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俄國對烏克蘭發動戰爭，引爆的不只是兩國之間的衝突，也激化了原本早已存在於歐亞之間、美國與敵對國家之間、不同政治立場群眾之間的對立。持不同立場者各自把自己的情緒投射到同情的一方，試圖召喚自己所認同的政治主體。歷史地看，超越民族主義的社會主義遺產的流失是俄烏悲劇的根源，烏克蘭「把蘇聯看作是痛苦、恐懼的創傷經驗」；俄羅斯把「蘇聯的解體」當作「創傷、不安及依戀懷舊的來源」。我們如何找到新的語言，去描述這場戰爭並總結當中的歷史？尤其當情緒對於群眾態度、國與國之間的行為起到重要作用時，我們又如何理解地緣政治下的歷史情感。本文嘗試從歷史與情緒政治的角度，分析俄烏政治主體的歷史構成，從中思考這場戰爭的根本與和平的可能。本文澳門大學傳播系劉世鼎教授近年關注情緒政治議題，包括〈和解的障礙：中國內地與香港情感結構的比較分析〉一文，透過《十年》與《戰狼》兩部電影，分析中港矛盾的情感。本文轉載自2022-03-06 Pourmarx保馬，感謝劉世鼎教授授權轉載。
看到烏克蘭成為歐洲新戰場，世界頓時震驚。這幾天所感知到的，大多是電視熒幕及社交媒體上像電影般的畫面組合：美俄及烏克蘭領導人的言辭交鋒及信心喊話；聯合國安理會各國代表的沉重或激昂的發言；煙火瀰漫的烏克蘭市區；慌忙逃離或儲備物資的烏克蘭群眾；深陷烏克蘭的華人的生活狀態；準備上戰場的烏克蘭士兵給家人的訣別視頻；說著一口流利中文的烏克蘭人分享自己的難過情緒；反戰的俄羅斯人在街頭抗議…這些畫面形成了一個跨國、具有高度感染力的龐大情緒能量。在嚴寒及新冠疫情下，流離失所的群眾擠滿了地鐵、防空洞和邊界。恐慌、不安、絕望、不信任及悲傷情緒在瀰漫著。這股無形卻不斷蔓延的情感能量跨越了國家、種族、文化的藩籬，緊緊牽動著每個人的心。
這是一場沒有按照劇本走的衝突。這場危機對後疫情時代還在緩慢甦醒的世界是一大震撼。許多人都沒能預料到普京真的作出攻打的決定，或者說這場戰爭來得這麼快。畢竟當整個世界仍舊苦苦跟新冠掙扎的時刻，很少人會認為一個經濟困難的國家會願意付出如此龐大的物質、社會跟政治代價捲入戰爭。
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戰爭陰影早已籠罩在這個以音樂藝術聞名的前蘇聯國家。這場戰爭爆發前，局部的軍事對峙、社會騷亂、政局動盪早已是烏克蘭日常生活常態。普京的決定背後所蘊含的複雜的歷史、地緣政治動力，涉及到冷戰結構、蘇聯解體後的地緣格局，也涉及到歐盟、北約、美國的算計。
這場戰爭引爆的不只是兩國之間的衝突，也激化了原本早已存在於歐亞之間、美國與敵對國家之間、不同政治立場群眾之間的對立。持不同立場者各自把自己的情緒投射到同情的一方，試圖召喚自己所認同的政治主體。然而，把俄羅斯形容為流氓國家、把烏克蘭描繪成絕對無辜的弱者，或美化強權，並據此進行快速的政治判斷，都限制了我們思考這場戰爭背後的深層意涵，以及察覺到看似敵對兩方所共享的結構。這一充滿不確定性的戰局，折射出既有全球地緣政治的語言、話語跟談論方式，包括外交辭令、智庫分析及「國際政治」學術生產的簡化和貧困。一個常見的說法是這場戰爭是「專制vs.民主「的對決，往往陷入一種普遍拒絕脫離20世紀冷戰式語言和思維。這種語言延續了冷戰所形塑的二元對立的政治想像，用一種本質化、同仇敵愾式的敵我對比來理解這場衝突。本應是錯綜糾葛促成的衝突被簡化和武斷的語言所取代，軍事戰略語言也把複雜的歷史經驗平面化了，阻礙了對現實世界多樣性和復雜性的認識。借用汪暉最近談到世界秩序和危機時所說：
