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鍾喬│2.28遠了,2.28 也近了!2.28近了,2.28 也遠了!

    若拉大苦難記憶的時空面向,應有兩部電影前來相遇。一部是時空這邊的《悲情城市》;另外,是時空那側的《悲傷草原》。當長鏡頭底下的殺戮記憶,活在當下的眼前,凝視的已經不再是:撕裂帶來的仇懟,仇懟帶來的悲情;而是在詩意的美學告白面前,讓膠捲滾動著時間的傷痕,以及傷痕帶來的「共時性」反思!  多年以後,再次觀賞《悲情城市》,終於可以理解,詩意的現實如何展現在一部歷史長河的電影裡;這長河,曾經波瀾也歷經無數的枯竭,像是穿越深崖峭壁與寧經村莊的濁水溪,在被稱做「母親之河」前,從未稍稍將順流而下視作理所當然! 這樣的觀影經驗,很可以類比於《悲傷草原》;第一次在電影院看時,就怎麼也覺得似曾相識;很久以後一段日子,在電腦屏幕前觀賞,才更明白昔日的似曾相識,其來有自;除了相似的二戰後冷戰/戒嚴體制的歷史軌跡之外,最常被提及的當然還是:長鏡頭的電影美學。 這兩點類似性,無庸置疑;然而,有一件事如何追索,當下似乎更具挑戰性:亦即,電影情節中潛藏的詩意,意味著什麼?以及如何因潛藏詩意,卻又被發掘出來呢?當然,回覆這個問題前,需再次確認影片如何表現詩意?這和在劇場裡思索這問題,大體類似!其實這問題,已經超越我回覆的能力。我只能勉為其難地表示:當外在的現實愈加衝撞與即刻時;內在的詩意,恰好在衝突面前,表現出一種噤聲的悲切與抑制,這恰是詩意的緣由! 很值得去思考的恰是這兩部電影,都有這樣的特質;當安哲羅普洛斯意有所指地說:「詩,不是偶然;而是一種奇蹟」時,究其源,說的應該是:如何以詩的情境,訴說一部在沉埋與遮蔽的時間裡,穿越迷霧追索共同記憶的電影或劇作。我們有幸,得以在不同入徑,卻風格皆獨樹一幟的詩意電影中,與兩位導演的作品相遇並相識!見識了安哲電影中,多次湧現在巴爾幹半島酷烈槍聲中的迷霧;也見識侯孝賢在九份山區流亡路上,隱約吹過的霧氣與山嵐。似乎,都潛伏著隱喻的電影語言與聲息! 當然,在悲情城市十三問中,侯孝賢只是很日常地說了:他最初想拍的就是:將台語歌裡的江湖氣,豔情,浪漫,土流氓和日本味,又充滿血氣方剛的味道拍出來。朱天文聞後帶著親切地調侃:真讓人頻頻皺眉頭,何況那些期待他甚高的前進影評人。後來,侯導這才說:如果他能拍出天意,那就大過癮了。這段對話,作為最後一問的結局,真有點追根卻不全為了究底的況味! 創作抵達某種稱作「天意」的境界;雖說,總難免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但,握在手心的水珠子,也會在不知何時的剎那間,就留下一片濕潤的空白;與其信不信之,倒不如體悟之。體悟,既有身體的張力,也有感知的從容。這樣子看,或許能去稍稍聆聽於日常俗勁所潛藏的內裡情境。這是看《悲情城市》的兩小時又四十分鐘,音樂通常響徹空曠的山野與天際,像在烘托一個時代的氛圍;腳底下的凌亂雜沓聲碰碰作響,卻是各種日常吃喝與幹架或逃命的生活干預。 這不就是在鋪陳:寫實中如何與詩意相遇的情境嗎?話說回頭,老生常談,一旦是侯孝賢的電影,提的都不離開長鏡頭,固定擺一個絲毫不讓步的位置,將特寫與全域滑動,從視線中蒸發;在我臆測,為的就是讓空間在天地間還原,這毫無疑問。除此以外,如何書寫歷史災難下的小人物,在風聲鶴唳環境中的「自為」狀態,可能是更大的企圖與關照。 藉由這個角度與層面,就會涉及導演對真相的追究,如何與美學思索發生聯繫。因為,安哲羅普洛斯在面對壓殺的歷史時,雖然也讓鏡頭中的人、事、物,顯得那般內在的「自為」:母親凝視的,永遠是離家的兒子,在大草澤中逐漸消失而去的身影;戀人相互交換的神色,永遠是海邊突而響起的槍聲,帶來離別的警訊。