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感謝作者劉健芝老師授權轉載。作者劉健芝老師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及發展中心生態文化部主任，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兼任副教授，全球大學創始成員，全球和平婦女協會理事，世界社會論壇國際委員會成員。編著書籍十多部，文章被翻譯成多國語言。）
2021年5月，我、黃小媚、何志雄合著《福島 / 輻島：十年回首詰問》（簡體字版），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無解當前，只能吶喊：知其不可而為之！
2022年2月，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繁體字版：《福島/輻島——核電是福是禍》，藉此機會，從福島悲劇的深刻教訓，反思我三十多載教書生涯中，在培育學生的生態公義與社會公義價值觀方面的一些體會。
2023年夏天，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Palgrave Macmillan）即將出版英譯版：The Fukushima Catastrophe: To What End? （《福島災難——結局會如何？》） 。如魯迅沉痛揭出病苦，持續引起療救的注意，並且培養感知、思辨、自主、行動的能力。
臨近福島核災12週年紀念，閱讀日本共同社新聞，不禁令人覺得前景慘淡，心灰意冷。3月3日，東電福島第一核電站反應堆報廢推進部門最高負責人小野明表示，日本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計劃在2041-2051年完成報廢的目標，但是，「探討（福島一核）最終樣態所需的信息尚不齊全，難以預見具體步驟。」
同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核廢水排海時間明確表示，「預計2023年春季到夏季的這一時間不變」。預計排放的處理水含有放射性物質氚，重約132萬噸。小野強調：「一口氣推進排放工作，將使人相信反應堆報廢具有現實感。」
3月5日，東電對福島第一核電站1號機組反應堆安全殼內部的調查結果顯示，來自熔落核燃料（燃料碎片）的物質很可能大範圍分佈在底部堆積物的表面。對支撐裝有核燃料的反應堆壓力容器的底座外側進行調查，所有8處均檢測到燃料碎片含核輻射物質「銪-154」的放射線。
小野聲稱：「最終有必要將持續增加的處理水全部排放，將熔落核燃料（燃料碎片）全部取出。」燃料碎片推算總量達880噸，計劃於2023年度後半段在2號機組首次開始少量取出。不過，關於燃料碎片的最終處理地點，他表示「還沒有到可以探討的階段」。
親歷的體驗
不少人一刀切地反感日本人，可是，我在不少日本朋友身上，看到那敢於直面慘痛殘酷現實並有所擔當的高貴氣質。我非常敬重的武藤一羊教授，在1950年4月剛入讀東京大學，6月就爆發朝鮮戰爭，因為主持學生反戰集會，被大學開除。武藤教授一生不懈組織和參與日本和亞洲的和平運動，反對美日安保條約、反對美國發動越戰、反對修改和平憲法等。在本書附錄文章「活著的廢墟」中，武藤教授指出日本在1950年代引入核反應堆，就是為了擁有核武裝的能力。武藤教授今年91歲，仍然言行活躍，堅持反對日本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促進人民締結希望之聯盟（alliance of hope），推動世界和平運動。
安排我在福島災變一年半後到訪福島的日本惠泉女子大學的大橋正明教授，身兼日本非政府組織國際合作中心理事，在災變發生第二天便組織民間救援隊，親自送救援物資給核電廠方圓20至30公里留在戶內的災民；當時國際救援組織因為這些區域輻射太高，禁止工作人員走近。
