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所不知的228」系列活動

    【系列-2】朱浤源專題講座:中共地下黨員與「二二八」 時間:2026年2月28日(六)下午02:28-05:20 主持:林深靖 (新國際理論與實踐中心創辦人) 主講:朱浤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代表作有主編之《二二八研究的校勘學視角:黃彰健院士追思論文集》,也是《孫立人將軍紀念館史料及中、英文導覽內容研究報告》計劃案主持人。是台灣研究「二二八」美國因素的第一人,發表〈美國政府背叛臺灣:校讀George Kerr編撰Formosa Betrayed時的內心世界〉等論文;也是研究孫立人在台美關係的重要學者,在學術上有深厚的口述歷史和檔案研究的資歷,也曾研究過319槍擊案。這次講座將觸及歷史檔案裡中共地下黨員和二二八的關係。 【系列-3】化身人民財神的228左翼烈士–《沒有過去的受難者》放映會 時間:2026年3月1日(日) 1400-1700 紀錄片放映;1700-1800 映後討論 主持人:郭行建 (平行政府媒體小組) 與談人:王可萱 (本片作者、南藝大音像紀錄研究所碩士)、吳永毅 (音像紀錄所退休教授、「平行空間-左翼書房」共同發起人) 活動說明:王可萱偶然得知全臺唯一228紀念廟—虎尾「三姓公廟」,正是自己的阿公捐地所蓋,從此開始了她尋找三姓公歷史的紀錄之旅,最後完成了她的尾虎三部曲的最後一部,也是她的畢業製作,長達180分鐘的紀錄片《沒有過去的受難者》。 可萱追蹤了三姓公其中的一位——顧尚泰醫師——的足跡,顧尚泰家族與台共時期謝雪紅的淵源甚深,光復後他父親又加入謝雪紅籌組的「台灣人民協會」,顧尚泰則是留日後返台,在228事變後投入謝雪紅等人指揮的「中部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二七部隊」前身),派去虎尾作戰時,被國民黨逮補後槍決,享年28歲。 台灣大家樂賭風熾盛時,雲林地區盛傳三姓公廟出的明牌奇準無比,信徒自各地湧來,捐款在廟前演出歌仔戲、布袋戲和電子花車等,各種酬神戲戲檔幾乎當時不斷,盛況空前。是真正來自底層民間的轉型正義。 可萱以極為有限的檔案為線索,追尋了顧尚泰生前的足跡,讓我們看到了不同於政治提款機的228記憶。 主辦:平行空間-左翼書房 合辦:新國際理論與實踐中心、海潮智庫 兩場地點均為:平行空間-左翼書房(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218-1號)

  • 盧荻│「歷史社會主義」省思

    *本文原刊於香港明報筆陣,新國際獲作者授權轉載。 2026年1月 社會主義的理念和理想,可說是與資本主義五六百年的歷史共生、共同演化,每到資本主義陷入危機年代,社會主義作為替代前景總有強大的感召力,今日世界或許也是來到這麽一個關口。 社會主義的感召力不僅在於其理想或道德,更在於其物質性,有個說法是「價值能夠實現,必須先得有它得以實現的物質條件」,純粹從價值出發要求現實的是神學。這就意味著,社會主義的性質並非資本主義的否定,而是其超越。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社會主義,其自我認定和自我勉勵是要既革命又科學,就更加是這個性質。然而這就導致了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巨大張力。 ◎ 共同演化的社會主義實踐和理論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其性質而言是歷史理論,而不像西方主流新古典經濟學那樣自詡是跨歷史時空普適的理論。這就是說,政治經濟學的構建是以對歷史的抽象為基礎,是先有歷史然後才有理論。《資本論》及其相關論著的寫作,是着眼於已經存在的發展成熟的資本主義體系,以那個年代的英國政治經濟為代表經驗,從中抽象出它的基本元素,再進而構建關於它的運作邏輯、規律的理論。 這樣,關於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構建,就難免面對一個挑戰:社會主義迄今仍是處於實踐探索中,遠說不上形成了臻於成熟的體系形態,因此,理論構建必定是一種探索性的不斷的演化和修改補充的過程。換言之,歷史上的社會主義建設,並沒有成熟的理論作為其指引,有的是歷史與理論的共同演化。 歷史明確不過,作為起點的社會主義導向的革命,迄今都是成功於落後地區而失敗於發達國家,從而,發展問題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首要的挑戰。社會主義導向的後進發展,於是成為整個實踐的主題。蘇聯歷史70多年,東歐歷史近40年,中國已經快要80年的實踐,都是圍繞着應對這個挑戰展開的。 在它們的存續期間,蘇聯和東歐國家群體憑以應對發展問題的,主要是中央計劃加普遍化的國有企業體制,構成其獨特的經濟運作和發展模式。中國的實踐遠不止於此,而是充滿了多樣性、復雜性、探索性。在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期間,中國先是試圖仿效蘇聯模式,然後自1960年代起逐漸形成自有其特色的集中加分散計劃、以及國有加集體部門的模式。然後進入改革開放年代,中國經濟一方面是策略性地融入世界市場,另一方面是形成計劃加市場、國有企業加各種非國有企業的混合模式,其探索過程在蘇聯陣營終結之後30多年仍在持續,為理論構建提供了極其豐富的經驗。 ◎ 社會主義導向後進發展的性質和表現 從後進發展的視角看,蘇聯和東歐經驗有成功也有失敗,總體上不容下最終結論,這是明確不過的。成功一面,是戰前蘇聯工業化的巨大成就,對發達資本主義的趕超;另外是戰後東歐國家群體在相當長一段期間的持續經濟增長,在1950-1975年期間的資本主義黃金年代其實也正是蘇聯東歐陣營的黃金年代。失敗一面,是在陣營解體之前近20年的發展表現,逐漸從停滯走向危機,最終是解體的災難。 中國的表現就遠比蘇聯和東歐清晰了。前30年經濟增長猶如其他後進發展經濟體的平均表現,基本上與發達國家持平,改革開放以來的增長則遠超任何其他國家,尤其是遠超其他具有可比性的大國。貫穿共和國近80年的整個歷程,工業化推進是核心特性,這為中國參與面向未來的科技-產業革命奠定基礎,繼續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群體的趨勢已經是明顯不過。 然而後進發展並不等於社會主義,毋寧說只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即,趕超成功既有可能導向發達資本主義,也有可能導向超越發達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前中國放棄仿效蘇聯模式,一方面是考慮到該模式在維持長期經濟發展上具有根本缺陷,另一方面則是政治考慮,認為蘇聯模式內在地會導向社會分化,這就違背了超越資本主義的理想。而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建樹,卻又是與社會分化相伴隨,始終還是回落到「價值能夠實現,必須先得有它得以實現的物質條件」的冷冰冰現實,至少是極不容易的權衡取捨。 蘇聯東歐陣營在其存續期間也曾推動各種改革,包括通過復雜的數據收集和計算來提高中央計劃的效率、部分地利用市場制度和企業的利潤激勵來補充計劃體系的運作、以至於干脆放棄計劃並轉而依靠市場加工人民主自治企業等等。歷史上,這些改革就推動發展和趕超而言都沒有獲得成功,雖則難有定論,究竟是因為改革的內在缺陷還是環境因素。中國的改革遠為根本也遠為成功,但是,平心而論,迄今的建樹也是基本上停留在發展和趕超層面,與社會主義理想還是大有距離的。 ◎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心和探索 如果說,前30年形成的是「中國模式1.0」,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是「中國模式2.0」,那麽,今日作為經驗總結和未來指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以稱作「中國模式3.0」,是整個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和關鍵。 在發展層面,今日中國的「新發展理念」是整體性的現代化哲理指引,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為核心元素,這不僅是超越歷史上的資本主義實際作為,而且也超越資本主義迄今所能宣揚的理想。然而也必須承認,新發展理念仍未實現,或者說,部分是已有的發展表現的概括,更主要部分還是有待未來的探索和努力。在制度層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的是「有為政府,有效市場」的經濟運行制度組合,其基礎往往追溯至「以公有化為主體,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兩項原則的基本經濟制度。同樣必須承認,運行制度的「有為」和「有效」程度與貫徹新發展理念還是很有差距的,而基本制度要達至上述兩項原則更是任重道遠。 社會主義的理想或初心,在最根本意義上,可以概括為將勞動從異化中逐步解放出來。這需要持續增加工人對勞動過程、以及更廣泛的經濟和社會事務的控制,從而又有賴於必要的物質條件,以允許勞動人民的能力持續改進,消除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分工。在整個世界範圍的社會主義傳統中,以及在中國從革命到建設的整個歷程中,實現理想的關鍵一步,是隨着經濟發展逐步縮短異化勞動時間,這是無可置疑的原則,而直至今日的實際情況卻是始終呈現出波折和反復,確實任重道遠。 如此觀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起點,就不是止於上述基本制度,而是必須追溯至更根本的社會關係——即,國家、勞動與資本的關係,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起點。

