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探索2】從「四個現代化」到打倒「四人幫」──當經濟被用來界定政治（2011.9.9《新國際》）
■賀照田
對比同樣特別關心4個現代化建設的「三項指示為綱」，我們才能看出歷史在短時間內發生了多大變化。由鄧小平提議成立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1975年10月起草的，通常認為系統尖銳地表述了鄧小平「三項指示為綱」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這樣表述著對毛澤東關於理論學習指示的理解：
三項指示為綱
毛主席在關於學習理論的指示中指出：「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修防修，在三項重要指示中占首要地位。理論是行動的指南。學習理論，首先是要認真看書學習，仔細閱讀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語錄和原著，領會它們的精神實質，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解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實際問題。毛主席教導我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我們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成績，是好是壞，是大是小，檢驗的唯一標準，就看我們是否應用這種理論，就看我們在應用中，是否有利於把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落實到基層，是否有利於促進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是否有利於促進國民經濟更快地發展。
毛主席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總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經驗，為我們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制定了一條基本路線。毛主席在這次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中，又進一步闡述了這條基本路線的理論基礎。
在這次學習理論的運動中。很多同志聯繫實際，聯繫自己的切身經驗，進一步認識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矛盾，始終是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的主要矛盾。只有緊緊地抓著這個主要矛盾，堅持進行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才能真正實現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有關《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起草前後的有關情況，請參《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1975-1987）》，香港：大風出版社2006年1版，頁25-32。鄧力群是這篇文稿的起草負責人。）
從這段引文我們可以清楚看出，「三項指示為綱」關注現代化、關注國民經濟建設，是明確把它置於社會主義、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約限之中，這當中不僅社會主義理解明確包含——毛澤東在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有關社會主義問題的一系列重要思考，而且有關學習理論，雖然明確強調應用的重要性，並把應用的標準擴及到是否有利於促進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是否有利於促進國民經濟更快地發展，但應用的成功與否，在這裡並不減損理論本身所具有的根本規定意義，而只關涉到學習者的成功與否。
而這都和1979年鄧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不同，在1979年這篇講話中，不僅有關社會主義、有關無產階級專政、有關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解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更重要的是：僅僅在兩年半的時間內，對現代化和國民經濟的關注，便已從要被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實質約限，變為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時代內涵要被時代的現代化建設理解所界定，從而，在「三項指示為綱」中因為幾個維度強力存在，勢必要廣幅展開的政治感，在1979年，便因現代化建設國民經濟發展這一維的過度擴張，和其他維度的被淘空，被置於前提或背景，而使時代活躍的政治感從根本上喪失廣幅展開的契機。
四個現代化對中國的意義
有了上面這些鋪排、舉證，我們再看中共中央充分動用多方面人力和程式精心結撰的，被十一屆四中全會列入主要議程通過的，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中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所作的《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在講話最後有關現實和未來的一節「向著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前進」中關於政治感有著更為直接強烈的講法，也就不會深感突兀了。
在這節講話的開始，葉先講了今後的歷史總任務：
黨的「十一大」和五屆人大一次會議都提出了在本世紀末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奮鬥目標，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已經決定從今年起把全黨全國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
