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基 │ 北京大學燕園授課瑣憶

【編按】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今年五月依法解散,是政府推動還原白色恐怖歷史真相的主要單位。然而,台灣主流的轉型正義歷史認識,始終難以面對與承認的一個歷史是,曾經有一群政治犯是受到中國革命所感召,依此展開具有工人階級意識的組織實踐,並懷抱著認同紅色祖國的情感。這群老前輩的精神也影響了一代年輕人,這群年輕人如何在出獄及解嚴後的台灣社會承繼這樣的精神,各自在工人運動、兩岸分斷問題等持續努力。

作者劉國基,台中人。祖父白手起家、勤勞經營,蓋起「彭城堂」。父親於日據時代出生,小學公學校畢業後,曾做過書局學徒、郵差、修車廠學徒、卡車司機,最後考進日本警察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台中刑務所當教化部長。大東亞戰爭爆發後,負責押送台灣囚犯至海南島勞役報國,直至光復翌年末才得返鄉,與泉州系移民後代的母親相識並結合 。

劉國基出生於1953年,高中時代因主編「台中一中校刊社」結識了大量文友,透過「美國新聞處」及舊書攤瀏覽了大量「禁書」、新聞雜誌,因此結識書友王曉波等人,後因涉案「戴華光案」遭逮捕關押,入獄九年八個月,出獄後即任夏潮聯誼會主任秘書,籌組中國統一聯盟,來年任中國統一聯盟首任祕書長。1992年考進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畢業後在《遠見》雜誌任高級編輯,1995年獲金鼎獎最佳雜誌報道獎,1996年考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班 ,獲博士學位後,長居大陸工作,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等職務,近期因健康原因返台。

劉國基首次親述歷史,回憶光復之際的父親母親、七〇年代的風雨飄搖以及他眼見火燒島上的白色恐怖。新國際將陸續刊登作者文章,邀您共同經歷屬於這片土地的台灣記憶。在〈北京大學燕園授課瑣憶〉這篇文章中,作者從他去北大任教,談起他自台灣解嚴之後訪問中國大陸和開始參與兩岸交流工作的因緣,以及作為統派而不了解當時的中國大陸而選擇前往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就讀的思考,也談及後續工作與到北京大學廣告系任教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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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紀蘇 │ 我為什麼關心臺灣

【編按】這幾年因著香港問題、疫情區隔,兩岸民間出現愈趨對立的言論,今年隨著俄烏戰爭,兩岸問題也常常被提出來類比,特別是從國際地緣政治局勢來切入。本文是「臺灣左翼的兩個重要時刻」工作坊(2021年12月25 日)上的圓桌發言,作者黃紀蘇老師選擇嘗試從「心理結構」切入兩岸的問題,特別指出中國大陸想了解臺灣民眾,就應該瞭解日據時代以來的歷史對臺灣民眾內心世界的影響或塑造,並需要反省大陸現今普遍說不需要像臺灣學習的心態,重新回看自身的心靈史。黃紀蘇老師為學者、業餘劇作者,中國社科院退休職工,著有劇本《無政府主義者屬意外死亡,左派藝術家屬意中死亡》、《切.格瓦拉》、《我們走在大路上》、《貓和老鼠的故事》等。圖片來自網路和「臺灣左翼的兩個重要時刻」工作坊資料。 本文轉載自「謂無名」,感謝黃紀蘇老師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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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子婷、章羽、劉希 │ 從輝煌到衰敗,上海工人新村和新村裡的婦女都經歷了什麼?

【編按】在新國際前篇轉載的〈疫情下的上海「工人新村」:基層婦女如何保衛社區〉一文中,訪談了葉子婷、章羽、劉希對於上海「工人新村」的觀察,她們看到「工人新村」的中老年阿姨們保留了集體主義的精神與生機,如何在疫情之下發揮了社區集體互助的作用。本文節選自三位作者的《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婦女日常生活》第七章《上海工人新村裡的平凡故事》,這篇文章書寫了工人新村普通中老年阿姨們的故事與研究者對於城市化、集體主義、性別等議題的反思交相輝映。從這些故事,我們進入基層婦女的日常,找尋集體主義的遺產,反思城市化與現代化的陰面。感謝人民食物主權與三位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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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上海「工人新村」:基層婦女如何保衛社區