這一切,都盡在不言中;某一個切面恰與《悲情城市》中點亮燈泡,響起天皇投降詔書的畫外音,有一種敘事性的雷同;然而,表現手法的傾向,就是和侯孝賢生產出來的電影美學,有著截然不同的回響;至少,《悲傷草原》的凝視性長鏡頭,與侯導的抒情性長鏡頭,帶來的恰是「不忍逼視」與「天地無情」的差異?兩者引發觀眾的內在撞擊,全然有別! 藉由這個角度與層面,就會涉及導演對真相的追究,如何與美學思索發生聯繫。因為,安哲羅普洛斯在面對壓殺的歷史時,雖然也讓鏡頭中的人、事、物,顯得那般內在的「自為」:母親凝視的,永遠是離家的兒子,在大草澤中逐漸消失而去的身影;戀人相互交換的神色,永遠是海邊突而響起的槍聲,帶來離別的警訊。這一切,都盡在不言中;某一個切面恰與《悲情城市》中點亮燈泡,響起天皇投降詔書的畫外音,有一種敘事性的雷同;然而,表現手法的傾向,就是和侯孝賢生產出來的電影美學,有著截然不同的回響;至少,《悲傷草原》的凝視性長鏡頭,與侯導的抒情性長鏡頭,帶來的恰是「不忍逼視」與「天地無情」的差異?兩者引發觀眾的內在撞擊,全然有別! 時間彼岸的種種血腥與殺戮,當然有國際冷戰與內戰和戒嚴體制的背景;戲劇不能只是這樣演,電影無法只是這樣拍。侯導說:我不是在拍歷史,是在拍歷史中的人;更具像地說,是被殺戮與屈辱的平常百姓。這樣便有了家庭與兄弟在「2.28」 期間的遭遇。其實,安哲羅也是一樣;但,對於事件背後的心靈穿透,有所不同。 兩部電影,幾乎都以國際冷戰格局下,左翼肅清與清剿作為題材,也都在展現史詩式的壯闊與悲情。然則,《悲情城市》沒有悲劇式的戲劇性衝突,卻化戲劇性的悲劇為天地無情,讓我們幾乎沒有特定線索,去追究到底誰與哪一樁事件,製造如此血腥的殺戮?更多的是:發生在戲劇背後的尋常家族,如何食衣住行以及相當關鍵的出生與死亡!至於《悲傷草原》:活著,當然是殺戮成為共同記憶後,必然面對且無法迴避的問題;然而,浪跡草原與航行沼澤時,家族的面容畫一與沉默不語,在遼闊與哀傷的交響樂中,卻似乎暗示著某種未知的悲劇,即將在歷史轉折的某一特定時空下,終將到來!悲劇與悲憫,倏忽形成中西文化中,兩種生死的態度,並轉入電影美學的流動中! 兩者的表現方式,儘管帶來不同的迴盪;然而,感官的內向性幾乎與生命的抑鬱,都在巨大歷史的創傷前,化作鏡頭中的沉默。當經久的沉默,轉化為巨大的噤聲時,歷史已經在共同的內在,無聲地吶喊!影片中,寬美的哥哥投入山區的地下黨運動,藉由組織農民展開革命行動;卻也如官方「諭示」般地被軍警圍捕,消失蹤影。收到秘密信件的文清,下樓去匆匆取信;上樓來時,一片沉寂,只有妻子寬美餵食學步兒子的低聲;一切彷彿日常,一切彷彿在靜止的某一個時空中,異常平靜與日常。然而,拘捕與受難就在這一張皺的信紙上,沒有嚎啕,沒有失聲,就更不用說聲聲啜泣了! 這就是潛伏在尋常民眾內心深處的「2.28」!這就是詩意的政治電影;以詩來安頓政治,不是政治作為批判性控訴。《悲傷草原》裡,也一樣:兄弟都無聲地死在內戰的戰場;那一刻,無邊的沼澤與草原,只有母親一人在遼闊的長鏡頭哩,失魂落魄的奔跑;世界顯得那般冷酷,就剩一個哀傷的女人,以母親絕望如臨深淵的靈魂,與蒼茫共流亡。這就是安哲羅式的悲劇情境,顯得那麼壓抑與內斂,永遠在時間之外,凝視這時間之內的無聲死亡,在戰事顯得很遙遠的當下發生:鏡頭中,僅剩母親浦島的腰身,仰天長嘯殘酷的歷史。 所以,時間中的聲音似乎在問:一場內戰的告別,如何在詩的鏡頭下表現,接近永恆。孤寂與殘酷,如霧,不斷在心裡包圍過來…。「孩子,你在嗎?」「是,我在。」「我想向你告別。」是母親向孩子不捨的道別?是父親向孩子不忍的話別?都已經變得不很在意;更像似苦難記憶向當代的召喚或告別吧!這恰是安哲羅賦予當代殺戮記憶,希臘悲劇性的詩意告白。 我們從而發現:記憶,儘管以「人權事件」被被歸入國家檔案中;畢竟,仍是時間彼岸的血痕。因此,劇場與電影創作手法,若不在此當下的此岸,展現一種探索的歷程,終將只是答案在權力運作下,對於現實的撕裂。