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探索3】恰切的歷史感 準確的現實感

【現代中國探索3】恰切的歷史感 準確的現實感──如何借助中國當代史的經驗與視野?(2011.9.23《新國際》)
■賀照田

 

1970年代末的政治理解思潮,不僅和文革激進派相區別,也和被視為1975年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的政綱「三項指示為綱」相區別。因為1970年代末這樣一種主導著當時國家政治感覺的思潮,不僅否認文革理論與實踐的意義,而且用擱置的方式實質上取消了「反修防修」問題本身。而提出「三項指示為綱」的鄧小平,不管其時是否對毛澤東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修防修有足夠理解和真心認同,但至少在實際表現上,則不能將之無視、虛懸,而不能不在言論和實踐上受其制約。

新的矛盾 新的解決方案

1970年代末這樣一種政治、經濟感覺狀態,當然也不意味著回到文革前60年代上半葉。因為1960年代上半的政治雖然要特別面對大躍進挫折後艱困的經濟狀況,但大躍進的挫折也使毛澤東先前關切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再次凸顯出來,而接下來的反修防修問題,和相關而起的進一步革命化、共產主義接班人打造等被視為對社會主義事業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問題,也都在共同有力參與塑造著那時代的政治意識、政治感覺。

和毛澤東時代上述政治感經驗相區別,在相當意義上是非常可以理解的。這是因為在上述經驗中,使「政治」相對於「經濟」得以強力展開的「社會主義」理解,越來越被其時激進的階級鬥爭想像與邏輯設定所主導。也就是,1970年代末的政治感若想多方面重建它和現實的有效關聯,會先致力擺脫被越來越教條,越來越抽離現實的「階級鬥爭」理解所規限的「社會主義」的束縛,其實是非常自然的。但問題是,對先前這些有問題的「社會主義」理解反彈的難免和必要,並不意味著「政治」因而便主要被現代化建設理解、國民經濟發展理解所界定。

也正是在政治感如告別階級鬥爭主導的社會主義理解,是否就該被經濟建設主要規導這一意義上,指出1970年代末這樣一種政治感覺理解狀態,不僅和上述時段的政治感覺相區別,而且實質也和它心目中認同的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路線相區別便變得極為重要了。表面上看,1956年《中共八大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劈頭便宣佈: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討論了劉少奇同志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作的政治報告以後,認為中央委員會從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所採取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決定批准這個報告。

我們黨領導中國人民,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且基本上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這就使我國出現了一種完全新的社會面貌。在舊中國社會中的主要矛盾,即中國人民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的矛盾,由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而解決了。在解決了這種矛盾以後,我國除了對外還有同帝國主義的矛盾以外,在國內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這是社會主義革命所要解決的矛盾。我們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要變革資產階級所有制,變革產生資本主義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現在這種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就表明,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

我國在近百年間,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遠落在世界先進水準之後,廣大的覺悟的愛國人民一直要求把我國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我們黨早就指出,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首先推翻束縛社會生產力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並且指出,在現代中國的條件下,只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才能真正解決我國的工業化問題。由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基本上已經掃除了。毫無疑問,我國人民還必須為解放台灣而鬥爭,還必須為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最後消滅剝削制度而鬥爭,還必須為繼續肅清反革命殘餘勢力而鬥爭。不堅決進行這些鬥爭,是決不許可的。

但是,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儘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這個任務是很艱巨的,我們必須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採取正確的政策,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條件,來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

(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1956年9月15日)》)

從階級鬥爭轉到經濟建設

在文革後欲告別階級鬥爭主導的政治感,欲把黨和國家的政治感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人們眼中,《中共八大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這段開門見山的話如除掉開頭幾句導入語,簡直就像特別為他們而寫的。

確實,黨的八大決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從階級鬥爭轉到經濟建設上來,認為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國內主要矛盾已經變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等等,都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這一以現代化建設、經濟發展為自己特別關注中心的思潮看法相同。

