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PERRY │ 喬治亞、尼加拉瓜仿效美國法律立法,慘遭制裁

【譯者按】喬治亞和尼加拉瓜的政治人物,皆曾因立法限制境外勢力影響而遭美國制裁。他們立法的靈感來自美國《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旨在要求接受外國資助的個人和組織登記為「外國代理人」。喬治亞執政黨「喬治亞之夢」從2020年美國策劃的政變逃過一劫,而尼加拉瓜左派桑定民族解放陣線也在2018年平息了政變。這兩個國家雖然脈絡不一樣,但他們都發現,許多境外資助的非政府組織(NGO)涉入叛亂,因而採取措施限制這些NGO。這些NGO宣稱推動民主、良善治理和公民意識,但實際上常是親西方的政治宣傳工具。

美國及其盟友不允許非西方國家擁有類似的立法權力,因為這會揭露他們的「特洛伊木馬」策略,即通過境外資金干預內政,甚至策動政權更迭。兩國政府試圖通過立法保護主權,限制外國勢力影響,這在西方國家是常見的做法。喬治亞和尼加拉瓜的案例顯示,美國的雙重標準:他們自己使用類似法律來保護主權,但卻對其他國家的相同立法進行打壓,並將其描繪成「俄羅斯法律」,以掩蓋自身的干涉行為。

本文作者為獨立撰稿人佩里(John Perry),他居於尼加拉瓜城市馬薩亞,著作見於西半球事務委員會、倫敦書評等平台。本文由孫訥翻譯、盧倩儀校對。

近日高加索小國喬治亞的政治人物被華盛頓制裁,罪名是「破壞民主」與剝奪喬治亞人民「基本自由」。如何「破壞」民主、「剝奪」自由?原來喬治亞議會通過了一項限制境外勢力影響喬治亞政治的法案。

另一個小國——尼加拉瓜——的政治人物也同樣立了法限制境外勢力的影響,結果也同樣慘遭美國制裁。儘管這兩個國家有很大差異,但美國及其盟友竭盡所能破壞兩國主權的手法實在是驚人地相似。

在這兩個國家,人民選出的政府立法通過限制境外勢力影響的法案後,都隨即遇上政變,只是沒成功。2012年以來三次在大選中獲勝的喬治亞執政黨「喬治亞之夢」(Georgian Dream)自2020年以來已經歷並倖存了兩次美國策劃的政變。

尼加拉瓜左派執政黨桑定民族解放陣線也同樣在過去12年間三度勝選,他們也在2018年平息了一場政變(並在後來的2021選舉再次獲勝)。兩國政府都發現,由外國資助的非政府組織(NGO)在這幾場叛亂中涉入甚深,所以才會採取措施限制這些NGO。而且兩國的立法模式也都不是所謂的「仿俄羅斯」,反而是仿效美國早已行之有年的聯邦法律。

美國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下稱FARA)1938年生效。該法要求接受境外贊助的個人、NGO或其他組織需被登記為「外國代理人」(Foreign Agents)。現在除了美國之外,其他許多國家也都有類似FARA的法律。

近年來,美國就是利用FARA打擊《紐約時報》所說的一些「華盛頓重要研究機構」。這些機構「從外國政府手中收下好幾千萬美元,在華盛頓創造了強而有力的遊說集團」。

《紐約時報》文章充滿著要求美國政府遏制外國勢力影響的論調。事實上,華盛頓最近關注的問題正是揭露那些被稱為「特洛伊木馬」(Trojan Horse)的公益團體。這些NGO的慈善工作背後都有政治目的。

然而,不論是華盛頓還是他們的外國盟友或財團媒體,均不允許西方以外的國家擁有類似的立法權力。原因很簡單,因為這會曝露出那些華盛頓或歐洲政府創造的「特洛伊木馬」,這些組織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干預那些國家的內政,甚至鼓動政權更迭。

