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想集中營》揭示對暴行(包括加薩)視而不見的危險後果
譯自：The Zone of Interest is about the danger of ignoring atrocities – including in Gaza
作者：Naomi Klein 2024/3/14
如果導演葛雷澤（Jonathan Glazer）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勇敢的得獎感言讓你感到不舒服，那就是問題所在了。
奧斯卡向來有這樣的傳統：一段嚴肅的政治演講把熠熠星光和自我吹捧的泡泡戳破。這樣的演講總在事後掀起論戰。有些人認為那反應出藝術家文化態度向前邁進；其他人則批評那是自私地為博版面而破壞一個原本喜氣洋洋的夜晚。熱熱鬧鬧吵一陣子之後，大家日子繼續過，沒人會再記得這件事。
然而這一次，葛雷澤在典禮上那段讓時間凝結的得獎感言，影響力應該會持續相當一段時間。許多年後，人們仍將繼續議論這段演講的意義和重要性。
葛雷澤以電影《夢想集中營》（The Zone of Interest）獲得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獎，電影靈感來自奧許維茲集中營指揮官魯道夫霍斯（Rudolf Hoess）的故事。電影講述霍斯和妻兒如同田園牧歌般的家庭生活，場景是他們緊鄰集中營、優雅高貴的住家及花園。葛雷澤鏡頭下的角色都不是怪物，而是「不會思考、布爾喬亞、為了升遷野心勃勃的可怕人類」。這種人可以把極致的邪惡變成不干擾生活的白噪音。
在禮拜日的頒獎典禮前，《夢想集中營》就已獲得幾位影界大老的推崇。曾以《羅馬》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艾方索柯朗（Alfonso Cuarón）稱《夢想集中營》「可能是本世紀最重要的電影」，而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則宣稱這是「自我拍的那部以來，有關猶太大屠殺最棒的電影。」他指的是30年前橫掃奧斯卡的《辛德勒的名單》。
然而《夢想集中營》得獎的背景與《辛德勒的名單》非常不同。《辛德勒的名單》當時席捲奧斯卡，代表的是一個主流猶太社群大團結並受到肯認的時刻，而《夢想集中營》的獲獎則發生在一個截然不同的情境。納粹暴行的教訓究竟該是什麼？相關辯論此刻正激烈展開：猶太大屠殺應該排他性被視為純粹是猶太人的災難？還是該被視為是更普世的教訓、因此所有被鎖定要被消滅的族群都同等重要？猶太大屠殺是歐洲歷史獨一無二的一次斷裂？還是是重溫過往技術、邏輯、錯誤種族理論的殖民主義種族滅絕的回歸？所謂的「永不再犯」（Never Again）是對所有人都適用？還是只有對猶太人不可以再犯？並且因此以色列這個國家碰不得？
這些有關普世主義、專屬創傷、例外主義以及可比較性的論戰，也正是南非向國際法院（ICJ）控告以色列種族滅絕的里程碑案件最關鍵的核心，而這些論戰此刻也出現在世界各地的猶太社區、教堂及家庭。在那精彩刺激的一分鐘裡，在自我審查彌漫到令人窒息的此刻，葛雷澤則無所畏懼地對上述每一個問題都踩穩了明確的立場。
「我們過去所做的選擇，都在現在這個時刻反映出並質問著我們是誰——該問的不是『看他們那時做了什麼』，而是『看看我們現在在做什麼。』」葛雷澤三兩下就打發掉了那種「拿今天的恐怖與納粹罪行做比較必然是在減損猶太大屠殺重要性」的質疑。他毫不掩藏地將過去的恐怖與今日的恐怖視為一種連續，沒留下任何空間讓人對他的立場多作揣測。
他接著繼續說：「現在我們站在這裡，反對那些佔領他人土地的人劫持我們的猶太身份以及猶太大屠殺歷史。他們的行為導致許多無辜的人民—無論是10月7日的受害者或是目前加薩攻擊的受害者—被捲入這場衝突。」對葛雷澤而言，以色列沒有免死金牌。利用上一代在大屠殺中受到的創傷來掩蓋今天以色列所犯下的暴行是沒辦法被接受的。
