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探索1】
從毛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時代──「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變奏與「政治感」的變遷（2011.8.25《新國際》）
■賀照田
隨著兩岸關係越來越密切，越來越多的台灣朋友意圖對中國大陸的歷史與現實有深切的掌握。而要深切理解與掌握中國大陸的歷史，離不開對此歷史具主導位置的中國共產黨與其掌控的國家的相關文獻的分析與解讀。但令很多台灣朋友苦惱的是，明知道對這些相關文獻的分析與解讀非常重要，但這些文獻特別的方式、表述、語彙便讓他們深感困擾，讓他們因不得其門而入，而廢書興歎。對此，我常常勸這些朋友先讀一些敍述性著作，如此慢慢便會對這些文獻有感覺能進入。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現在，我覺得，多讀敍述性著作當然不可或缺，但若能同時瞭解不同時期中國共產黨與其掌控的國家核心關懷所在，實現其核心關懷的核心思路所在，對歷史的進入與感覺的培養同樣非常重要。
有意思的是，在1950到1980年代，中國共產黨與其掌控的國家經常把它們一時期的核心關懷所在、實現其核心關懷的核心思路等，稱為這一時期最大的政治。這樣，追索1950到1980年代不同時期中國共產黨與其掌控的國家最大政治為何，基本內容為何，也便極大程度上是在追索這一階段不同時期中國共產黨與其掌控的國家的核心關懷所在，和實現其核心關懷的核心思路。
本文的意圖便正在扼要整理1956到1980年代中國共產黨與其掌控的國家，在不同時期，特別是對大陸近30年歷史出現具有決定性的1970年代末這一時期，最具主導性的政治感的基本內涵情況，以為意圖深切理解掌握中國大陸歷史的朋友，把握和進入毛澤東時代與鄧小平時代的起始提供有效的進入與理解線索。
要以扼要的方式傳達1956到1980年代不同時期中國共產黨與其掌控的國家最具主導性的政治感的基本內涵，一個最方便的作法就是看不同時期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的理解上有什麼特別性。
把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較早的表述是社會主義工業化強國），無疑是貫穿整個1956到1980年代中國黨和國家乃至社會的最核心關切，但在20餘年的不同階段，有關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又有著相當不同的理解變奏。
本來，到1956年，民族資本、手工業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中共黨內大多數以為社會主義在中國已經實現，接下來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應該轉向建設。
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部分人則認為，所有制的改造完成並沒有在中國最後解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這樣，「社會主義」和「現代化強國」仍然是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中國同時共存的並立主題，由此也就引發出有關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各種變奏理解。
本來，大躍進使毛澤東以為找到了即使社會主義迅速戰勝資本主義，同時也迅速把中國建設成工業化強國的捷徑，但大躍進的挫折宣告了這一自以為捷徑的虛幻。伴隨大躍進探索的挫折，是黨內相當多人希望相對擺回大躍進之前的經濟方式，而相當程度上這一回擺的經濟方式，也確使中國經濟較快地從大躍進造成的內傷中恢復了元氣。
「修正主義」成為核心焦慮
不過，經濟上迅速恢復元氣的同時，是毛澤東等對其時蘇聯已從社會主義變質為修正主義的判定，這樣，毛澤東有關中國尚未解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誰戰勝誰的中國社會主義感覺，又加上了反修防修的主題。而對蘇聯何以變成修正主義的追索，與毛澤東對當時中國現實的理解，使得毛澤東判定，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模式，國家－政黨－社會存在方式不僅不能保證中國免於變修，而且黨和國家和社會中某些人的意識與行為方式正在自覺不自覺地滑向修正主義。
這樣，反修防修就變成了毛澤東其時社會主義感覺的核心焦慮所在，不論是文革前一系列革命化措施，還是文化大革命的設計和發動，毛澤東的核心意圖都在把中國變成一個可免於變修的社會主義國家。
本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進行，和作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標誌成果的1969年中共九大的召開，使毛澤東認為中國至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已經免除了變修的危險，但其後林彪問題的發生，讓毛澤東意識到，中國變修的危險並沒有因為文革的發動而解除。而70年代初的經濟現實也讓毛意識到，文革所帶動的革命氛圍並不必然表現為經濟上的同步成就，也就是「抓革命」要轉化為「促生產」的結果，仍然要設計、要摸索。
這樣，文革後期毛和毛派必須解決的核心課題便有兩個：一、如何使中國真的免於變修的危險；二、如何把他們讓中國免於變修的革命設計，有效轉化為經濟成果，從而不讓把中國快速建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的另一半「現代化強國」落空。