當我們還是用舊語言、用民主非民主的語言來描述這些新的矛盾、新的危機，實際上會錯過危機爆發真正的癥結點……舊語言的一再重複，只是會短暫形成某種社會動員，但對解決問題而言其實是無效的。我們確實需要新的思考。新的思考需要綜合歷史上各種各樣的遺產並加以總結。
舊的語言的局限是限制了我們的想像力。歷史經驗的複雜性遠遠超出了原有的參照體系所能掌握的。這兩個蘇聯解體後的主體撕裂對立，應當放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來理解。北約擴張、美國勢力下滑、烏克蘭和俄羅斯的經濟困頓、前景迷茫都改變了地緣政治條件。戰事爆發前，無論是烏克蘭還是俄羅斯都處於脆弱與焦慮狀態。疫情更加劇了社會焦慮感及排外情緒。這些新舊矛盾交織在一起創造出了新的歷史條件，而舊的語言往往把我們帶入舊的關係中，無法對21世紀的新矛盾具有穿透性的理解及把握。舊的語言無法捕捉衝突背後的情緒。Dominique Moisi指出，情緒對於群眾態度、國與國之間的行為起到重要作用，情緒衝突是地緣政治的重要面向。忽略了情緒，我們將無法掌握這場危機的本質。
為什麼情緒重要？
究竟這場衝突的主要問題是什麼？是什麼歷史原因造成了不和睦？當普京說「現代烏克蘭完全是由俄羅斯創造的，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由布爾什維克共產主義俄羅斯創造的。這個過程實際上是在1917年革命之後就開始了。」這究竟意味著什麼？現在很多人認為攻打烏克蘭是他犯了一個極大的錯，因為戰爭破壞和平、製造動盪苦難，但很少人會問，為什麼這個錯仍舊無法避免？這個錯，究竟是普京自身的心理造成，還是一連串國家心態、互動方式和決策的產物？烏克蘭和俄羅斯各自追求完整的身份認同的命運，在歷經蘇聯解體所伴隨的激烈市場化和政治動盪後，為什麼與政權所願背道而馳？如果歷史不是單純的個人意誌所能決定的，是什麼驅動了他們以「熱戰」的方式捍衛國家主權和尊嚴……這一連串的問題，顯然無法用民主人權vs.專制極權的語言來回答。政治經濟學也無法完全解釋這場戰爭。提出這些問題不意味著本文能夠充分回答，而是拋磚引玉，以不同的討論方式超越武斷粗糙的語言，打開新的思考空間。
一場衝突背後往往包含多重新舊因素，疊加起來製造了危機。首先，我們需要從寬廣的歷史軸線來辨識出這些矛盾因素。其次，我們應當把這些矛盾跟連鎖反應看做是一個總體的部分，把這些矛盾和連鎖反應與當事者的處境、經驗感受、心態聯繫起來。用「身份認同」差異的視角還不能完全掌握各自感覺的曖昧複雜性和多變性。過去幾年我一直主張要從情感、情緒的角度來理解政治衝突，要從歷史情緒中尋找答案。我強調要接合宏觀和微觀、從社會個體的集體經驗感受進行症候式解讀。雖然情緒顯然是這次沖突的動力（厭惡、不信任、仇恨、憤怒、焦慮、恐懼等），很少人把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情緒問題化。當這個兩個國家被化約到「前蘇聯集團」、「非自由民主」的範疇，或是從軍事、戰略、經濟、政治制度的角度來看，缺乏從人作為感覺的主體的視角，他們的情緒感受甚至不構成提問的要素。這些國家的意義被鑲嵌在非常工具理性、政策導向的論述中，切斷了和政治感覺之間的聯繫。