喬治亞和尼加拉瓜都希望保護自己的主權,嘗試限制境外勢力對其國內事務的影響。這樣的立法目的在西方自己國家是毫無爭議的。

尼加拉瓜在實施它的FARA以前,在這人口不到700萬的國家,境內竟有超過7000個NGO,其中大部分可能都仰賴國外資金。喬治亞情況更極端:一個只有380萬人的國家,卻擁有約26,000個NGO,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外國資助。

當然,在這兩個國家,非營利組織確實常從事極具意義的人道工作中。但同樣地,在兩國,華盛頓及它的盟友也在都資助著那些可稱得上是「特洛伊木馬」的組織。

正如獨立媒體《The Grayzone》記者克拉倫博(Kit Klarenberg)所報導,一直到新法通過之前,喬治亞的NGO始終都因對國外資金的寬鬆規定而受益,就像尼加拉瓜在2020年法律生效以前一樣。

這些「特洛伊木馬」NGO實際上做些什麼?他們網頁上通常會在「使命與未來計畫」一欄聲稱組織的理念是「促進民主價值」、「能力建構」、「強化公民社會」、「倡議良善治理」、「提高公民意識」,以及「培養新一代民主青年領袖」等等。

這些實際上都是親西方政治宣傳的符號,通常鎖定對象是年輕人,鼓勵他們接受所謂「現代」、「自由」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並對自己政府不乖乖遵循華盛頓路線的行為作出批判。

這麼做是會獲得獎勵的:能得到一份工作、進入NGO後有培訓課程(可能在海外)、以及學習英文的機會。就像《雅各賓》雜誌所言:「在NGO工作是一條通往成功的捷徑:讓你拿高薪、常去外國出差、享受使館招待,成為精英階級一份子。」

喬治亞人揮動美國和烏克蘭國旗,抗議政府提倡的法案。圖片來源

然而對外公開資訊不會提到的是,這些組織的業務可能也包含訓練課程,教大家如何組織所謂的「非暴力」反政府抗議活動,以及如何利用社群媒體煽動社會不滿情緒。在喬治亞的例子中,這被稱為「顏色革命」。就像《國家》(The Nation)雜誌提到的,顏色革命這個詞「已成為親西方、以示威為手段的政變的代名詞了。」在尼加拉瓜,年輕人向草根獨立研究者盧娜(Yorlis Luna)解釋「特洛伊木馬」NGO是如何教導他們籌備策劃「和平示威」,並在2018年很快讓這樣的示威演變成暴力政變。

當三股力量結合在一起時,力量格外強大:資金充沛的NGO、本地「人權組織」、同樣受國外贊助的本地媒體。《國家》雜誌引述喬治亞工運人士賈帕里澤(Sopo Japaridze):似乎沒有任何一個受外國贊助的主要公民團體或媒體機構是不反政府的。他說「整個NGO生態體系都反對民選政府,而這些NGO在國際上的權力和影響力可能比他們國家的政府還大。」同樣的說法也可以用來形容2018年的尼加拉瓜。

雖然政權更迭是美國在這兩國的目標,但動機並不相同。尼加拉瓜之所以成為目標,是因它對美國而言是威脅,因為它走自己的路,樹立了「良好典範」——它在被美國視為自己「後花園」的地區走傾向社會主義的路線。

喬治亞被針對則是因為採取平衡的政治立場:一方面希望能加入歐盟,另一方面也想跟鄰國俄羅斯保持和平關係。正如喬治亞總理所指出,華盛頓與其歐盟盟友都希望喬治亞堅定站在反俄陣營,成為新的抗俄「前線」。

那這些「特洛伊木馬」NGO搞政權更迭的資金是從何而來呢?在2018年尼加拉瓜失敗的政變發生以前,NGO背後的國外資金鮮為人知。然而政變發生一個月後,智庫「Global Americans」發表了一篇題為〈為叛亂打好基礎〉的文章,將華盛頓的角色暴露無遺。

