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第一個午後，喝了杯黑咖啡後，第一件差事便是從閱讀中發現問題；借鏡的是戲劇學者許仁豪書寫的「亞際」”Inter -Asia”民眾戲劇追述；因為，其中激發了［亞洲民眾戲劇］在思辯與實踐上的反思；這反思，像似一趟旅程，從曠野駛出抵臨月台，回首匆匆便是35個寒暑。
除此之外，這午後是【差事劇團】(1996—2026)邁入30周年的第一個午後；在時間的長廊中，身影浮沉如我者，恰須簷角的亮光以自省，這篇追溯文章的提問，可堪比喻做旅途中的一盞提燈，讓我更深地回想起89年底在首爾郊區，相識的一群亞洲民眾戲劇夥伴；那是一段啟蒙開端的日子。
從這個意義上講，鍾喬與Tua跨亞洲民眾劇團的聯繫加深了我對跨文化戲劇領域主要辯論的理解，尤其是那些基於後殖民主義對權力不對稱批判的辯論。它引發了我思考：歐洲中心主義跨文化表演模式中存在的結構性不平等，是否可以透過Tua基於「泰國落地掃」（likay）的教學法來重構？
當分析框架轉向跨亞洲語境，特別是台灣與泰國之間的交流時，學生將如何重新思考支撐著許多跨文化戲劇論述的前現代/現代和西方/非西方二元對立？他們是否也能意識到跨亞洲民眾劇團所承載的迫切政治議程，特別是其在冷戰期間及之後對抗全球資本主義現代性所帶來的壓迫性現狀的努力？
也不知為何，閱讀深刻的論述，腦海閃過的卻是和Tua相識於首爾【民族藝術總會】”Korean Nationalistic Artistic Federation”簡陋辦公室裏，多年以前菸霧瀰漫的冬寒午後…。
Tua，是我最初從事民眾戲劇時，相識的好友；時間匆匆，轉眼35個寒暑過去。那年，1989歲末，人在首爾；因為陳映真老師的引介，來到韓國參加民眾戲劇的訓練者工作坊，主辦單位是菲律賓的［亞洲民眾文化協會］”Asian Council For People’s Culture”。這長達40天的工作坊，很有啟發性的地方在於：一場跨亞洲的連帶，將菲律賓主辦的民眾戲劇移師到韓國，由韓國主辦。我回憶起：剛到達「韓。民族藝術總會」〝Korean Nationalistic Art Federation〞辦公室時，一群剛寒暄不甚相識的劇場導演與工作人員，在開完行程會議一階段的空暇幾分鐘，擠在空氣中開始襲來些些寒意的樓梯間，邊吸著菸，邊張著這樣爭議的眼神，和那樣帶著些許憤懣與說不上來的納悶口吻，殷切地問著：「怎麼回事…天安門事件…怎麼會是這樣呢！」。坦白說，當下的我，還真尷尬地如木雞般，在角落站了很一陣子，突而變成喑啞了！
就在這場合，我遇見來亞洲十個國家的民眾戲劇工作者，Tua也在其中。但，一開始，他只是沉默的睡在一旁的沙發上。「我先是在機場，差一點就原機遣返了！因為，身上沒有半點美金和韓幣…他們質疑我…後來，在機場待了很久…我感冒了！｣Tua說著…說著。我憶起，我抵達時，主辦的［韓、民族藝術總會］KNAF辦公室裡氣氛凝重，面容斯文的總監—文昊瑾是當時知名的變革派音樂人，主修西洋音樂卻熱衷提倡韓國傳統音樂。
他憂心心忡忡，因為，有位民眾戲劇工作者從泰國出發，卻遲遲未到達。文總監是當年少數說英語的韓國文化運動者，向我表達了軍事戒嚴底下，亞洲民眾運動遇上的種種監視與困境。「或許，他遇上甚麼困難了…」他這麼用英文向我說後不久。緊接著，電話鈴聲響起，那鈴聲像似警鐘敲響整個憂忡的辦公室。文總監搶著去接電話…下一刻，我們便快步出門去，搭上一輛破舊的旅行車，朝機場前去。