在我看來，一個國家的集體情緒（包括政權與社會）是被特定歷史經驗所形塑、制約、甚至固定下來，同時也是回應社會內部及地緣矛盾的表現。特定的情緒與特定群體或國家所處的位置及互動經驗有關。例如民族主義的憤怒，可以理解為主體在世界體系所處位置的反應，也與國際交往過程中累積的焦慮和挫敗感有關。Chantal Mouffe曾藉用心理分析的語言指出：「民族主義能夠輕易地被轉化成敵對性⋯⋯當另一個民族被理解成威脅了我們的快感(enjoyment)的時候，民族主義式的仇恨就浮現了⋯⋯社會群體回應快感的匱乏的方式是將其歸因於一個把它’偷走’的敵人」。當特定的集體感覺被固定下來，就會產生物質基礎，造成難以彌合的分歧。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俄羅斯攻打烏克蘭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蘇聯解體後一系列關係、互動和實踐所引起的感受的連鎖反應。對烏克蘭的討論也不可能不對他在前蘇聯體系中的位置、冷戰後與俄羅斯、歐美互動所形成的歷史感覺進行思考。從感覺出發也讓我們能夠進入當事者主體內部，從他們的感覺來理解問題癥結。無論烏克蘭還是俄羅斯就像是滿身都是時代和歷史的複雜烙印的兩個人，他們從未獲得長久的平靜，對自身、對彼此都充滿了矛盾情緒。這些烙印形塑了他們特定的集體感受及情緒結構。這場戰爭暴露出長期以來彼此所積壓的情緒，也提供了我們思考這些情緒是如何糾纏在一起、如何構成了當前危機。
既斷裂又纏繞的歷史感覺
任何政治組織（包括民族國家、國家機器及像北約這種跨國組織）及社會都是特定歷史情緒的產物，也是宣洩情緒的主體。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衝突源自於相互纏繞卻又割斷的歷史感覺。回望蘇聯解體這段歷史，雖然已經過了30年，俄羅斯並未完全從創傷恢復過來。20世紀蘇聯發展的歷史軸線正好與歐美帝國主義擴張、亞非拉遭受恥辱並經過鬥爭逐步獲得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的時期重疊，這段經歷仍舊深刻地影響且可能反向制約了今天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本質與走向。蘇聯解體後被迫接受歐美製定的遊戲規則，也對俄羅斯產生了深遠的文化和心理效應。蘇聯瓦解的歷史屈辱始終沒有散去，就像一個徘徊在上空的幽靈，支配著俄羅斯自我感覺。冷戰時期美蘇兩大集團平起平坐的驕傲，被社會安全感瓦解、經濟困頓、脆弱的政治體系、寡頭壟斷造成的剝奪感所取代。即便俄羅斯靠著老本在國際舞台仍享有話語權，他的焦慮及憤慨被後蘇聯時期嘗試融入歐洲的挫敗所強化。「西方」被內化為慾望及忿恨的對象，成為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前蘇聯成員自我身份認同建構的一部分。西方既是敵手、追趕的目標，也是夢想成為的對象。社會主義革命的烏托邦早已成為過去，但俄羅斯始終無法接受自己不再是真正的全球強權的事實。俄羅斯民族主義充滿了矛盾情緒，也迫使他對後冷戰身份展開冗長和痛苦的追求。後冷戰意味著他要跟以前的附屬國平起平坐，重新劃分界限，嚴重打擊了自尊心。
一個曾經龐大強盛的帝國瓦解所造成的情緒效應是深遠的。伴隨創痛與屈辱感是夢想能早日脫離落伍地位、夢想重返偉大、恢復榮耀的潛意識願望。雖然蘇聯已經不可能再回去了，但夢還是有的。然而這個無法填補的慾望卻被潛在的被列強瓜分的恐懼擔憂和自我防衛心理所折磨著。自身經濟的衰頹與不被西方認可的狀態，使得俄羅斯始終焦慮自身不再是一個能具有吸引力的模式，眼見前蘇聯成員一個個親近西方，在尊嚴、情感上都是不能接受的。在這種地緣心理狀態下，烏克蘭的獨立及親西方立場加深了屈辱感。