但問題是,政治感表述上的相近乃至相同,卻會由於表述所處身的歷史-社會機體條件的差異,使得政治感的實際歷史-社會意涵,實際歷史-社會後果不同。比如,從1982年黨的十二大特別關注的,也和本文關注密切有關的黨風、社會風氣角度論(十二大對黨風和社會風氣問題的高度關注,請參鄧小平《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胡耀邦的十二大政治報告《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和李先念《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詞》。這三篇重要文件均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1986年10月1版,頁1-5,頁6-62,頁97-100),1970年代末中國的黨風和社會風氣無疑無法和1956年黨的八大召開時的黨風和社會風氣良好狀況相比。

而70年代末黨風和社會風氣不良背後的理想主義衰退、意義感價值感薄弱、黨的威信嚴重下降等問題,更是黨的八大召開時不存在的問題。也就是,看起來相同的八大政治感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主導政治感,實際所處身的歷史-社會-精神機體條件已有很多不同。

 

比資本主義更切實的民主

相比,1956年八大政治感,其至少有兩個結構性條件為70年代末看起來同樣的政治感所不具備:一是與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人民主權信仰相關的,無論是在社會、經濟、管理等各方面都普遍存在的人們相當飽滿的積極責任意識與責任行為,一是與社會主義信仰相關,更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成就與突出的理想主義品格激發直接有關的全黨全社會的理想主義衝動,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各種思想行為意識與行為方式。

以這兩方面所帶來的意識與行動衝力,無論是群眾參與管理、幹部不能官僚化、專業人士應該真正地又紅又專,黨員、青年積極分子應該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和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等等,都使得八大其時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1978年末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同。

也就是,1970年代末的政治感若真想與1956年八大的政治感有相近的歷史結果,它的政治感必須是開幅更廣的政治感,在社會、精神、心理、制度、管理諸方面考慮更多的政治感;也就是,1970年代末的政治感若真想與1956年八大的政治感有相近的歷史結果,它必須建立有利經濟發展和現代化追求,但卻不被經濟發展、現代化追求直接需要收編的更為寬廣的政治感覺與政治理解。

針對上述討論,應該有人爭辯說,1970年代末雖然確實存在用經濟、現代化來界定政治的思潮,但這只是一時的論說現象,究其實際,並非到1970年代末共產黨不想不提倡幹部應克服官僚主義、知識份子專家最好又紅又專,應該把自己努力鍛造成共產主義接班人,中國應該有比資本主義更切實的民主,社會應該有比資本主義社會更高的倫理道德風尚等等。

 

共產黨本身理想性格衰退

從此點來說,其時中共的政治感並不像其口頭有時所說的那樣狹隘,只是曾經在1950年代1960年代有效的口號提法和相應作法,到70年代末不再有效。而這不能怪罪黨和國家,因為確實時過境遷。

1950年代世界社會主義陣營比資本主義陣營更欣欣向榮,1950年代中國共產黨正因為它前面一個接一個的成就,使中國人民對它的信任、信仰達到頂峰,而中國共產主義的理想主義衝力也正方盛未衰;1960年代則雖有大躍進的挫折的歷史背景,但共產黨人理想主義衝動猶強,除一些農村地區外,社會主義信仰未衰,中國大陸社會又和外面世界相對隔絕;相比,1970年代末,顯露在中國人面前的則是中國社會主義自身的挫折,中國共產黨本身的理想性格的嚴重衰退,和西方、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高度突出的物質成就和在公共秩序、日常公共道德方面的明顯突出表現。

因此,1970年代末黨和國家主導思潮和政治感的實際狹隘,實和特定時期的時代困局有關,而非認識上狹隘之罪。進一步甚至可說,主觀上政治感的狹隘反而好,反而歪打正著,用有利發展經濟和快速現代化來作政治關切的出發點和歸結點,反使得政治注意力沒有浪費在此時很難有效的其他方面,反使黨和國家聚焦於此時它可有效致力的經濟發展與現代化發展。