  • 鍾喬│身影浮沉,民眾戲劇的歲月

    2026第一個午後,喝了杯黑咖啡後,第一件差事便是從閱讀中發現問題;借鏡的是戲劇學者許仁豪書寫的「亞際」”Inter -Asia”民眾戲劇追述;因為,其中激發了[亞洲民眾戲劇]在思辯與實踐上的反思;這反思,像似一趟旅程,從曠野駛出抵臨月台,回首匆匆便是35個寒暑。 除此之外,這午後是【差事劇團】(1996—2026)邁入30周年的第一個午後;在時間的長廊中,身影浮沉如我者,恰須簷角的亮光以自省,這篇追溯文章的提問,可堪比喻做旅途中的一盞提燈,讓我更深地回想起89年底在首爾郊區,相識的一群亞洲民眾戲劇夥伴;那是一段啟蒙開端的日子。 從這個意義上講,鍾喬與Tua跨亞洲民眾劇團的聯繫加深了我對跨文化戲劇領域主要辯論的理解,尤其是那些基於後殖民主義對權力不對稱批判的辯論。它引發了我思考:歐洲中心主義跨文化表演模式中存在的結構性不平等,是否可以透過Tua基於「泰國落地掃」(likay)的教學法來重構? ​當分析框架轉向跨亞洲語境,特別是台灣與泰國之間的交流時,學生將如何重新思考支撐著許多跨文化戲劇論述的前現代/現代和西方/非西方二元對立?他們是否也能意識到跨亞洲民眾劇團所承載的迫切政治議程,特別是其在冷戰期間及之後對抗全球資本主義現代性所帶來的壓迫性現狀的努力?​ 也不知為何,閱讀深刻的論述,腦海閃過的卻是和Tua相識於首爾【民族藝術總會】”Korean Nationalistic Artistic Federation”簡陋辦公室裏,多年以前菸霧瀰漫的冬寒午後…。 Tua,是我最初從事民眾戲劇時,相識的好友;時間匆匆,轉眼35個寒暑過去。那年,1989歲末,人在首爾;因為陳映真老師的引介,來到韓國參加民眾戲劇的訓練者工作坊,主辦單位是菲律賓的[亞洲民眾文化協會]”Asian Council For People’s Culture”。這長達40天的工作坊,很有啟發性的地方在於:一場跨亞洲的連帶,將菲律賓主辦的民眾戲劇移師到韓國,由韓國主辦。我回憶起:剛到達「韓。民族藝術總會」〝Korean Nationalistic Art Federation〞辦公室時,一群剛寒暄不甚相識的劇場導演與工作人員,在開完行程會議一階段的空暇幾分鐘,擠在空氣中開始襲來些些寒意的樓梯間,邊吸著菸,邊張著這樣爭議的眼神,和那樣帶著些許憤懣與說不上來的納悶口吻,殷切地問著:「怎麼回事…天安門事件…怎麼會是這樣呢!」。坦白說,當下的我,還真尷尬地如木雞般,在角落站了很一陣子,突而變成喑啞了!  就在這場合,我遇見來亞洲十個國家的民眾戲劇工作者,Tua也在其中。但,一開始,他只是沉默的睡在一旁的沙發上。「我先是在機場,差一點就原機遣返了!因為,身上沒有半點美金和韓幣…他們質疑我…後來,在機場待了很久…我感冒了!」Tua說著…說著。我憶起,我抵達時,主辦的[韓、民族藝術總會]KNAF辦公室裡氣氛凝重,面容斯文的總監—文昊瑾是當時知名的變革派音樂人,主修西洋音樂卻熱衷提倡韓國傳統音樂。 他憂心心忡忡,因為,有位民眾戲劇工作者從泰國出發,卻遲遲未到達。文總監是當年少數說英語的韓國文化運動者,向我表達了軍事戒嚴底下,亞洲民眾運動遇上的種種監視與困境。「或許,他遇上甚麼困難了…」他這麼用英文向我說後不久。緊接著,電話鈴聲響起,那鈴聲像似警鐘敲響整個憂忡的辦公室。文總監搶著去接電話…下一刻,我們便快步出門去,搭上一輛破舊的旅行車,朝機場前去。 文總監一路不語,只是微笑;偶而謙虛地用英文說聲:抱歉,讓大家擔心。我連忙安慰他說:Donot Worry…。在機場等候一段時間,瘦瘦身子的一個俊秀青年,跟在文總監身後,他就是我們憂忡等待的泰國戲劇工作者—Tua.我們連忙問;怎麼了!他說了:已經走出關卡,準備被遣返回泰國了。突然被叫住,便停下步來…。多年以後,我們再見面,都會談起這件事。Tua總是面有難色地說,那時是軍政府,他是黑名單上的戲劇左派,戒嚴下的被監視者;現在泰國民主化了,民眾也仍然沒有平等生活的日子,不是嗎? 書寫論文,總是一件需要埋深心,才得以發大用的志業。雖然,我一向讀書不求甚解,但讀到好文,總有學習中的感動。我這樣閱讀許仁豪寫的這篇,以我和和Tua作為討論對象的文論。讓我想起時間中難以忘懷的往事。 最早,我記得,當我攜帶著深埋心底的布萊希特B.Brecht「敘事性劇場」,闖進民眾戲劇領域時,不可避免地與其他亞洲志同道合夥伴們,遭遇上相同的挑戰:其一,是相關表現主義如何與現實主義生產對話與行動關係的思索;其二,是如何從薩伊德E Said”論述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中,找尋到亞洲以民眾為出發的劇場行動與美學。 這兩件事,從第一刻相遇至今,35年歲月,大命題仍然無從在落實於「地氣」後,找到問題的歸宿;我想,對於書寫亞洲「知性化」”Intellectural”民眾戲劇的學者而言,也具備相同的挑戰吧!然而,挑戰是帶來展望的契機。任何論述涉及戲劇性思想與創作性開展,其間的入徑與提問,總是在往返的辯證中,持續面臨困惑與質問吧!

