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弗弘索．鄔達】後──新自由主義的終結（The end of post-neoliberalism）
◎弗弘索‧鄔達（François Houtart）
◎鄭亘良 譯
【編按：弗弘索‧鄔達（François Houtart）2017年6月6日於厄瓜多首府基多過世，享年92歲。其創辦的「亞拉非三大陸研究中心」，長期關注南方國家的社會運動、另類全球化運動的發展、拉丁美洲的民主演變、南方國家政治、社會決策的另類抉擇、國際援助和經濟整治方案的邏輯與影響。弗弘索‧鄔達晚年積極投入「另類全球化運動」的組織和理論工作，有「另類全球化教皇」之美譽。
本文寫於去年，他指出拉美看似進步的國家政權，雖然取代了過去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獨裁政權，的確也在以不嚴重影響富人收入下造福了窮人，但是這些政權在面對經濟危機時，由於深受發展主義的影響，仍採取了有利於市場的政策，因而更加深了壟斷性資本的主導地位，以及對生態、經濟自主與糧食主權的破壞。隨著矛盾的加劇，不僅人民受夠了，保守右翼的勢力更藉此悄悄地復興了。在後—新自由主義終結、但非後—資本主義的時刻，他呼籲鬥爭尚未結束，有賴人民各個力量的團結與重新設定新的計畫，重建自主社運。】
（圖片來源：The Dawn News）
為了應付危機，拉美那些所謂「進步」的政府，持續採取了對市場更為有利的政策，這卻同時悄悄地引來了他們先前所譴責的「保守主義的復興」（conservative restoration）。
拉美這幾個「進步」政府，取代了先前的獨裁政權與新自由主義政府，並在不嚴重影響富人的收入狀況下改善了窮人的生活。但是，這樣的情況即將告終。現在這些政府重回右翼的懷抱，因此此時此刻正是群眾部門（popular sectors）團結起來的新契機，也是未來唯一的出路。
在這世界上，拉美是唯一一個有好幾個國家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大陸。這些由美國所扶植的軍事獨裁政權，在執行新自由主義計畫後，隨即馬上受到民間的反彈。2005年，這些反對的聲音在退回美國和加拿大的自由貿易協定後達到高峰。其成功源於社會運動、左翼政黨、非政府組織、教會之間的齊心協力。
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尼加拉瓜、委內瑞拉、厄瓜多、巴拉圭、玻利維亞等國的新政府，推行了有效的政策，因而能夠重建國家的角色，得以進一步重新分配財富、重組公共服務，尤其使健康照護和教育更為普及，並投注更多資助於公共工程建設。在多國企業與國家協調之下，自然資源（石油、天然氣、礦物、農作物）的開採收入有更適當的分配，加上國際市場環境近十多年來有利於這些國家，使得這些國家的國民收入有顯著的增加。
提到循環的終結，就傳達了一種歷史決定論的概念，歷史決定論意指左右兩股權力無可避免地相互輪替——但是，如果目標是以民眾民主政權取代寡頭政治霸權，那麼這個概念是不太恰當的。我們假定了這些新政府是後—新自由主義（post-neoliberal）而非後—資本主義（post-capitalist），然而幾項因素也使我們認為，我們正在目睹這些後—新自由主義經驗的衰竭。
在系統性的危機期間，尤其當系統性危機又是如此地兇猛，如果我們還認為「速效」的社會主義能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完全有可能的，顯然是自欺欺人。因此，必要的變革過程是此刻我們需要提出來討論的。
後—新自由主義計畫
拉美這些所謂「進步」的政府，嘗試重建經濟與政治體制，以便能夠修復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社會災難，而這些重建修復計畫可是一點也不輕鬆。過去國家一直是由保守的政權所掌控，因此很難推動變革。所以，重新恢復國家的社會功能，即需要重新組織國家的體制。例如，由於石油的收入，委內瑞拉建立起一個「平行國家」（parallel state）（即所謂任務型政府）。其他國家的例子則是建立起新的政府部門，並逐漸汰換高階文官。這個過程大體上是由權力集中且層級分明的國家體制（即具有克里斯瑪魅力的領導）所主導，同時隨之出現幾個傾向，像是社運工具化、毫無生氣的行政官僚、與改革共存的貪腐問題（有些國家是大規模的貪腐）。
決心遠離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產生了正面的結果，有效解決幾百萬人的貧窮問題、提供較好的健康照護與教育資源、投注資金興建公共基礎設施——簡言之，就是重新分配了至少國內部分的產品，這些產品因為世界商品價格的上升有大幅的增長。
這樣的作法造福了窮人，同時並未嚴重影響富人的收入。
