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時看過《悲情城市》的DVD，那時候什麼也不懂，看得索然無味。週末去電影院看修復版，真是驚為天人。積累了一些歷史背景的知識，一些些看電影的經驗，或許再有了一點人生的閱歷，看這部片，真是說不盡的喜歡。
或許需要具備的一點認識是：《悲情城市》的歷史背景，絕不是只有在講二二八事件而已，也不是如片中的字卡所述，以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台為斷點，而實際上是在講述從戰後到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約莫一小時的情節，都是在描述二二八事件後的台灣狀況，而比起男女主角「聽說」二二八，他們更直接的參與、捲入的歷史事件，反而是之後的白色恐怖。因此，與其說《悲情城市》的政治主題是二二八，不如說是事件後對當時青年產生的影響吧。（按片中邏輯，也可以說「悲情」實際上意在白色恐怖，而非二二八）
《悲情城市》的文清線，主要取材自藍博洲的白色恐怖報告文學《幌馬車之歌》，而正如藍博洲早在一九九○年就指出的，《悲情城市》中，那些在二二八後認同社會主義、逃入山中成立反抗基地而後被捕的青年們，是根據史實中一九五二年的「鹿窟基地案」，侯孝賢對此也不否認，只是在客觀的政治條件下，把它壓縮至一九四九年為止而已。
當我們看到梁朝偉飾演的文清，跋涉上山去尋找他的朋友、已走上革命道路的吳寬榮，向他表露心跡，希望加入他們的反抗隊伍時，這其實是全片最清晰的政治宣示──從旁觀者蛻變成行動者，進而在後來成為了「受難者」。這樣一整個世代的思想轉變和政治覺醒的過程，號稱「直球對決」的《流麻溝十五號》沒有拍出來，聚焦政治創傷的《超級大國民》也沒有，而在三十多年前，《悲情城市》就勇敢地、毫不含糊地拍出來了。
但這部片令我目不轉睛、回味再三的其實不是這些。而是侯孝賢的定鏡長鏡頭──總是對準了大時代中的一個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無論他們是黑道流氓、是聾啞人、是瘋子、是酒家女、是媳婦小妾、是家族耆老、是懵懂的孩子、是擦地板的下人……。我喜歡他在客廳高談闊論政治的男性知識分子間，刻意捕捉聾啞人文清和女主角寬美的互動；當一群男人打開酒樓的窗，高唱「流亡三部曲」時，我們看到寬美獨坐一隅，不發一語地觀看這一切；連當黑道在長廊談事情，他也要安排一個下人亂入到鏡頭內自顧自擦著地板。正是這些人物和情景，讓這段歷史活了起來，讓我們看到時代和個人、政治鬥爭和日常生活之間的交織辯證關係，這讓電影再現的歷史更加真實、細膩、飽滿。更不用提，這些精心設計的場景其實充滿著隱喻和互文，每個鏡頭和故事情節都有多重解讀的空間，這也讓電影的結構更加複雜、耐人尋味和引人入勝。
除此之外，那些拍九份戶外景色的空鏡，氤氳繚繞、青山碧海、山城的黃昏與夜，對照林家和酒樓的室內景，更加強了電影整體的壯闊感，襯托出史詩般的氛圍。京劇、胡琴、幌馬車之歌、抗戰歌曲等歌曲的使用，則反映台灣歷史和文化的多元揉雜性，讓這部片不乏動人的聲響。
其實，關於《悲情城市》大概早有成篇累牘的分析，我只是說一些粗淺的觀察和感受。這次片商包裝成「身為台灣人一生必看的電影」重新上映，結果引發一些錯誤期待，許多人或許希望看到一個強化台灣人身分認同的片，殊不知它帶來的是綿長的、有待咀嚼消化的省思。但對我而言，某個意義上，這個宣傳語又是正確的，這部片確實是屬於台灣人的──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的史詩，而且遠遠超越了其他同類型的史詩電影。（相比之下，張藝謀的《活著》顯得多麼呆板幼稚，李滄東的《薄荷糖》儘管深刻，但又差了一截複調動人的力量）我們確實應該因為這部片感到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