很不幸地,現實的撕裂,不會是結局本身。因為,結局會在日常的共同記憶中,表現出活在昔日當下的浮沉與忐忑;當蒙塵的冊頁被重新翻閱,創作者的內在,於是懸掛著時間堆疊下,歷史斷崖上一顆沉重的巨石,沿著山坡路不斷滾動下來;卻又被創作者心底的「薛西佛斯」,神話般地推上山頂。 當這樣的情境持續輪迴,在幾乎轉為夢境的下一刻,才得以讓時間彼岸的殺戮,再次以徘徊於黑暗與光明之間的影像或劇場,前來相遇!這是詩意美學對殺戮歷史的告白!所以,韓國作家金石範對濟州島「4.3事件」,寫下這樣的警語:是我們遺忘歷史;或者歷史遺棄了我們?誠然發人深省:一如陳映真的犀利題示:既是鞭子,也是提燈! 挪威畫家孟克的舉世名作:《吶喊》,幾乎人人知曉。這畫裡有一種特殊的視角,是一張臉頰消瘦的面龐,回過頭來與我們直接面對面。每當看這幅畫,都會有一種緊張感,就是畫中的這個陌生人,像似恰無聲地向另一個時空下的我們,求救式地「吶喊」;因為,他的前方是他身後那片彤紅的天際,他要過橋前往河的另一岸,但顯然已來不及。因為,彤紅的是爆發的火山,炙熱燃燒中的熔漿,或許將在下一刻,吞滅準備過橋的他! 這裡的時間中,災難就在他前面;當他轉身,我們的時間中,他的未知變成了記憶。因為原本眼前的災難,現在變得發生在身後;這引發我們更深的時間共感。也恰是在張開驚嚇大口的那瞬間,我們被捲進他內在的恐慌中!藝術,必須於「存在」面前創造時間感,特別是災難的面前;電影與劇場也一樣,特別在苦難記憶的面前,如何將過去的時空,轉化到眼下來,幾乎決定了歷史在當下的能量! 孟克畫的是存在的焦慮,從時間的彼岸,倏忽來到當下面前;擴大一些來解釋,這焦慮也可以是集體殺戮的記憶,如何與當下產生共振的一種效應。這就是《悲情城市》與《悲傷草原》兩部地球兩端的電影,如何在當下生產文化撞擊的背後原因。然則,經久地,人們在搶奪解釋權時,誤以為在被沉埋的歷史背後,取得「正義」的招牌;往往恰好成為血流枯乾後,遮蔽真相的另一權勢的操作。這是歷史上不斷重複發生的現象,當現象的重複形成一種解釋的霸權,歷史的血漬也乾凅成失落源頭的記憶之河。 很多人都印象深刻:安哲羅普洛斯的《悲傷草原》,又或譯作「悲泣的草原」。我總覺得,「悲泣」有一種傷痛欲絕的貼近。只是,這貼近,令人感到無比殘酷、無比無言與深深呼吸中的靜默。 緩緩推進的劇情中,來回影射著內戰,何其殘酷;卻從未有大場面的戰爭發生,只有在雙聲的兒子相互對峙戰死後,母親,緩緩仰起的身姿,問著蒼天⋯⋯。他似乎始終在吶喊著:水,如何成為詩意的譬喻?卻是幾近在無聲中追問自己。河的倒影裡,浮現了一張母親的臉孔。伊泣聲呼喊,無力地趴伏著的上半身,跟著她絕望的側影,費盡氣力地往上緩慢仰起,但已無法,因為幾乎的氣絕。躺在她身旁的是:她一對雙胞胎兒子其中的一位,因為參與內戰中的左翼游擊隊,被政府軍射殺在一片浮舟般的廢棄房板上。兒子,死了。死亡,在母親噤默的探問中;終而,轉作天地間剎那的崩裂。 這是影片的最後一個畫面。說穿了,殺戮後枯乾的血流記憶,更像一面鏡子,甚至是蒙上時間塵埃的鏡面;創作性過程中,如何賦予鏡面蒙塵擦拭的歷程,恰是刻不容緩的當下美學課題!因為,《悲情城市》裡山上的芒花白了;《悲傷草原》裡海邊響起槍聲遠了;沾血的歷史,在記憶的彼岸淌流,涉水逆流而上的,恰是兩個家族中的兄弟、母親、父親與新生的嬰兒!這是有扣人心弦的音樂聲,在歷史與當下響起的原因:一切都在訴說一種詩意的記憶美學,從未遠離捲入歷史苦難中的日常生活,以及逆風中仍遠望的每一張臉容! 距離上一回見到侯孝賢導演,匆匆已有5年時間;那個寒冷冬日夜晚,海風很大。在大潭海邊,一行人跟隨潘忠政老師的頭燈,踩在茫茫夜暗的海灘上;終於在鄰近沙洲分岔處,遠遠見到閃閃滅滅燈照下,天然氣儲存桶在施工船的器械運轉中,將棧橋的鋼釘牢牢釘在七千年的藻礁上!後來,在回程前,大夥圍著歌手沈懷一高唱《藻礁

