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24年4月30日，成功大學「通識領袖論壇」課堂邀請到盧倩儀老師來成大格致廳演講。盧老師是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也是2023台灣反戰聲明工作小組發起人之一。她的研究興趣廣泛，包括了氣候變遷、 新自由主義、歐洲區域整合、歐債危機、動物權等不同議題。而成大學生在平常課堂和生活中，比較少機會接觸到這些內容。這次盧老師跟我們分享的題目是有關「氣候減緩」的議題，當我們的生活中常常聽到有關「淨零」、「減碳」、「永續」等不同的字眼時，是否能換一個角度來思考？本文為演講側記，由孫訥整理撰寫，並經盧倩儀老師審訂。
近年來，有關「氣候變遷」的議題逐漸浮上檯面，進入公眾視野。我們在新聞中可以看到聯合國的氣候變遷大會（COP28），而有關商業財經的新聞也會報導關於ESG、綠色經濟等內容。然而，我們對這「氣候變遷」又知道多少呢？
在演講的一開始，盧老師就跟我們說明演講主題的由來：在2020年她出版了一本書，名為“Surviving Democracy: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in a Neoliberalized World” （目前未有中譯本），翻譯成中文的話就是「存活民主——新自由主義下的氣候減緩」。該題目可以分成兩個部分：「存活民主」是指我們有可能會因為民主體制運作不良而無法存活；而「氣候減緩」則是指如何讓氣候變遷減緩下來。有別於一般大眾認為只要是民主體制一定是好的、有益於所有人，盧老師認為民主是值得支持的事，然而當我們的民主體制出了問題，那它反而是非常破碎、非常糟糕的制度。我們本來能解決氣候變遷的問題，但因民主體制出問題，因而變成無法解決。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於「新自由主義」。
當科學新發現與社會交匯
過去大眾會認為，科學發現很自然地就會影響到社會、進入到社會裡。然而盧老師在此提出不同的觀點，她認為科學發現後會有一種「篩選」，只有部分被接納，能進入政策或市場中。她舉例，1988年曾有一位名為韓森（James Hansen）的科學家到美國國會作證，他表示大氣層內累積的溫室氣體已造成地球暖化，並預測了未來趨勢。韓森可以說是氣候變遷的吹哨人，他讓大眾認識到全球暖化的問題。然而這場聽證會徒勞無功，能源相關企業質疑他的研究，而政府也對此呼籲視若無睹。即使到2020年代，情況仍然沒有太大改變。NASA氣候科學家卡穆斯（Peter Kalmus）於2022年抗議時嚎啕大哭，然而媒體的標題是「NASA科學家在被捕前情緒失控」，我們很常會看到媒體拍攝這些科學家的徒勞無功。他們所發現的科學，根本沒辦法有意義地進入社會。
科學史學者歐蕾柯斯（Naomi Oreskes）和康威（Erik M. Conway）寫過一本書，名為《販賣懷疑的商人》（Merchants of Doubt），副標題為「從吸菸、DDT到全球暖化，一小群科學家如何掩蓋真相」。該書主要在講原來致力於挖掘真相的科學家，怎麼成為了「自由市場」的打手，他們故意放出懷疑訊息，讓科學界共識變得一文不值。盧老師跟我們分享歐蕾柯斯的另一篇文章〈評估埃克森美孚公司有關全球暖化的預測〉（Assessing ExxonMobil’s global warming projections），文章中談到1970年代時，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會聘用自家的科學家，這些科學明明知道石油對地球有害，但卻將這些研究藏起來，不讓大眾知道。可見這些能源企業如何操縱科學家，來產出有利於自己的學術研究。
就像英國《衛報》所揭露，企業資金匯向了龐大的氣候否認網路，有一系列的專家、研究論文、智庫以及活動團體，他們存在的作用就是為了駁斥氣候變遷的論點。然而，氣候變遷是我們無法忽視的問題，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直接感受到。在演講前的一個禮拜，台南39.7度，而泰國則是出現44.2度的高溫（體感溫度52）。可見氣候變遷並不是一個「迷思」，而是實際存在的問題。
盧老師說，從1880年代開始地球的溫度開始上升，我們的海水表面溫度（Sea Surface Temperature，SST）不斷升高，造成極端氣候問題，讓這環境不再適合每一個人居住，同時也促使了遷移的活動。比如拉丁美洲的農夫因為氣候變遷無法栽種作物，活不下去就要被迫遷移到美國。當我們談到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或社會問題時，企業資助的智庫就會出來粉飾太平。比如說他們過去曾努力否定全球暖化的現象，或者聲稱石綿對人體無害，甚至是槍支不會影響社會犯罪。可見當企業開始干預插手時，科學發現根本無用武之地。
