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爆發的全面戰爭標誌著世界秩序的深刻轉折,知名地理學家大衛.哈維於2022年2月27日在美國地理學家協會(AAG)召開線上年會上,發表關於烏克蘭時局的演講。譯文轉載自2022-03-03擼串地理,感謝授權。他指出,「屈服於資本主義公司之間和權力集團之間競爭的強制性法律是未來災難的導火索」,並呼籲「世界各地的人民都需要維護他們參與建立新世界秩序的權利,新秩序的基礎是和平、合作與協作,而不是競爭、脅迫和激烈的衝突。」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爆發的全面戰爭標誌著世界秩序的深刻轉折。因此,在我們的年會(美國地理學家協會年會)上聚集的地理學家們不能忽視它。在這裡,我提供一些非專家意見作為討論的基礎。
有一種神話說,世界自1945年以來一直處於和平狀態,在美國霸權下構建的世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資本主義國家相互競爭的戰爭傾向。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的歐洲國家間的競爭已經基本得到遏制,西德和日本在1945年後和平地重新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部分是為了對抗蘇聯的威脅),在歐洲建立起了合作機構,比如共同市場、歐盟、北約和歐元區等。但與此同時,自1945年以來,從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開始,接著是南斯拉夫戰爭和北約對塞爾維亞的轟炸,「激烈的」戰爭(包括國內戰爭和國家間戰爭)從未停止。
直到1991年為止,冷戰為世界秩序的運作提供了相當穩定的背景。那些構成艾森豪威爾所說的軍事工業綜合體的美國公司經常利用它來謀取經濟利益。培養對蘇聯和共產主義的恐懼(無論是真實的還是虛假的)對這種政治起到了極其重要作用【其中,流行文化和其他大眾話語作為重要的角色參與其中,推送作者加】,其經濟後果就是一波又一波的軍事硬件技術和組織創新。其中大部分催生了廣泛的民用用途,例如航空、互聯網和核技術,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無休止的資本積累和資本主義權力相對於專屬市場的日益集中化。
此外,在困難時期(經濟蕭條),訴諸「軍事凱恩斯主義」成為新自由主義緊縮制度裡一個受歡迎的選擇,新自由主義緊縮制度在1970年之後甚至定期適用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裡根訴諸軍事凱恩斯主義來策劃一場與蘇聯的軍備競賽,在冷戰結束的同時也扭曲了兩國的經濟。在裡根之前,美國的最高稅率從未低於70%,而自裡根以來,最高稅率從未超過40%,這也反駁了右翼關於高稅收抑制增長的主張。
西方政策精英在烏克蘭當前局勢中面臨的困難在於,需要以不加劇衝突根源的方式解決短期和眼前的問題。例如,缺乏安全感的人經常會做出激烈的反應,但我們不能面對拿著刀向我們衝來的人,用舒緩的話來緩解他們的不安全感。最好以不增加其不安全感的方式解除他們的武裝。目標應該是為更加和平、協作和非軍事化的世界秩序奠定基礎,同時緊急限制這次入侵帶來的恐怖、破壞和不必要的生命損失。
我們在烏克蘭衝突中目睹的許多方面實際上是瓦解共產主義和蘇維埃政權過程的產物。隨著冷戰的結束,俄羅斯人被許諾了一個美好的未來,因為資本主義活力和自由市場經濟的好處據說會通過涓涓細流傳遍全國。鮑里斯.卡加利茨基這樣描述現實:冷戰結束後,俄羅斯人認為他們正乘坐噴氣式飛機前往巴黎,但在飛行途中被告知「歡迎來到布基諾法索(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之一)」。
蘇聯瓦解後,西方並沒有嘗試將俄羅斯人民和經濟納入全球體系,就像1945 年日本和西德發生的那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主要西方經濟學家(如杰弗裡.薩克斯)的建議是接受新自由主義的「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作為過渡的魔藥。當這顯然行不通時,西方精英們使用了新自由主義的把戲,指責受害者沒有適當地發展他們的人力資本,沒有消除個人創業的許多障礙(因此默認將寡頭的崛起歸咎於俄羅斯人自己)。俄羅斯的內部情況是糟糕的,國內生產總值崩潰,盧布無法生存(金錢以伏特加酒瓶衡量),預期壽命急劇下降,女性地位下降,社會福利和政府機構徹底崩潰,圍繞寡頭權力的黑手黨政治興起,1998年的債務危機使債務危機達到頂峰,除了向富人乞求一些麵包屑外,似乎別無出路的人們只能服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獨裁。除了寡頭之外,人民受到了極大的經濟恥辱。最重要的是,蘇聯在沒有經過廣泛協商的情況下被肢解為獨立的共和國。