在不同於文革前期相對樂觀──認為毛澤東的文革設計與發動可使中國免於變修，同時使中國免於變修的革命化措施更有助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文革後期視野下，後來被鄧小平綜合為「三項指示為綱」的毛澤東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修防修指示，促進安定團結指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雖然鄧確有不顧毛指示的準確內涵，按自己的理解硬把毛1974年末1975年初的一些談話綜合成一個整體之嫌；但在表現上，鄧的「三項指示為綱」，確有在照顧到毛反修防修關切的同時，正面處理很多毛派其實迴避了的「促生產」問題，從而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一深入人心的目標願望以直接回應的優點。這，加上其時人心思定，使得鄧的「三項指示為綱」，較其時過於強調「專政」手段、並對經濟如何發展只有原則口號而無具體有效規劃的張春橋等當時毛派的理論，在當時贏得了更多人的同情與支持，也就不那麼奇怪了。
抓革命 促生產
也確實，對於毛和毛派來說，不管是「安定團結」還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都必須以免疫於修正主義的社會主義為前提，也就是，「現代化強國」若不以社會主義為前提便沒有意義。因此，當毛覺得鄧的整頓有使中國背離反修防修社會主義路線時，毛反擊「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也就是必然的了。
這樣，到1976年「四人幫」被抓捕前，與「三項指示為綱」相對，我們看到的便是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總題下，鋪天蓋地的對「唯生產力論」，對「資產階級法權」，對「黨內走資派」的批判，和對「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等的強調，仍只是在提及經濟問題時，原則性強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原則下的「抓革命、促生產」。
以上對毛澤東時代有關社會主義和現代化建設、革命和生產各種變奏關係的粗略整理，已能讓我們清楚看到，在1956年國家對農業、手工業、民族資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之後，毛時代的社會主義和現代化建設之間仍經常有緊張關係，而在有緊張關係時，「社會主義」理解通常處於強勢、主動位置。很大程度上，正是毛時代不同時期有關社會主義的感覺和理解，和如何才能有效建設富強中國的感覺與理解，和這兩方面感覺與理解的關係，決定著毛澤東時代不同時段的政治感。
但不管怎樣，正像毛時代「社會主義」理解常常在與現代化建設的關係中處於優勢主動位置一樣，更被其時社會主義感覺與理解所規定的政治相對於經濟也通常處於主動、優勢、制約的位置，而經濟經常處於被動、守勢、被制約的位置。
知曉毛時代社會主義－現代化關係的基本特點，知曉毛時代政治－經濟關係的基本特點，再看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後，我們才會更驚訝地看到，從1976年10月「四人幫」抓捕到這時，雖然不過短短兩年，中國黨和國家主導性的政治、經濟感覺與理解卻發生了巨大變化。
文革後期的激進毛派在「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下當然會談到經濟問題，歡迎經濟快速發展，歡迎現代化，但在具體經濟制度、生產組織、經濟分配、生產管理、政治與經濟的關係等等方面，當然都絕對優先強調他們所理解的「革命」「社會主義」「政治」。即使當時被激進毛派視為右傾翻案的「三項指示為綱」，其強調的具有首要性的第一項指示，也是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修防修啊。
到了1978年末、1979年，則在黨和國家最具有主導性的論述上，不僅經濟被當成時代中心任務，經濟要求被作為經濟來對待，而且經濟被當成時代最大、最重要、最迫切的政治，並且這一時期說經濟是最大、最重要、最迫切的政治，不是經濟後面緊隨其他可與經濟相制衡頡抗的結構要素、從而政治在高度關注經濟發展的情況下，仍另有支點廣幅展開政治的關懷和理解視野，而是政治感覺、政治理解、政治想像力真的由經濟界定。
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
為了清楚呈現這個問題，我先從1978、1979年幾篇不論當時還是後來都被認為具有時代標誌性的文獻中略舉幾例：
今後，政治路線已經解決了，看一個經濟部門的黨委善不善於領導，領導得好不好，應該主要看這個經濟部門實行了先進的管理方法沒有，技術革新進行得怎麼樣，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多少，利潤增長了多少，勞動者的個人收入和集體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條戰線的各級黨委的領導，也都要用類似這樣的標準來衡量。這就是今後主要的政治。離開這個主要的內容，政治就變成空頭政治，就離開了黨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這段話的出自著名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是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