劉雅芳丨民謠搖滾、電影與劇場之間的「對話」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按】在寒假期間收到蔡鈺淩老師的邀請寫一篇2024年東亞閱讀書目。當時答應下來了,沒想到開始構思的時候進入無限的自我反思與反問:「東海小城任教三年的我,為了適應新的教學環境、適應對我而言幾乎從未接觸過的中文系語境下的文學理論、美學理論教科書,以及瞭解因為所在專業的條件必須主動補課的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與大陸中學語文課本篇目。這些為了和目前任教專業與學生們盡力‘搭橋’而讀的教材和相關書籍似乎才是我真實閱讀的書目。然而它們是否是邀稿方想像的閱讀書目?」鈺淩可能猜到我的猶豫,在她邀稿後不久,突然傳來一個訊息,告訴我音樂、戲劇都可以寫入書目,並告訴我戲劇作品、音樂作品本身就是文本(書目)。我很感謝她的提醒,雖然我不曾忘記,但是文學作為文本在文學專業研究氛圍比較重的語境當中,屬於文學形式之外的文本,確實不容易被視為文本。然而文學與其他形式的文化與藝術表現一樣,都是來源於人的思考和體驗,以及來源於社會生活/世界的文本,即便各種文本的形式自有美學性質與表現特點——這也是我在教學現場必須花一些時間和學生做溝通與一起思考的。 作者簡介 劉雅芳,台灣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上海大學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博士後;現任教於浙江海洋大學師範學院。關注的研究領域為當代文化研究、流行音樂文化研究與文藝研究。2015年起因深度訪查意外撞進小劇場,曾在上海、大邱、台北、釜山、濰坊等地參與多部劇場的製作與音樂執行。 法國當代哲學家米榭・塞荷(Michel Serres)在他的小書《拇指姑娘》中探討在如今知識的載體不再只是學者/教師的身體、紙本書籍,而「知識」成為多數在網絡上輕易可查詢的資訊的時代,一種新的人類早已誕生,他稱之為「拇指姑娘」與「拇指少年」。米榭・塞荷認為「拇指姑娘和少年」有幾個特點(以下引用部分): 他們不再居住於相同的時間,而是活在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歷史裡。 他們被媒體格式化,他們的專注力被成人播放的媒體細心摧毀。 這些孩子居住在虛擬之中。 他或她和父母的頭腦不再相同,他或她以不同的方式認識事物。 他或她以不同的方式書寫。 我在去年暑假偶然查詢到這本書,讀了之後共鳴和感觸很多,讓我反思了不少教學與知識工作的問題。與米榭・塞荷提到的現實場景類似,我常常覺得教學除了是把知識與研究轉化為教學對象可懂、可吸收、可轉化的材料,某方面我也在跟學生難以移開目光的手機(作為輕手可查資訊的載體)競爭他們的注意力。如果說「教學相長」是最好的教與學的狀態,那麼該如何面對不同的大腦、不同的歷史感之間的人對知識與感受的理解?當我提醒學生,你們在解讀詩詞、小說的時候不要只看作品裡的文字,要想想這個作者他是在什麼時間、什麼年歲狀態、有可能遇到什麼事情的情況下寫的、他的意圖有幾種可能,同時請你也反觀自己所身處的時代狀況……。他們和我想的歷史與認識時代的方式必然不同,而這些在我的教學與知識工作裡該如何面對?或許我們的「拇指姑娘與少年」不會如我這麼嚴肅與哀愁,他們拿起手機或筆電,把我的問題問向DeepSeek與豆包,他們能更大方地對程序問出他們的問題尋找知識方針與解答。如米榭・塞荷所說:「在這些技術質變的同時,身體也會變形,生與死、痛苦與療癒,職業,空間,居住條件(habitat),在世存有(être-au-monde)都在改變。」(見《拇指姑娘》)即便如此,我也仍是充滿疑惑,DeepSeek、豆包和其他相關程序是否會對手機與電腦前不同的你回答出不一樣的答案?或是它能代替你思考與回答一個貫穿人類歷史卻沒有人能回答得完滿的問題嗎?關於「我是誰?」 我的這一份東亞閱讀書目「小記」是同時帶著上述的思考與疑惑所展開的,書寫的方式比較像文本閱讀(包括觀看和聽覺)「筆記」,除了書籍也會討論到搖滾樂、電影與劇場。 一、「民歌五十」—崔健—「中國搖滾40年」 近期,台灣地區舉辦了《民歌五十》演唱會紀念1970年代台灣年輕人、大學生拿起吉他創作寫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歌的文化運動風潮。1970年代台灣民歌文化運動的「民歌」指的是受1960年代、1970年代當時美國流行歌曲排行榜中的以吉他彈唱創作的英語當現代民謠影響下的音樂表現,歌曲的內容除了表達愛情等情感,還有因當時社會與世界現實氛圍而創作富有人文與社會關懷意識的歌曲。外來的文化形式在一個地方傳播產生影響,本土的接受者開始思考創作、語言表現等落地轉化的問題,對於當時台灣地區的年輕人來說更有在文化冷戰與戒嚴體制當中尋找社會土壤、尋找文化縫隙進而發出聲音與想法的欲求。1970年代的「唱自己的歌」運動,乃至延續至80年代流行音樂文化產業中搖滾樂形式創作,再到90年代之後的搖滾樂團風潮,台灣流行音樂產業的創造性開展與「成熟」或各階段音樂性與詞語表達的轉變,似乎都不能忽略「與世界接觸」、社會條件與文化層面思維的轉化。例如,在1970年代讀大學時參與「唱自己的歌」民歌運動並在過程中組織民歌演唱會進到社會現場的民歌手楊祖珺曾這麼提過:「唱自己的歌」運動的出現是一種相應的社會、文化與思想條件下「年輕人反對文化霸權的一種文化實作」,也是「[當時]年輕人反對文化霸權的社群音樂」。