確實,這一辯論所指出的文革後中國與文革前中國,特別是大躍進前中國的時代條件不同,非常重要。但因之便斷言,主觀上政治感認識與理解展開與否,對時代客觀上意義不大,則大有問題。

首先,這種斷言和其時黨和國家主導者本身的想法不同,因為即使在我上引鄧、葉文獻中,也並非不關注黨風、社會風氣等問題,而只是以為隨著當時設定路線與措施的貫徹,黨風和社會風氣等問題都會相應好轉,而當黨和國家主導者們意識到這些問題解決至少好轉並不如此簡單時,他們是投入了很大關注乃至焦灼的。而他們的有關投入為什麼總不夠有效?這是一個需另文討論的複雜問題。

理想主義衝動和社會主義信仰

但至少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們投入總不夠有效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對他們懷念的4、50年代有關經驗理解不夠。但他們至少不像把有關問題快速解為人力短時期內不可能直接措手的大結構問題那樣,隨意解脫自己的焦灼和責任。而他們所以不相信這些問題無可措手,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他們都有著共產黨歷史上曾很成功處理這些問題的記憶。

當然,讓人懷念的50年代中國多方面的氛圍和成就,確實得力於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欣欣向榮,得益於中共抗戰以來多方面成就所導致的社會與人民對中共的信任乃至信仰,得益於以中共成就、世界社會主義陣營成就為背景的中共所帶動起的全社會性的理想主義衝動和社會主義信仰,但不能因之否認,50年代所以有多方面的成就,實還和中共其時能夠把這些有利條件,與克服從制度的到社會的,從日常生活的到人們的精神身心的諸種困難和問題結合,並擅長激發、調動、組織社會向上心理潛能等等切實相關。

並且50年代基於人民主權和人們應該過充實、發舒、有意義感的生活等信念所導致的各種探索和努力,雖然在實際的展開上確和當時的社會主義信仰和人們對其時黨和國家的高度信任相關,但不能否認,對這些信念的堅執與展開,也並不必需以共產主義信仰為前提。

也就是說,僅僅粗解50年代,就可以發現,70年代末的時代條件固然帶來很多限制,但也相當清楚,在70年代末,至少像人民主權,像對生活精神意義感的追求,對社會良好倫理、道德風尚的渴望等等,在當時中國社會普遍言論與心理中,實有著廣泛的社會心理基礎。

如果文革後的共產黨能像40年代、50年代的共產黨那樣,能準確根植於人們的實際問題,能有力召喚人們正面的精神心理潛能,即使在前面所說的文革後的不利條件下,黨和國家在黨風、社會風氣的改善上,人們對應該的個人生活、社會生活感覺和理解上,身心意義感的充實感和安定感上,如何不搞大規模的社會動員仍然能有效調動社會監督權力等等,這些深為今天所痛心疾首的諸問題方面,當然都不是沒有致力空間的。

以上述歷史-觀念討論為背景,我們會發現,僅僅通過對中國大陸內部政治經驗視野的初步整理,我們也會或多或少找到把中國大陸今天相對化,重構中共和它掌控的國家政治感的契機的,但遺憾的是,中共和它掌控的國家在回顧它自己的歷史時,總是罔顧這些實際具有重要意義的契機的存在,而總是或溫婉或嚴厲地急著把今天所遭遇的種種問題,急著納入它今天的政治感圖式和思想理解圖式中。而不是借助中國大陸當代史內部曾經存在過的經驗和視野,把今天出現的各種問題進一步問題化,並通過這進一步的問題化,有效建立從中國大陸當代史內部出發思考與反省的視野。而只有這根植於中國當代史內部真切的歷史把握基礎上的思考與反省的參與,我們基於真切責任感而出的思想行動、社會行動,才更容易具有恰切的歷史感、準確的現實感。

而這,當然非常重要!

(本文寄自北京,作者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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