大橋正明引介我認識國際攝影記者豐田直巳先生。十年如一日往返福島，豐田直巳的觀察是：「從2011年3月福島核電站爆炸的那天起，我就開始採訪和拍攝福島。在那之前的10天，我一直在拍攝切爾諾貝爾事故25年後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在日本，在事故發生前推動核電站建設的公司，於事故發生後，出現在輻射污染區，從公民繳納的大量稅收中獲利。該工程使用了『重建』的名稱。建築公司的重型機械、大型翻斗車進入因輻射災難無人居住的城鎮和村莊，起初為建築物和田地『除污』，之後，被『除污』的房屋、倉庫、工廠、學校等卻相繼被拆除。（你能理解這種矛盾嗎？）福島的10年，就是抹去了原來的風景，出現了原來沒有的『重建建築、重建公關中心』。大部分因輻射流離失所的人不會回來。在未來200年或300年，核電站釋放的輻射消失前，都不會回來。當然還是有寥寥可數的人回來了，他們懷著自身和土地不可分割的感情，做好了暴露在輻射中的準備。我尊重他們這種生活方式，他們似乎在通過這種生活方式，向世界詢問核事故和核傷害的意義。我依然去福島，希望在我的照片中捕捉會被抹去的風景和不可磨滅的人的尊嚴。」
藍原寬子女士是《日本透視新聞》記者，一直追踪採訪撤離和回鄉居民的境況。她說：「十年過去了，仍有大量的人受影響，超過4萬人仍在避難，遠離家鄉。日本有一個說法——『十年一昔』，意即十年一個歷史里程碑，可是我非常懷疑這句話是否適用在福島核事故上。『我們能給這一悲慘事故一個期限嗎？』我的回答是『絕對不能』，因為核事故和輻射災難仍在繼續，我們仍然強烈地需要國際廢核運動的社會支持。」
藍原寬子訪問了一位在福島市經營電影院的阿部泰宏先生，他說：「核事故發生時，福島在艱難的情況下是孤獨的。現在COVID-19，電影院的運營比核事故的蕭條時候更難了，但從精神上來說，孤獨感減少，因為全世界都能感受到因COVID-19而互相隔離的相同體驗和團結共鳴。」是的，在反核運動上，需要「情同與共」。藍原寬子呼籲大家相信「人類的奇蹟」，一起走在歷史的道路上，收集希望之石的碎片，握在掌心。她堅信這些碎片一定會像北斗七星和南十字星一樣，閃閃發光。
我在2012年10月訪問福島時認識了福島全球公民網絡中心主任藤岡惠美子女士，她離開東京舒適的家搬到福島服務災民；當時我問她：「你不怕輻射嗎？」她淡然地說：「我已經40歲了。」2022年5月，收到她患癌的消息，心裡很不平靜。她因病不能參加2021年在線舉行的第八屆南南論壇，催促我們把討論福島的視頻發給她觀看。[1]
我默默為藤岡惠美子祈禱，默默為飽受生靈塗炭的核災民祈禱。
噩夢、謊言、滅絕
2018年5月，我參加推進朝鮮半島和平的國際婦女活動，認識了莊麗沛（Rebecca Johnson）， Acronym裁軍外交研究所主任和創始人，也是2017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ICAN）共同創始人。
我邀請莊麗沛為英譯版寫序言：〈別再發生，求老天爺，永不發生〉。莊麗沛曾經到福島實地調研，筆記滿載輻射難民的無奈與痛苦：
當健芝邀請我寫序言的時候，我的腦海立刻回到了2011年3月11日，倫敦，美國有線新聞網（CNN）記者把我叫醒，約談日本遭遇海嘯的新聞。他們告知，手裡有一張福島第一核電站爆炸的照片，並想和我談談可能發生的情況和危險。我第一反應是：「別再發生！求老天爺，永不發生！」——我還沒來得及切換到專業的應對模式，詢問目前已知的情況，就大聲喊了出來。我一邊聽著，心裡卻是焦慮痛苦，牽掛住在東北海岸的朋友。他們都還好嗎？他們安全嗎？
我在20世紀70年代末曾經住在東京，多次往返參加關於廢除核武器的會議。我匆匆查看了電子郵件和一些日本和國際新聞，主要焦點當然是沿海漁村的恐怖場景和人命喪亡。起初，日本的新聞中沒有關於福島的內容，但國際媒體中卻表達了擔憂。CNN的採訪記者請我討論：「如果反應堆發生爆炸，可能發生的最壞情況是什麼？」
在沒有可靠的日本官方信息的情況下，我描述了反應堆的設計，並闡述瞭如果爆炸使反應堆破裂，或者反應堆芯和核燃料（儲存在反應堆上方的水中）失去冷卻水浴而暴露在空氣中可能出現的危險。這就是實際發生的情況。但是，由於核電站老闆和政府官員驚慌失措，試圖掩蓋令人震驚的現實，必要的應急措施就被延誤了。
在第一次採訪之後，我收到了一位朋友的電子郵件，他是核專家，在民間社會和日本原子能機構都有人脈。他對官方在福島第一核電站災難發生時的反應不足而深感憂慮，向我和其他國際同行發送了最新信息和分析報告。他的報告堅實可信，揭露了太多東京電力公司和政府發言人所散佈的、危險的假消息、保證、謊言。