葛雷澤當然不是第一個提出這些觀點的人，那些提出過這些觀點的人許多都已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尤其當他們是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或穆斯林時。有趣的是，儘管葛雷澤丟下了言語的炸彈，但他的身份讓他有如穿了盔甲，受到保護。站在滿場光鮮亮麗的觀眾面前的他是個成功的猶太白人，身邊站著的另外兩位同樣也是成功的猶太白人。他們三位才剛一起拍完一部關於猶太大屠殺的電影。然而這樣一個原本應該保證不會挨罵的陣容還是沒讓他們免於洪水般的抹黑與毀謗。這些攻擊扭曲葛雷澤的話，說他放棄自己的猶太身分。這樣的扭曲反而印證了葛雷澤的重點：這些人揮舞著自己受害者的身份，把它當作武器。
同樣重要的還有這次演講的上下文，也就是演講之前與之後所發生的事。只在網路上看到演講片段的人錯過了這些經驗，非常可惜。因為葛雷澤在最後把獎獻給了偷渡食物給奧許維茲集中營囚犯的抗納粹波蘭地下軍英雌Aleksandra Bystron-Kolodziejczyk。他的得獎感言一結束，演員葛斯林（Ryan Gosling）和布朗（Emily Blunt）就緊接著上台頒獎。連趁廣告來平復一下剛才情緒的機會都沒有，我們立刻被丟進「芭本海默」（Barbenheimer）的鬧劇橋段中（譯註：Barbenheimer是網絡流行用語，因芭比和奧本海默兩部電影在暑假檔期先後上映，吸引大批觀眾觀看，有人戲稱是芭本海默效應）。葛斯林對布朗說，她演的那部有關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電影之所以票房大賣是因為搭上了芭比的粉紅裙擺。布朗則嗆飾演芭比男主角的葛斯林腹肌是用畫的。
一開始，我擔心前後段的極度不協調會削弱葛雷澤演講帶來的衝擊：他的感言所激發起的痛苦悲淒現實如何可能與加州高中舞會式的幼稚共存？但我突然想到：就像那些怒氣沖沖捍衛著以色列「自衛權」的人一樣，這種浮誇人造的光鮮亮麗正好襯托而且也幫著闡明了葛雷澤的見解。
「種族滅絕變成生活周遭背景的一部份。」這是葛雷澤說他希望這部電影所能夠捕捉到的一種氛圍。在這樣的氛圍下，他的角色每天應付著每天發生的事——失眠的孩子、難以取悅的母親、偶發的出軌——這一切就在那噴吐著人類殘骸的煙囪下發生。這些人並不是不知道一台工業規模的殺人機器就在他們家花園圍牆後面嗡嗡作響。他們只是學會了如何在種族滅絕的背景聲下愜意過生活罷了。
是這個元素讓葛雷澤這部撼動人心的電影別具當代意義，尤其是現在這個糟糕透了的時刻。加薩的每日屠殺已持續進行超過五個月，以色列明目張膽地視國際法院頒發的命令為無物，西方政府則一邊輕聲細語罵以色列、一邊繼續運送更多武器給它。種族滅絕又一次成了周遭環境的背景聲—至少對於幸運地活在高牆安全的這一側的我們而言是如此。我們面對著一個風險：它可能就此繼續運轉下去，變成現代生活的配樂。它連一個主要事件都稱不上。
葛雷澤一再強調他的電影所要處理的不是猶太大屠殺，不是它那廣為人知的恐怖，也不是那段歷史的細節，而是要處理一個更持久而且普遍的東西：人類與大屠殺及其他暴行共同生活的能力、與其和平共處，甚至從中獲益的能力。
當這電影去年五月首映時，哈瑪斯10月7日的攻擊還沒發生，以色列對加薩無止境的攻擊也尚未開始，因此那種思想實驗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隔著智識的距離展開。坎城影展那群狂熱起立給了《夢想集中營》6分鐘掌聲的觀眾應該覺得葛雷澤提出的挑戰是安全的，可以考慮接受。或許其中有人還會看著窗外蔚藍的地中海回想，對於那些有關載滿絕望難民的小船因為歐盟見死不救而在海岸邊滅頂的新聞，自己是怎麼開始習慣，甚至不在乎的。又或許他們想到了他們飛來法國所搭乘的私人飛機，以及飛機的碳排與遠方窮人食物來源的消失有關，或者物種滅絕，或一整個一整個國家民族完全消失的潛在可能。葛雷澤希望他的電影能夠激發的，是這種不安感。他說過，他看到「我們周遭的世界越來越黑暗，我有種感覺，覺得必須對於我們與加害者—而不是受害者—的共同點做些什麼。」他想要提醒我們，滅絕與我們的距離，並沒有我們所想像的那麼遙遠。