(見《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臺灣現代民歌運動史》)台灣民歌運動從20年起就有紀念演唱活動,乃至30年、40年等,主要參加的歌手是曾經參與70年代民歌運動與創作風潮的歌手,以及與此風潮關係相近或受此風潮影響的不同世代歌手。每次紀念演唱會舉辦,幾乎一票難求,參加者眾多。或許,40年時過境遷,「音樂」無改鬢毛衰,而此時因為70年代民歌而再聚集的音樂人與樂迷,是否能再想起當時在這股樸素的音樂創作風潮中的文化實作與社群精神? 來到中國大陸任教,慢慢認識一些大陸的不同年紀的朋友(他們年紀大概是50後到90後),當他們有的知道我的研究與台灣地區的70年代民歌與80年代的搖滾樂與流行音樂有關時,多數會情不自禁的告訴我他們多麼喜歡台灣的民歌、校園民歌與羅大佑、李宗盛的歌等等。我也多數會盡力回應,越聊越多的時候,與音樂相關的台灣地區70年代、80年代的文化社會情況、年輕人的關注,包括台灣地區戰後受美國主義冷戰文化影響的文化生態——這當中當然也包括美國音樂排行榜與美軍基地娛樂文化影響的熱門音樂與西洋民歌,以及一股左翼民歌的創作湧動,總是我比較難以用「文化翻譯」的方式詳細解說的。當然,這些解說再明白也取代不了他們對這些歌曲與歌手的深刻的喜愛。而70年代台灣民歌、80、90年代台灣流行音樂在中國大陸的流行與延續,是否也能串起一個社群性的聽覺感知與文化? 2024年的12月崔健「2024-2025繼續撒點野巡回演唱會」首站在成都舉行,在演唱會宣傳與我依稀記得的崔健在演唱會現場歌曲間談話中都提到了中國搖滾即將步入40年。這段歷史在公開舞台上的起點是「1986年5月,崔健登上北京工人體育館的舞台表演自己的作品《一無所有》,宣告了中國搖滾樂的誕生。」(見崔健:《崔健詩歌集》)崔健在成為眾所周知的搖滾樂歌手之前,在70年代開始學演奏小號,在80年代初期是北京歌舞團的小號演奏員,在喜歡搖滾樂之前,他喜歡吉他與鄉村味的的音樂,也寫過他的第一首歌《我心愛的吉他》,可惜他並沒有留下錄音,這時他20歲出頭。(見崔健、周國平:《自由風格:周國平對話崔健》)根據崔健在《自由風格:周國平對話崔健》(2022年版)的陳述與相關音樂專輯的對比,崔健在以《一無所有》登台表演之前已經累積了不少創作,這些歌曲有的收進後來的《新長征路上的搖滾》(1989)專輯,也有收在更之前的《夢中的傾訴》(1985)與《新潮》(1986)專輯當中接近當時一般流行音樂表現的歌曲。根據這些線索,我們或許可以說,崔健的搖滾樂創作是一個他確認過的「選擇」,與他的樂手朋友一起創作、玩音樂促成中國搖滾樂融合了典型搖滾樂編制、小號、民族樂器、吶喊以及幾句文學性和反思辯證性的歌詞的「音樂態度」。 崔健出生於1961年,他和台灣地區當初以吉他創作「唱自己的歌」的大部分歌手小了10到5歲,他們的音樂創作初始路徑相似(喜歡以吉他表達的音樂),但是接受西方流行和搖滾音樂的路徑與音樂實作落地的文化坐標完全不同。崔健在後來,甚少提及《新長征路上的搖滾》之前的專輯與音樂的表現,在2022年出版的《崔健詩歌集》收錄的歌詞作品範圍是:《新長征路上的搖滾》(1989)、《解決》(1991)、《紅旗下的蛋》(1994)、《無能的力量》(1998)、《給你一點顏色》(2005)、《光凍》(2015)、最新專輯《飛狗》(2021)等。崔健在詩歌集當中與姜文的對談序《如是我聞》中提到:「搖滾樂落地中國,[《一無所有》]這首歌可能算是一個標誌,但我根本沒想過搖滾中國化。」「就把搖滾樂自然地在我身上做一次處理,變成中文。」(見《崔健詩歌集》)這一句「自然地在我身上做一次處理」極有意思,也再次告訴我們音樂與社會事物包括思想是要通過「身體」而有感覺,以及透過「身體」生產出再次的文本與關乎集體與個人的意義。身為崔健的歌迷、身為中國搖滾樂的聽眾是不可能安安靜靜地讀著這一本詩歌集的,因為身上早已對這些歌曲有了旋律、情感和節奏的印記,更何況7張專輯之間崔健進行了不少聲音、音樂、演奏和創作的實驗。 那麼,對於喜歡崔健搖滾樂的樂迷,又是怎麼一回事?1990年崔健「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巡回演唱會唱到了成都,在中國搖滾樂公開在社會上發展即將滿40年(同時也是崔健及其樂隊的搖滾樂40年)之際「2024-2025繼續撒點野巡回演唱會」首站由成都出發,頗有搖滾樂生生不息的意味。去年成都站演唱會舉辦之前,崔健透過媒體尋找1990年曾經參加成都場演唱會的樂迷,在演唱會中也喊聲問:1990年到過演唱會的,2024年誰還在現場?崔健的演唱會最精彩的部分是他和樂手上台後幾乎不會再下台,最多是換樂器的時候有工作人員把樂器換上來,演唱、演奏就這麼在演唱會開幕連續不斷到演唱會結束。演出時,舞台的音響配合著搖滾樂的聲響應該有的寬闊與厚度,當然這舞台也容納著台上台下的激情,還有崔健偶爾在曲目之間的「說話」。這些「說話」你當時可能聽不懂,但會令你玩味再三,這些「說話」有時好像提取了他某一首歌裡包含的意義,他現在有機會要說出來,這些「說話」有許多「對話」的意圖。演唱會開場歌曲《飛狗》唱出現世圖景 坐在電腦前   像是一條狗   數字大草原   信息糊口   飛來一個念頭   像時間穿越   我和草原一起   逆天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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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Stephen Miran與「海湖莊園協議」