隨著刮風下雨，將毀滅性的核污染帶入村莊、山丘、田野和海洋，顯然而言，兇多吉少。一場人間噩夢正在逼近。關鍵問題是，污染會蔓延多遠，情況會變得多糟。朋友敦促，盡一切可能強調事態萬分嚴峻，並將真相告知世界各國政府和媒體——對東京電力公司和日本政府施加壓力，使其採取更負責任的行動，並適當告知和保護日本人民和環境。
在福島爆炸的下風處，那些急急忙忙地從還沒被海嘯水牆壓倒的房屋中撤離的人都很焦慮。但許多人後來告訴我，他們主要為那些住在海邊的村民感到遺憾，他們的房屋和學校都像火柴棒，纖弱而容易被折斷。他們從未想過，將永遠無法回到珍貴的家園。人間浩劫與威脅靜悄悄地來臨，悠長而無邊，瀰漫毒害整個福島縣的空氣、田野、水道，這幾乎是讓人無法理解的。
在那恐怖的當天，逾15,000名兒童、婦女、男人不幸死亡了。地震和海嘯對生命和家園的摧毀，怎麼說都是一場殘酷的悲劇。在福島第一核電站被淹沒兩週後，我寫道：「我們必須希望冷卻劑和控制裝置完全恢復，福島和其他地方嚴重受損的反應堆在拆除前將會變得安全。日本在一座危險的發電設施上花費如此多的人力物力，需要調動資源為50萬無家可歸和遭受創傷的倖存者提供幫助，這是悲慘的教訓。[2]
當我在災難發生18個月後訪問時，故事看起來非常不同。超過10萬名「輻射難民」仍然無法返回家園、學校、田野和工廠。[3]到了2012年，看到倖存者社區團結起來，在北部海岸線上重建被破壞的城鎮和村莊，令人鼓舞。可是，在核反應堆爆炸時釋放出的致命輻射的下風口，情況就不一樣了。住在福島的下風口地區的村民一直無法重建社區——他們最糟糕的噩夢仍在繼續。
下風口的噩夢
一年後，2012年8月，我與多個國家的醫生一起訪問福島，親眼看到了下風口的噩夢。我作為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ICAN）的三位聯合主席之一，參加了在廣島舉行的國際防止核戰爭醫生組織（IPPNW）的一次重要會議。ICAN的其他聯合主席是蒂爾曼．魯夫博士（Tilman Ruff）（在澳大利亞成立ICAN的主要推動者）和川崎哲（Akira Kawasaki）。川崎哲是反核運動者，曾經與和平之船和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倖存者密切合作。川崎哲和一群日本醫生（PANW）介紹了福島的情況，並為我們協調安排，前往東京和福島會見活動家和官員。他們獲得批准，允許我們從福島市乘車到 「紅區」的邊緣；但我們被告知，在紅區線以外，污染程度太高，沒有防毒面具和防輻射服就無法進入。
接下來的幾段話摘取自我在8月訪問時的筆記和照片，其中一些照片由《開放民主》（openDemocracy）在2012年9月發表。[4]
當巴士離開福島市時，田地、房屋和路邊的綠化帶都非常整潔，大家所期待的日本就是那樣子。這是日本熟悉的農村景色——漂亮的房屋與綠油油的稻田和深綠的大豆田交錯在一起，還有長長的溫室框架和塑料大棚，種植了西紅柿、辣椒、黃瓜和其他夏季蔬菜。
離開城市幾英里後，場景突然改變了。一塊塊整齊的水稻和其他作物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瘋長的野生植物爬上了建築物和電報桿，遮住了揮舞著卡通人物的歡迎路標。現在，道路上幾乎沒有汽車，儘管我們的巴士經過幾輛警車和重型挖掘機。
就像那些用木板搭建的學校一樣，一些空蕩蕩的商店和房屋仍有花園，鮮豔的花朵在野草叢生中爭奪空間。在田野和路邊，我們看到一排排鼓鼓的塑料袋。車上的當地醫生解釋說，這些袋子裡裝的是被污染的表土和植被，等待收集起來作為放射性廢物處理。
在這裡，消除污染的工作永無止境，因為雨水將更多的輻射從山上和森林中衝到了 「已消除污染的」田地和花園裡。我們參觀的衛生診所後面，用粉紅色的膠帶標圍起來，標誌著已消除污染的邊界，但醫生承認這只是相對而言。每次下雨都會有更多的放射性物質衝下來。在診所的前面，電子計數器顯示了當前的放射性水平。
對於我們這些臨時探訪和中年的訪客來說，放射性不應該是太大的問題，而且我們有知識和設備來採取基本的預防措施。但是我們遇到的輻射水平對嬰兒或幼兒，或有幼兒的父母或育齡婦女的健康來說，是不利的。