雖然烏克蘭早已在1991年獨立，許多俄羅斯人始終沒有將他看作是外國，並認為俄羅斯「擁有「烏克蘭（這也是為什麼普京強調烏克蘭是俄羅斯歷史及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對俄羅斯來說，烏克蘭和俄羅斯有著超過300年的密切聯繫，同屬斯拉夫文明。1917年十月革命對烏克蘭的影響是直接的：從1922年東烏克蘭加入蘇聯的成立、到蘇聯解體，烏克蘭的領土劃分都是由蘇聯領導人所確立的，這種歷史關係難以切割。當烏克蘭遭到轟炸時，許多俄羅斯人心情是複雜、甚至是憤怒的，因為在人際交往層次上，他們和烏克蘭是親密不可分的。面對烏克蘭對國內俄羅斯文化的壓制，再加上與北約日益密切的靠攏，俄羅斯始終懷疑、擔心作為緩沖地帶的烏克蘭會成為西方代理人，直接威脅俄羅斯的生存。他們用盡方法想把烏克蘭拉回來。
另一方面，烏克蘭是由兩個截然不同的情緒結構所構成：以農業及天主教為主、說烏克蘭語的西部是反俄基地，以及緊鄰俄國、工業化程度較高的東部俄語區在文化、宗教及政治上親俄。蘇聯解體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導致寡頭崛起，雖然親俄的東部也私有化了，但在話語的層面，還是將反俄民族主義與反寡頭政治情緒粘合在一起。被認為受西方拉攏的烏克蘭則是在老大哥垮台之後掙扎地展開自己的「再國族化」進程。這個以切爾諾貝利事件、美女輸出及顏色革命聞名的國家，總給人一種籠罩在戰爭陰影和社會動蕩的感覺。長期處於從屬地位的經驗也形塑出烏克蘭特定的情緒結構。歷史上，俄國和波蘭始終是烏克蘭屈辱的來源。沙皇政權被推翻後，所有外部勢力都想爭奪烏克蘭這塊重要的中間區域，不想讓他獨立，形塑了烏克蘭的悲情以及對國家獨立、自主命運的歷史願望。1930年代大饑荒、蘇聯時期的政治清洗，以及切爾諾貝利事件帶來的病痛和隱患，這一切苦難所造成的歷史創痛仍舊深殖於普通民眾的社會肌理，至今仍是未解的政治問題。身處於歐洲和俄羅斯夾縫間的烏克蘭，敏感的地理位置決定了集體情緒分裂的軸線。
舊的恩怨情仇在新的條件下，透過新的政權被重新組織起來。在後蘇聯時期，懷抱著主宰自己命運的夢想、卻對俄羅斯存有戒心的烏克蘭急欲擺脫被等同於野蠻、倒退、落後的俄羅斯，急欲擺脫過去的自我、脫俄入歐，但烏克蘭對俄羅斯在能源上及物質上的依賴讓他們非常苦惱。這種矛盾使得烏克蘭陷入深深的認同危機。烏克蘭逐漸發展出以自我為中心的集體情緒的同時，與俄羅斯的疏離感進一步強化。對烏克蘭來說，俄羅斯對東部的干預意味著烏克蘭無法真正決定自己的命運，加深了怨恨。社會的集體焦慮逐漸投射到內部的移民少數及外部的俄羅斯，把他們視為負面的威脅、壓迫、危險及傷害。面對一個親密的敵人，充滿了沮喪、挫敗和無力感。為了表達忿恨、表達與俄羅斯的切割，反對者改街道名、推到列寧紀念碑、清算蘇聯歷史。為了贏得足夠選票，政客毫不猶豫煽動仇恨和恐懼。
圖片
烏克蘭群眾推倒列寧雕像
相較於對俄羅斯的拒斥心理，烏克蘭對外的交往也增添了焦慮、無力和挫敗感。雖然烏克蘭強烈追求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歐洲夢，歐盟和北約也視烏克蘭為軍事屏障，但卻百般刁難，無疑加深了烏克蘭的羨慕又感覺被拋棄的心理。西方陣營也抓住了烏克蘭的焦慮，一步一步把烏克蘭推向成為製約俄羅斯的棋子。在脫離舊有的身份過程中，高通貨膨脹、能源短缺、以及國有企業私有化導致的貪腐及寡頭壟斷，加深了烏克蘭的集體憂鬱症。親俄/反俄、美國及北約介入、寡頭/民主的鬥爭糾結在一起，盤根錯節，一步步促成了極端排外反俄情緒（例如極右翼崛起）及失控局面。