何謂新自由主義？
接續盧老師提出一個問題：這麼一小群人，怎麼會有如此隻手遮天的權力？這就必須從新自由主義開始說起。她認為新自由主義是「透過包容和廣納的表象，行掠奪與排除之實，藉此達到權力財富向上集中的騙術。」財富向上集中是通過所謂的「涓滴經濟」（Trickle-down economics）來實現的，在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中，商人會被默許做他們想要做的，而不能以太多環境、食安等法規來約束之。他們的說法是：當頂端的人賺到錢以後，下面的人就會被分到一部分利益。然而事實是，在頂端的有錢人得到很多減稅、免稅、政府補助，結果卻是把財富留給自己。這就造就了分配極度不平等的現況。根據英國慈善團體樂施會（Oxfam）去年的年度報告調查，世界最有錢的十名富豪財富翻倍，可是卻有近50億人更加貧窮。世上最富有的1%人擁有世界38%財富，最富有的10%也佔據了75%，而最貧窮的人們不是零，是負債累累。
這樣的現象是從1980年代開始的。原本在戰後那段時期，上面的人分到的錢比較少的時候，財富的分配會比較平均；可是到1980年以後，財富變得非常集中，只掌握在最有錢的人手中。這最主要是因為戰後流行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開始式微，進入到新自由主義時代。盧老師表示，過去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較重視分配，也會提到國家干預，然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提出的經濟模式在這段時期裡大獲全勝，其著作《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批判了當時流行的凱恩斯學派，並使得新自由主義披荊斬棘，暢行無阻。
當經濟分配越來越集中時，左右派的角力就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大家往右邊跑，甚至遠超於本來的右。所以盧老師提出一個問題：經濟上不民主的話，政治能民主？在新自由主義式民主運作過程中，有錢人影響力會變的相當大。因為所有政黨存活都需要政治獻金。而今天我們的民主/政黨政治，其實會被極端財富分配不均影響，當政黨要確保有足夠的資源時，很難去堅持自己本來的主張。
記者珍‧梅爾（Jane Mayer）著作《美國金權》（Dark Money: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Billionaires Behind the Rise of the Radical Right）中講的就是這樣一個情境，書中提到著名的寇氏兄弟（Koch brothers）資助共和黨蓬佩奧（Mike Pompeo）參選，並且讓蓬佩奧協助其反對環保政策、反對成立有關不安全商品的資料庫。除了蓬佩奧以外，以「挺台灣」見稱的國會議員克魯茲（Ted Cruz）也有收過寇氏兄弟的錢，不能在國會裡提出任何跟碳税有關的內容。
事實上寇氏兄弟的運作似章魚，有錢人擁有媒體，由媒體來告訴我們世界發生什麼事，並過濾掉他們不想人們看到的；而且還擁有智庫，負責產出論文和知識，幫他們護航；他們擁有遊說集團，可以試圖影響立法或政策決定；大學也是他們的合作夥伴，大學常常以企業家的錢作為計劃經費，在很多事情上也不敢得罪大企業。部分有錢人也會花錢在私人傭兵，盧老師認為黑熊學院也是這麼一回事。表面上是民間全民防衛組織，實際上有企業在背後支援，得到半導體企業家曹興誠的六億台幣資助才得已運作下去。另外她也提到一個有趣的概念，即「偽草根」（Astroturf），在英文上它是指人造草皮，有錢人通常可以製造假的草根團體或運動，來掩蓋消息或行銷。
新自由主義與氣候危機
盧老師認為即使總統蔡英文說「扭轉全球暖化是我們的課題，台灣不能置身事外」。然而事實上，政府提出的「淨零」（Net-zero）政策卻是大騙局。「淨零」並非「真零」，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政府只會想盡辦法維護商人的利益，並提出「碳抵換」、「碳交易」等概念，其性質是我們的排碳可以抵銷，商人會以種樹等不同方法來獲取碳抵換額度。當碳權交易變成商品時，只會讓商人變得更有錢。
這就等同於協助企業「漂綠」（Greenwashing）。我們很難認證企業有沒有種樹抵碳，一些科學顧問組成「科學基礎減量倡議目標」（Science Based Targets，SBTi），為企業設立淨零排放標準的減碳架構，他們為企業多減碳行動提供「科學證據」。然而該機構內部卻有批評放寬碳排與碳盤查準則，疑為企業「漂綠」。事實上一般都民間團體很難進行這樣的研究，到最後機構的錢都是從企業出來。