接著講實現四個現代化對中國的意義：
實現四個現代化，將使我國農業逐步變為農林牧副漁佈局合理、全面發展、能夠滿足人民生活和工業發展需要的發達的農業，使我國農村逐步變為農工商綜合經營的富庶的農村；使我國工業逐步變為門類齊全、結構合理、能夠滿足社會消費和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需要的先進的工業；使我國國民經濟在國民生產總值和主要產品產量方面逐步進入世界的前列；使我國科學技術接近或者趕上世界先進水準；使我國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能夠穩定地逐步改善；使我國的國防力量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得到足夠的增強，能夠在現代戰爭的條件下保衛國家安全，抵禦和戰勝外國侵略者。在我國實現現代化，必然要有一個由初級到高級的過程，但是世界先進國家已經做到而我國同樣需要做的事情，我們一定也能夠做到，這是毫無疑義的。（見《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頁217）
在當時中國的經濟、生活、國力條件下，特別是在多數人對先前的過度強調政治相當生厭的情況下，黨和國家決定把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也是深得社會大多數人贊同的。即使在今天的我，令我困擾與不安的也不是工作著重點的轉移，而是有關政治感的如下表述：
四個現代化的建設是當前最大的政治。國家的鞏固，社會的安定，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最終都取決於現代化建設的成功，取決於生產的發展。我們的一切工作，都要圍繞現代化建設這個中心，為這個中心服務。全國每個地區、每個部門、每個單位以至個人，他們工作的評價和應得的榮譽，都要以對現代化建設直接間接所作的貢獻如何，作為衡量的標準。全體幹部和全國人民，一定要全力以赴、聚精會神、專心致志、爭分奪秒地投身到這個偉大的建設事業中來。一定要努力增加生產，厲行節約，掃除浪費，提高效率，革新技術，不斷挖掘新的生產潛力，開闢新的生產門路，增加新的社會財富。與此同時，為了使生產的發展能夠比較快地發揮效益和有利於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須繼續加強計劃生育的工作，大力降低人口自然增長率。總之，我們要千方百計力爭國民經濟持續地均衡地高速度地發展。
三中全會和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以來的實踐證明，為了保證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政治路線和各項方針任務的貫徹執行，必須繼續在思想上、組織上做一系列工作，認真解決好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方面的問題。
我們要在全國範圍內，在各條戰線、各個行業，從領導機關到基層，普遍深入地開展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學習和討論，進行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路線的教育。尤其是主要負責幹部要帶頭解放思想，旗幟鮮明。領導的責任就在於把廣大幹部和群眾的思想進一步引導到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政治路線上來。
思想路線教育一定要落到實處，不要搞任何形式主義。大到各條戰線、各個部門、各個地區，小到一個生產隊、一個車間、一個商店、一個學校、一個研究室、一個連隊，都要從客觀情況出發，認真解決那裡由於思想不解放而沒有得到解決的實際問題。
解放思想，歸根到底，目的是為了團結全黨和全國人民，腳踏實地地有計劃有步驟地實現四個現代化。
我們的政治路線要以思想路線做基礎，還要靠組織路線來保證。現在，各級領導班子的建設問題和幹部制度的改革問題，已經成為十分迫切的任務，提到我們的議事日程上來了。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頁218、220、223、224）
經濟衝擊一切 經濟統帥一切
令我不安也深感驚訝的是，這些在相當程度上意味著這時期的主導政治感，實際上成為文革後激烈批判的林彪、「四人幫」政治感的一個顛倒性複製，就是林彪、「四人幫」的政治感的特色在過度強調政治的決定性，自覺不自覺認為「政治可以也應該衝擊一切」、「政治可以也應該統帥一切」，而到葉這篇講話，顯然也在自覺不自覺過度強調經濟的決定作用。也就是，這時的政治感不是賦予經濟它應有的地位，而是用經濟來界定政治，從而實質變成「經濟可以也應該衝擊一切」、「經濟可以也應該統帥一切」了。
當然，在葉這篇群策群力、精心結撰的講話中，也不是沒有在肯定四個現代化建設、國民經濟發展的特殊重要性乃至中心性的情況下，廣幅展開黨和國家政治感的契機。像上舉「四個現代化的建設是當前最大的政治」一段緊接的上一段，便如此表述：
我們所說的四個現代化，是實現現代化的四個主要方面，並不是說現代化事業只以這四個方面為限。我們要在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同時，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發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學文化水準和健康水準，樹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風尚，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些都是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也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必要條件。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頁218）
這一段話的特別重要，在於它代表著更展開、更平衡的社會主義理解。在這更展開、平衡的理解中，現代化建設、國民經濟發展是題中重要應有之義，但卻是在一個整體系統中的建設和發展。而沿著這樣一種理解和感覺，當時的主要矛盾理解就不必窄化成——落後的生產力和廣大勞動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而更可能理解為先進的社會主義理念和基本制度與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未能充分發揮（內含生產力的問題）。