弔詭的是，上面梳理的兩國之間複雜曖昧的歷史情緒看似是走向斷裂的，其實兩者的歷史經驗同時又並不是我們所想像那麼不同，而是共享了一些內在情感邏輯。最近網上流傳一個視頻，記錄了一名烏克蘭駕駛在路上遇到沒油停靠再路邊的俄軍坦克。駕駛緩慢停下來問「戰車壞了嗎？」，俄兵則表示沒有油了，駕駛開玩笑回答：「我可以幫忙把你們載回俄羅斯」，俄兵跟駕駛都忍不住笑出來。駕駛繼續問：「那你們要去哪？」，俄兵說應該是基輔，還反問駕駛現在戰況如何。駕駛則幽默回說：「那邊現在還在我們掌控……許多像你們這樣的男孩迷路都不知道自己在哪，接下來要往哪去，所以你們趕快回家吧」。這則戰爭下的幽默透露出兩國之間的文化親近跟某種心照不宣、像兄弟般情誼的默契。
交戰雙方共享的情感邏輯大致可分為三點。首先，無論如何評價，兩者都共享了蘇聯的共同記憶。他們都各自以不同方式跟「蘇聯記憶」進行鬥爭。蘇聯是兩者急欲擺脫、卻又擺脫不掉的歷史印記。但由於他們各自在蘇聯體系中所處的不同權力地位，形塑出不同的情感關係。對烏克蘭來說，蘇聯解體之後的「再國族化」進程,強化了將自身的打造成「受害者」感覺，把蘇聯看作是痛苦、恐懼的創傷經驗。對俄羅斯來說，蘇聯的解體是創傷、不安及依戀懷舊的來源。這些歷史能量交織在一起，但在各自的脈絡中衍生出相互排斥的情感結構，構成了其情感結構錯置和衝突。在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共同的歷史力量對不同位置的主體所造成的感覺結構是不同、甚至相互排斥，導致了難以彌合的衝突。紀錄片《狙擊手的戰爭》所呈現的正是20世紀末的北約戰爭記憶、種族矛盾如何在前蘇聯的身體上留下難以磨滅的烙印、狂熱及忿恨。
其次，無論是反俄或反西方情緒，帶有屈辱和創痛感的民族主義早已是兩國普通民眾的日常現實，他們集體感覺的一部分了。冷戰結束後，民族主義成為維持兩國政權合法性的主要來源，因為民族主義情緒比較能凝聚人心、應對內外危機。焦慮地尋找自身定位的兩國的自我感覺都產生了重要變化，而這些變化都脫離不了與西方的互動所產生的慾望、挫敗和忿恨。兩者對西方的感覺也有所變化。看似對立的兩方，歷史上都在追尋一個更有尊嚴的國家地位，期待選擇自主的發展道路。他們都在與西方、與彼此交往過程中不同程度感受到自己「不被承認」的挫敗和自我定位的迷茫、何去何從的不安感，並衍生出一連串有利於發動戰爭的對立情緒，以「追求國家地位」、「捍衛主權」的名義表現。面對西方時，兩者都有無法完全支配自己命運的無奈感，深怕被吞噬。兩者都對自己的經濟感到悲觀，對外變得更強硬。兩者都在夾縫中求生存，都想要重拾尊嚴。當烏克蘭總統說西方已經完全放棄烏克蘭的時候，那種被拋棄的感覺，和普京與西方交往的挫敗感，是有內在關係的。兩者都像是一個受傷的主體，他們的失落、壓抑、憤怒和不安都源自於自身地位的邊緣化與自主性的喪失，以及對於未來的難以預測、可能帶來的危險與恐懼感。