然而當《夢想集中營》12月在戲院上映時，葛雷澤對觀眾提出的細微挑戰（牽引我們反思自己心中的霍斯）卻突然變得深可見骨。大多數藝術家都會拚命嘗試融入時代精神（Zeitgeist），但上映後票房普普的《夢想集中營》所遇到的問題卻是電影史上極其罕見的：與真實世界關聯性過高、隨著世事逐分逐秒更新的能力太強。
影片中最讓人難以忘懷的其中一幕是，一個裝滿了從集中營囚犯身上偷來的衣物與女性內衣的包裹寄達霍斯家。指揮官的妻子海德薇（桑德拉·惠勒Sandra Hüller飾，她演得太讓人信服）要每個人，包括僕人，挑一樣。她為自己留了一件貂皮大衣，甚至還試了遺留在大衣口袋的口紅。
與逝者的那種親密交纏讓人不寒而慄。我很難想像有人在看到那一幕時，能不聯想到以色列士兵佔領了加薩巴勒斯坦人的家園後，用槍管玩弄女性內衣並自拍上傳的影片，或是吹噓自己為未婚妻或女友偷了鞋子和珠寶，或者一群人用加薩廢墟當背景玩自拍的這些影像。
類似這樣的共鳴點實在太多，以致葛雷澤的傑作感覺上更像是一部紀錄片，而不是隱喻。幾乎像是：
將整棟房子和花園都佈滿隱藏攝影機（葛雷澤稱之為「納粹房子裡的老大哥」），用真人實境風格所拍攝的《夢想集中營》，預見了世界史上第一個直播的種族滅絕，只不過這次執鏡的是加害者。
《夢想集中營》用一個極端的方式描繪了一個歲月靜好生活安穩的家庭，他們的美好生活直接從隔壁那台吞噬人命的機器流出來。電影描繪的絕對不是否認大屠殺的人：他們非常清楚圍牆的另一端在發生什麼事，連孩子們也把撿來的人類牙齒當玩具玩。集中營和這家人的房子是分不開的，二者直接相連。花園那堵為孩子們創造了密閉嬉戲空間、為游泳池提供了遮蔭的牆，也正是對另一側的人而言，封鎖住了集中營的同一堵牆。
我身邊每個看過這部電影的人，都說這電影讓他們不斷想到加薩。這麼說並不是在宣稱加薩與奧許維茲可以做1：1的比較。沒有兩個種族滅絕是相同的：加薩不是奧許維茲那種專門設計來大規模屠殺的工廠，死亡人數規模也無法拿來跟納粹屠比較。然而戰後之所以建立起國際人道法，重點就是要讓我們能利用這樣的工具，辨識出那些模式，避免大規模慘劇的歷史再次重演。而這些模式中的其中一部份——圍牆、貧民窟、大規模殺戮、不斷重複表達的要消滅那些人的意圖、大規模的飢荒、掠奪、愉悅的非人化、蓄意羞辱——現在確實正在重演。
同樣在重演的，還有種族滅絕如何化為環境中的背景聲。我們這些距離圍牆稍遠的人，可以阻隔影像、關掉哭聲……繼續過我們的正常生活。這就是為什麼當頒獎典禮無縫切換到「芭本海默」——它本身就是對大屠殺的一種平淡化——時，美國影藝學院是幫助葛雷澤證明了他的見解。暴行再一次變成了環境背景聲。（其實整個奧斯卡頒獎典禮都可以被視為《夢想集中營》的真人延伸版）。
我們該如何打斷這種（將暴行）平淡化或正常化的動能？這正是我們許多人正在努力思考的問題。我的學生會問我這個問題。我也會問我的朋友和戰友們這個問題。許多人提供的答案是他們持續不斷的抗議、公民不服從、「不承諾」繼續投票給加薩屠殺發生前原本支持的候選人、打斷進行中的活動、支持那些將物資運送到加薩的救援車隊、為難民籌款、用基進藝術作品表達態度。然而這些都還不夠。
隨著種族滅絕從我們的文化褪入越來越遙遠的背景中，有些人太過絕望，而不再相信上述各種努力有任何作用。禮拜日在看奧斯卡頒獎典禮時，看著有錢有勢的人們一個接著一個上台致詞，只有到了葛雷澤上台，加薩才被提起。這讓我想起，正好在兩個禮拜前，25歲的美國空軍軍人布希奈爾（Aaron Bushnell）在以色列駐華盛頓大使館外自焚而死。
我不想再有任何人模仿這種可怕的抗議策略，死掉的人已經太多了。但我們應該花點時間好好思考布希奈爾留下的聲明。那些文字亦可被視為縈繞著我們的、適合今天這個世界的葛雷澤電影結尾：
「有時我們會問自己：『如果我活在奴隸時代、或是種族隔離時代的美國南方、或是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我會怎麼做？如果我的國家正在執行種族滅絕，我又會怎麼做？』答案是，你現在正在做。」
翻譯：孫訥，校對：盧倩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