著極為相似的軌跡。在大河內的場合，作為市民社會派一員的近代主義，是朝向超越近代這一超近代方向的。發表了《德意誌社會政策思想史》（1936年）這一基於馬克思主義方法的一流作品後，在1937年爆發中日戰爭的狀況之中，這一方向得以逐漸形成。

在大河內的場合，對近代的懷疑，即蘊含了對馬克思主義方法的懷疑——也就是說，對作為理應擔負社會主義變革主體的工人階級的懷疑。因此，近代的挫折，他即自覺為馬克思主義的挫折。參與籌劃總動員戰體制下的昭和研究會，並作為一名年輕的領導而在其中精力旺盛地活動，即是在經歷上述那種曲折中而作的一個決斷。

一般認為，與經歷相似，並在昭和研究會中起到理論性支柱作用的三木清的交流，為大河內的這一決斷提供了哲學性根據。這樣一來，三木哲學背後的海德格爾、胡塞爾的思想潮流，雖然是間接地，也傳給了大河內。大河內通過三木哲學的中介，與法蘭克福學派的人們一樣接觸到了《歐洲諸科學的危機》（胡塞爾）。

因此，對大河內來說，在體驗戰時動員體制的同時，近代主義便開始具有了一種接近近代的超克的意味。集大河內一身而彰顯出的這一傾向，在市民社會派的其他成員身上，也或多或少可以看得出來。在探討戰後市民社會派迄至60年代的巨大影響力，何以隨著70年代的來臨而潮水般地消退的原因時，此點的探明非常重要。在戰後，市民社會派未能發展其自始便蘊涵於自身內部的「超克近代」的契機。

例如，我們可以看到，像大塚久雄在1964年召開的「紀念馬克斯·韋伯誕辰一百週年討論會」上的發言那樣，將這一被遺忘了的、處於未發狀態的契機一氣揭示出來的事例。但這不僅太遲，而且並非首尾一致。而將大塚的慾言又止痛快淋漓地揭示出來了的、內田義彥的可謂留給後世遺書的最終講義（1982年12月，專脩大學經濟學部），則揭示瞭如欲繼承市民社會派的遺產，現在應當做什麼。本論即是沿著內田遺言的精神而展開的。發掘蘊涵於市民社會派中「超克近代」的未發的契機，進而將其昇華為現代社會的批判性考察，此即本稿的課題。

二、戰時動員體制與「第三條道路」

大河內一男作為研究者的生涯，始自在東京大學經濟學部參加講授社會政策學的河合榮治郎的討論班（1929年）。如所周知，與河合的師弟關係，其後在圍繞河合的東大退職（1939年）時的態度抉擇而終致決裂。然而，儘管如此，獲得河合這一特立獨行者的知遇，可以說對作為研究者的大河內一生，給予了無法估價的影響。

河合從東京帝國大學法律系專業畢業後，即成了一名農商部的行政官僚。他以當時剛剛公佈的日本最初的「工廠法」為武器，立志做一名改革派行政官，並自願任職為工廠副監督官。1919年，河合被破格擢升為農商部參事官，參與草擬第一次ILO國際會議的日本政府案，終因與上司意見相左而辭職。當時，他在《朝日新聞》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辭官之際》的痛批官僚體制的文章。

其後，即在1920年，河合受聘於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搖身一變為研究者，從而開始持續不斷地從事研究關乎時代核心問題的課題，並接連發表了《勞動問題研究》（1920年）、《社會思想史研究》（1924年）、《托馬斯·希爾·格林的思想體系》（1930年）、《社會政策原理》（1931年）、《法西斯主義批判》（1934年）以及《時局與自由主義》（1937年）等廣受矚目的著作。

河合的這種精力旺盛的研究活動也好，或其對現實政治的積極的發言也好，無不原封不動地為大河內所蹈襲。在此，值得注目的是，作為置身學術界頂峰的學者的活動，與中央官廳的政策立案以及行政活動發生了密切的關係，兩者之間開始了難以分割的交流關係。順便提一筆，這一時期，許多優秀的人才從官廳界轉移到了學界。大內兵衛、森戶辰男、舞出長五郎、絲井靖之從財政部轉到東大經濟學部，田中耕太郎、南原繁、高木八尺等也辭官進入了法學部。

這一事實，一方面是對應超越議會政治框架的、行政官廳的積極的活動。從來，在地方政治方面，傳統上是由名家望族起樞要作用；而在中央政界，則由這類名家望族作為政黨代議士來決定國家政策的方向。或許可以說，大正民主即是依據於這種名家望族的支配結構的吧。

然而，由於受一戰以及俄國革命的影響，更因戰後蕭條以及1929年的大恐慌，奠基於這種名家望族支配之上的大正民主機構，卻陷入了功能不全之中。大米騷動（1918年）、關東大地震（1923年）等宣告時代轉變的徵兆暴露無遺。城市的工運、農村的佃農爭議，都導致從來的名家望族的支配結構發生裂變。而在農村里，在發揮政治性領導作用上，甚至萌發了佃農貧農層抬頭的特異事態。

至此，國家行政介入到地方行政末端，開始成為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議會政治的機能不全，以及代之而起的行政國家的抬頭，都促進了與之相應的新型的行政官僚的出現。而對這些新型官僚來說，首先必須逾越的關門，即行政官僚的身份保障。佔議會多數的政黨每因選舉而交替時，從各縣（省）的知事（省長）到高級官僚都不得不被輪替這一獵官體制，不僅導致官僚身份不安定，而且嚴重製約了行政的機動性和一貫性。因此，由於志在建設日本型行政國家的新官僚階層的運動，終於由1932年的「5·15事件」後成立的齋藤「舉國一致」內閣，頒布了文官分限令修正令，從而實現了行政官僚脫離政黨支配的目的。

文官分限令的修正，不外是謀求由中央官廳來集中併計劃性地控制國家行政運作運動的一個頂點。這一系列的動向，在為國家行政提供一貫性根據，以及尋求世界觀的正當性方面，對大學學界的合作要求自然是有增無減。對行政國家的官僚層來說，河合榮治郎即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物。河合之所以在昭和十年前後得以發揮巨大的影響力，蓋因其資質和經歷極為吻合了時代要求的緣故。