在兩三年內,俄羅斯經歷了人口、經濟的萎縮以及工業基礎的破壞,其比例比過去四十年美國舊工業區去工業化所經歷的還要嚴重。去工業化在賓夕法尼亞州、俄亥俄州和整個中西部地區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後果是深遠的(包括從阿片類藥物流行到支持白人至上主義和唐納德.特朗普的有害政治傾向的興起)。可以預見,「休克療法」對俄羅斯政治、文化和經濟生活的影響要嚴重得多。西方除了對所謂的「歷史終結」幸災樂禍之外沒有做任何事情。
然後是北約的問題。它最初被設想為兼具防禦性和協作性,後來成為一支主要的軍事力量,旨在遏制共產主義的蔓延並防止歐洲國家間的競爭轉向軍事化。總的來說,它作為一種協作組織工具有助於緩解歐洲的國家間競爭(儘管希臘和土耳其從未解決過他們在塞浦路斯問題上的分歧)。實際上,歐盟的幫助要大得多。但是,隨著蘇聯的解體,北約的主要目的消失了。通過大幅削減國防預算來實現「和平紅利」的美國民眾對軍事工業綜合體的威脅是真實存在的。北約的侵略性傾向在克林頓時代被積極地提出,這大大違反了改革初期對戈爾巴喬夫的口頭承諾。1999年美國領導的北約轟炸貝爾格萊德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當時中國大使館被擊中,雖然不清楚是意外還是有意為之)。
普京將美國轟炸塞爾維亞和其他侵犯小國主權的干預作為其行動的先例。這些年來,北約(在沒有任何明顯軍事威脅的情況下)向俄羅斯邊境擴張,甚至在美國也受到強烈質疑,唐納德.特朗普抨擊了北約存在的邏輯。保守派評論員湯姆.弗里德曼最近在《紐約時報》上撰文,通過北約向東歐擴張的方式對俄羅斯採取侵略性和挑釁性的態度,喚起了美國對最近事件的責任。在1990年代,北約似乎是一個尋找敵人的軍事聯盟。普京現在已經被激怒了,顯然對西方對俄羅斯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不屑一顧的傲慢感到憤怒。
美國和西方的政治精英應該明白,羞辱在外交事務中是一種災難性的工具,往往會產生持久和災難性的影響。德國在凡爾賽宮的屈辱在煽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45年後,政治精英通過馬歇爾計劃避免了西德和日本的類似情況,只是在冷戰結束後重演了羞辱俄羅斯的災難(無論是主動的還是無意的)。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需要並理應得到一個馬歇爾計劃,而不是關於新自由主義解決方案正確性的講座。中國遭受西方帝國主義羞辱的一個半世紀(包括日本佔領和1930年代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殺」)在當代地緣政治鬥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教訓很簡單:辱人者,人恆辱之。
當然,以上這些都不能證明普京的行為是正當的,40多年的去工業化和新自由主義勞工壓制也不能證明唐納德.特朗普的行動或立場是正當的。但烏克蘭的這些行動也不能證明全球軍國主義機構(如北約)的複活是合理的,這些機構很大程度上促使了問題的產生。正如1945年後歐洲內部的國家間競爭需要非軍事化一樣,當今的大國集團軍備競賽也需要被強大的協作與合作機構所取代。屈服於資本主義公司之間和權力集團之間競爭的強制性法律是未來災難的導火索,儘管令人遺憾的是,大資本仍將其視為未來無休止資本積累的途徑。
在這樣的時刻,危險在於,任何一方的最小判斷錯誤都很容易升級為核大國之間的重大對抗,在這種對抗中,俄羅斯可以堅持自己的立場,以對抗迄今為止壓倒性的美國軍事力量。20世紀90年代美國精英居住的單極世界現在已經被兩極世界所取代,還有很多事情在不斷變化。
2003年2月15日,全世界數以百萬計的人走上街頭,抗議戰爭威脅,就連《紐約時報》也承認這是全球輿論的驚人表達。可悲的是,他們失敗了,導致世界各地20年的浪費和破壞性戰爭。很明顯,烏克蘭人民不想要戰爭,俄羅斯人民不想要戰爭,歐洲人民不想要戰爭,北美人民不想要另一場戰爭。民眾的和平運動需要重新點燃,重新振作起來以重申自己的主張。世界各地的人民都需要維護他們參與建立新世界秩序的權利,新秩序的基礎是和平、合作與協作,而不是競爭、脅迫和激烈的衝突。
【譯:紅楓;校:安寧;輯: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