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新國際

（本文為《話語：申榮福的最後一門課》一書第十五堂，由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作者為韓國聖公會大學中語中國學系、國際文化研究系教授，感謝交通大學出版社授權轉載）

「在《學做工：勞工子弟何以接繼父業？》（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1977）[vii] 一書中， 作者保羅． 威利斯（Paul Willis, 1950-）談到學校裡的叛逆小子和乖乖牌。反學校文化的叛逆小子把乖乖牌的學生謔稱為「耳洞」（the ear’oles）—即把耳朵（ear）和孔洞（hole）加在一起而成的詞語—「耳洞」帶有輕蔑性的意思，因為耳朵是身體器官中最為不表現自己的被動部位，所以「耳洞」指順 從學校權威、只會聽話的小孩。小子們則將同伴們宣稱為「哥兒們」（the lads），相較於「耳洞們」只會聽老師在黑板上寫的、在教科書上記載的、在課堂上老師教的，而「哥兒們」不同，他們看穿學校的教育，形成非官方的同齡群體，集體爭取自己的認同，也分享自己的批判性世界觀。他們明確知道學習、實力、資格和誠實都不具意義，故而否定。他們高度評價透過反抗而得到的團結，以及從中確認的友情和義氣。我們不能說哥兒們表現出偽惡，可是至少可以將之視為看穿社會中偽善的群體。不過，威利斯在結論談到，貶低耳洞們、比起學習和腦力勞動更重視體力勞動的階級意識，終究在社會的制約（limitation）下遭受挫折，因為最終他們往往還是會淪落為給作為他們的抵抗對象之社會提供勞動力的群體。對於現成體制的偽善之抵抗不能發展成改革的動力，反而為體制更完善的運作而服務，作者為此悖論感到傷心。雖然對於偽善和偽惡的洞察是寶貴和必要的，但是這只不過是一種條件而已。遮蔽如此洞察的社會機制具有周密的構成，因為洞察本身不能成為社會力量，但即便如此，社會改革的力量的出發點就是如此洞察。因此，監獄的反文化和民眾性感性對我成為很重要的反思資源，對長期作為模範生生活的我來說，監獄是一個「大學」。」

「如果問今天的中國人：你怎麼判斷社會的好壞？大概十個里面有九個，都首先是看「經濟」吧？只要GDP和工資單上的數字一直往上，我們就會覺得：嗯，這世道挺好！即便有些人關心「政治」和「社會」，因此對現實多有不滿，但看看自己的產權房、旅行機票和特斯拉轎車，多半就也半閉眼睛和嘴巴，不再慷慨激昂了吧。

魯迅卻不是這樣。他也看重經濟，看重物質，但他判斷社會的第一指標，始終都是「人」，是這社會中的普遍的「人心」。年輕時候他就斷言：一國能不能「立」，全看這國的人能不能「立」，終其一生，他都堅持這個標準。

這不奇怪，在一般的意義上，人不是別的，就是他所處的環境的產物，是他置身其中的各種社會條件——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生態的，等等——綜合作用的結果。反過來也一樣，我們的社會或時代會怎麼樣，通常取決於我們自己大致長成了什麼樣。」

（本文為《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修訂版序，作者王曉明教授，1955年生於上海，現為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中文系教授，兼該校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當代文化分析和中國現代文學與思想研究。本文轉載自保馬）

在上個世紀八〇年代末期以降，為了回應因「冷戰結束」而劇烈重整的新世界秩序，學界再度出現了一波關於「主權民族國家」的歷史、現況與未來的討論熱潮。[1]一方面，為數眾多的區域整合與全球化倡議者，不論在理念上或在經驗層次上，紛紛質疑奉「領域性」（territoriality）為圭臬，將完整領土、明確疆界與人口視為構成要素，並宣稱擁有制定法律、決斷發生於領土範圍內所有事物之終極權威的民族國家主權原則，既不見得有助於人們建立一個更完善的世界秩序，也忽視了非國家行動者的各種跨國實踐與影響，而日益與現實脫節。另一方面，不少研究者也不再預設主權具有本質或固守其傳統定義，而是傾向於採取社會建構或系譜學的途徑，重新以一種更歷史化、更動態、同時也更具全球視野的方式，探討「主權」如何在特定的脈絡中成為關鍵政治概念或引發爭議？主權由哪些要素構成，其構成型態是否因時因地而改變？某種特定的主權觀，在哪些條件的配合下，才得以體現於政治制度的設置、運作或變遷當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或地域中，「主權」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被感知和運作？而這些差異的碰撞，導致了哪些後果？ [2] 這一系列環繞於主權的提問，連帶地也使得與主權緊密相關的國家、領土、疆界、公民身分、民族主義、國際法體制等概念，無一不被重新檢視、引發爭辯。而無疑地，即便是系譜式的研究，重點也不僅是重新梳理歷史，而是為當下提供不受當下局限的反思視野。

（本文為交通大學出版社《疆界、主權、法》一書前言，作者林淑芬教授為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感謝交通大學出版社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