【編按】近期川普關稅政策對台灣影響深遠,大部分媒體都在報導相關內容。本文是崔之元教授2025年3月29日在「安邦咨詢」智庫會議「川普2.0時代的深度前瞻」上關於如何判斷當前美國經濟政策的發言稿。原文刊於微信公眾號「實驗主義治理」,新國際獲作者同意轉載。文章聚焦於所謂「海湖莊園協議」及其核心推手Stephen Miran。Miran是川普第二任期內的重要經濟顧問,他在2024年撰寫的〈重構全球貿易體制:用戶指南〉被視為該協議的理論基礎。該文試圖解決兩大政策矛盾:一是美國製造業復興所需的弱勢美元;二是維持美元作為儲備貨幣所需的強勢美元。 Miran引用「特里芬悖論」指出,美國作為儲備貨幣發行國,必須持續出現經常帳戶赤字,以供應美元和國債給全球。這將長期導致雙赤字問題並威脅美元地位。他進一步主張,透過關稅措施(尤其對中國),可以對抗匯率與全球貿易失衡,且不一定導致通脹。 崔之元認為,儘管Miran的觀點具爭議性,但其理論體系值得深入研究,不能僅以傳統偏見看待川普經濟團隊的政策藍圖。 今年2月以來,西方主要媒體上關於可能的「海湖莊園協議」( Mar-a-Lago Accord )的報道頻繁,並認為這一協議的主要構想者是新任的特朗普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Stephen Miran。他今年41歲,2010年在哈佛大學經濟學系獲得博士學位,其導師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曾擔任里根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對於所謂的「海湖莊園協議」,西方媒體上大致兩種看法:一種認為它的內在邏輯漏洞大,並且特朗普本人不會認識到其自身諸政策目標之間的矛盾,「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甚至說Miran是在「給豬塗口紅」( putting lipstick on a policy pig );另一種看法以希臘前財長雅尼斯.瓦魯法斯基(Yanis Varoufakis)為代表,認為特朗普及其經濟政策團隊有一套內在邏輯一致的「大計」(Master Plan)。瓦魯法斯基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和特朗普相反,他和美國主張「民主社會主義」的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一起成立了 「進步國際」,但他覺得從知己知彼的角度,需要嚴肅對待特朗普團隊的經濟政策構想。 我從謹慎立場出發,比較同意瓦魯法斯基的觀點。下面我就簡單向大家介紹一下被廣泛認為是「海湖莊園協議」基礎文本的Stephen Miran 在2024年11月的文章「重構全球貿易體制:一個使用者手冊」( 全文可在此下載)的主要觀點,如果深入研究的話大家還需要閱讀全文。此文也有一個中譯版,但有一些涉及中國的段落沒有翻譯出來(中譯文鏈接:《重構全球貿易體系:用戶指南》完整版)。 Miran的論文共41頁,分為6章。第1章是導論,說明文章的目的是解決特朗普競選承諾中兩個似乎矛盾的政策目標:(1)製造業在美國復興,這要求美元相對貶值;(2)保持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這要求「強美元」。第2章是全文的理論基礎,其核心觀點是現行的世界經濟秩序可以被稱為「特里芬世界」。 特里芬(Robert Triffin, 1911-1993)是比利時的著名經濟學家,他在1960年代曾在「黃金與美元危機」提出「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特里芬悖論」。我曾於1990年代在「國際經濟評論」的一篇論文中這樣介紹「特里芬悖論」: 但我當時並不確定在尼克松1971年使美元和黃金脫鈎後「特里芬悖論」是否仍然存在。 Miran此文顯然認為「特里芬悖論」今日還存在,其機制是「Because America provides 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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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深靖|敢言當下 : 《大學雜誌》58週年紀念感言