顯然，這樣一種理解和感覺中產生出的政治感，不僅比過於相對於經濟來界定出的政治感更能涵括現實人們實際有的豐富社會生活，也比毛時代後來過於把政治感建基於一部分人的社會主義理解更切實、更有現實涵括力。可惜的是，這一可能在葉的講話中只是曇花一現。因為在緊接這段的上引文中，很清楚，葉所說的「四個現代化的建設是當前最大的政治」時，仍然是用他解釋之前的窄化理解來界定四個現代化的。而且不僅所引這段，接下來進一步闡發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仍然沒有回到廣幅的現代化理解上來。
依靠群眾 調動群眾的積極性
在葉的這篇重要講話中，另一可使政治感得以根本展開的契機在如下一段：
我們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體現著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它們形成和發展的基礎是人民群眾的實踐，因此，我們堅持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也就是從各個方面堅持一切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的路線。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頁226）
這段話的特別重要在於，人民群眾總是更真實地生活於當時中國活生生的歷史－社會機體中，真實的群眾路線，意味著對這活生生的具體歷史-社會機體要有很深的理解和進入，意味著任何對中國的設計規劃，都要根植於這活生生的歷史－社會機體中真實的資源與活力，都要面對這活生生的歷史-社會機體中的問題。而中國共產黨在走群眾路線方面，本有豐富的經驗，現在如果真的的把群眾路線作為它政治感具有根本性的一維，就會把它的現代化追求、社會主義追求重新置入活生生的具體中國歷史-社會機體中來考量，來獲得內容，而不是根本無視這一維，並在無視、無知的情況下，損害這一維中本有的資源與活力。
可惜的是，葉此篇講話，在高度定位人民群眾問題的崇高地位時，並沒進一步申論人民群眾問題和講話已經申論的黨與國家根本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間可能的平衡乃至緊張關係。而是快速進到如何「依靠群眾，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問題，強調，「首先必須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保障人民群眾真正享有參加管理國家事務和本單位事務的權力」，但這首先被強調的，卻只是原則性的強調，因為上引一句後馬上轉入了對領導幹部的告誡：「我們各級領導幹部的權力都是人民授予的，人民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而我們自己則是人民的勤務員。必須把人民授予的權力用來全心全意地為人民謀利益。如果受權於人民而不對人民負責，或者把對人民負責同對上級負責對立起來，不深入現代化建設的實際，不傾聽群眾的呼聲，不接受群眾的批評，不執行群眾的意志，那就顛倒了主人和公僕的關係，喪失了人民公僕的資格。人民就有權收回授予他們的權力。」然後「依靠群眾，調動群眾的積極性」，轉向「我們的各級幹部必須時刻關心群眾的生活，維護群眾正當的政治經濟權益」，這部分說的到相當具體。但這部分之後便是曲終奏雅：
我們的各級幹部和全國人民群眾，都要積極負責，共同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都要共同努力，恢復和發揚發憤圖強、勤勞勇敢、艱苦奮鬥、捨己為公、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貢獻一切的社會風尚。我們強調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和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就是要做到既保障民主，又保障集中，既保障自由，又保障紀律，既保障個人心情舒暢，又保障統一意志，而不能只注意一個方面，忽視另一個方面。只有這樣，才符合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和根本利益。我們必須堅決地徹底地肅清林彪、「四人幫」煽動的派性、無政府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的流毒，教育幹部和群眾嚴格遵守紀律，事事顧全大局，認真維護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和工作秩序，堅決保證黨和國家集中統一領導的實現。我們一定要把平反冤案、假案、錯案的工作進行到底，把落實黨的各項政策的工作認真負責地做好。但是有極少數人，儘管有關單位對他們的問題已經作了適當處理，並且進行了耐心的解釋和教育，他們仍然堅持不合理的要求，蓄意鬧事，製造動亂，破壞社會安定。對這種人的不法行為，必須給以法律的制裁。這不但是保障社會安定和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也是保障廣大群眾切身利益的需要。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頁227-228）
這樣，這篇重要講話中另一次撐開其時黨與國家政治感的可能，便也在一時頭角崢嶸後，再次被快速回收至極窄化的「四個現代化的建設是當前最大的政治」這一政治感圖示，而倏忽不見。
【現代中國探索1】從毛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時代──「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變奏與「政治感」的變遷（賀照田，2011.8.25《新國際》）
【現代中國探索2】從「四個現代化」到打倒「四人幫」──當經濟被用來界定政治（賀照田，2011.9.9《新國際》）
【現代中國探索3】恰切的歷史感 準確的現實感──如何借助中國當代史的經驗與視野?（賀照田，2011.9.23《新國際》）
【現代中國探索4】內戰冷戰意識形態的新魔咒（上）──評龍應台的1949（上）（曾健民，2011.10.7《新國際》）
【現代中國探索4】內戰冷戰意識形態的新魔咒（下）──評龍應台的1949（下）（曾健民，2011.10.21《新國際》）
【現代中國探索5】朋友的孫中山和我的孫中山──從黨國模式窺探歷史與現實的張力（賀照田，2011.11.4《新國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