作為河合門下的俊英，大河內背負了繼承河合之後的榮光與宿命。然而，自從其最初的論文《通過概念構成看社會政策的變遷》以後，大河內的社會政策論，便已在方法論上與乃師河合大異其趣。如果說，河合思想上的據點是代表理想主義的托馬斯·希爾·格林的話，大河內則自始便基本上依據於馬克思。對河合來說，大河內無疑既是值得驕傲的弟子，同時又是令人敬畏的競爭對手。肇始於不公正地被迫從東大退職的河合與大河內的訣別，即是以上述時代背景為舞台而上演的一場愛憎劇。

河合與大河內之間，橫亙著一種客觀性條件的推移變化，此即伴隨時代的急轉直下而出現的社會性角色變動的事實。河合在農商部時代曾獲留學美國的機會（1918年8月—1919年5月），在那兒他曾深受一本著作的影響，即戴雪的《19世紀英國法律與輿論的關係》。通過此書，河合懂得了19世紀英國的立法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為托利主義時代；第二時期為邊沁主義改革的時代；第三時期則為團體主義的時代。河合在這裡，認識到自己曾以為自由主義僅僅指經濟性自由主義的謬誤，醒悟到作為自由主義母國的英國，業已進入大眾化時代。英國並在與此大眾化抬頭的同時，邁入了行政國家的階段。當然，對河合來說，引導大眾化時代的思想性平台，始終必須是理想主義。托馬斯·希爾·格林的社會哲學，成為他這一立場堅定不移的支柱。在此意義上，儘管認識到大正民主的機能不全，並將行政國家的登場視為時代的要求，但河合依然以大正民主的嫡出而自居。因而，其社會政策論自然屬於理想主義的譜系。

與此相對，大河內在方法論的據點，是馬克思的《資本論》，以及馬克思主義者們引發的日本資本主義爭論。因此，大河內嚴厲批判了以理想主義原理來對置經濟理論的二元主義方法。的確，在大河內的場合，也開始重視國家的作用，但即便如此，那也始終應是從資本主義的內在性邏輯中推導出的事態。國家並非立於經濟的外部來給經濟注入理念的場所，而是控制伴隨個別資本行動而必然產生的非合理性的機構，是代表社會性總資本的利害場所。所謂社會政策，絕不可能是為了對抗資本主義的東西，而是替代個別資本非合理性的、社會性總資本的合理性所在的資本主義內在性功能。因此，在超越了河合的理想主義，並立於馬克思主義立場之上的大河內的場合，自始便覺悟到了社會政策所能從事的內容，是具有歷史性局限的。

在鮮明地表達了這一立場的大河內看來，一戰以後出現的歐洲政治局勢，已經彰顯了社會政策的這種局限性。納粹德國的登場，即不外是社會政策局限性的證明。這樣，在面對社會政策到達極限這一事態，即「社會政策的危機」之際，戰前大河內的社會政策論，勢必具有了為未來的可能性投石探路的性質。例如戰前他在昭和研究會提示「第三條道路」可能性的行為，即是作為這一角色存在而對了然於心的時代狀況的應對策。作為總資本的國家的合理性，業已到了窮途末路的最後重點，懷抱這一認識的大河內，更要面臨人類歷史迄未經驗過的總動員戰這一事態。總動員戰這一異常的動員體制，或許可以超越資本主義的局限，為合理性帶來哪怕丁點的進步。基於這一極為微妙判斷的大河內，卻作為行政國家的理論家，準備參與到將乃師河合作為反國家分子而揪上法庭的總動員戰體制之中。假如說，河合的抉擇，是對應在大正民主的延長線上出現的新官僚的話；大河內的抉擇，則是因應日本型法西斯主義的革新官僚的結果。

由於經過了馬克思主義這一起點，大河內的方法當初旨在激烈地否定理想主義。也由於此故，大河內在面對試圖重返日本精神源流的保守的精神主義時，一貫表現了毫不妥協的反抗姿態，始終堅持了合理主義的立場。不過，不久以後，大河內開始積極地嘗試在經濟的邏輯之中，導入倫理性主體的契機。為了戰時體制，不僅經濟上的各種資源，精神上的各種資源的動員，作為新的課題而編入了大河內的研究計劃之中了。

戰爭時期大河內的活動，可以1938年為界而劃分為前後兩個時期。

第一期——1931年至1937年

在以《通過概念構成看社會政策的變遷》（一、二，1931、1932年）、《德意誌社會政策思想史》（1936年）、《社會政策的形而上學——評愛德華特·海曼的社會政策論》（1937年）、《社會政策的日本性形態》（1937年）、《資本積蓄與社會立法》（1937年）等為代表的前期諸論考中，可以看到基於馬克思方法的社會政策論的展開。社會政策既非以經濟因素外的理想及倫理來介入資本主義社會問題的東西，亦非由資本主義外部的新主體——工人階級的運動而高擎的改革理念制度化的產物，而無非是克服個別資本的非合理性、試圖保全資本主義整體循環的國家總資本及社會總資本的政策。不錯，作為結果，社會政策在實現工人的「自由與勞動的尊嚴」這一點上有一定的貢獻。然而這種貢獻，卻並非來自作為政策主體的資本主義國家原本的主觀性意圖，只不過是一個未能意想到的客觀性結果而已。

在大河內看來，魏瑪時代的階級調和性社會國家，不外是一種暫時性的樣態。納粹的登場，暴露了資本主義體制下社會政策的局限。納粹搗毀了工會，卻保護了保守的舊中間階層。

這一時期的大河內，汲取了日本資本主義爭論中，尤其是山田盛太郎《日本資本主義分析》（1934年）的成果，闡述了其獨特的日本型社會政策。一般認為，日本資本主義的軍事性格，使得日本型社會政策所具有的問題性變得更為深刻。

第二期——1938年至1945年

1938年初，大河內為風早八十二的《勞動理論與政策》寫了篇書評，發表在《帝國大學新聞》（1月23日）。風早與大河內是同樣活躍在昭和研究會勞動問題研究會的同志。風早先於此書出版的《日本社會政策史》（1937年），基於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分析日本社會政策，從中發現了獨特的日本型，可說是一本點綴了日本資本主義爭論最後時期的傑作。

然而在《勞動理論與政策》書中，卻出現與此異質的論調。風早認為，由於中日戰爭這一新形勢，知識分子被迫在下述三種態度的設定中任選其一。

第一種是，「轉身而為官僚機構的成員之一」的立場；

第二種是，保持「拱手旁觀」的態度；

此外，還存在「第三條道路」。即「決心與戰場的勇士一樣，知識階層也有可能作為國民的有力的批判性因素，來發揮其獨自的積極作用。以科學之光照亮時局中的種種矛盾，以期在難局中獲得長足的進步」。