【編按】新冠疫情持續兩年,台灣媒體對於疫情,多著重在醫療相關政策,而對於這次上海疫情的報導,也多著重在「動態清零」下衍生的各種問題。然而,對於實際生活於其中的人來說,究竟怎麼應對、渡過難關呢?上海「工人新村」以及生活其中的中老年阿姨們是一個例子,「工人新村」保留了集體主義的精神與生機,在疫情之下發揮了社區集體互助的作用。1952年,隨著滬西工業區(現上海市普陀區)曹楊路鑼鼓喧天、汽笛長鳴,曹楊新村也成為上海第一個為專門為工人搭建的住所,為工人提供了享受愜意生活的場所,是社會主義中國工人翻身做主、生活質量提升的真實寫照。然而改革開放後,上海國有企業改制等一系列的改革,工人新村往日的風采已不復存在。工人新村逐漸「淪落」為繁華都市裡的老舊小區——居住條件差,大量「外來人口」湧入,居住在工人新村的人們也往往被貼上「底層」或「貧困」的標籤。可當新冠疫情來臨時,你會發現,這些看似破敗的老舊小區絕不是「治理」的對象,而在其內部蘊含著強韌的集體主義精神與生機。面對疫情,工人新村裡的人們相互支持、相互幫助。尤其是那些曾是工廠職工現在或下崗或退休的中老年阿姨們,她們挺身而出參與維護社區運行的各種工作,努力保衛著自己、家人及社區。她們的故事值得我們知曉與珍視,更值得我們的反思。本篇訪談來自《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婦女日常生活》一書三位作者葉子婷、章羽、劉希的觀察,感謝三位作者授權,這篇訪談轉載自人民食物主權,原登於第一財經,由第一財經記者佟鑫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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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戈│論上海疫情:這一次,我們真的別無選擇嗎?

【編按】近日台灣Omicron本土感染案例不斷上升,原先嚴格的清零政策也逐漸出現放寬的聲音。究竟該緊該鬆?如何拿捏?中國管控疫情採「動態清零」策略,有效地阻止疫情擴散,但近日上海疫情防控出現種種問題,基層防疫工作混亂,民生也出現問題,而無症狀感染者數量仍居高不下,「動態清零」政策因而受到批評,民間也出現「與新冠共存」的聲音,因為他們認為Omicron傳播力強但致死率低,沒有需要付出巨大代價清零。本文作者則以美國、韓國、香港為例,指出高疫苗接種率是減少重症和死亡的有效手段,若因此放任病毒擴散,會對少數未接種者或體質較弱者造成危險,並認為雖然疫情防控的一些措施或許造成人們生活的不便,甚至還有個別極端情況發生,但這並非是「動態清零」這一政策本身造成的,恰恰相反,正是「動態清零」保障了大多數人的生命健康,而這些統計學意義上的無面目人口卻無法引起人們的關注。作者認為,主要目標仍應堅持清零,並在此前提下改進防疫工作中的某些具體措施,糾正以清零為唯一考核標準的目標責任制,以避免其導致的罔顧疫情以外的民生需求和基本權利訴求的官僚主義傾向。本文轉載自保馬,原標題為〈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疫情防控政策?〉,刊登於《文化縱橫》,為文化縱橫新媒體「政策觀察」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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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征路 │ 我的知青歲月,不是傷痕文學編造的故事

【編按】2021年12月28日18點,作家、深圳大學教授曹征路老師與世長辭,享年72歲。

曹征路老師1949年9月生於上海,當過農民,當過兵,做過工人和機關幹部。他是大陸新世紀「底層文學」思潮的代表作家,著有《那兒》《霓虹》《問蒼茫》等膾炙人口的作品。曹征路老師始終保持著工人階級立場,挺立著知識分子的脊梁。

在得知生命即將走向盡頭時,曹老師說,「我心情如常,沒有多少改變。對於死亡,我沒有恐懼,相反還有點嚮往。人生的任務我已經做到這個樣子了,對得起良心,所以沒有遺憾。」在生命盡頭,無憾、無懼、更無愧,世間得幾人?

今天這篇舊文,是曹老師的親身經歷,也是不同於傷痕文學的另一種知青回憶。本文以及曹老師的諸多其他作品,都為我們重新理解那個紅色年代打開了新的視角。

當傷痕文學敘述以高高在上的姿態,理所應當地將知青下鄉講述為「受苦」、「受委屈」,曹老師卻發出另一種追問:「如果不到農村親身體驗,怎麼能理解農民?如果不理解農民,怎麼能理解革命?我們這些城里人讀書人,憑什麼就認為自己比他們高一等?憑什麼受到優待還認為是受罪?」實際上,否定知青的不是知青經曆本身,而是改革後的高考制度,這個高考制度只注重本本知識,把知青在農村的一切實踐貢獻歸零。

謹以此文,緬懷曹征路老師!