當我們到達川內村時，這種令人震驚的影響變得很明顯。川內村處在癱瘓的核電站西南方向約16-21公里，實際上比巴士之前駛過的那些廢棄村莊更近。這是因為在爆炸和火災發生時，風把主要的輻射羽流吹向西北部，那裡受到的污染程度最嚴重。
我們見到了當地的市長遠藤佑子，他表示決心讓村子活下去。他迴避了有關核電站的問題，但談到了撤離的弊端，他說該地區有63人因「撤離壓力」而死亡，老年人受到的影響最大，因為社區被破壞了，與朋友失去了聯繫。
川內村橫跨20公里的總禁區，當地人稱之為「紅區」。一些村民沒有完全離開該地區，而是選擇從紅區內的家中撤離到建在村子「較安全」一側的臨時住房。這些搬遷的村民主要是那些曾經在電廠工作過的人，他們後來受僱於各種除污項目，有些比以前的工作要危險得多。
一位婦女一邊擦著眼淚，一邊帶我們參觀撤離小屋裡的小間。她談到了海邊心愛的家，在那裡她和兒子一家一起生活。為了保護孩子，她兒子已經搬到了東京，現在和親戚住在一起。她留下來是為了響應市長的號召，讓村子活下去，但她說深深地掛念她家人。她最後悲切的提問，不斷困擾著我：「如果沒有任何孩子或年輕人，我們怎麼能讓這個村子活下去？」
在川內村遠郊，我們在一家美麗的農舍停下，那裡有小鴨池，旁邊是稻田和大豆田。事情看起來廷正常。但是67歲的農民秋本松子告訴我們，這些鴨子被用作監測污染程度。
秋本松子和丈夫實際上已經退休，並將家庭農場移交給了下一代人經營。但是，在核電災難發生後，他們的孩子和孫子孫女為了自身安全不得不撤離。現在，這對老夫婦孤零零，艱難地持家糊口。當她談到和丈夫今年種植莊稼時，明知道和去年一樣必須把莊稼挖出、裝袋並作為放射性廢物處理，她眼裡滿含淚水。她滿懷希望地說，也許明年的莊稼可以吃進肚子，但她的雙眼卻悵然若失地看著遠方。咔嚓咔嚓的測量放射等級的蓋革計數器，不斷殘忍地警告，溫良恭儉的老農、鴨子、莊稼的未來，越加淒淒慘慘。
在被海嘯沉重的水牆夷為平地的漁村和城鎮中，有成千上萬的人當下死亡。18個月後，這些社區響起了積極重建的聲音和孩子們的笑聲。相比之下，福島的村莊正悄悄地滑向長期的蕭條和衰退。當地醫生告訴我，至今幾乎沒有直接歸因於放射性物質爆發的疾病跡象。最讓他們擔心的是，由於壓力、撤離、失去生計、家庭、朋友、鄰居，自殺和健康問題的比率提高了。
永不發生？
我為《福島災難——結局會如何？》作者劉健芝、黃小媚和何志雄鼓掌，因為這本書分析了將利潤凌駕於保護人民之上的政治和工業政策加劇了人類和環境風險。根據對受福島災難影響的居民、農民、涉核官員、記者和活動家的各種採訪，她們在證詞、科學和照片中強調了個人、政治和人道主義的影響。作者與日本活動家和記者密切合作，檢視了軍民核發展與驅動者之間的重要聯繫，對世界其他地區以及中國和日本的人民和政策制定者都有意義。
氣候的混亂遠不能證明核電的合理性，反而使人們對核電的熱衷更加瘋狂。海平面上升和極端天氣的增加將加劇核風險。電廠建在靠近海洋和河流的地方，歸咎於對冷卻水有永不滿足的需求。儘管核工業仍未解決五十年來核電運營中的退役和放射性廢物處理問題，但其正試圖以犧牲人類福祉的代價來重振核能。
俄烏戰爭造成的震盪，對世界的警告更加緊迫——關於用於核武器和核能生產的核技術所帶來的基本和生存風險。核武器使用原子裂變和聚變來威脅其他國家和整個世界的滅絕。核能生產是核武器生產週期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謊稱提供「廉價、安全、清潔的和平原子」和無化石燃料的生活能源。
核武器可以引發核戰爭，不僅僅是出於軍事意圖，或者是人為錯誤、失誤、誤判的結果，也許現在是通過意圖不軌的電子黑客或欺詐攻擊。無論有意還是無意，如果核能或武器出現嚴重問題，其後果很可能是廣泛的、無差別的，而且與這些危險技術最初附帶的任何能源或安全利益毫無沾邊。
尋找希望
《福島災難——結局會如何？》的中心部分以一幅潘多拉打開 「她」的盒子的畫作結束。我喜歡這本書的作者對這個希臘神話的重新解讀。這與我小時候第一次讀到「潘多拉的盒子」的故事時產生的疑問相吻合。大多數敘事都把潘多拉描繪成不服從神的命令，釋放出世界上所有的邪惡。和這些中國作家一樣，我對潘多拉的看法也不同。
