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葉蔭聰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著有《媒體識讀= Media Literacy》丶《直接行動》和《為當下懷舊: 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研究興趣包括城市研究丶當代中國研究；亦是香港獨立媒體（InMediaHK）創辦人之一。本文轉載自「文化研究在香港」微信公眾號，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個經常在文化研究裡看到的概念──鮮活的關係及經驗（lived relations and experience）。
這個概念與早期文化研究對工人階級的興趣及思考有關。
在我們的網絡世界及媒體中，不乏對勞工階層的關注。例如，年初，中國大陸的網購巨頭拼多多一位年輕員工猝死，後來因為一篇疑似為該公司的官方回應有欠同情心，引起網絡圍攻，並批評「996 」工作制，以及「過勞死」問題。過去一年，因為疫情關係，送外賣的業務十分火紅，卻暴露了送餐員（又稱騎手）的工資低微，工作量巨大，送餐時更意外頻生，甚至有不少意外死亡，去年底也有一位北京的送餐員猝死，1月11日，江蘇泰州一位外賣騎手自焚，原因可能是討薪不果。
我們當然需要關注新時代的勞工權益，以及譴責妄顧工人勞動條件的資本家，但是，當我讀著這些令人心疼的報導及評論時，總覺得欠缺了些甚麽。
工人似乎只有在被壓迫丶痛苦，甚至是死亡中，才得到公眾關注。工人成為一種既定的範疇（category），代表了一種「受苦人」，工作及受苦以外，他的生活細節及面貌我們卻所知不多，還是我們根本興趣不大？我們是否只想透過關注他/她痛苦，表達一下我們的義憤？
如何理解工人階級，以及由此帶出的方法論的反思，是文化研究早年的關心的課題。
文化研究其中一位早期奠基者湯普森（EP Thompson），他的名著《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至今仍然有許多人參考及重讀，雖然他沒有加入伯明翰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但因為他與威廉士及霍爾（Stuart Hall）曾共同編輯Socialist Register，他們被視為英國戰後的新左翼，所以，提及文化研究起源時，總會提及湯普森。他曾加入英國的共產黨，但他與威廉士等因為不滿蘇聯於1956年入侵匈牙利，也因為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所揭露的斯大林罪行，紛紛退出英共，成為獨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及知識份子。一直至1980年代，他都積極批判英國政府的政策，是英國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
我們來看一下他如何理解「階級」：「我理解階級為一個歷史現象，貫串了大量各自獨立好像沒有關係的事件，這些事件都發生在人們的經歷丶經驗及意識之中。我強調這是歷史現象，即我並不把階級視為『結構』，或一個既定『範疇』，而是一種在人的關係中真實發生（及可以被呈現為曾發生）的事物」。
湯普森這番說話，是回應正統馬克思主義，以及其他研究階級的社會學者。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工人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的位置，他的意識如何，他的活動如何，一切都被經濟所決定，即所謂經濟決定論。主流社會學家把工人視為一種職業，他們在市場中處於某種位置，某種收入水平，是社會分層裡的一部份。而湯普森說的階級關係，就是我們說的鮮活關係（lived relations），是活生生的關係，指的是工人置身多重關係之中。它並不限於狹義的生產或經濟關係，不單關乎於工廠里工人之間，及工人與管理層及老闆的關係，或他的消費能力丶住甚麽房子等等。湯普森在書中細心分析了十八至十九世紀之交出現的工人階級，他關心的是他們的家庭生活丶社會組織丶社區鄰里及宗教活動等等。為甚麽叫「lived」？因為，這些關係如何，要看他們在具體生活中如何體驗及經驗。
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討論非國教派基督新教與工人的關係。湯普森發現，19世紀初，開始有工人階級自我意識的群體出現，也有一種跟過去糧食暴動不同的工人運動冒現，包括籌組工人團體，團體內部平等的參與，向當權者以類近今天的公民團體方式訴求爭取改革及權益。這一切剛巧是非國教派教會大量出現之時，而工人當中大部份也是非國教派新教徒。
所謂非國教派（non-conformists），指的是不從屬於英格蘭聖公會的新教徒，他們不遵從1662年的《禮拜統一法》（Act of Uniformity）對禮儀的規定。非國教派包括著名的循道衛理丶浸信會丶貴格會（Quakers）等等，相較與上層階級及王權關係密切的聖公會（它本身就是16世紀時亨利八世與羅馬天主教決裂的產物），這些非國教派較面向貧苦大眾。湯普森指出，這些新教徒的宗教活動成為後來工人組織的團體文化基礎，並培養出獨特的精神面貌及道德態度：
1. 持守內在王國（inner kingdom）的高貴自信，忠於個人與神的連繫，抵抗外在王國的壓迫與誘惑；
2. 自律的道德意識及行動力，而非「他律」式隨風擺柳，無所依靠的追逐。既不追隨權貴，也不討好騷亂暴民，更不會自暴自棄，泯滅一切道德意識以及責任，並反過來建立自己的世界觀丶道德世界以及行動方式；
3.他們向勞工階層傳教及宗教活動，對廣大群眾（unlimited members）有一種關懷及信心，發展出一種類近普渡眾生的情懷，與草根同負一軛；
4.既有千禧年的宗教意象，相信一個黃金時代會來臨，有一種超越世俗的耐性。
所以他所說的關係是經驗性，與主體有關。從正統馬克思主義角度，工人階級的主體性，關乎他們或別人如何看待工人的社會及歷史任務，例如自命為社會及政治革命的領導者。對湯普森來說，主體性關乎更多面向，包括工人在不同領域中如何看待自己及同伴，如何看待他們與別人（貴族丶政府）的關係，與他們的日常生活緊密相扣。這種關係不完全由制度決定，或生產關係決定，而是由各種經驗構成，哪些關係較重要，也不全然是客觀關係決定。例如，對十八丶十九世紀的工人來說，宗教活動是十分重要，湯普森並不認為宗教只是麻痺工人反抗精神的「人民鴉片」，而是他們感知丶認知及判斷自己及世界的中介，也是他們進行工人運動及階級鬥爭的中介。
同時，這些關係及經驗也是歷史性，即在一個特定的時間與空間之中形成（making），也是一個動態過程。而新教改革在英國的延續，至18世紀的非國教派運動，正是工人階級形成的一個重要面向。事實上，湯普森這個關注，與他另外一些研究有關。他曾研究18世紀的糧食暴動，探討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與市場及工業紀律相衝突的歷史。簡言之，英國的工人階級意識及鬥爭，不只發生在狹義的經濟生產領域中，同時也發生在更廣泛的道德經濟衝突之中，工人階級運動，也是一種道德意識的重構。我們以後有時間會再介紹道德經濟相關的研究。
據說，那位自焚的外賣騎手曾說過：「我不想活了，我活夠了，太累了」。我可以肯定，沒有人會因為被扣5000元工資而自焚，他一定有更深刻的原因才不想活下去。如果湯普森還在生，他除了抗議新式的血汗工場外，他會去問，騎手的生活世界是怎樣？他們怎樣看待自己的生命丶生活丶家人及同伴？他們的道德世界是甚麽模樣？他們覺得自己是一個怎樣的工人？甚至他們是否覺得自己是「工人」？他們是否以及怎樣進行抗爭？外賣員的生涯到底觸碰到他甚麽生活及生命的底線所以不想活下去？在湯普森眼中，最卑微的人，也不是一顆任人棄之不顧的螺絲釘，他們不是對自己生活及生命毫無選擇的。
發佈日期：2021年1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