文總監一路不語，只是微笑；偶而謙虛地用英文說聲：抱歉，讓大家擔心。我連忙安慰他說：Donot Worry…。在機場等候一段時間，瘦瘦身子的一個俊秀青年，跟在文總監身後，他就是我們憂忡等待的泰國戲劇工作者—Tua.我們連忙問；怎麼了！他說了：已經走出關卡，準備被遣返回泰國了。突然被叫住，便停下步來…。多年以後，我們再見面，都會談起這件事。Tua總是面有難色地說，那時是軍政府，他是黑名單上的戲劇左派，戒嚴下的被監視者；現在泰國民主化了，民眾也仍然沒有平等生活的日子，不是嗎？
書寫論文，總是一件需要埋深心，才得以發大用的志業。雖然，我一向讀書不求甚解，但讀到好文，總有學習中的感動。我這樣閱讀許仁豪寫的這篇，以我和和Tua作為討論對象的文論。讓我想起時間中難以忘懷的往事。
最早，我記得，當我攜帶著深埋心底的布萊希特B.Brecht「敘事性劇場」，闖進民眾戲劇領域時，不可避免地與其他亞洲志同道合夥伴們，遭遇上相同的挑戰：其一，是相關表現主義如何與現實主義生產對話與行動關係的思索；其二，是如何從薩伊德E Said”論述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中，找尋到亞洲以民眾為出發的劇場行動與美學。
這兩件事，從第一刻相遇至今，35年歲月，大命題仍然無從在落實於「地氣」後，找到問題的歸宿；我想，對於書寫亞洲「知性化」”Intellectural”民眾戲劇的學者而言，也具備相同的挑戰吧！然而，挑戰是帶來展望的契機。任何論述涉及戲劇性思想與創作性開展，其間的入徑與提問，總是在往返的辯證中，持續面臨困惑與質問吧！
回想起來，戲劇作為一種創作美學與文化行動，對於《差事劇團》而言，開始於1990年代初期，在創團之前與創團之初，因為在西方聲稱的後冷戰年代中，新自由主義假全球化之名，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意圖再造資本一體化的國際空間；這在一定程度上，將文化左翼的劇場經營、創作或思考者，逼入另類的文化行動與生產空間，重新思索作為民眾出發的戲劇實踐與論述，如何在一個社會內部檢視邊緣與底層的戲劇行動，對於文化再生產的意涵；這樣的思考，自然來自一種第三世界的文化觀，也就帶動我們重新去省思在冷戰年代中，曾經因對抗資本主義而興起的左翼國際觀。
歷史的看來，這是一種在後冷戰年代方興之際，對於文化新冷戰的預知與挑戰。於是，開展並爬梳了後殖民理論家 薩伊德，深入探究相關於「東方主義」所蔓延出來的意涵；即是，如何在異國情調的反思下，批判西方現代化的依附現象與實質。這樣的情境，在1990年代普遍存在；就劇場而言，最常被列舉出來討論的，當然是以彼得 布魯克 “Peter Brook’的「眾鳥會議」』’Conference Of Bird’一書為代表的跨非洲演出為案例。既在「奧德賽」’Odessy’的非洲之旅中，被譽為劇場跨文化的表徵，卻也引發如何跨越界線，以及界線如何被跨越的問題。
這個議題的探討，會回到美學如何被構築，以及構築過程中，如何展現相對主體性的問題。追根究底，是以第三世界為主體的論點，對於只是將跨–劇場文化視作一種神聖或神秘性質的美學，提出了高度的質疑與批判。如此，批判異國情調的傾向呼之欲出；又或者說，探討在怎樣的美感裝飾下，古老或傳統的神聖與神秘，從過度的唯精神崇拜狀態，意識或潛意識底轉化為另一種商品拜物的特殊符碼。這樣的文化分析與觀察，從民眾性的「亞際」”Inter—Asia”劇場串聯出發，穿透資本體系現代化魔咒的蔓延，並非太遙遠或陌生。
恰是透過這樣批判性反思，《差事劇團》開啟了亞際的文化想像；最早，當然是在稱作<亞洲的吶喊>’Cry Of Asia’的跨亞洲聯合匯演中，獲致更清楚理解與體會何謂「身體的對話」的歷程。如果，以一趟身體性的戲劇里程來形容這件事情的始末，其實是更有針對性與傾向性。怎麼說呢?應該從匯演本身並非僅止於交流談起，其背後涉及的文化辨識與表現，涵帶著如何復甦民眾性的國際主義精神的問題。