盧老師表示，新自由主義正訓練我們成為自己的豬隊友，事實上它根本不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公關、宣傳或話術。每個人都知道要減碳，但因為減碳會傷害經濟，所以才會拖延，並騙自己「以後再減」。我們的政府會以GDP來衡量經濟發展趨勢，然而GDP是個很爛的衡量指標，只要有買賣，它就會增長。但當發生戰爭需要大量軍火，也會算進這個GDP裡面。它根本無法判斷人們生活過得好不好。另一方面，GDP增長也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來推進，但這些錢不會下放到勞工手上，到最後只會變成極端不均的分配。她說，上面的人拚經濟，但下面的人基本上分不到多少經濟成果。新自由主義之所以成功，是由於大眾不知道我們的利益是與他們（頂端1%）有衝突的：頂端1%的富人拿走了許多東西，用了我們的水、電、大氣以及環境，來推進他們的經濟增長。
她形容，資本主義本質上是種「圈地運動」。過去資本主義發展時是靠「圈地運動」起來，將公有地變成私有，並將上面的人趕走，被趕走的人到資本家的工廠打工、到礦坑挖煤。當人們變成勞工時，就會受到極大的剝削，從自給自足變成必須要依賴資本家。前資本主義的1350-1500年代是歐洲一般平民與自然生態的黃金年代，最主要的原因是封建逐漸沒落到資本主義還沒起來這段時間，人跟自然的關係是最理想的，人對其他人、對自然不會有太大的剝削。然而卻因為資本主義不斷生產，而將地球蹂躪到現在這個地步。
海耶克與新自由主義
盧倩儀老師認為，新自由主義的關鍵人物是海耶克。其著作《通向奴役之路》談到政府不應該干預市場，不論是環保、食安等議題也是如此。此書於1944年發表，而其影響力出現在二戰之後，由於反共的大環境我們會接受反共等於民主，然而事實上兩者是不同的東西，前者是經濟制度的分歧，而後者是政治制度的不一樣。
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是相當不民主的。生物學家威爾森（David Sloan Wilson）在〈通向意識形態之路：海耶克如何成為怪物〉（The Road to Ideology. How Friedrich Hayek Became a Monster）裡面就比較了凱恩斯與海耶克的不同觀點。前者會強調政府調控市場，確保充分就業；而後者強調市場供需，要求政府不要插手，此外，海耶克更認為市場會自行調節。
有一群銀行家、企業家看中了海耶克的論述，並將他的觀點發揚光大。歷史學家考科特（Richard Cockett）的書《想像難以想像的事：1931-1983年智庫與經濟反革命》（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Think-Tanks and the Economic Counter-Revolution, 1931-1983）裡面就提到這點。盧老師比喻，如果海耶克是廚師，那麼他需要一些人負責把菜端出，我們最為熟悉的就是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和雷根（Ronald Reagan）。今天這兩位政治人物也會被認為是新自由主義的推手。前者曾說沒有社會這一回事，大家各憑本事靠努力和本事打拚；而後者則與「供給面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大有關聯，提倡低税、減少政府支出和干預、提升經濟自由度，並讓大眾的工作意願提升。而且雷根曾留下過著名的一句話：健保就是社會主義。
回到台灣，我們的企業家也在推崇這樣的涓滴效應。像薛香川就曾說：「年輕人對社會分配不滿，並導向為99%民眾與1%有錢人間的對立，結果將導致企業不敢投資。」還有「財政部不該在既有的稅制之外，又要創造出額外的稅目，例如證所稅、能源稅與耗水費等名目。」他毫不遮掩地表示，民眾爭取得太多只會讓企業不敢投資。（出自聯合報，標題為工商大老：反商仇富瀰漫 企業不敢投資）
盧老師提到，這是為什麼有學者會指出經濟學根本是悲劇科學。有一本書就叫做《悲劇科學：即使經濟學家想做好事，但他們如何造成更多傷害》（The Tragic Science: How Economists Cause Harm Even as They Aspire to Do Good），社會科學影響之大，可以讓自然科學等學科領域都會被他牽著走。
讓人失望的政治學
除了經濟學以外，盧老師還認為政治學讓她失望。從2007年到2016年，頂尖的政治學期刊基本上不談氣候變遷問題。大家都知道氣候變遷是政治問題，但政治學者都不碰，十年來在1756篇論文中總共只有12篇。她分享一段經驗，在中研院演講時有位義大利學者不服氣，認為現在大部分學者都會肯認氣候變遷，就連在商學院的學者們都在談氣候變遷。盧老師卻指，這只是某種範式的轉變，過去企業會把氣候變遷壓過去，當作不是一回事，但現在已經無法遮掩了，所以在不能否定氣候變遷時只好「漂綠」。