接著在6月14日,受聯邦預算資助的國家民主基金會(下稱NED)現任主席沃拉克(Kenneth Wollack)向國會吹噓說,NED訓練了8000名尼加拉瓜年輕人,讓他們參與起義。接著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也啟動了一個以影響尼加拉瓜2021大選結果為目標的特別計劃。當時我就搜集並記錄下了美國資助的NGO在政變以及政權更迭的努力上扮演的角色。

在喬治亞,NGO背後的外國資金是公開的。《雅各賓》雜誌指出,有90%的NGO由國外贊助,而一些最有名的組織比如像經濟政策研究中心(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nter)、歐洲喬治亞研究所(Europe Georgia Institute)、以及資訊自由發展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of Freedom of Information)毫不掩飾它們的資金來源包括了NED、歐盟,甚至北約。其中一個接受NED資金的組織——「羞恥行動」(Shame Movement)明確揭示它們的目標是將喬治亞帶進歐盟。

據克拉倫博的報導稱,2023年,當執政黨喬治亞之夢首次嘗試引入像美國FARA的法案時,下場是不得不撤回法案,因為它們面對了「羞恥行動」帶領下龐大且暴力的人群,他們威脅要顛覆國會並發動顏色革命。

根據《雅各賓》雜誌的調查,受國外資助的NGO在喬治亞扮演了「不成比例的重要角色」,讓該國陷入長期的民主危機。因此政府會想要持續嘗試推動立法希望限制這些NGO並不令人意外。

這類法案是什麼?它實施後會有什麼結果?仿效FARA的法案通常並不限制外國資金,通常只不過是要求資金來源要公開而已,以便讓其使用方式更透明公開並且有個紀錄。這麼一來當一個NGO真的是「特洛伊木馬」時,就可以有效被識別出來。這時「特洛伊木馬」NGO組織自然會被解散,但通常只有非常少數的NGO會被認定為「特洛伊木馬」。

大部分的NGO被解散的理由是無法或不願遵守立法後變嚴格的會計要求,或者新法曝露出一個NGO是名不副實的空頭NGO。

在澳洲,當政府實行了類似FARA的新法後,已有超過1萬個非營利組織被解散。在英國和美國,每年也有幾千個NGO因不合規定或已停止運作而被解散。

尼加拉瓜的FARA法生效後,有大約一半的NGO被解散。雖然一開始被解散的多是「特洛伊木馬」NGO,但後來絕大多數都是因為不合規定,或實際上已沒在運作而失去NGO地位。

「特洛伊木馬」NGO的重要角色可能在俄羅斯是最為明顯的。俄羅斯雖然是個發達國家,但在2012年立下類似FARA的法之前,卻有很多慈善組織是受外國資助。前情報官里特(Scott Ritter)指出,該法「對英美和歐盟資助的NGO來說,無疑是喪鐘。根據這些組織自己領導人的說法,他們在過去20多年間,是按照西方要的方式來形塑俄羅斯公民社會。」

俄羅斯在2015年將NED列入了黑名單。但即使如此,2021年NED仍有超過60個項目是針對俄羅斯,金額高達好幾百萬美元,只不過現在這些項目應該是從俄羅斯境外地點操作。

當NGO背後的外國資金因為類似FARA的立法而受到威脅時,NGO會跳出來抗議並不令人意外。這種情況在美國也同樣發生。當美國在2022年加強了對外國代理人的限制時,代表政治光譜不同傾向的NGO全都激烈抗議。

當澳洲在2018年、英國在2023年通過類似法律時,也都發生了同樣狀況。所以喬治亞的NGO會抗議完全是預料之中,就與之前在尼加拉瓜是一樣的。因為這些NGO高度依賴國外資金,因此擔心失去資金、被裁員、甚至被解散。