這並不是一件很艱深的問題，只不過一旦第三世界共識未被建構，或僅止於框框的設定，便無法落實於「亞際」的身體對話中時，外顯的民族本位便會與內化的現代化西方語境，不斷交疊、嘗試融合卻又拆毀；對話的框架，到頭來能夠容納的便是：個體與共同的主體性如何在交會的場域中，生產具衝撞性的跨文化劇場匯演。這在現實的層面上，其實充斥著挑戰性。
然則，將這樣的挑戰性提示出來，卻也在標示著亞洲成為一種主體的吶喊，即便並非如外在形式般水到渠成，卻其來有自。脈絡性地翻閱，自然與殖民主義以降，西方如何以現代化資本體系，在文化領域中形成霸權有著密切關聯；弔詭的是，宰制性的外來力量，在受到挑戰的過程中，竟也不免人為造就了反宰制內部的另一種美學複製。這一定程度，也是東方主義的來源；亦即，亞洲內部也在傳統中追尋一種符合市場想像的傳統主義，並視之為當代亞洲表現的一種範式，這是相對值得深思的議題。當然，與此同時，以民眾戲劇做為出發的聯合匯演，若以<亞洲的吶喊>為案例，重點仍在側重相關新區域經濟體系下，帶來的新移民與資本移動導致的剝削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讓亞洲的身體性的對話，浮現正面的意涵，不再僅僅環繞於傳統表演美學的競比。
這個面向的觀察，讓「亞際」’Inter Asia’個字眼的浮現，找到契機。藉此，我們將更清楚掌握：以互助作為合作基礎的這項亞洲匯演，並非僅止於美學展現上的狀態，更形具體的是，經由戲劇將跨亞州的不等價差異議題，展現在美學的時空中。這日後形成<亞洲的吶喊>備受討論的關鍵。與這項重點共同被探索的議題，則是共同創作模式的形構；即便過程中，充斥著這樣或那樣的矛盾與衝突。個體在群體中的學習，卻看見差異用來被彌補成共同的過程中，面對差異是處理矛盾的唯一可行方案。相反的，先驗地將亞洲看作一個整體，或者以亞洲的整體做為表現的核心；反而失去以「亞際」作為一種交融匯演的方法。其實，方法本身便存在流動性；蘊生出更為豐厚而獨特的亞洲性。
這亞洲性在「亞際」的身體對話下，也只有回到民眾性本身來對待，才能生產出進一步的表演美學特質。因而，民眾在一個社會群體中，如何以劇場作為文化行動，展現對於特定時空下的政經議題；對於亞洲民眾戲劇的交流與匯演，帶有決定性的影響。只有當個別民眾的新民眾性，透過劇場表現被個體推動出來時，交互視線才會具備文化生產的衍生性。「亞際民眾戲劇」是在「亞際」和「民眾」中間，不端穿梭、斷裂、結構又解構再結構的過程。這是一種以相互對話為視線，共同形構的民眾戲劇劇串聯。
從兼具在地性與美學表現性的民眾戲劇，進一步探究亞洲串聯的對話、矛盾與融合，總是在戲劇行動的落實中，找尋理論意涵的一趟知性之旅。就如許仁豪在美學探究中，提到的印度民間左翼戲劇學學人 布洛切Burocha所言，找尋亞洲戲劇主體在於著根於亞洲的美學與思想意識一般，這裡探索的不是學院櫥窗中的戲劇問題，而是落實於戲劇文化行動的議題，因而，有了這樣的述說：
這一跨亞洲合作所蘊含的美學策略與文化政治，不僅重新校準了課程的教學願景，也突顯了三個相互關聯的議題：1自我–他人文化身份形成背後的動態；2民間戲劇傳統所蘊含的革命潛力；3以及自下而上的表演實踐對日常生活政治議題的參與能力。
最後，相當具體的見解來自於：評估了這個跨文化計畫在多大程度上成功──或未能──達成這些目標。因為，亞際民眾戲劇，在時間中，是一趟流動中探索路徑的旅程。
＊作者為詩人、作家、劇場工作者，80年代中期投身報導寫作，參與社會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