這個好奇的女人和裝滿恐怖的盒子都是宙斯和他的父權制貪婪諸神設計的陷阱，目的是懲罰另一個「神 」 即普羅米修斯，因為他分享了火的禮物，給飢寒交迫的人類帶來了溫暖和光明。宙斯和惡霸諸神很生氣，因為他們想把火與權力據為己有。宙斯說服朋友一起創造了這個恐怖的盒子以及誘騙這個年輕女孩。他們給她灌輸了好奇心以及刻板的魅力，並把她送給普羅米修斯的弟弟作為新娘。這並不是一份友好的禮物——潘多拉被設計為在世界各地傳播多種形式的邪惡、疾病和傷害的傳遞工具。然而，到最後，潘多拉不僅是不聽話的女孩或被操縱的傳遞工具；她作為勇敢的、有愛心的年輕女子，質疑了所謂應當服從的命令。她讓我想到了許多年輕人，站在廢除核武器、氣候正義與和平運動的最前沿。她與所有勇敢、熱情的活動家站在一起，讓人類能夠堅守希望。
反思「發展」 ，集體擔責
我長期關注印度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認識了許多印度科學家，深信科學是為了社會變革，以人民福祉為終極目標。安妮塔．蘭帕爾（Anita Rampal）曾任印度德里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及院長，同時兼任全印度人民科學網執行委員會成員。
我也邀請蘭帕爾為英譯版寫序言: 〈繪製對於可持續、發展、社會和生態正義的爭議範疇〉。她寫道：
在2011年福島災難之後，核能生產受到了一些限制和反思；儘管對氣候變化的爭議繼續激發了對核能的支持。此外，俄烏戰爭引起了圍繞這些問題的政治和經濟動盪，導致了對核能的重新推動，令人擔憂。這本書及時地警醒世人，忽視或混淆核電的多層次難題是很危險的，包括其基本未計算的社會和生態成本，以及世界上無力處理核廢料的難題。
這也是一個及時的行動，現在全球已經註意到需要團結和集體擔責來處理新冠瘟疫（Covid-19）破壞環境、經濟和社會的後果。事實上，人們正在尋求全新的跨學科視角，以形成對「可持續」和「發展」等術語的更深層次的理解，即使各國在各自背景下正試圖定義並努力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和2030年議程。
對於歐盟委員會提議在新的可持續經濟選擇分類法下給核能和天然氣貼上「綠色」標籤，甚至在俄羅斯與烏克蘭爆發戰爭之前就已經引起了重大關注。2022年7月，歐洲議會批准了這一決定，據此，能夠安全處置放射性廢物的核電站將被視為「綠色」，允許獲得數十億歐元的廉價貸款和國家補貼。關於將天然氣和核電稱為「可持續發展」的激烈辯論，導致環保主義者以外的批評者稱這是一種制度性的「漂綠」（green-washing）。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德國和法國的利益截然相反，德國支持天然氣，法國支持核電，但他們共同支持該協議，體現了對其能源和工業政策的相互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福島核災難之後，德國完全改變態度，決定在2022年之前廢除核電，承諾轉向可再生能源。然而，德國仍然嚴重依賴俄羅斯的天然氣，現在是俄烏戰爭期間宣布的貿易制裁中的受牽連實體。法國主要通過老化的核反應堆來滿足其70%的能源需求（56個反應堆中有一半被關閉進行維護和修理），但估計今年的電力生產將減少25%。同時，法國已經準備了517億歐元的藍圖預算，到2035年建造大約14個新一代反應堆。
在俄烏戰爭期間，激起核辯論的問題不僅是關於其他國家的能源選擇，而且是關於在烏克蘭四個工廠的15個核反應堆附近發生的戰鬥，迫在眉睫的引發核戰的危險，這些核反應堆的發電量約佔烏國一半。正在退役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引起關注，讓人想起了1986年的核事故。
然而，歐洲核學會和美國核學會否定了烏克蘭核電廠區的任何危險，並在一份聯合聲明中指出：「核電站並不是需要擔心的不祥設施……相反，核電已經在減少空氣污染、削減溫室氣體排放和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程度發揮了重大作用。再者，核電未來的潛力是巨大的。」[5]然而，美國憂思科學家聯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對這一立場提出質疑，宣稱核電站容易引發核戰，應該停戰並認真重新考慮其部署。