那麼喬治亞與尼加拉瓜的情況與其他國家(包括對NGO管制嚴格的非西方如泰國)的差別是什麼呢?在喬治亞與尼加拉瓜,類似FARA的立法被人權組織、財團媒體和西方政府發言人一起拿來創造一種道德恐慌。

他們的論述是,這樣的立法不僅過份監管社會某一特定部門,而且還威脅到整個社會的言論自由和民主價值。他們用這樣的宣稱來合理化並強力動員反政府示威。他們表面上標榜示威非暴力,但可能迅速引起警察反應,他們再藉此合理化示威轉為暴力只是在回應警察。

就像挪威政治學者迪森(Glenn Diesen)所指:「媒體向我們展示一些示威照片,我們就不假思索地將民主重新定義為必須以高調由西方撐腰的少數意見為意見,並跟著支持恐嚇、制裁的聲音以及政變。」

喬治亞和尼加拉瓜的情況有些不同。在喬治亞,「非暴力」示威是針對即將發生的法律更動,而尼加拉瓜的示威則在表面上是與將稍加修改的公家退休制度有關。但儘管如此,兩地示威者希望政權更迭的動機都昭然若揭。

迪森指出,2014年烏克蘭亦發生同樣情況:西方政府和NGO「支持了一場違憲的政變,反對民選的政府。這場政變只有少數烏克蘭人支持,卻竟被包裝成『挺烏克蘭』的『民主革命』,於是我們每個人都在根本沒有批判辯論的情況下就支持這場政變。」

從華盛頓觀點來看,烏克蘭的違憲政變是大獲成功。但在喬治亞和尼加拉瓜,這樣的行動目前看來卻是適得其反。為減輕美國制裁造成的傷害,尼加拉瓜正與中國和俄羅斯發展緊密關係。在喬治亞,執政的「喬治亞之夢」在這個月(6月)通過立法限制NGO後,據稱正在「積極努力」重新修補與俄羅斯的外交關係。

最後,在喬治亞和尼加拉瓜之間有個有趣的關聯是,兩地的示威都牽涉到一個名為「非暴力行動與戰略應用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NonViolent Actions and Strategies,簡稱CANVAS)的全球NGO。該組織由迪諾維奇(Slobodan Djinovic)領導,他聲稱自己已在52個國家培訓政權更迭的激進份子。CANVAS在USAID的支持下曾於2023年底培訓喬治亞的抗議人士,當時「顏色革命」似乎迫在眉睫。

雖無法肯定CANVAS在2018年尼加拉瓜暴動中是否發揮作用,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個NGO在委內瑞拉非常活躍,同時在尼加拉瓜政變失敗後,一位CANVAS官員曾訪問尼加拉瓜。而迪諾維奇在哈佛大學開授的一門「非暴力」課程上,他也使用尼加拉瓜失敗的政變作為個案分析。

白宮對推動類似FARA法案的喬治亞官員實施制裁,手法就跟美國在2020年對付尼加拉瓜政府如出一轍。美國拒絕承認許多西方國家自己也立法監管NGO外國資金,反而為喬治亞的新政策貼上一個「俄羅斯式的法律」標籤,就像尼加拉瓜通過類似的法律時也被標籤為「普丁法案」。

財團媒體(像BBC)一再復述華盛頓的立場,而且長篇引用國務卿(Anthony Blinken)的話,卻不點出布林肯的虛偽:批評一個國家的立法,但故意不講明白那個法律參照的是美國,而不是俄羅斯的法律。

諷刺的是,80多年前美國在推動FARA法案時,特別強調這樣的立法是在「捍衛」民主。但當同樣的法律由一個被華盛頓或其盟友視為不聽話不服從的國家拿去用時,這法律就被描繪成是在「攻擊」民主、甚至「一步步邁向專制」。

為這些國家這樣的立法貼上「俄羅斯法律」或「普丁法律」的標籤,只是讓華盛頓的禍心更無處可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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