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蔭聰|文化研究關鍵詞|外賣騎手——我們這個時代的「工人階級」?

(作者葉蔭聰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著有《媒體識讀= Media Literacy》丶《直接行動》和《為當下懷舊: 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研究興趣包括城市研究丶當代中國研究;亦是香港獨立媒體(InMediaHK)創辦人之一。本文轉載自「文化研究在香港」微信公眾號,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個經常在文化研究裡看到的概念──鮮活的關係及經驗(lived relations and experience)。

這個概念與早期文化研究對工人階級的興趣及思考有關。

在我們的網絡世界及媒體中,不乏對勞工階層的關注。例如,年初,中國大陸的網購巨頭拼多多一位年輕員工猝死,後來因為一篇疑似為該公司的官方回應有欠同情心,引起網絡圍攻,並批評「996 」工作制,以及「過勞死」問題。過去一年,因為疫情關係,送外賣的業務十分火紅,卻暴露了送餐員(又稱騎手)的工資低微,工作量巨大,送餐時更意外頻生,甚至有不少意外死亡,去年底也有一位北京的送餐員猝死,1月11日,江蘇泰州一位外賣騎手自焚,原因可能是討薪不果。

我們當然需要關注新時代的勞工權益,以及譴責妄顧工人勞動條件的資本家,但是,當我讀著這些令人心疼的報導及評論時,總覺得欠缺了些甚麽。

工人似乎只有在被壓迫丶痛苦,甚至是死亡中,才得到公眾關注。工人成為一種既定的範疇(category),代表了一種「受苦人」,工作及受苦以外,他的生活細節及面貌我們卻所知不多,還是我們根本興趣不大?我們是否只想透過關注他/她痛苦,表達一下我們的義憤?

如何理解工人階級,以及由此帶出的方法論的反思,是文化研究早年的關心的課題。

文化研究其中一位早期奠基者湯普森(EP Thompson),他的名著《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至今仍然有許多人參考及重讀,雖然他沒有加入伯明翰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但因為他與威廉士及霍爾(Stuart Hall)曾共同編輯Socialist Register,他們被視為英國戰後的新左翼,所以,提及文化研究起源時,總會提及湯普森。他曾加入英國的共產黨,但他與威廉士等因為不滿蘇聯於1956年入侵匈牙利,也因為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所揭露的斯大林罪行,紛紛退出英共,成為獨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及知識份子。一直至1980年代,他都積極批判英國政府的政策,是英國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

我們來看一下他如何理解「階級」:「我理解階級為一個歷史現象,貫串了大量各自獨立好像沒有關係的事件,這些事件都發生在人們的經歷丶經驗及意識之中。我強調這是歷史現象,即我並不把階級視為『結構』,或一個既定『範疇』,而是一種在人的關係中真實發生(及可以被呈現為曾發生)的事物」。

湯普森這番說話,是回應正統馬克思主義,以及其他研究階級的社會學者。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工人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的位置,他的意識如何,他的活動如何,一切都被經濟所決定,即所謂經濟決定論。主流社會學家把工人視為一種職業,他們在市場中處於某種位置,某種收入水平,是社會分層裡的一部份。而湯普森說的階級關係,就是我們說的鮮活關係(lived relations),是活生生的關係,指的是工人置身多重關係之中。它並不限於狹義的生產或經濟關係,不單關乎於工廠里工人之間,及工人與管理層及老闆的關係,或他的消費能力丶住甚麽房子等等。湯普森在書中細心分析了十八至十九世紀之交出現的工人階級,他關心的是他們的家庭生活丶社會組織丶社區鄰里及宗教活動等等。為甚麽叫「lived」?因為,這些關係如何,要看他們在具體生活中如何體驗及經驗。

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討論非國教派基督新教與工人的關係。湯普森發現,19世紀初,開始有工人階級自我意識的群體出現,也有一種跟過去糧食暴動不同的工人運動冒現,包括籌組工人團體,團體內部平等的參與,向當權者以類近今天的公民團體方式訴求爭取改革及權益。這一切剛巧是非國教派教會大量出現之時,而工人當中大部份也是非國教派新教徒。

所謂非國教派(non-conformists),指的是不從屬於英格蘭聖公會的新教徒,他們不遵從1662年的《禮拜統一法》(Act of Uniformity)對禮儀的規定。非國教派包括著名的循道衛理丶浸信會丶貴格會(Quakers)等等,相較與上層階級及王權關係密切的聖公會(它本身就是16世紀時亨利八世與羅馬天主教決裂的產物),這些非國教派較面向貧苦大眾。湯普森指出,這些新教徒的宗教活動成為後來工人組織的團體文化基礎,並培養出獨特的精神面貌及道德態度:

1. 持守內在王國(inner kingdom)的高貴自信,忠於個人與神的連繫,抵抗外在王國的壓迫與誘惑;

2.  自律的道德意識及行動力,而非「他律」式隨風擺柳,無所依靠的追逐。既不追隨權貴,也不討好騷亂暴民,更不會自暴自棄,泯滅一切道德意識以及責任,並反過來建立自己的世界觀丶道德世界以及行動方式;

3.他們向勞工階層傳教及宗教活動,對廣大群眾(unlimited members)有一種關懷及信心,發展出一種類近普渡眾生的情懷,與草根同負一軛;

4.既有千禧年的宗教意象,相信一個黃金時代會來臨,有一種超越世俗的耐性。

所以他所說的關係是經驗性,與主體有關。從正統馬克思主義角度,工人階級的主體性,關乎他們或別人如何看待工人的社會及歷史任務,例如自命為社會及政治革命的領導者。對湯普森來說,主體性關乎更多面向,包括工人在不同領域中如何看待自己及同伴,如何看待他們與別人(貴族丶政府)的關係,與他們的日常生活緊密相扣。這種關係不完全由制度決定,或生產關係決定,而是由各種經驗構成,哪些關係較重要,也不全然是客觀關係決定。例如,對十八丶十九世紀的工人來說,宗教活動是十分重要,湯普森並不認為宗教只是麻痺工人反抗精神的「人民鴉片」,而是他們感知丶認知及判斷自己及世界的中介,也是他們進行工人運動及階級鬥爭的中介。

同時,這些關係及經驗也是歷史性,即在一個特定的時間與空間之中形成(making),也是一個動態過程。而新教改革在英國的延續,至18世紀的非國教派運動,正是工人階級形成的一個重要面向。事實上,湯普森這個關注,與他另外一些研究有關。他曾研究18世紀的糧食暴動,探討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與市場及工業紀律相衝突的歷史。簡言之,英國的工人階級意識及鬥爭,不只發生在狹義的經濟生產領域中,同時也發生在更廣泛的道德經濟衝突之中,工人階級運動,也是一種道德意識的重構。我們以後有時間會再介紹道德經濟相關的研究。

據說,那位自焚的外賣騎手曾說過:「我不想活了,我活夠了,太累了」。我可以肯定,沒有人會因為被扣5000元工資而自焚,他一定有更深刻的原因才不想活下去。如果湯普森還在生,他除了抗議新式的血汗工場外,他會去問,騎手的生活世界是怎樣?他們怎樣看待自己的生命丶生活丶家人及同伴?他們的道德世界是甚麽模樣?他們覺得自己是一個怎樣的工人?甚至他們是否覺得自己是「工人」?他們是否以及怎樣進行抗爭?外賣員的生涯到底觸碰到他甚麽生活及生命的底線所以不想活下去?在湯普森眼中,最卑微的人,也不是一顆任人棄之不顧的螺絲釘,他們不是對自己生活及生命毫無選擇的。

發佈日期:2021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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