因此，這本書的出版處於重要的關頭，即福島發生了世界最嚴重的核災難之一十年後，甚至在世界與前所未有的新冠瘟疫作鬥爭時，緊急呼籲剎車，保佑世人吉祥。本書採用批判性的人文主義角度，開頭從第一手體驗切入，災難發生後不久實地調研，採訪當地平民，以及今天年輕人對災難的反思。本書從涉及技術、經濟和社會政治層面的廣泛資料入手，真切地討論了持續困擾與存在的各種問題，並呼籲採取集體行動。
這對年輕一代確實很重要，他們正在表達自己的恐懼和憤怒，同時發揮能動性，介入並重新構建自己的未來……
本書促使世人關注「發展」在多重與不公正的實踐中，引發爭議的「可持續」內容裡的緊迫矛盾與未被觸及的問題。重要的是，本書是從被公認為高科技社會的角度切入的。對日本核電產業的分析有如高高在上的燈塔，點亮反思人類和非人類行為者的、巨大的、未知的瀕危生態。
有些事情我們不能忘記。我們的集體代際記憶需要被激活，以重新評估援引危機和公眾接受往往不可逆轉的決定的想法。日本是第一個被使用原子彈肢解其人民的國家，有著複雜的接受核能的文化歷史。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日本物理學家在宣稱其促進和平利用原子的權利和義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而美國則在1950年代援引了「原子促進和平」；隨後的石油危機為核能的產生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
在現有學術研究的基礎上，本書通過關注不同的類型、語言、風格、視覺效果的材料，綜合包容，並擴大讀者群，以介入跨學科問題。關於處理公眾對 「安全」或 「危險」輻射暴露等概念的理解的挑戰，或關於 「科學規劃」的問題，本書補充了之前出版的書籍《福島的教訓：日本科學、技術和社會案例研究》（Yuko Fujigaki (Ed.), Springer, 2015）的討論，並且仔細分析社會-技術-科學三重問題，而重點則是社會公正與生態正義。
負重同行
這些我尊敬的日本、英國、印度朋友，教導了我理性和感性認知。在大學課堂上，我把生態公義和社會公義糅合在課程裡，與同學探討核電核武、金融資本主義、發展主義、氣候崩潰、生態危機等議題，尋找機會讓同學有親歷體會。2011年9月19日，我和西南大學的薛翠教授一同參加東京民間6萬人反核大遊行。2016年，日本舉行廢除核武 / 核電專題世界社會論壇，我安排了薛翠和歐陽麗嫦老師，帶著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三位同學黎梓瑩、蕭韻婷、楊菁喬前往參加。我以這次考察對她們造成的感性、理性衝擊為例，寫了一篇文章「從生態公義思考現代教育與暴力」。[6]
她們那次參觀了距離福島第一核電廠不足15公里的雙葉郡富岡町。大會資源有限，每人僅發一件雨衣、一個口罩，下車每次停留限15分鐘。歐陽麗嫦憤憤不平：「破舊的房屋空無一人，像是進入靜止的空間，一切停留在2011年3月11日海嘯吞噬那一刻，又像進入了異度空間——鬼域。海嘯引發核災摧毀了居民平靜樸實的生活，輻射污染環境更摧毀了幾代人的家園。一年核電，萬年核廢料！」
三位同學回港後寫下真切的反省。楊菁喬說，與朋友分享經歷，然而她們似乎維持「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態度，沒有關注的動力，只是想，不到福島就到別處旅行。黎梓瑩說：「因為我親眼看到一個個零保護裝備的除污染工人在田野間工作；親眼看到一堆堆沒有邊際的核污染物堆放在美麗的山下、森林、田野間；親眼看著手中量度輻射水平的儀器上的讀數；親身到民間組織參觀見證到他們多年的付出；親眼看到福島縣居民在被問到’3.11’事件的尷尬和沈默……這一切一切才是我回來後能夠如此有信心向朋友轉述福島現今困境的真正原因，而不是在演講上看到的圖表和數字。不能忘記冰冷疏離文字背後的生命，只有一個個真實的故事和經歷才是信念中堅固的核心。」
同學的真切，讓我感動。
寄語老師、同學、青年