本文作者為《新國際》召集人林深靖。《大學雜誌》自1968年創刊至1987年停刊,記錄了台灣知識分子的思想發展。1971年第37期標誌其三週年,刊登多篇針砭時政的文章,展現其作為「智者」與「權者」溝通橋樑的意圖。

其中,〈給蔣經國先生的信〉建議政府提供青年發聲空間,並檢討因「安全紀錄」影響青年發展的問題。陳鼓應的〈容忍與了解〉則呼籲保障思想自由,避免知識界受壓迫導致社會停滯。張俊宏在〈消除現代化的三個障礙〉中批評政府缺乏包容異見,並指出台灣現代化的阻礙之一是省籍歧見。丘宏達則在〈從國際法觀點論釣魚台列嶼問題〉中,為日後的保釣運動奠定法理基礎。

58年後,《大學雜誌》紀念活動以「敢言當下」為題,呼籲知識分子發聲。然而,在當前政治環境下,「對權力說真話」變得更加困難,令人反思今日的公共論述空間是否仍然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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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秀梅|重中之重:關於《大學雜誌》中的台灣三農問題討論

本文作者為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教授鍾秀梅。1969年《大學雜誌》舉辦的台灣農村經濟座談會,討論了五大議題:雙重經濟、農村勞動力外移、工農價格失衡、工業與農業用地問題,以及台灣農村未來發展。與會者多為留美農經專家,如李登輝、許文富等。座談會提出農業現代化、機械化、土地重劃等政策建議。與會者強調工業化不能損害農民利益,但當時白色恐怖下,社會主義合作化方案未受重視,導致「綠色革命」成為發展主流。

二十年後,政府開放美國農產品進口,衝擊本土農業,引發農民抗議,顯示當年座談會的預測與建言,未能完全落實或改變農村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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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亞橋|大學雜誌:知識分子的求索與社會前進的道路

本文作者李亞橋為國立成功大學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博士後研究員。文章提出《大學雜誌》創刊於1968年,經歷台灣歷史的變遷,見證知識分子如何在政治與社會運動中發揮影響力。雜誌繼承了1950年代《自由中國》和《文星》的自由主義傳統,並促進台灣社會的民主化進程。在初期,《大學雜誌》強調知識分子的責任,提出政治諍言,並在國內外政治變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在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和民族主義潮流中,知識分子透過該刊表達愛國立場,並積極參與社會運動。
《大學雜誌》受到殷海光思想的影響,倡導現代化與科學方法,並繼承自由主義思想。其對於民主與自由的追求,不僅突破了戒嚴時期的政治限制,也為台灣的政治改革鋪路。雜誌的發展反映了當時台灣知識分子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並促進了台灣的民主化,最終為1987年解嚴奠定了基礎。這些歷史過程顯示,《大學雜誌》在台灣及華人世界民主化進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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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州現代史之旅5:2024和平之海國際和平營