在這裡，風早放棄了作為全面地與體制保持距離的、冷峻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批判性立場，現在卻站在戰時體制的合理性運營的觀點上，儼然要以一位揚鞭激勵官僚體制保守性的積極的參與者自居。

大河內之所以要為這樣一本書寫書評，正是由於他自身也發生了與風早同樣的方向性轉換的緣故。大河內在書評中這樣寫道：「戰時體制的展開，當然要求加強對勞動的統制。然而，這一方面須在社會科學理論的指導下，另一方面則須在勞動科學的實際成果的基礎上，才得以進行。勞動統制中常見的那種精神主義以及官僚獨善的危險性，正是由於不具備這種科學性基礎的緣故。」單純的精神主義以及官僚的獨善將危害日本的命運。因此，為抗衡這種傾向，則須以科學為旗幟而積極地參與到戰時體制的合理性運營之中。1938年以後的大河內作瞭如此決斷。

作為昭和研究會的分科會而設置勞動問題研究會，是在1939年2月的事情。大河內作為主要成員之一而參與其中，在同年9月公開發行的《我國長期建設時期的勞動政策》裡，執筆撰寫了《長期建設時期我國勞動政策的基本動向》，其中引人注目之處是，「事變和長期經濟建設的必要性，為解決此問題提供了極大的可能。我國勞動政策有必要乘此機會，一舉解決迄今為止一直為體制所阻礙的勞動力的保護、提高以及培養等問題。此乃一掃日本傳統性低工資勞力的疲敝性，使之趨於健全化的絕佳之機」。大河內以為，在戰時動員體制之中，未來性社會政策的登場亮相在此地日本也即將成為現實，並試圖在與這一現實的實踐性的關聯中，來確立自己議論的正當性。

在收於《戰時社會政策論》的《戰時社會政策的基本問題》（初載《經濟學論集》1939年7月）一文中，由於認為從來的社會政策論業已完全適應不了戰時社會政策的展開，因而被毫不留戀地棄置一旁。第一，他列舉了資本主義社會裡，作為精神性價值體現者的人被商品化，從而對之加以倫理性批判的立場。認為基於這種觀點的社會政策論，由於缺乏內在於經濟的邏輯，因而始終停留在從經濟的外部來對經濟加以批判的立場。第二，他列舉了社會民主主義者從階級鬥爭中尋求社會政策的本質的主張。

在這裡，社會政策被理解為是在相對立的兩個階級的社會性力量達到勢均力敵時的一種均衡的製度化的產物。即便在這裡，社會政策依然被理解為是一種外在於經濟機構的東西。「這種對社會政策與經濟機構的內在性的、機構性的關聯熟視無睹的理論，固然無從理解戰時經濟的發展究竟要求怎樣的社會政策，因而當然也就無法回答戰爭究竟與社會政策有著怎樣的內在性關聯的問題。（站在這些立場來看）戰爭並不帶來社會政策，毋寧說恰恰帶來與之相反的東西，這就是他們的最後結論。」對此，大河內提示了他的下述綱要。「戰爭通過經濟體制向戰時體制的轉換而強有力地推進社會政策。平時經濟需曠日持久才得以實現的社會政策，卻由於須迅速地轉向戰時經濟體製而得以在極短的期間實現。」

那麼，如果站在經濟機構的內部來定位社會政策，進而論證其在戰時體制中的必要性的話，則我們將會看到哪些論點呢？

第一，社會政策並非是一種懲罰個別企業，以及救濟作為個人的工人的東西，歸根結底是一種作為「經濟機構再生產的條件之一」而必需的、基於這種立場來推動勞動力商品的社會性保護的產物。換言之，作為生產因素的人的勞動，並非是在作為個人所從事的活動，而是唯有在被視為商品而社會化時，社會政策才能作為一種社會性行為而登場。在此，「工人被視為產業界全體的勞動力，既非被看作值得憐憫的受保護者，也非經濟機構的反抗者」。在資本主義經濟的場合，「勞動力」並非是在身份上隸屬於某一個人，而是相應於生產的社會化，「勞動力」也成為了一種社會性存在，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因此，問題「並不在聲言由於現在的機構是營利經濟，所以才難以實施對’勞動力’的照顧這一點上，而是相反，即便是在營利經濟的結構中，正因須穩便順當地繼續這一機構（反而由於這種營利經濟的機構本身），對’勞動力’的全社會性的合理性照顧勢在必然」）。大河內基於經濟機構的全體性再生產的立場，認為唯有從此角度來理解社會政策，即使針對戰時經濟體制，也能夠為其社會政策的必然性找到根據。

這一認識在下面一點上值得矚目。在此，個人以及個別企業這些獨立的主體，都被擯棄於社會科學的對象之外；工人，或個別企業，都被放入「社會性再生產的總體及其循環這一全體性運作」中來定位。同樣，倘若大河內來論述資本的話，他的理解大概不出以下的論斷。即在他看來，作為個人的資本家銷聲匿跡，資本僅僅是「作為經濟循環總體運作中一環的資本」。雖說是基於社會政策這一有限的觀點，但大河內已經認識到此點。這顯示了被視為近代主義者的大河內的認識，其實已經脫離開了構成近代原點的個人，而選擇了全社會性系統的立場。基於這種認識，個人也好，企業也好，統統都歸屬於系統運作的整體，並承擔其功能之一。社會科學的中心問題，業已不再是個人以及企業，而是針對作為一個系統的經濟社會全體的運行。社會政策即是為了調順作為一個系統的經濟社會全體的運行而登上歷史舞台的。為此，大河內採用「社會性總資本的合理性」這一概念，來描述作為系統的經濟社會全體性運行的情形。一旦站在這一立場，則單純個人或個別企業的活動，反而被看作為體現非合理性的東西了。

如此，大河內的社會政策論便自然內涵著一種向系統論展開的萌芽。在戰後未能使這一萌芽茁壯成長，此即大河內以及市民社會派遭受挫折的根據之一。市民社會派缺乏這樣一種努力，即一旦接受了系統論的立場，則徹底依據其觀點來嘗試重新構築社會科學的努力。只有付出了這種努力之後，才能在系統社會中，顯示作為獨立而為的批判者的新的可能性。