多年來，我嘗試與同學一起梳理現代主義、「科學至上」的暴力歷史，勾連形形式式的社會不公和生態不義，拒絕站在主流精英的角度來看世界，而是有意識地關懷邊緣社群的存活條件，聆聽其文化哲理。僵化的教育體系、勢利的主流文化，在我們的無意識中製造冷漠、犬儒、恐懼，我們要嘗試容讓自己暴露於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把握各種機遇使之撼動習慣的固執，衝開制約的樊籠。「感情用事」不是羞恥的，反之，情感的衝擊，觸動倫理關懷，突破所謂「理性」的框框，不僅可以帶來對事物更為深刻的認知，也讓我們開拓各種可能性，以培育感知、思辨、自主、行動的能力，迎接開放的生命歷程。
知其不可而為之！這是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堅持和勇氣！
有說3.11核災，猶如潘多拉的盒子被打開。以宙斯為代表的神權、父權的世界裡，宙斯惡毒地送上他塑造的潘多拉、盒子及裡面的一切，卻少有被譴責；潘多拉作為女人、作為凡人的舉措，卻飽受責備。災難、罪惡、瘟疫、苦役、傷痛、死亡，充斥人間。潘多拉蓋上盒子，只有「希望」留在裡面。有說這是宙斯迭加的詛咒，不讓「希望」彌散人間。有說是阿西娜偷偷把「希望」放進盒子裡，讓其得以被珍重。
不要忘記，普羅米修斯送給人類的兩大禮物，先是「希望」，再是「火」。
面對殘酷的現實，拒絕沮喪反抗絕望之際，猶記得美麗聰慧善良的潘多拉，捧著一度打開過的盒子，捧著「希望」……
在伸張生態與社會正義的路上，請相信，許多「潘多拉」攜手並肩，捧著希望！
註解：
[1] 2011至2022年，全球大學、香港嶺南大學與多所中國內地及海外高等院校，合辦了九屆南南論壇，主題圍繞另類發展、民眾生計、生態環境、可持續文化等，福島核災一直是生態議題的重中之重。在歷屆論壇上，大橋正明、藍原寬子、藤岡惠美子和2017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莊麗沛（Rebecca Johnson），持續就福島和全球核災難而作報告。南南論壇全部視頻可在此網頁免費觀看：https://our-global-u.org/oguorg/en/。
[2] Rebecca Johnson, ‘After Fukushima’, openDemocracy, 24 March 2011.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5050/after-fukushima/
[3] Rebecca Johnson, ‘Fukushima: a foreseeable consequence of nuclear dependency’, openDemocracy, 16 March 2012.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5050/fukushima-foreseeable-consequence-of-nuclear-dependency/. See also the report by the Independent Investigative Commission on the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Accident, published by Yoichi Funabashi and Koichi Kitazawa, March 2012, https://ratical.org/radiation/Fukushima/IotFDNArpt.html
[4] Rebecca Johnson, ‘From Fukushima to Hinkley Point’, openDemocracy, 18 September 2012
[5] Steven Mufso和Claire Parker，2022年4月15日《華盛頓郵報》。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climate-environment/2022/04/15/nuclear-energy-europe-ukraine-war/
[6] 劉健芝，〈從生態公義思考現代教育與暴力〉，《批判式教學碰上新世代青年：中港台教育研究》，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頁179-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