《鄧小平文選》在收入這篇講話時，特別題註：這是鄧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為隨即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充分準備。鄧小平同志的這個講話實際上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在題註者，十一屆三中全會無疑是文革後中國大陸歷史最具正面決定性意義的標誌性事件，現在既譽這篇講話為實際上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可見這篇講話在他們心目中的重要性。但也就是在這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講話中，在鄧所認定的政治路線被接受的情況下，和經濟有關部門的政治成功與否，被如此直率、如此不留餘地地等同於經濟指標的成長。
我們當前以及今後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的主要任務是什麼？一句話，就是搞現代化建設。能否實現四個現代化，決定著我們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搞好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你不抓住四個現代化，不從這個實際出發，就是脫離馬克思主義，就是空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因為它代表著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現在，每一個黨員、團員，每一個愛國的公民，都必須在黨和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克服一切困難，千方百計地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貢獻出一切力量。
這段話出自鄧另一著名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1979年3月30日鄧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所作的具有宣示意味的講話。
這個出處使這段話尤其意味深長，是它不是在一個強調經濟、科學技術，或一般性、綜合性講話中出現的，而恰恰是在一篇強調社會主義、強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講話中出現的。
在這段話中，不僅「能否實現四個現代化」，被認為「決定著我們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而且「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是否「堅持馬克思主義」，是否真「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被界定為你是否「搞好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否則，你就被認為是「脫離馬克思主義，就是空談馬克思主義」。好在這裡的四個現代化還被經常表述為「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
現代化建設是當前最大的政治
按鄧這篇講話，鄧這時的正面社會主義理解是：
我們從實踐上和理論上，都批判了「四人幫」那種以極左面目出現的主張普遍貧窮的假社會主義。我們堅持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原則。我們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學習和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發展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方針。我們努力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也就是說，我們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
這裡不僅社會主義完全被從經濟角度解釋，而且什麼是客觀經濟規律？當通常理解的客觀經濟規律和社會主義有緊張怎麼辦？是不是只要不觸犯公有制、按勞分配和自力更生為主的原則就不算背離社會主義？也都沒有解答。
結合整個講話和鄧這前後的言論，鄧此篇講話中的「中央認為，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看起來是在把社會主義置於不可侵犯的優先位置，但由於這時的社會主義除按勞分配關涉到人們的直接利益外，被講成了和人們經驗、問題少積極直接關係的惰性教條，因此，「前提」真的成了前提，只要注意不正面觸犯之，給自己惹來麻煩，社會主義也便可置之腦後、束之高閣。
這樣，「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也便在積極主動的意義上極易演變為「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而只有當此積極主動的政治被認為觸犯了社會主義的設限時，社會主義才以懶惰的教條方式出場，而這就是我們在1980年代看到的，相對於生氣勃勃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在現實政治感方面所呈現出的死板形象。
（本文寄自北京，作者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本系列還有相關論述，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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