  • 「馬來亞左翼歷史迴聲」系列活動

    活動1:消失的馬來亞左翼獨立戰士 時間: 2026年3月7日 (六) 14:30-17:30 地點:平行空間-左翼書房 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218-1號 (捷運景美站2號出口) 活動說明:生於新加坡、白色恐怖家庭出身的邱依虹 (Agnes Khoo),翻譯了馬來西亞《林豐美回憶錄:我那戰爭的年代》,去年由馬來西亞非常獨特的左翼進步思想出版社「策略資訊研究中心(SIRD)」出版,「平行空間-左翼書房」決定邀請邱依虹親自來台舉辦新書發表會,並規劃共三場相關議題座談。 邱依虹,一位無法用國界定位的NGO資深工作者、作家、學者、移工運動者、蛋雞小農。她曾經旅居新加坡、香港、台北、孟加拉、英國、韓國、迦納、深圳、荷蘭…..。她的第一本著作是用英文寫成、後來翻譯為中文的馬共前女性游擊隊員的口述歷史《生命如河流》,這也是最早以女性觀點建構馬共歷史的專書。 第一場(3/7)座談由邱依虹介紹《林豐美回憶錄》的歷史重要性,林豐美1917年生於馬來亞基督教家庭,受英語教育成長,獲得英女皇獎學金成立以來的最高分的學霸,於1937年進入英國劍橋大學,赴英國不久就投身於為中國抗戰募款的運動中。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他回到新加坡,被日本殖民政權遷移到柔佛州安置區時,秘密接觸左派「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促成「星華義勇軍」建立。戰後,又和馬共的伍天旺共同創建《馬來亞民主同盟》(MDU),並任第一屆秘書長。1946年底他再次赴英,為馬來亞爭取脫離英國殖民、獨立自主。 1954年他在倫敦召開的各英國殖民地共產黨大會上,代馬共宣讀一份聲明,透露了可以用談判來解決1948年宣佈「緊急狀態」造成的武裝衝突,間接促成了馬共和聯邦政府和馬共在1955年底的《華林會談》。 林豐美在韓戰爆發後,以記者身分據實報導真相,並採訪了中共的彭德懷將軍,回到英國後就被吊銷英國護照,從此成為無法離境的半軟禁狀態,也無法參予1950年代之後的馬來亞政治活動,1995年於英國小鎮離世。 ========系列三場活動分別為: ★3月7日 (六) 14:30-17:30 消失的馬來亞左翼獨立戰士 ★ 3月13日 (五) 19:00-21:30