第二，強調社會政策的課題，並非僅僅在於維護經濟社會的單純再生產，而是在於維護不斷自我革新的擴大再生產。然而，所謂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擴大再生產，「並非僅僅是意味其總量的擴張，而是意味伴隨著各個產業部門的質量的高度化而出現的諸產業部門之間的結構本身的高度化。而這種生產手段的精密化以及生產技術的高度化，則自然而然會在比例上，相對於輕工業來說，加大了重工業、化學工業的比重。在此形勢下，產業勞動力也不得不在素質條件上接受新的要求」。這個問題，不可能僅僅局限於提高勞動效率這類單純的個別資本性的、勞動管理性的視角，而是社會政策的一個新的課題，即這樣一個國民經濟上的課題：「從社會性培養的角度來看，相應於產業技術的高度化，勞動生產性的不斷擴大化，以及技術的高速發展，人應不斷陶冶自我，以成為一個足以獨自掌握這一高度化技術的『勞動力』。」「保持具備技術上的先見性，以及組織能力的基幹勞動力大軍」，這才是戰時經濟中致其死命的最重要課題。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培養造就具有親自去理解新技術的要求、主動從事高度的學習及研究這種勞動態度的人才，對作為高度工業社會的系統社會來說，這是保證其持久性再生產的基本條件。阿爾伯特·梅魯契（Alberto Melucci）在其近著《現代的游牧民》（1989年）中，注意到「學習學習行為本身」這一自我回歸性（self reflexivity）的重要性，並據此展開了其對現代社會的批判性考察。大河內也在其《戰時社會政策論》中，論述到如果沒有具備自我回歸性的勞動力人才，高度產業社會就絕不可能順利地發展其再生產的事實。

第三列舉的是，經濟機構在快速變動期所需的重新配置勞動力的問題，以及與之相應的社會政策的必要性等論點。在戰爭時期，這種「真正具備配置能力（einsatzfaig）的勞動力」尤為必要。「戰時的社會政策，是保護與配置的結合。表面上來看，配置的問題以所謂勞動統制的形式呈現出來。在這種場合，即便如被視為轉換期保護設施的失業扶助那樣，其實反而是’配置”勞動力’的一種暫定性的消極形態。」

最後，第四個論點是，問題並不僅限於諸如勞動力的保護、教育或配置這類經濟機構的內部，「培養工人作為社會性存在的自主性」這一目的，也是構成社會政策的內容之一。在這裡，一個重要的問題被提了出來，即工人自身在其組織性存在中，將如何來協助推進戰爭經濟這個問題。在戰爭初期的短暫時期裡，工人的自主性這一因素不為社會政策所重視，而勞動力的保護和配置問題則因其緊迫性而放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然而，若從長期維持戰爭經濟的觀點來看，「勞動力的積極的協作和理解卻是比什麼都重要的因素」。這裡所謂勞動力的自主性，並非是轉化為階級鬥爭能量的那種東西，相反是「在創造產業協力的主體的運動中，因應重新編制經濟機構而實施的’勞動力’保護，尤其是’配置’的事實，也就是說，作為’自下而上’地積極地參與協作的推動力而起作用的東西」。在這裡，大河內收回了他曾經強調過的那種「主觀上擬定的社會政策」（即維持體制）的「客觀性的意外結果」（即形成對抗性的社會勢力）這一悖論式的邏輯。這究竟是他的本願呢，抑或是他經過偽裝了的轉變認識的假面呢？

此第四個問題，構成了前面列舉的昭和研究會報告《長期建設時期我國勞動政策的基本動向》的一個主題。此報告主張，形成勞動政策對象的勞動力，既是一種客體性的存在，同時也是一種主體性的存在。

作為客體性存在的工人，不外是作為「工人」的存在，而勞動政策在此則必須以「一種作為順利發展再生產的必要條件來維護、培養產業工人」為目的。在戰時的長期建設中，具體地來說有兩個中心點：有計劃地、有組織地養成並配置熟練工人，以及科學性地、合理性地維護、培養熟練工。

以作為主體性存在的工人為對象的勞動政策為出發點，在此情形下，並非在僅僅將「工人」視作一種「人力性資源」乃至產業的「工人」，而在將其理解為一種「具備其自身經濟上、社會上、文化上要求的自主性的力量。」如果把前者看作為經濟社會再生產的「經濟性」條件的話；後者則是經濟社會再生產的「社會性條件」。

然而，勞動政策本來卻是應以「勞動大眾的客觀性身體及其主觀上的自律性的均衡性發展」為目標的，但戰時體制卻導致了此兩者之間的失衡現象。

「日中事變後，出於推進戰爭的目的，在使之意識到了前者問題的必然性的同時，反而滯後了後者問題的合理性解決。」「尊重工人的客觀性存在與輕視其主體性的結合，是戰時勞動政策的一般性特徵。但在一直以徹底的無視維護勞動力以及對其主體性的冷漠為特徵的日本經濟的場合，雖在第一個問題上，被迫對從來的態度作了反省，但在第二個問題上，卻更為加強了從來的態度。

但是，從長遠來看，對這種失衡現象的熟視無睹自然難以為繼。「一旦事變長期化，長期的經濟建設放上了議事日程，理所當然地會漸次意識到工人們有組織的自覺性合作的必要性。」問題在於，「應當如何去創設具備了這種新的大眾性基礎的經濟以及社會文化運動實體的工人階層的新型組織」。大河內在這裡談到了現有的勞動工會，認為「那種組織性低下的歷來的勞動工會運動，不可能有發展的前途」。

那麼，如何才能建構起一個協作戰時體制的工人的自主性組織呢？我們不妨來看看大河內是怎樣來論述這個問題的。

至少在目前的經濟轉換時期，我們所需要的，並非是僅僅產生於組織性薄弱的社會階層的單獨性組織，毋寧說是盡可能包含各社會階層的多面性組織。在此組織中，工人必須培養各自的自主性，並加強其組織性能力。此外，工人的組織不能單方面地依賴諸如工會、雇主團體、官僚、軍方、普通知識階層等中的任何一方，而須依據上述各方的所謂合力而創設一個足以培養工人自主性的組織。至少須在工人、雇主、官僚這三者之上形成一個特定的組織，並由這些組織的相互協作，轉換時期的產業工會才能真正付諸實現。歷來，在國家巨大的經營方面既無存在感亦無發言權的工人，通過此一新的組織（把它叫做’產業報國會’或者什麼都行）可以學會掌握其自律性。