2024年8月30日-9月2日 濟州現代史之旅地圖 前面提到,濟州歷經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軍事化,而戰後爆發的四三事件,更是軍事戒嚴下的清鄉屠殺過程。直到政治民主化後,韓國總統於2000年頒布施行《四三特別法》、開始進行真相調查,2005年濟州被宣布為「世界和平之島」。 但與此同時,韓國政府卻於2007年公布,將在濟州的江汀村興建軍民共用的「民軍複合觀光美港」,後來基地於2016年完工。在此背景下,江汀當地的反軍事基地團體除本地的抗爭活動外,還發起國際倡議,第一屆「和平之海國際和平營」於2014年在江汀舉辦,之後輪流於濟州、沖繩、台灣三地舉行:2015在沖繩本島、2016在台灣本島、2017在石垣島、2018回到江汀、2019在金門,中間因疫情中斷,2023於宮古島恢復舉辦,2024又回到江汀,2025年預定在台灣舉辦。這也是一種「由島至島」。 2024的和平營共四天,議程有討論與小組活動踏查行程,以及在海軍基地大門外的行動。參加成員約五十名,除韓國本地,還包括來自台灣、中國、沖繩/日本、菲律賓、夏威夷、美國及德國等地的參與者,除了韓國本地參與者之外,來自台灣的成員是最多的,有十餘名。 關於「和平之海國際和平營」,以及2024年營隊的議程,可見其中文網頁。 濟州的航太工業與軍事化 濟州的軍事化是持續的,除了江汀的海軍基地之外,因為濟州的地理條件,特別被選擇作為發展航太工業的基地。這些航太工業的設施,常被宣傳為是民用或軍民共用,就像江汀海軍基地內的碼頭也有大型郵輪停靠(台灣遊客亦會從此上岸),計畫中的濟州第二機場雖是民航機場,但卻潛藏著空軍基地的作用。「軍民共用」成為壓抑反對者聲量的宣傳手法。 第二天的小組活動,我是參加A組、雷達基地和航太中心。濟州的航太設施不斷在建設,首先是2014年落成的濟州航空宇宙博物館、由空軍提議,2015年政府宣布第二機場計畫,2022年國家衛星綜合運行中心竣工、綜合維運所有國有低軌衛星,同年位於千百高地的濟州南航路雷達竣工,等等設施,還有若干在建設或計畫中。 我們首先到達西歸浦天文科學文化館,這裡設有韓國天文研究院的大型電波望遠鏡,馬路對面是已經併校的耽羅大學原校區,計畫改建為韓華集團的航太中心,進行衛星、火箭推進器等航太工業產品的試驗場;韓國的衛星計畫與以色列的軍事工業有合作,因此也涉及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種族滅絕行動。 接著我們前往一處叫做千百高地的地方,這裡建有好幾處雷達相關設施,其位置處於漢拏山國家公園的保護區內,因此雷達站的建設也涉及對於環境的衝擊。 第二機場預定地 第三天的小組活動,我是參加東邊組:第二機場預定地、四三事件歷史現場與賞鳥濕地。我們首先到達大水山峰,這裡是一處健行地點,偶來小徑的2號路線有經過,從這裡望向西南邊,這一大片目前大致為叢林所覆蓋的土地,就是濟州第二機場的預定地。接著我們往南到婚姻池、是一處史蹟,這裡跟濟州市區「三姓穴」的傳說有關連性,是機場預定地的南端,機場跑道規劃是南北向。關於第二機場,可以參考韓文 Namuwiki 的「濟州第二機場」條目,裡面有預定地範圍圖。 接著我們到達水山里的水山小學,這裡有水山鎮城的遺址,也是四三事件時的殺戮地點之一,附近有地下的石灰岩洞窟,是當地民眾於四三時,躲避軍事行動的藏匿點之一。然後到達古城吾照候鳥保護區,這裡是一處濕地,有許多候鳥聚集於此,等於是候鳥的國際機場,偶來小徑的2號路線也有通到這裡。 濟州的反基地團體同時反對第二機場計畫,認為第二機場含有空軍基地的用途,並結合當地其他反對第二機場的團體,從環境生態、文化史蹟、候鳥保護等不同層面,向政府及社會訴求廢除第二機場的計劃。 當地反對團體認為,濟州已經是過度觀光化的地方,濟州每年有1,500萬觀光客,與面積超過十倍的夏威夷相當,而沖繩面積是濟州的1.2倍、觀光客數是1,000萬。2024年,首爾金浦機場至濟州的航線,共載客1,420萬人次,乃全世界最繁忙的航線,是最繁忙的國際航線、台北香港的二倍人次以上。最近發生的濟州航空務安空難,也讓人擔心,鄰近候鳥保護區的濟州第二機場一但興建營運,班機起降遭鳥擊的風險問題。 和平營中關於東亞情勢的討論 和平營講座時段的引言人發言主旨,如同在許多國際反戰場合,可以說第一用語常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平反戰」,反對軍事化,而指涉的主要對象是美國。然而在討論至東亞情勢時,台灣的處境就成為一個焦點,來自台灣的參與者會認為,目前台灣面臨的軍事威脅是來自中國,因而在某位台灣參與者的發言中,提及台灣要有一定的防衛能力,可以說其第一用語是「國家安全」,而其指涉的對象是中國。台灣參與者製作的手舉牌,包含有「無正義  無和平」、「台灣沒事  你才有事」這樣的口號,顯示與和平營主調有著微妙的差異。 濟州與沖繩的夥伴,自然也察覺了這樣的差異,他們在營隊中數度表達,想要多了解台灣參與者的想法,會中還達成共識,2025年的和平營要到台灣舉辦。 〈2024年 和平之海國際和平營 聯合聲明〉中文版,可以在和平營的中文網頁中看到。 海軍基地前的行動 反對江汀興建海軍基地的行動,從公布計畫開始,已經持續非常多年,各位只要到網路上用關鍵字江汀搜尋,相信可以找到不少中文文章,我這裡就不多贅述。海軍基地的位置,岸邊本來有一塊火山噴發形成的大熔岩,長1.2公里、寬250公尺,稱為「九陵岩」(구럼비,Gureombi),是當地人的精神象徵,營建基地時遭爆破破壞。但抗議軍事基地的行動,並沒有因此停止。 關於韓國運動團體的抗爭行動呈現方式,即使是不同議題部門,可以看出還是有共通性。2005年12月在香港舉行的WTO部長級會議期間,來自世界各地的運動團體於場外集會遊行,抗議世貿組織的措施。期間,韓國農民團體在灣仔的馬路上,採行「三步一叩拜」的方式苦行前進WTO會場,以爭取香港民眾的支持,在當地造成轟動、獲得許多新聞媒體的報導。後來受此行動的啟發,樂生保留運動的青年樂生聯盟成員,曾經在2007、2019、2020等時間,數度以「六步一跪」的行進方式來表達訴求。 在江汀海軍基地門口,我們則可以看到有「生命平和百拜」的行動。每天早上七點鐘(周末假日休息),運動組織者及當地民眾,會聚集在基地門口,面向基地內的海岸、進行一百次向「九陵岩」俯首叩拜的行動,期間會播放悠揚舒緩的音樂聲響、配上人聲朗誦,後段以不同人聲說著同一句話語(我忘了問那句話是什麼意思),「百拜」就隨著人聲與音樂進行;和平營議程期間有兩天「百拜」,我都有參與。每天中午還有「人鏈活動」,人群在基地大門前的十字路口集合,接著向基地行進。 除了白天的「百拜」及「人鏈活動」,和平營期間三天晚上以及最後一天中午,也都是在基地門口前搭帳棚進行分享交流及表演聯誼活動。最後一天中午,有一名當地組織者刻意接近基地大門車道,門口的守衛大約是怕他衝進基地,主動關閉出入口車道,於是車輛無法通行,若干參與者也跟著貼近門口,就這樣基地大門被封鎖了一段時間,一邊活動仍然繼續進行。 基於台灣的經驗,大家可能會問,軍事基地大門口應該會是集會遊行禁制區。關於這個問題,當地團體是說,自從基地開始營運之後,軍方對當地抗爭行動的回應方式,採取的是比較懷柔的手段,因為他們知道,壓制性的對應會引發更多的反抗。形式上集會還是要申請,可能以社區或宗教活動的理由進行,雙方大多相安無事;和平營在基地大門口進行活動的期間,還是有很多車輛通行,也有個別的海軍大兵進進出出。 韓國運動團體的抗爭行動,常會援引傳統的文化形式,包括傳統的舞樂等等,這一點在具海根的《韓國工人》裡就有論述。江汀的反基地運動裡,也有一個傳統舞樂的團體,在抗爭行動中表演,鼓舞抗爭者的士氣與精神;也有薩滿教的焚香祝禱儀式,組織者捧著香爐繞行全場,讓參與者可以手招香燻、「過香」受庇佑;也有支持反基地運動的當代流行歌曲獻唱,例如一個清新風格的女聲民謠二人組「後天就是星期六」。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和平營期間,當地主辦團體有不少年輕人參與其中,在營隊裡擔當不可或缺的組織角色。他們許多其實不是濟州在地人,江汀的運動團體舉辦了「和平大學」等培訓活動,吸引不少年輕行動者,從韓國各地來到江汀,他們被運動的精神與當地的生活氣氛所感召,有些人就長住或在江汀生活一段時間,成為反基地運動的生力軍。他們熱情、積極,某些方面面臨人生的轉折關口:不習慣主流社會的價值觀與運作方式,然而運動資源亦難以提供他們生計,因而可能有著學業、職涯與家庭等生活上的苦惱。2025年和平營將在台灣舉辦,如果這些年輕行動者來到台灣的話,值得台灣的年輕行動者與他們多多交流。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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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歌 | 讀竹內好傳:「從過失中學習」