需要補充的是，在這過程中整合拉美的努力也相當重要。拉美整合是透過創造或強化彼此的組織聯繫，像是組織了十個拉美國家的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整合拉美大陸南方國家的南美洲國家聯盟（UNASUR）、同樣整合拉美世界並連結加勒比海地區的拉美與加勒比國家共同體（CELAC），以及由委內瑞拉發起、邀集十個國家成立的拉美玻利瓦爾聯盟（ALBA），拉美玻利瓦爾聯盟所建立的新合作框架了，強調非競爭性、互補的團結。
但是，這些「進步」國家內部的經濟，尤其在礦業與石油產業、金融業、電信業與大型貿易等，實際上仍由私人資本及其積累的邏輯主導，並漠視像是環境與社會破壞等「外部效果」。這個問題因而引發了不少社會運動越來越強烈的抗議。絕大部分的媒體（報紙、電台、電視）仍掌握在國家與國際的大財團手上，儘管也有像是南方電視台（Telesur）與國家通訊法的制定，努力改善傳播通訊體系明顯不均衡的問題。
什麼樣的發展？
「進步」政府的發展模式其實深受1960年代「發展主義」的影響。1960年代時，聯合國的拉丁美洲與加勒比經濟委員會（ECLAC）便隨著國內生產的增加，所以提出了進口替代政策。在21世紀，這套政策是在一個物價合宜的脈絡中執行，當中結合了增加生產的經濟想像，以及不涉及社會結構根本改變（例如沒有農地改革）的國家租金重新分配的概念。這套政策導致了拉美經濟問題的重新獲得重視，並使得拉美經濟更加依賴壟斷性的資本主義，因而甚至導致了拉美大陸某個程度上的去工業化。
因此，這項政策逐漸使這些國家的社會發展，變形為一種缺乏批判力的現代化，有的更依賴國家，也有的像委內瑞拉等強調社區參與。這種轉變導致中產階級消費國外商品的情形增加。這轉變也帶來更多的超大型計畫，拋棄了傳統農業，農業最終走向出口導向、生態體系與生物多樣性遭到破壞的命運，甚至危急了糧食的主權。這當中未出現真正的農地改革。而且主要靠接濟措施來減少貧窮的方式（如同新自由主義國家會採取的方式），對於縮短社會的貧富差距沒什麼幫助，尤其是當世界的貧富差距還不斷地擴大中。
還有別的出路嗎？
那麼，有人就會想說，是否我們還有不同的辦法。基進革命可能會引發武力介入，且美國當然擁有所有武力介入所需的設備與工具。
另一方面，壟斷性資本的力量使得涉及到石油、礦業、農業等協定，很快地都變成新的依賴性產業。同時當中還要面對落實自主貨幣政策的困難，以及面臨來自國家金融機構的壓力，更別提像是巴拿馬文件所指證歷歷的，資本是會飛到避稅港的。
再者，這些「進步」政府領導者與他們的顧問所受的教育，明顯地是服務於社會現代化的任務，並不尊重當代社會的其他成就，像是尊重環境與確保自然再生的重要性、從現實的全面整體觀來批評已內化市場價值的現代化、文化因素的重要性等。有趣的是，他們的政策其實與這些地區中一些相當創新的憲法規定（例如自然權利，buen vivir）牴觸。
新的矛盾
這解釋了為何內外在矛盾皆快速地演變。很明顯地，最為戲劇性的因素是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引發的後果，以及尤其像是石油等部分有計劃的物價下降。巴西和阿根廷是首波受到這些後果之苦的國家，很快地委內瑞拉與厄瓜多也跟著受到波及。玻利維亞的進展好一些，這得感謝她鉅額的外匯存底。這樣的狀況立即影響了就業狀況與中產階級的消費能力。與一些社會運動與左翼知識分子的潛在衝突也逐漸浮現。尤其在一些國家，貪腐深植於政治文化中，因此當改變需要付出更多的代價時，人民已經受夠了，政府失敗因而引發了群眾的抗議。
明顯地右翼勢力也抓住了這狀況所以帶來的機會，進行一系列行動復興其權力與霸權。這股右翼勢力訴諸了其從未尊重過的民主價值，試圖重新吸引部分的選民。這股右翼勢力在阿根廷取得了政權、贏得了委內瑞拉國會的席次、質疑巴西的民主體制、在厄瓜多與玻利維亞的主要城市中確保獲得了多數人的支持。這股勢力尤其趁機利用特別像是原住民與中產階級的失望情緒。同時，在許多美國機構與由美國掌控的媒體支持下，它嘗試克服自身的矛盾，尤其是傳統寡頭政治組織與現代部門之間的矛盾。
為了應付危機，這些所謂「進步」的政府，持續採取了對市場更為有利的政策，卻同時悄悄地引來了他們先前所譴責的「保守主義的復興」。因此這樣的改變，簡單來說只是將資本主義適應到新的生態與社會要求（現代資本主義），而非邁向新的後—資本主義典範。
相反地，所有這些並不意味著社會鬥爭的結束。
一方面，解決的辦法有賴於各個改變力量的集結，無論政府體制之內或之外，都需要一起重新設定計畫與變革的方式。另一方面，就中長期的目標而言，更有賴於自主社會運動的重建。
發佈日期：2017/07/03
原始來源：www.opendemocracy.net / By FRANÇOIS HOUTART / The Dawn News / July, 7, 2016.
文章來源：http://www.thedawn-news.org/2016/08/29/the-end-of-post-neoliberalism/
延伸閱讀：
反體系的力量與替代方案的追尋 ── 弗弘索‧鄔達神父談「世界社會論壇」的組織架構
金融危機對當今及未來的影響──弗弘索．鄔達於聯合國金融危機會議的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