從此發言可以看出，大河內的提案是，分別從工人、雇主、官僚這三者中選拔出職能代表者，並通過此三者的合作來創設一個因應戰時體制的動員機構。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如何將工人的「自主性」乃至「自律性」組織化始終是問題的中心點，而且儘管認為「不可能有發展的前途」，但是勞動工會卻被看作為組成這一合作性協議機構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如在美國新政中同樣的合作性機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市民代表」——儘管僅點了一句「普通知識分子」——的構想，則不現於此。隨著與戰時社會國家的關聯加深，大河內頻頻用勤勞者來代替工人（勞動者）這一用語，致使市民這一概念與工人重疊，終致無法擁有作為居間調停勞資紛爭的第三者評判員的市民這一觀點。

從來，大河內的社會政策論，歸根到底是作為一種內在於經濟邏輯之中的生產政策、生產力政策而構織起來的。因此，工人的主觀性因素被視為屬於經濟之外的倫理性領域的東西，或者說被看作為與社會政策所無法預測的「意外的結果」相關的領域而被排除在考察對象之外。不過，當他自身作為戰時動員體制中社會政策的設計者而決斷參與其中的現在，卻不允許工人的主觀性因素依然被排除在外的現狀繼續下去。而且，正如已經確認的那樣，這時的工人已經不再是作為個人的工人，而是作為社會化了的集體性或組織性存在的工人了。而在社會總系統中，如何來為這種作為集體性、組織性存在的工人做功能性定位，正是問題的所在。大河內說道：「雇主一方的勞務管理機關與工人一方的工人教育以及調查機關，由於一方面接受了勞動科學的，另一方面接受了社會科學的教訓而終於具備了重要的發言權。對此，官僚在並非單單從’厚生’政策的角度，而是基於實際的產業、勞動政策性立場來發揮其能量時，不正是在此處，一種既有別於工會的鬥爭專一主義，也有別於雇主一方家長制式、Herrim Hause式福利主義，也有別於官僚溫情脈脈的獨善主義的合理而科學性的總動員組織才是可能的麼？」

這裡談到的「產業報國會」的構想，實際上在1940年11月成立的大日本產業報國會的理念與結構之中，究竟起到了什麼作用？關於這點，作為今後的課題留待探討。總之，昭和研究會勞動問題研究會在那以後仍然繼續活動著，1940年11月刊發了其第二份報告書《勞動新體制研究》。當時，昭和研究會雖因受佐爾格事件餘波的衝擊已被迫解散，但在第二份報告書中，核心問題是分析產業報國運動這一點，還是值得留意的。戰後，大河內在回顧當時的情形而執筆撰寫的《「產業報國會」的前後》一文，內容多是著重強調產業報國運動帶來的革新性因素。

太平洋戰爭方酣的1943年6月，大河內出版了《斯密與李斯特》一書，副標題是「經濟倫理與經濟理論」。在迄至1937年的諸論中被排除在考察對象之外的主觀性因素，此著中卻被正面論及。

「序言」這樣論述此書的意義。

新的經濟建設正在日新月異，茁壯發展。儘管如此，經濟倫理不僅迄未成為足以推進這一發展的主體性力量，經濟理論也未能對此一新經濟秩序的成熟加以理論性說明。要不就是一味追隨現實事態的發展，沉湎於沒有積極意義的、低級的批判主義；要不就是將理論的課題極端技術化而藏身於其防風林之中。而經濟倫理與經濟理論，則像兩條平行線一般，彼此毫無交涉地被放置於其上。

但是曾幾何時，在將海曼的社會政策論斥為形而上學時，大河內卻是站在與此截然相反的立場上的。乍一看上去，社會政策彷彿是從經濟外部的理念，倫理性的場所來介入經濟的主觀性活動的產物。海曼之所以將社會政策理解為「社會理念的現實化，制度化」，乃因他未能看透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性本質，將國家視為與資本主義經濟保有距離的、超越性的存在所致。海曼未能理解雖說是魏瑪時代的國家社會，卻是在資本主義的母體之上才得以產生的，因此其社會政策在本質上，也是朝向維護資本主義體制的這一點。以上是大河內對海曼批判的核心所在。

然而，決意參與戰時動員體制的合理性設計的大河內，現在卻力陳在戰時社會國家的體制裡，須讓活生生的理念，倫理佔據經濟活動的中心。即被視為位於經濟外部的倫理，現在卻必須放入經濟的內部之中。為使這種經濟倫理的換位成為可能，須有一個國家論上的飛躍。從來，經濟倫理往往是「與經濟理論的方向毫不相關地羅列道德規範，強調經濟道義」。在那裡，「宛如經濟倫理是’從外面’加於經濟生活之中的某種東西一樣」。「然而，現在我們的問題是，必須從經濟活動本身的’內面’取出倫理並將其錘煉成道義。整天睜著血眼來限制經濟生活並非經濟倫理的課題，毋寧說須從自身內部去創造、籌劃最吻合國家要求的經濟生活。」

不同於以往，對現在的大河內來說，國家不再是階級統治的機關。國家是開展戰時動員體制的體制運動，並為其定向的一種功能。並且，為維持這一運動的順利展開，把一切勤勞者轉化成積極參與者的經濟倫理，更是不可或缺。國家政策也好，理念倫理也好，統統都須作為在戰爭目的下被總動員起來的經濟的構成要素而在此整齊劃一化，並相互作用地循環往復運動。而且在此場合，值得注意的是，甚至連「每天每日的經濟生活」這一極其日常性的領域，也須被看作為其中一環而參與到這種戰爭經濟之中。就連家庭中的消費生活以及工餘的娛樂，也不應是離開勤奮工作即生產活動而存在的休閒場所，毋寧說休閒本身，也必須定位為勤奮工作即生產活動的一部分，必須作為充實勤奮工作即生產活動的一項而正當化。不可忽視的是，大河內在作如是說時，主觀上是旨在對忽視消費生活及娛樂、企圖將工人的全部時間都拘束在生產活動中的體制當局的非合理性加以批判，並予以掣肘。然而，同時也難以否認的是，在大河內的主張中，由於以以生產為中心的經濟社會運動為準來尋求消費生活以及娛樂方式的正當性，從而導致人們的全部生活都全面地從屬於自我運動的社會性生產系統的結果。如此一來，不受以經濟為中心而運轉不停的系統控制的、自由的時空便不再存在，也不應該存在。甚至毋寧說，自由只存在於積極參與系統的運動之中，而且也只能如此。

的確，大河內曾談到人的主觀能動性，認為沒有工人們自主的、自律性的參與，便不能維持戰爭經濟的長期性運作。可以說，迄今為止的歷史研究，是多麼的罔顧戰時如此強調自主性、自律性的事實。然而，正是這種自主性、自律性，才是戰爭經濟的動員體制中不可或缺的心理性因素。如果不將主體性、自律性為體制性資源加以全面性的動員，便打不了這場關乎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戰爭。