政治學者的不作為與受海耶克的長遠影響有關。海耶克影響了芝加哥學派（The Chicago School），而師承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布坎南（James Buchanan）曾提出一種個人主義方法學（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即質疑過去社會科學裡常提到的「公共」、「集體」，並提出問題：「社會整體利益是誰說了算？」當談論每個人的利益時，加起來的總和就是社會整體利益。按照這樣的學說，公共選擇理論為政治學提供了某種經濟學的見解，群體的最大利益並非政治家的嚮往，而是談論每個人的個體利益。
然而盧老師又再一次提醒，布坎南的金主也是寇氏兄弟。很多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如布坎南、海耶克，實際上也是企業家、資本家努力捧紅的對象。美國歷史學家麥克林（Nancy MacLean）在《鎖鏈上的民主：美國極右翼秘密計劃的深度歷史》（Democracy in Chains： The Deep History of the Radical Right’s Stealth Plan for America）就有提到這一段。
當經濟學影響之深遠，觸及法律、心理學、社會學等不同領域，便成為了一種「帝國主義的科學」。而政治學領域的悲劇即是個人主義方法論導致了「理性抉擇」（即主張行動本質上都是理性的，人們在行動前會考量利害得失來做出決定）理論的抬頭，並導致偏好最大化，造就了某些的規範出現。這使得政治學變得更加數據（Data）導向。而研究主題也因此變得更加細碎（triviality），讓我們很難看到全局。
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也深深影響到高等教育的評核準則。各間大學越來越強調各種如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影響指數（Impact Factor），從而直接影響到教師到升等和獎勵制度。除此以外我們也很常看到各種指標，像SDG、CSR、USR等等。彷彿這些數據指標無處不在。盧老師認為，像CSR（企業社會責任）這樣的指標實質是非常新自由主義的產物，就是企業認為自己有能力自我約束，而不需要法律的監管。而我們的媒體，一天到晚都在傳遞這樣的訊息。
在演講的尾聲，盧老師亦談論到戰爭與氣候。因為美國的政客收了許多猶太捐款，因此才會在加薩議題上不吭聲。而事實上，根據《衛報》報導，加薩戰爭的碳排放相當之大，光是加薩戰爭的首60天就產出了281,000公噸的二氧化碳，超過了20國年碳排的總和。而且一台B-52轟炸機每出任務一小時就會消耗3334加侖的油，相當於美國開車族7年的油耗。換算下來，轟炸機總共飛出33小時，耗費的油相當於美國開車族的231年。可見戰爭實際上也會對環境，造成很大的負擔。
提問環節：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活動當日學生踴躍提問。首先有學生質疑，盧老師講了許多大環境的問題，會不會有仇富的問題？而面對到這樣的外部因素，我們不能改變，要怎麼去解決？盧老師的回應是仇富並非出路。她指出，重點是要指出經濟的分配是相當不平等，但作為老師，也不能呼籲學生衝出去反抗、當炮灰，或者選擇不幫企業做事。她認為，即使我們每個人都需要為企業做事，努力賺錢，有各種不得已的時候，但還是會有另一條出路。像媒體識讀就是其中一個選擇。我們在吸收這些媒體資訊時，可以多抱有懷疑態度，謹慎查證訊息的來源。而且學生們可以提升自己的外語能力，多關注台灣以外的主流媒體，不要只跟著美國或西方的媒體觀點起哄，因為台灣媒體不會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事情，也不會告訴我們不平等是什麼。多看獨立媒體，也可以是一種出路。
另外有學生問到有關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SDGs）是不是在「漂綠」？實際上「消除貧窮」也只是做做樣子？盧老師認為是。許多這樣的指標其實是新自由主義的產物，我們政府做碳盤查搞得人仰馬翻，可是從不會問為什麼我們需要用到那麼多的電，也不會說我們製造那麼多東西，最後錢會流到很小部分的人手中。雖然政府很常會談「綠色經濟」、「永續發展」，也很努力推動電動車發展，實質是新自由主義的產物，也是新一波的圈地運動。
對此她提出一個常在學院裡出現的概念：去成長（degrowth）。所謂的去成長是一種較為無政府主義的立場，比較像在地運動。通過不同的方式，如合作社、種菜，強調去中心、分散、自給自足的返璞歸真的生活模式，而非權力和財富集中於某些人手中。透過這樣的實踐，值得我們去思考：面對新自由主義，我們有沒有另外一條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