本文作者為中國著名思想史學者孫歌,文章係孫歌老師對鶴見俊輔先生著作《掙扎中的決斷:竹內好傳》之評述。儘管持無政府主義思想立場的鶴見俊輔與竹內好的思想路徑並不相同,但鶴見卻成為竹內好的深刻理解者。在鶴見看來,竹內好表面上鮮明的民族主義特徵必須與他特有的世界主義結合起來才能獲得解釋。同時鶴見還抓住了《大東亞戰爭與吾等的決意》這個關鍵文本,揭示了錯誤對於竹內好思想形成的意義。

孫歌老師認為:鶴見在「從竹內好的過失中學習」這個表述中試圖傳達的,是對於知識界通行的靜態化和固定化地判斷「正確」與「錯誤」這種積習的批判。而只有承認思考的局部性這一宿命的思想者,才真的有能力從錯誤中汲取真實的營養,也只有在此意義上,對過失的檢討才會提供通向真理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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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永毅|台灣與南京大屠殺的「鬼片」—— 影像保存專業寫給「馬吉影片」的政治註腳

【編按】本文作者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資料保存與展示中心前主任吳永毅。文章原刊載於風傳媒,新國際獲作者授權轉載。南京大屠殺的唯一影像證據——「馬吉影片」的重現過程展現了影像保存的重要性,也彰顯台灣人在文化資產返還中的貢獻。1937年,牧師馬吉冒險以16毫米攝影機記錄南京的日軍暴行,影片經多方輾轉抵達美國,成為揭露屠殺真相的重要證據。然而,該影片在戰後一度佚失。1990年代,南京大屠殺否認論興起,引發海內外華人對歷史真相的追尋。台灣學者邵子平及日本記者加登英成透過跨國調查,尋回了影片的完整版本。台灣海外華人團體「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製作了紀錄片《馬吉證言》等,宣揚歷史真相,並成功將影片及其原始膠卷捐贈至南京紀念館。 這段尋寶般的歷程,凸顯影像文化資產的保存與歷史正義的必要性,並展現民間力量如何彌補官方行動的不足。該故事不僅是家用攝影機記錄大歷史的典範,更是影像保存專業在跨文化合作中的重要示範。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八十七週年的紀念日,大屠殺持續長達六週以上,燒殺擄掠和無差別強姦,是人類不可遺忘的亞洲歷史悲劇,台灣卻沒有任何紀念活動。對比4月17日,卸任前的蔡英文親自參加了臺灣民主基金會董事長韓國瑜主辦、以色列國會訪問團為來賓的「國際大屠殺紀念日」活動,可見台灣朝野對歷史價值的態度,只不過是地緣政治選邊站的表演而已,完全沒有「普世性」。但從南京大屠殺留下的唯一活動影像證據「馬吉影片」重現的過程來說,台灣人卻是主要的貢獻者。 這個案例的意義,涵蓋了前電影資料館館長、國立臺南大學音像學院創辦人、現任台北松菸文創電影蒐藏家博物館館長的井迎瑞,所強調的電影文化資產保存與搶救專業的所有重要元素,從檔案的證據性、民間業餘影像價值的被忽略、媒材演變對記憶的風險、檔案在不同世代媒材間遷移(migration)的昂貴成本、搶救與解殖的關係、到文化資產返還(repatriation)原生地的正義性,絕對值得一篇學術論文來探討;且尋獲影像的過程,也映證了現實世界裡的尋寶懸疑性,毫不輸給虛構大片。 馬吉影片的曲折身世 「馬吉影片」是美國聖公會牧師約翰‧馬吉(John Magee)拍攝的16毫米電影膠片,1937年12月13日軍攻入南京時,多國外國傳教士以國際紅十字會為名,聯合向日軍爭取設立了「國際安全區」(難民庇護區),馬吉牧師是紅十字會主席,也是安全區管理委員會委員。從日軍入城到次年4月,他陸續在安全區內和南京郊區,不顧日軍禁止攝影的禁令,冒險用他的家用電影攝影機,拍下至少13卷、長約37分鐘的黑白無聲影片[註1]。馬吉將第一階段拍攝的8盒膠卷交給安全區管委會的總幹事、美國傳教士喬治‧費奇(George Ashmore Fitch,中文名為費吳生),請費奇在獲准搭乘日軍軍用火車離開南京時,偷帶去上海沖洗。費奇將膠卷縫進駝毛大衣內裡,躲過了日軍的檢查,送抵上海柯達沖印廠;他並將膠卷再製作成四份拷貝,設法分頭偷運到美國、英國和德國。其中10幅單格截圖,曾刊登在1938年5月16日的美國《生活》雜誌第14頁 [註2],是南京大屠殺第一次在西方主流媒體曝光;《生活》雜誌也特別註明,為保護拍攝者的安全,隱去了真實姓名。費奇將自己手邊的影片剪接成11分鐘版本,在美國組織過多次放映會,並試圖向國會議員遊說,希望美國不要再出口廢鐵給日本,因為都會被製成殺人武器,可是那時距太平洋戰爭爆發還有好幾年,遊說受挫而終。1946年東京戰犯審判,馬吉和費奇出庭作證,也試圖放映影片作為證據,但法庭並沒有採納,之後膠片就消聲匿跡了。 1990年10月,日本極右翼的南京大屠殺否認者(denier)、眾議員石原慎太郎接受《Playboy》雜誌專訪,宣稱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製造的謊言」(用現在的說法就是中國製造了「假新聞」)。這篇專訪激發了受過保衛釣魚台運動洗禮的在美台灣人和海外華人的公憤,共同集資6萬美金,同年12月16日在《紐約時報》刊登D16版全頁廣告,駁斥石原慎太郎,並以「對日索賠同胞會」具名,徵求南京大屠殺證據。 幾乎在同一時間,東西德於10月統一,原來在東柏林的波茲坦檔案館開始對外開放,日本《京都新聞》在檔案館發現了1938年2月擔任德國駐中國大使館的外交官喬治‧羅森(George Rosen)寫給外交部的《羅森報告》,詳細描述了其所見的日軍暴行,並附了14頁馬吉用英文所寫的12支影片內容說明。12月17日《京都新聞》報導了《羅森報告》出土,但檔案館卻沒有蒐藏實體膠卷,被其他日本媒體戲謔的指稱「馬吉影片」為「鬼片(maboroshi,意指曾經存在,但不知去向,如鬼影般的物)」。這是典型的井迎瑞館長所說的「沒有檔案就沒有歷史」的困境階段。 索賠會的成員決定將還原南京大屠殺真相當作長期工作,於1991年3月15日成立「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以下簡稱「聯合會」),第一任會長是邵子平,他1936年生於南京、1948年隨家人來台、後赴德國獲得法律博士學位、回台灣成功大學短期教書,1971年進入聯合國任職;聯合會第二任會長陳憲中,也是主要金主,在紐約經營印刷事業有成的台灣留學生;第三任會長是姜國鎮,他是新竹客家人,建國中學一年級時隨父親到日本的小留學生,醫學院畢業後再到美國執業的麻醉科醫師,具「知日」但「反日本軍國主義」的特殊身份。 中、日雙線尋找「鬼片」 紐約時報廣告刊出後,佚失四十多年的「鬼片」終於現身了,費奇的女兒、時年79歲的艾迪斯‧費奇(Edith Fitch)看到廣告,主動聯繫邵子平到她新澤西家中,將父親的回憶錄《我在中國八十年》和書中提到的11分鐘費奇版的「馬吉影片」交給了聯合會 [註3],從此開啟了邵子平尋找原始和完整的「馬吉影片」之路。幾乎在同時,對《羅森報告》提到的影片高度好奇的日本《每日放送(MBS)》記者加登英成,也從日本學者友人洞富雄處,借到了《我在中國八十年》,也開始循線追查「馬吉影像」。加登透過姜國鎮的介紹,於1991年7月2日找到了持有費奇版11分鐘膠卷的費奇的外孫女湯婭‧昆頓,湯婭已經將影片捐給洛杉磯某電影資料館,她帶著加登去資料館看了影片。當晚日本多家電視台播放了加登發佈的這條新聞,引起轟動。加登回日本後,又委託友人找到了馬吉的孫子約翰‧馬吉三世,從他家裡地下室找到了一紙箱的膠片盒,攝製組花了2000美元找專業公司轉檔,卻發現內容並非南京大屠,而是其他教會活動紀錄。 邵子平則是一開始就鎖定馬吉牧師戰後回到美國的足跡來追蹤,他先從東岸紐約到西部德州的聖公會總部,追到馬吉曾在華盛頓特區聖約翰教堂任職,主持過羅斯福總統的喪禮;邵子平在回到東部華盛頓,教堂的職員提供了馬吉在耶魯大學教堂任職的訊息,邵子平追到耶魯大學神學院檔案館,發現館藏只有馬吉的信件和照片,沒有影片,但神學院資料館提供給邵子平捐贈馬吉文物的兒子大衛‧馬吉的地址,邵子平才發現他千里迢迢追蹤五千英哩,最後竟然就在自己紐約家的旁邊找到了目標!1991年7月11日,他直接到大衛家敲門,並一起在地下室雜物堆裡翻找,但沒有找到任何膠片,大衛一度以為膠片被兒子馬吉三世交給了日本媒體(加登英成的攝製組)。不死心的邵子平,12日再回到大衛家地下室翻找,終於尋獲了馬吉的攝影機和裝在四個銅盒裡、附著馬吉親筆註記大屠殺內容的13盒膠卷 [註4]! 邵子平將這13盒膠片送到曼哈頓一家叫做DuArt Video的專業影像公司,轉成類比電子檔案,儲存在富士公司的「一吋盤」上 [註5],並與聯合會籌畫如何使用這些素材,後來決定募款拍攝英語發音的紀錄片,向國際社會進行宣傳。第一部《Magee’s Testment (馬吉證言)》完成於1991年,由陳憲中找了保釣運動老戰友、定居美國的台灣導演王正方來攝製,大量訪談了大衛,朗讀父親遺下的手稿、回顧父親拍攝影片的心境和闡釋其意義。第二部是1995年完成的《In the Name of Emperor (奉天皇之命)》,由上海出生、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朝鮮人、入圍1987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Who Killed Vincent Chin? (誰殺了陳果仁?)》[註6]的中韓混血導演崔明慧編導、香港移民美國的湯美如擔任副導和同步收音,本片意外珍貴的成為第一支拍攝到參與大屠殺的日本老兵向華人講述當年暴行的紀錄片。聯合會將兩部紀錄片和《馬吉影片》本身,以盒裝三支VHS錄影帶,發行了三千套《CA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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