很明顯，大河內是在自覺地以自己的理論活動，來對抗日本精神主義的那種非合理性的、神話式的動量。如果沒有做好接受來自極右方面激烈反應的精神準備，是不可能有勇氣如此發言的。儘管如此，大河內這一系列的理論活動，並非全面地反抗日本型法西斯主義的東西，毋寧說是基於最為合理性思考來為日本型法西斯主義張本的產物。大河內的構想是，試圖在戰時動員這一歷史性時代，最大限度地擴大民主性參與的可能性。但是，大河內的民主性參加的構想，絕非違反國家總動員法的東西，莫若說是將主體性、自律性編入戰爭體制中的一個嘗試。因此才會將包括消費生活、休閒生活在內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嵌入戰爭經濟的總循環中，並以之為理想的境界。戰後日本的民主主義社會，果然與這種戰爭時期的構想絲毫無緣麼？

下面讓我們來再稍稍討論一下《斯密與李斯特》的內容。本書的前篇由《亞當·斯密的倫理與經濟》，後篇由《弗里德利希·李斯特與生產力》所組成。我們著重要探討的是根據這前後篇的研究所寫的、作為補論而收入進來的三篇論文。

補論的開篇是《轉換時期的經濟思想》（初載《帝國大學新聞》1940年7月15號）。在這裡，戰時動員體制被非常突出地理解為轉換時期，大河內稱之為「巨大的歷史性磨煉」。「毋庸置言，吾等國民生活，無論是經濟政治，抑或是科學文化等都處於險要關頭。要不就毀於此凶焰之下，要不就闖過此難關，創造出一個新的、更為豐富多彩的未來。」

值得注意的是，就二戰所要求的戰時動員，在此並沒有被理解為僅僅是將和平的時代暫時性地停止一段時間，或者暫時地脫離一陣；而是被理解為非得從根本上來改造原來結構不可的、有劃時代意義的現象。因此，這一轉換期自然不是戰爭一旦結束即可還原的可逆性的東西。那是這樣一個節骨眼的東西——即一個待之一旦不能克服危機就將全盤崩潰的危險性，而一旦闖關成功，則可開闢一條迄今未曾想像過的、充滿新的可能性的通衢大道的節骨眼。大河內在此最為強調的是生產力的解放。在此情形下，構築一個能夠使得技術飛躍性發展的體制，當然十分必要。但是，那並非一個討論個別企業、個別經營即可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必須全盤性地考察全體國民經濟的問題。這樣一來，大河內於是將轉換時期的經濟理論的課題，限定在從全社會的規模上來「把生產力從舊經濟秩序中解放出來」這一點之上。因此，生產力說這一名稱就常見於其筆端。生產力說這一名稱，往往難免被理解為是一種輕視生產關係，忽視人對歷史的主體性關聯的機械性的歷史觀。

然而，這種單調的機械性思考的看法，完全適用不了大河內的場合。其實，大河內在此論文中一貫主張的，不外是認為有必要在轉換時期形成一種新的、主體性倫理觀而已。這種新的主體性倫理觀，已經不能再是斯密時代作為個人的那種——即homo oeconomicus那種議阻，而必須是一種「各個人在生產’場所’的生產者的倫理」，亦即一種職能倫理。這裡所說的職能倫理，不用說是來自在法西斯主義國家被視為社會組織樞要的職能性團體（corps professionels）。大河內鑑於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先例，冀望從這種職能性團體，尋求突破因勞資糾紛而陷於僵局的舊秩序的可能性。出現於《斯密與李斯特》中的生產力說，由於具有了這樣一種內涵，因而同為河合門下的同輩安井琢磨在讀到此著時，便將其視作大河內變身而為法西斯主義理論家的標識。

然而，將大河內在戰時的構想僅與法西斯的社會理論混為一談是十分片面的。這裡需要想到的是，他這種並不以經濟利害關係上截然對立的階級的立場，而是亮出職能這一超階級性的功能性立場的觀點，與美國的塔爾科特·帕森茲極相彷彿的事實。如所周知，在帕森茲的體制論裡，職業性角色結構（occupational roll structure）這一概念至為重要，在其角色結構論裡，與大河內所謂「場所」理論類似的「角色」理論也是其核心概念之一。

如此，大河內便在各種場所與角色中承擔社會性功能的職業人身上，來尋求新的經濟主體，並將其倫理規定為職能性倫理。不僅如此，他甚至還要求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科學工作者，通過強調理論的實踐性而證明自己足可成為新的倫理的承繼者。大河內還言及以「客觀性」之名而將理論與政策的關聯切斷的馬克斯·韋伯，斷定韋伯的方法無非是安定時期的經濟思想。而在轉換時期，例如像亞當·斯密積極地展開重商主義批判，提出政策性建議那樣，理論與思想必須「成為政策本身不可分割的要素之一，必須轉化為推行政策的最有力的武器」。這一發言，可以視作大河內為自己的轉向而辯解，並以之為據的表白。

補論的第二篇，是《生活理論與消費理論》」（初載《帝國大學新聞》1941年12月1日）。當時，生活的問題已經開始在各個方面引起了廣泛的議論。然而，那些議論大多還只是「一種理解社會現象之際的哲學上的方法」，很難說是切合了「現實生活本身」的東西。對此，大河內強調說，對生活抱有正確的認識與否，對戰時經濟來說具有「生死攸關的重要性」。歷來，一般總以為消費生活純屬唯物性的領域，恥於為人所言，因而極少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生活的領域。然而，包括消費在內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卻並非一個僅僅與個人相關的領域，必須把它看作一個關乎「全體國民經濟」的問題來加以考察。即必須克服認為消費是個人的私事，因而將其僅局限於家政學這一狹隘的視野中的舊觀點。這是因為「消費對經濟全體來說，是一種積極的社會性行為」，必須在全社會性的關聯上來定位消費生活。

然而，僅此還不夠。消費生活在這種社會的相關性中佔據樞要的位置，作為這樣一種存在，具有能夠聲張權利的正當性。作為為消費生活正名的論據，大河內提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消費生活是維持、保護生產活動、工人生活不可或缺的關鍵所在。也就是說，大河內基於生產活動與消費生活相互作用的觀點，重新審視被排擠於公共場所之外的、秘不可宣的私事的消費生活，主張應當將其在社會上及公共關心的地方公開。更進一步說，有必要將由個人私事一變而為公共性行為的消費生活，規劃在戰時體制的推行這一至上命題上面。