  • 「您所不知的228」系列活動

    【系列-2】朱浤源專題講座:中共地下黨員與「二二八」 時間:2026年2月28日(六)下午02:28-05:20 主持:林深靖 (新國際理論與實踐中心創辦人) 主講:朱浤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代表作有主編之《二二八研究的校勘學視角:黃彰健院士追思論文集》,也是《孫立人將軍紀念館史料及中、英文導覽內容研究報告》計劃案主持人。是台灣研究「二二八」美國因素的第一人,發表〈美國政府背叛臺灣:校讀George Kerr編撰Formosa Betrayed時的內心世界〉等論文;也是研究孫立人在台美關係的重要學者,在學術上有深厚的口述歷史和檔案研究的資歷,也曾研究過319槍擊案。這次講座將觸及歷史檔案裡中共地下黨員和二二八的關係。 【系列-3】化身人民財神的228左翼烈士–《沒有過去的受難者》放映會 時間:2026年3月1日(日) 1400-1700 紀錄片放映;1700-1800 映後討論 主持人:郭行建 (平行政府媒體小組) 與談人:王可萱 (本片作者、南藝大音像紀錄研究所碩士)、吳永毅 (音像紀錄所退休教授、「平行空間-左翼書房」共同發起人) 活動說明:王可萱偶然得知全臺唯一228紀念廟—虎尾「三姓公廟」,正是自己的阿公捐地所蓋,從此開始了她尋找三姓公歷史的紀錄之旅,最後完成了她的尾虎三部曲的最後一部,也是她的畢業製作,長達180分鐘的紀錄片《沒有過去的受難者》。 可萱追蹤了三姓公其中的一位——顧尚泰醫師——的足跡,顧尚泰家族與台共時期謝雪紅的淵源甚深,光復後他父親又加入謝雪紅籌組的「台灣人民協會」,顧尚泰則是留日後返台,在228事變後投入謝雪紅等人指揮的「中部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二七部隊」前身),派去虎尾作戰時,被國民黨逮補後槍決,享年28歲。 台灣大家樂賭風熾盛時,雲林地區盛傳三姓公廟出的明牌奇準無比,信徒自各地湧來,捐款在廟前演出歌仔戲、布袋戲和電子花車等,各種酬神戲戲檔幾乎當時不斷,盛況空前。是真正來自底層民間的轉型正義。 可萱以極為有限的檔案為線索,追尋了顧尚泰生前的足跡,讓我們看到了不同於政治提款機的228記憶。 主辦:平行空間-左翼書房 合辦:新國際理論與實踐中心、海潮智庫 兩場地點均為:平行空間-左翼書房(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218-1號)

洪凌 │ 「寶貝」的生命政治公式:防疫國族主義的鱷魚眼淚

六月中旬陸續有嬰幼兒併發腦炎迅速死去的新冠確診個案,然令人訝異的是,過去倡議保護小孩的聲音卻選擇捍衛防疫政策的不容質疑,而政府同時聲稱染疫「兒童」為「寶貝」。「兒童」作為「寶貝」,一方面既是象徵國家未來,在官員的眼淚下,仍是「『附帶性損害』(collateral damage)的生命政治犧牲物料」:

「“The Child”在有必要的時候──說穿了就是為『國族-領導階層』的『正確政策』強力辯護的意識形態操作之下──一方面是字面上的『寶貝』,物種傳承的絕對要件,另一方面,在政治語言的言下之意,可被視為體現『附帶性損害』(collateral damage)的生命政治犧牲物料,雖然比其餘的犧牲物料得到更多一些的唏噓與鱷魚眼淚修辭。」

(感謝作者供稿,圖片來源:由 Guiri R. Reyes from Praia do Rosa, BRASIL! – Cocodrilo, CC BY 2.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387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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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提莫費耶夫│美國如何成為主導國際秩序的「軟帝國」