第三，恐懼是交戰雙方共享的情緒，也是造成對立的來源。作為一種情緒，恐懼總是會附著在特定對象，這個對像被認為是造成未來的傷害，常以民族主義或種族主義為表現形式。最常見的方式就是確認出威脅，區分誰在偷走「我們」的領土、主權、尊嚴及生存。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恐懼在這次沖突中扮演了看不見卻極為關鍵的角色。兩者視對方為熟悉又極度疏離的敵手，給對方帶來的恐懼、危險、傷害及痛苦。恐懼導致高度警惕跟自我保護的行為，重新劃分邊界、甚至是暴力，就成了克服恐懼的手段之一，於是進入了勢不兩立的惡性循環。當恐懼阻礙了思考空間，和平就變得不可能了。2015年以來的情緒衝突已經造成超過一萬名軍民死亡。親俄派對頓巴斯的領土戰爭的理解為一場北約、美國針對俄羅斯的戰爭。恐懼限制住了自我想像力，並固化了原本就沒有交集的情緒結構，也強化了厭惡跟仇恨。頓涅茨克的孤兒院及學校將仇恨變成兒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就是2014年以來烏克蘭政治動盪、東部叛亂和今天戰爭的源頭。在《狙擊手的戰爭》裡，我們看到戰爭如何滲透到日常生活空間，將人拋在赤裸裸的軍事暴力中，這樣的畫面又在當下的社交媒體的視頻中不斷地重演。
情緒與和平的可能／不可能？
我認為上述歷史經驗對身在東亞的我們是有啟發及普遍意義的。這場戰爭涉及到的西方、美國霸權、冷戰、民族主義、國家地位和尊嚴等問題，提供了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視角。如果我們把烏克蘭及俄羅斯的歷史感受問題化，就會發現「他們」的衝突，和「我們」的衝突之間，存在某種內在聯繫。這場戰爭提醒我們，錯綜複雜的情感結構是如何對於區域和解與和平構成障礙。衝突的根源在於地緣政治的情緒結構。與追求國家尊嚴、命運自主相關的屈辱感造成的心理後遺症並未完全清理，從而使得區域和解不可能。如果烏克蘭危機是世界和平問題一個組成部分，他所面臨的困境，也是世界許多國家所共同面臨的困境。
這些年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抬頭、相互敵對，使得世界陷入新的危機。區域和解與和平變得越來越脆弱。敵意、恐懼造成和解的困難。透過這場戰爭，我們看到一切衝突都有其歷史和情感源頭。雖然蘇聯早已解體，冷戰的情緒效應從來就沒有完全消失過。它滲透到了全球政體及社會身體之中，至今仍然殘留。但冷戰情緒的表現形式和關係出現了若干變化。原有的對抗性已經從純粹的意識形態或社會制度的競爭，轉化成為情緒衝突。21世紀一連串政治危機，主要動力除了舊有的意識形態的對抗，更摻雜了複雜的情緒元素。全球化所鼓吹的多元文化，鼓勵了一種強調自我與他者的差異、對自我文化主體性的存在正當性的肯定，但卻沒有意識到歷史情緒所起到的分裂作用。全球化式的競爭不僅沒有消解民族主義，還強化了焦慮感和衝突。當被剝奪、害怕失去的恐懼和受害者情緒推向極致，舊有的矛盾只會加深難以緩解。因此，我主張用一種對比、互視的情緒視角來理解戰爭。一旦分析視角從自我轉移到主體與他者的關係，那麼歷史所造成的情感矛盾，也就成了主要的思考點。當彼此感知到對方情緒結構其實是難以分割的，彼此的和解共存條件才有可能被打開。這個方法有助於釐清衝突雙方的深層情緒癥結、如何既斷裂又糾結，或能為區域和解、世界和平的討論提供借鏡和參照。對於和平的思考不能忽略、也無法迴避歷史力量所形塑的情緒問題，把衝突雙方被遮蔽的交錯情感經驗重新挖掘出來，有助我們理解當下的危機，也是解決當前危機的出口。
和平的可能性在於主體感覺的改變。如果和平不可能，那就必須在我們自己和對方的身體感受、自己和對方的情感中去尋找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