大河內將其經濟學的課題，定於「容納時局的需求的同時，增大消費生活對經濟循環所具有的積極性意義，保護消費生活的實質」。其結果，這一課題「將會把我們長久以來習以為常的傳統性消費生活的方式移往協同性、協力性的方向」吧。從大河內的思路中，我們似不難看到，總動員戰體制下所推進的結構性變動，在歷史性地構築現代日常生活方面起到了多麼大的作用。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就這樣都被定位到社會的公共性領域之中，並獲得正當性。今天，即便我們把在自家內的生活看作純屬私人性的、隱秘的領域，但實際上，那也是背負著戰時動員體制下被強制性編入社會性循環之中的歷史，我們已經抹消不掉這一歷史的框限了。

眼下，作為批判性經濟理論的法國調整學派深受矚目，對其學說的討論在日本也頗顯熱鬧。然而，調整學派極欲導入經濟理論的消費的視點，大河內不僅業已在戰時，而且是以與逆用凱因斯理論的調整學派不同的方式導入的。這可以說賦予了我們一個極富意味的課題，即探討調整學派與大河內在導入消費觀念上的本質性不同這樣一個課題。

補論的第三篇，是有著《經濟人的終結——為了新的經濟倫理》（初載《中央公論》1942年6月）這一富有刺激性題目的隨筆。在這裡，主題仍是度過轉換時期的新的主體及經濟倫理，但特別強調的是，與戰爭的長期化一道，開始嚴格限制國民生活的經濟統制的問題。戰時的經濟統制，只要是以將其單純視作外在性強制的國民為對象，便不可能有效地發揮作用。因此，在總動員體制裡的經濟倫理，如果僅僅是個人性的倫理的話，則不足以擔負其任務。這種戰時的經濟倫理，只有「對戰時經濟統制的客觀性事態有著遠見卓識的人」，才足以擔當得起。並且，「在此前提下，對開展怎樣的經濟生活有著能動性的、自發性意欲的人」，才為時代所需。或者也可以這麼來說，即並不把戰時統制看作一種外在性的強制，「而是把它理解為出於發展全體經濟生活的生產力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活動的人，對自己作為實現這個強有力國家的全體統制一分子的社會性職能，有著客觀的判斷和自覺的人」。

可是，再明白不過的是，這種理想主義的人的類型，一旦對比一下在極權主義全面控制下的警察國家日本的現實，便如同一幅諷刺畫一般。如果日本國民大多都是這種理想的人的體現者的話，則那場那麼拙劣且不義的侵略戰爭就該受到阻止吧。因此，大河內戰時的理論活動，必須說是以失敗而告終的。

然而，儘管如此，戰時動員體制在日本社會的結構性轉換上，卻起到十分重大的作用。那是以全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這一命運共同體為槓桿，而將全體國民的生活由私人的領域轉移到了具備公共意味的社會性領域。因此，始終纏繞著日本社會的傳統的——或者說近代性的——生活落差被強制性地拉到了公開的場合，並在質量上被平均化。諸如解散財閥、農地改革，或民法裡取消家父長制以及由於通過勞動法而使工會得到公認，等等，這些與其說是由於戰敗才得以實現，不如說是戰時動員體制所要求的平均化的必然性結果。這是因為，在所有家族被迫承受著生命以及財產的重大犧牲時，繼續維持少數特權階層的利益是斷難允許的緣故。

戰後日本的資本主義，正是以這種戰時動員體制所推進，並以戰後改革製度化的這種強制性平均化（Gleichschaltung）為前提開始了其令人驚異的發展的。如果以為這種強制性平均化只能見之於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特殊例子的話，則只能說是暴露了此種看法並不理解二戰時總動員體制所起到的歷史性作用。不僅在德國，在日本及意大利，甚至連在戰勝國的英國以及在新政延長上編制了戰時動員體制的美國，也能見諸這種強制性平均化現象。二戰後的世界歷史，必須上溯到戰時動員體制時期的強制性均一化的比較研究來加以仔細咀嚼。

三、小結——從階級社會到系統化社會

作為日本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戰時的大河內一男恐怕是當時從事最先端的研究，並且最富有系統化思想的人物。他把作為國家的行為而付諸實施的社會政策，一貫看作為確保經濟社會的循環與再生產合理性的不可或缺的功能。因此，大河內對割裂經濟學與政治學，致使各自向狹隘的專門學科領域分化的動向予以了批判。尤其是到了1938年以後，將一直被看作為處於經濟外部的東西來加以考察的倫理定位於經濟倫理，視之為以經濟為中心的社會再生產所不可或缺的資源。並主張社會科學的客觀性應予否定，其在實踐上必須參與籌劃政策的形成。在這一系列議論的最後，大河內認為，不僅是作為勤勞者的國民，甚至連以家庭為中心而維持的消費生活、日常生活也不再被作為私事，必須作為經濟社會總循環之一部分而具備公共的意味。

大河內便是這樣企圖來撼動各社會科學由於日益專門化而變得生硬僵化了的學界現狀，並且為各專門學科應有怎樣的內在性關聯提供了一幅大膽的藍圖。大河內的這種構想，即便說並未自覺如此，但卻可以說獨自走向了日後介紹到日本來的系統論的方向。

黑格爾在《法哲學》第三部分的「人倫」中，特別指出家族·市民社會·國家這三個基本的社會集團，並以這三者的相互關係並非各自毫無關聯，而是具有一種內在的一貫的邏輯——移動（Ubergang）的邏輯來加以說明。黑格爾的這一嚐試，可以說在社會哲學上提供了系統論的一種原初性形態。19世紀以後社會科學的發展，逐漸乖離了黑格爾的這種方法，其結果，即不外是胡塞爾的《歐洲諸科學的危機》。與胡塞爾在哲學上所共有的這種危機意識，在社會學上，則表現為西美爾（Georg Simmel，1858—1918）的「文化的悲劇」、馬克斯·韋伯的「諸神的鬥爭」、塗爾幹（Emele Durkheim，1858—1917）的「阿諾米」等。正是在與社會科學這種知性上的範式危機感的搏鬥中，塔爾科特·帕森茲開始了其體系論的構想。從他的《社會性行為的結構》（1937年）——此處要注意的是，社會性行為上的「目的的隨意性」這一「霍布斯式的秩序問題」起了提綱挈領的作用——到《社會體系論》（1951年）的旅程，清楚地顯示了這一軌跡。