「在20世紀,美國確實能夠塑造一個很特殊的國際社會環境,也稱得上是『軟帝國』(soft empire)。這『軟帝國』的核心,包含了某種武力脅迫的性質,是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上的。在戰爭中,美國(及其同盟)打敗且佔領了敵對的主要國家,像意大利、德國和日本。後來的事實證明,這讓美國變得愈發強勢,在經濟、技術和金融上成為霸權的存在。美國成為了戰後日本和西歐重建的最大協力者,也讓後者能在日後成為世界主要的經濟體。……經濟制裁,可以被視為現今「軟帝國」至關重要的權力技術。美國是應用這項技術的佼佼者,……在今天以美元結算的全球化環境裡,美國金融部門能監控世界各地的交易,並限制那些與華府政治利益衝突的地方。……正如伊朗、委內瑞拉與俄羅斯經驗所示,對出口過一系列的經濟封鎖及制裁,可造成嚴重的損失。」

作者伊凡.提莫費耶夫Ivan Timofeev為俄羅斯外交政策專家,智庫「瓦爾代俱樂部」專案(Valdai Club Programme)主任,原標題「北京和莫斯科可帶頭對抗西方對世界的支配」(Beijing and Moscow can lead resistance against West dictating to rest of world)。本文由林月謙翻譯。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Louis Dalrymple (1866-1905), artist, Puck magazine, publisher Keppler & Schwarzmann, original copyright h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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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o│洪部長之死──首爾暴雨下的勞動者

2022年8月8日,因首爾暴雨引發淹水,1戶在冠岳區住在半地下房的人家(3名),因而溺斃死亡,家中唯一的生還者,是因病在醫院治療的母親。其中1名罹難者,經民主勞總服務業聯盟證實,是其轄下BlueBell Korea工會的總務部長、免稅店勞動者──洪部長。

洪部長之死,凸顯出在氣候變化,以及疫情持續的現況下,災害以及負擔仍是轉嫁給勞動者。從勞動環境到居住形式,一場暴雨揭露了嚴重不完備的社會福利制度,以及嚴重不平等的勞動者處境。

(本文感謝KUO整理提供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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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基 │ 我們的70年代:王曉波、我的青年時期

這篇文章,劉先生從認識王曉波談起七十年代他遇見的文人與思想家,以及王曉波先生年輕時的事蹟,更讓我們從劉先生與王先生交往的青春記事,看到七十年代的時局變化,以及當時對社會不滿、有志於社會的青年們如何在當時做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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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今年五月依法解散,是政府推動還原白色恐怖歷史真相的主要單位。然而,台灣主流的轉型正義歷史認識,始終難以面對與承認的一個歷史是,曾經有一群政治犯是受到中國革命所感召,懷抱著認同紅色祖國的情感,依此展開具有工人階級意識的組織實踐。這群老前輩的精神與實踐,也影響了一代年輕人,這群年輕人如何在出獄及解嚴後的台灣社會承繼這樣的精神,在工人運動及兩岸分斷問題上持續努力?

作者劉國基,台中人。祖父白手起家、勤勞經營,蓋起「彭城堂」。父親於日據時代出生,小學公學校畢業後,曾做過書局學徒、郵差、修車廠學徒、卡車司機,最後考進日本警察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台中刑務所當教化部長。大東亞戰爭爆發後,負責押送台灣囚犯至海南島勞役報國,直至光復翌年末才得返鄉,與泉州系移民後代的母親相識並結合 。

劉國基出生於1953年,高中時代因主編「台中一中校刊社」結識了大量文友,透過「美國新聞處」及舊書攤瀏覽了大量「禁書」、新聞雜誌,因此結識書友王曉波等人,後因涉案「戴華光案」遭逮捕關押,入獄九年八個月,出獄後即任夏潮聯誼會主任秘書,籌組中國統一聯盟,來年任中國統一聯盟首任祕書長。1992年考進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畢業後在《遠見》雜誌任高級編輯,1995年獲金鼎獎最佳雜誌報道獎,1996年考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班 ,獲博士學位後,長居大陸工作,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等職務,近期因健康原因返台。

劉國基首次親述歷史,回憶光復之際的父親母親、七〇年代的風雨飄搖以及他眼見火燒島上的白色恐怖。新國際將陸續刊登作者文章,邀您共同經歷屬於這片土地的台灣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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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戰爭】文化行動系列:戰爭與難民──在邊界的流離觀點

時間:2022年7月30日 (星期六),下午14h-17h
線上參與:加入 Zoom 會議
https://us02web.zoom.us/j/87674677405?pwd=ZWNsZG9xQzQ3MlQ5VHFUcUxaWHdGUT09
會議 ID:876 7467 7405
密碼:561292