以下文章來源於微信公眾號高度一萬五千米,原標題為〈文革中真實的學工學農故事〉 ,本文轉載自食物天地人微信公眾號,由食物天地人侯解責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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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之光│抗美援朝:一場保衛第三世界國際秩序平等話語權的戰爭

【編按】中國大陸近期的大片《長津湖》上映,可惜的是,台灣多數媒體輿論僅將《長津湖》視作是中國大陸強力打造偉大國族認同敘事的一環,反而忽略了「抗美援朝」帶有反抗帝國主義意涵的歷史國際語境。殷之光老師在本文中點出朝鮮戰爭爆發的緣由,包括了美國通過聯合國決議為出兵朝鮮提前背書,質疑了聯合國在二戰後的國際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並指出1945年的《聯合國憲章》對「正義戰爭」的模糊定義也讓聯合國缺乏對實踐判斷的指導意義。同時,本文也認為,從毛澤東的觀點來說,二戰後的世界秩序是世界人民處在反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中,而朝鮮戰場則是中國革命中反對帝國主義因素的延伸。因此,「抗美援朝」的反對帝國主義目標有著世界性的意涵,而周恩來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正是第三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霸權的話語的代表,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國家政權均是各個國家在反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壓迫過程中產生的不同政治回應方式。本文原文刊登於「經略」公號,本文轉載自保馬,感謝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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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慧瑜|《棉花》的故事與中國崛起的另一面

【編按】近段時間以來,例如BCI、H&M、NIKE等一些國際組織及品牌抵制新疆棉花,而新疆棉花產業也被質疑涉及「強迫勞動」,是中方違反新疆人權的新事例。同時間,此舉也引發中方官方、民間的抵觸,批評西方係借人權問題打壓中國棉花,其背後是「棉花」市場地位的爭奪。在台灣,新疆棉花的爭議卻僅被簡化為兩岸統獨政治爭論的一個事例。然而,究竟棉花產業在中國是什麼樣的圖像?與中國經濟崛起與消費是什麼關係?新疆棉作為作為全球紡織與成衣業的主要原料之一,這次新疆棉爭議對於全球市場有何意涵?國際品牌下全球分工中的「中國製造」在此意味著什麼?

2014年周浩導演的《棉花》,曾獲得第51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講述了當下中國與棉花種植、採摘、紡織、銷售等各個生產環節的棉花工人的故事。本文作者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張慧瑜老師,進一步從該紀錄片延伸,點出了棉花產業中,中國經濟崛起和消費主義景觀背後生產者與勞動者的身影,讓中國製造背後的產業工人,尤其是女工顯影。這更觸及這三十年中國發展的大問題:究竟誰才是中國製造、中國崛起的主體。本文原刊於《讀書》2016年9期新刊,轉載自公眾號「讀書雜誌」,本文轉載自保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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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智明 │ 一九九〇年代後的釣運:兩岸保釣的交流與合流

(本文原載於《人間思想》第一期(2012年夏季號)頁58-75,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一般咸認,1971 年4 月10 日的華府大遊行是保衛釣魚台運動的高峰,在那之後釣運就逐漸消沉,進而分裂為統一運動、革新保台與台灣獨立等不同 的政治勢力與家國想像。在1971年秋天的安娜堡國是會議上,左右分裂大勢抵定後,即令還有部分留美學生在1974年推動保沙運動,海外的保釣大潮的確已成「昨日之怒」,釣魚台問題也在中日雙方同意擱置爭議後而沉寂下來。然而,釣運並沒有就此消聲匿跡。保衛釣魚台的實質目標雖未達成,卻也不算失敗。中台日三方政府後續在釣魚台問題上堅持主權與實質擱置的作法, 使得釣魚台持續成為中台日民族主義的施力點,並最終在1990年以來一連串的事件中形成更大且更直接的衝擊,其意義與影響有待探索。因此,本文嘗 試整理與分析一九九〇年代以降的保釣運動:一方面描述釣運與釣魚台問題在兩岸三地的具體狀況;另一方面試圖對三地不同的反應與作法提出解釋與 分析。最後,面對今年(2011 年)3 月東日本大地震與南海主權爭議浮現的新情勢,本文嘗試從一個「批判區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 ──而非民族主義的觀點──來思考保釣運動的意義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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