在帕森茲的心路歷程上，恐怕二戰時期的經驗也是舉足輕重的吧。大河內經歷了與帕森茲極為相似的心路歷程，試圖重新激活各相關社會科學中的內在關聯性。那可以說是在經歷了韋伯以及杜爾凱姆等的解構之後，企圖再度復活黑格爾的Ubergang邏輯的嘗試。不用說，一旦遭到徹底解構了的各相關社會科學的關聯性，隨著體系論的重新登台亮相，自然與黑格爾式的原初形態大異其趣。然而，儘管這麼說，體系論卻不外是黑格爾的問題關心在現代的再燃而已。

肇始於二戰的總動員體制這一史無前例的經驗，為作為體系化社會的現代社會奠定了的結構性基礎。把這一結構性變動理解為轉化時期的大河內，則預感到迎來了一個業已無可逆轉的新階段。這一預感十分正確。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分水嶺，先進的工業社會從階級社會過渡到了系統化社會。例如，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塞，便在其從《蘇維埃馬克思主義》（1958年）到《單向度的人》（1964年）的一系列分析中闡明了此點。針對馬爾庫塞的這一分析，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的伽布里爾·科爾克，則批判其在強調資本主義的自我調節功能方面，與帕森茲的功能主義相似。科爾克的這一批判，在暴露大凡對階級社會向系統化社會的過度不具理解力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局限性上，是饒有興味的。對馬克思主義者而言，起決定性作用的，僅僅是內在於經濟領域的階級鬥爭的邏輯而已，而對諸如政治、倫理以及日常生活等其他領域所具有的功能上的獨自性及其之間的有機的關聯則視而不見。

在分析二戰之後的現代時，下述的事實具有決定性的意味。即一個與職業分工相關的網絡，終於超越了階級上分為兩極的社會階層而廣泛展開的事實。眼下需要的，正是以這種系統社會的功能性關聯爲對象的批判理論。開頭提到的哈貝馬斯，雖然繼承了法蘭克福學派的傳統，但卻使他的社會理論轉化為功能主義的理性批判。哈貝馬斯的功能主義理性批判的具體化，得益於以立足於生活世界的社會總合力，來比照體現為系統總合力的製度性邏輯的戰略。哈貝馬斯也汲取了一部分馬克思來充實他的理論，儘管如此，但他並沒有拒絕系統論，而是先且予以肯定之。並以肯定地攝取這一系統論為前提，哈貝馬斯試圖把系統論重鑄為一種新型的批判性理論。如果咱們日本人要來嘗試對應哈貝馬斯的工作，並且從日本的知性傳統上來探求其源頭活水的話，在對功能主義的理性批判上為我們提供了最為豐饒廣闊思路的人物，恐怕正是大河內吧。

不過，雖說在部分上，大河內的構想顯示了超過哈貝馬斯的可能性，但另方面，在與哈貝馬斯相比時，卻有著可謂致命性的弱點。這是因為，大河內的體系結構，儘管他自身抱有與單純的精神主義以及官僚獨善對抗的意圖，卻是建構於旨在為戰時動員體制提供可能性的觀點上的緣故。針對這一點，戰後出現了許多的大河內批判。其中的上乘者，可舉出高鼻通敏、戶塚秀夫、兵藤釗三人。刊載在《共同研究·轉向》（中卷）的高鼻論文《生產力理論——大河內一男·風早八十二》，從「理論在權力狀況之中是如何發生變化的」，「理論與主體的關聯性」等角度，仔細探討了大河內的理論活動。戶塚的論文《社會政策本質爭論的回顧》則指出，圍繞社會政策是以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力保護為其本質，還是工人階級的集體性意志表明的成果這一戰後初期的爭論，由於始終是「針對特定的價值理念，而以另一特定的價值理性來對峙」的一種「信仰告白的對決」，最後無果而終。從這一認識出發，戶塚提示了這樣一種方向，即重新回到各國的現實性課題的歷史性展開的層面，來探討社會政策形成的方向。兵藤的「勞動經濟」是為《東京大學經濟學部五十週年史》而撰寫的論文，在這篇全面性地探討大河內理論的論文裡，兵藤批判戰爭時期大河內的理論活動，是喪失了其初期馬克思主義的性格，陷入了讓人迷失資本主義國家權力性格的結果。

這些批判，如果只順著論者的邏輯來理解的話，是極富說服力的。然而，將大河內作為轉向者之一來斷罪，並斥責其放棄了馬克思方法論的見解，同時卻伴隨著這樣一種結果，即對大河內在轉換時期的見識——從階級社會向系統化社會的過渡——這一蘊涵豐富的可能性視而不見的結果。並且，一一去具體地確證各國社會政策，其結果只會把我們引到無限的多樣性的荒郊野外之中，很難保證不會失去理論構成的敏銳性。假如我們正視現存社會主義的瓦解，世界正被一體化到功能主義系統化社會的現實，則有必要重新試探來積極地評價大河內理論所蘊涵的可能性吧。在此狀況下，並不是把其理論看作為一種認可系統化社會的方法，而應將其作為一種批判性地觀照系統化社會的方法，進一步加以提煉加工。毋庸贅言，這項工作，即是留給我們的課題。

然而，問題是在戰後，大河內自身並未能進一步發展其戰爭時期的理論的事實。雖然即使在戰後，大河內也繼續保持了他精力旺盛的著述活動，但都不出對其戰爭時期的諸論著進行加工或複制再版之域，甚或不時有後退之虞。這顯示了戰後的大河內，內心對其戰爭時期的所為還是感到某種忐忑不安，因而喪失了更進一步深入思考當時——尤其是1938年之後——觀點的意欲。無疑，戰爭時期的議論當然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延伸到戰後。然而，假如大河內能夠發現在塔爾科特·帕森茲的議論當中，有與自己的構想相通之處，並受其觸發而進一步展開其戰爭時期的議論的話，則戰後日本的社會科學，或許可有與現今稍稍不同的可能性吧。至少可以說，如果我們彰顯像大河內這樣一位從馬克思主義出發，對《資本論》造詣極深的人物，同時卻對系統論的可能性不無關心的事例，則日本的社會科學——特別是馬克思系列的社會科學——就不至於沉滯到今日這種地步吧。這樣一來，在日本，或許也可見到與哈貝馬斯和魯曼爭論相匹敵的、高水平的討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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