主辦:海潮智庫
協辦:新國際理論與實踐中心、跨界文教基金會、台社學會
聯絡人:蕭先生 (電話 0925119261,Email : peacewave202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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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基 │ 父親、母親和我們家庭的故事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今年五月依法解散,是政府推動還原白色恐怖歷史真相的主要單位。然而,台灣主流的轉型正義歷史認識,始終難以面對與承認的一個歷史是,曾經有一群政治犯是受到中國革命所感召,懷抱著認同紅色祖國的情感,依此展開具有工人階級意識的組織實踐。這群老前輩的精神與實踐,也影響了一代年輕人,這群年輕人如何在出獄及解嚴後的台灣社會承繼這樣的精神,在工人運動及兩岸分斷問題上持續努力?

作者劉國基,台中人。祖父白手起家、勤勞經營,蓋起「彭城堂」。父親於日據時代出生,小學公學校畢業後,曾做過書局學徒、郵差、修車廠學徒、卡車司機,最後考進日本警察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台中刑務所當教化部長。大東亞戰爭爆發後,負責押送台灣囚犯至海南島勞役報國,直至光復翌年末才得返鄉,與泉州系移民後代的母親相識並結合 。

劉國基出生於1953年,高中時代因主編「台中一中校刊社」結識了大量文友,透過「美國新聞處」及舊書攤瀏覽了大量「禁書」、新聞雜誌,因此結識書友王曉波等人,後因涉案「戴華光案」遭逮捕關押,入獄九年八個月,出獄後即任夏潮聯誼會主任秘書,籌組中國統一聯盟,來年任中國統一聯盟首任祕書長。1992年考進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畢業後在《遠見》雜誌任高級編輯,1995年獲金鼎獎最佳雜誌報道獎,1996年考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班 ,獲博士學位後,長居大陸工作,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等職務,近期因健康原因返台。

劉國基首次親述歷史,回憶光復之際的父親母親、七〇年代的風雨飄搖以及他眼見火燒島上的白色恐怖。新國際將陸續刊登作者文章,邀您共同經歷屬於這片土地的台灣記憶。這篇文章,劉先生特別記述父親歷經日本殖民與大東亞戰爭前往海南島的經歷,從個人視角提供了日本在台殖民的歷史片段,以及二戰後國民黨接收後如何對待台人的問題,從具體而微的事件中,描繪出了劉先生父親對於被殖民者次人一等的批判與對底層人民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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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基 │ 出獄返家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今年五月依法解散,是政府推動還原白色恐怖歷史真相的主要單位。然而,台灣主流的轉型正義歷史認識,始終難以面對與承認的一個歷史是,曾經有一群政治犯是受到中國革命所感召,懷抱著認同紅色祖國的情感,依此展開具有工人階級意識的組織實踐。這群老前輩的精神與實踐,也影響了一代年輕人,這群年輕人如何在出獄及解嚴後的台灣社會承繼這樣的精神,在工人運動及兩岸分斷問題上持續努力?

作者劉國基,台中人。祖父白手起家、勤勞經營,蓋起「彭城堂」。父親於日據時代出生,小學公學校畢業後,曾做過書局學徒、郵差、修車廠學徒、卡車司機,最後考進日本警察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台中刑務所當教化部長。大東亞戰爭爆發後,負責押送台灣囚犯至海南島勞役報國,直至光復翌年末才得返鄉,與泉州系移民後代的母親相識並結合 。

劉國基出生於1953年,高中時代因主編「台中一中校刊社」結識了大量文友,透過「美國新聞處」及舊書攤瀏覽了大量「禁書」、新聞雜誌,因此結識書友王曉波等人,後因涉案「戴華光案」遭逮捕關押,入獄九年八個月,出獄後即任夏潮聯誼會主任秘書,籌組中國統一聯盟,來年任中國統一聯盟首任祕書長。1992年考進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畢業後在《遠見》雜誌任高級編輯,1995年獲金鼎獎最佳雜誌報道獎,1996年考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班 ,獲博士學位後,長居大陸工作,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等職務,近期因健康原因返台。

劉國基首次親述歷史,回憶光復之際的父親母親、七〇年代的風雨飄搖以及他眼見火燒島上的白色恐怖。新國際將陸續刊登作者文章,邀您共同經歷屬於這片土地的台灣記憶。這篇文章,劉先生記錄了與家人之間的關係、出獄後北上參與夏潮、如何進入台大新聞所就讀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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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基 │ 台大新研所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今年五月依法解散,是政府推動還原白色恐怖歷史真相的主要單位。然而,台灣主流的轉型正義歷史認識,始終難以面對與承認的一個歷史是,曾經有一群政治犯是受到中國革命所感召,懷抱著認同紅色祖國的情感,依此展開具有工人階級意識的組織實踐。這群老前輩的精神與實踐,也影響了一代年輕人,這群年輕人如何在出獄及解嚴後的台灣社會承繼這樣的精神,在工人運動及兩岸分斷問題上持續努力?

作者劉國基,台中人。祖父白手起家、勤勞經營,蓋起「彭城堂」。父親於日據時代出生,小學公學校畢業後,曾做過書局學徒、郵差、修車廠學徒、卡車司機,最後考進日本警察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台中刑務所當教化部長。大東亞戰爭爆發後,負責押送台灣囚犯至海南島勞役報國,直至光復翌年末才得返鄉,與泉州系移民後代的母親相識並結合 。

劉國基出生於1953年,高中時代因主編「台中一中校刊社」結識了大量文友,透過「美國新聞處」及舊書攤瀏覽了大量「禁書」、新聞雜誌,因此結識書友王曉波等人,後因涉案「戴華光案」遭逮捕關押,入獄九年八個月,出獄後即任夏潮聯誼會主任秘書,籌組中國統一聯盟,來年任中國統一聯盟首任祕書長。1992年考進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畢業後在《遠見》雜誌任高級編輯,1995年獲金鼎獎最佳雜誌報道獎,1996年考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班 ,獲博士學位後,長居大陸工作,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等職務,近期因健康原因返台。

劉國基首次親述歷史,回憶光復之際的父親母親、七〇年代的風雨飄搖以及他眼見火燒島上的白色恐怖。新國際將陸續刊登作者文章,邀您共同經歷屬於這片土地的台灣記憶。本篇文章,劉先生記述了就讀台大新聞所時,實習採訪了當時獨派與民進黨政治人物的經歷,也道出對於不同台獨立場政治人物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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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基 │ 北京大學燕園授課瑣憶

【編按】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今年五月依法解散,是政府推動還原白色恐怖歷史真相的主要單位。然而,台灣主流的轉型正義歷史認識,始終難以面對與承認的一個歷史是,曾經有一群政治犯是受到中國革命所感召,依此展開具有工人階級意識的組織實踐,並懷抱著認同紅色祖國的情感。這群老前輩的精神也影響了一代年輕人,這群年輕人如何在出獄及解嚴後的台灣社會承繼這樣的精神,各自在工人運動、兩岸分斷問題等持續努力。

作者劉國基,台中人。祖父白手起家、勤勞經營,蓋起「彭城堂」。父親於日據時代出生,小學公學校畢業後,曾做過書局學徒、郵差、修車廠學徒、卡車司機,最後考進日本警察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台中刑務所當教化部長。大東亞戰爭爆發後,負責押送台灣囚犯至海南島勞役報國,直至光復翌年末才得返鄉,與泉州系移民後代的母親相識並結合 。

劉國基出生於1953年,高中時代因主編「台中一中校刊社」結識了大量文友,透過「美國新聞處」及舊書攤瀏覽了大量「禁書」、新聞雜誌,因此結識書友王曉波等人,後因涉案「戴華光案」遭逮捕關押,入獄九年八個月,出獄後即任夏潮聯誼會主任秘書,籌組中國統一聯盟,來年任中國統一聯盟首任祕書長。1992年考進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畢業後在《遠見》雜誌任高級編輯,1995年獲金鼎獎最佳雜誌報道獎,1996年考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班 ,獲博士學位後,長居大陸工作,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等職務,近期因健康原因返台。

劉國基首次親述歷史,回憶光復之際的父親母親、七〇年代的風雨飄搖以及他眼見火燒島上的白色恐怖。新國際將陸續刊登作者文章,邀您共同經歷屬於這片土地的台灣記憶。在〈北京大學燕園授課瑣憶〉這篇文章中,作者從他去北大任教,談起他自台灣解嚴之後訪問中國大陸和開始參與兩岸交流工作的因緣,以及作為統派而不了解當時的中國大陸而選擇前往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就讀的思考,也談及後續工作與到北京大學廣告系任教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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