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社會的內部矛盾（2009.2.27《新國際》）
■米榭爾‧華周斯基 Michel Warschawski
當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衝突佔據新聞頭條的時候，以色列內部的矛盾愈演愈烈。本文著重分析這些矛盾，揭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對以色列社會造成的影響——即使這和對其它國家造成的影響不太一樣，以色列近現代史的特殊背景讓新自由主義對她產生特殊的影響。本文也分析和平進程，特別是《奧斯陸協定》，因為這屬於區域統合計畫的一部份，而以色列站在主流的新自由主義立場。
國際援助使以色列成為區域霸主
在全球化的概念普及以前，全球政治與經濟就界定了以色列國的現實。假如一些大國沒有認識到她對全球化政治與經濟的重要性，那麼猶太復國計畫就不可能成功建立猶太主權國家的具體計畫。高度發達的以色列經濟、軍事力量和持久的自我防禦能力——這一切都離不開國際援助。顯然，這些援助不是免費的，但是作為交換條件，帝國主義勢力成為了這個猶太民族國家的教父。
本文不對歷史做詳細陳述，而是旨在探明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以色列在資本主義陣營裡如何擔當區域警察的角色，抵抗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動的危險，同時成為帝國主義集團與蘇聯對峙的前哨——兼任這雙重角色，以色列國得到了空前的經濟和軍事援助（每年平均40億美元）。國際援助使以色列變成真正的區域霸主，完全融入美國軍事體系，並在國際經濟事務和貿易關係中享有特權。
蘇聯解體標誌著冷戰時代的終結，以及20世紀70年代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動的衰落，要求以色列對其政治和軍事角色作出調整。海灣戰爭使中東，包括以色列，加入世界新秩序。
1990年帝國主義軍事集團對伊拉克的聯合進攻，形成了巨大的軍事同盟，把大部分阿拉伯國家納入到美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共同體之中。以色列被排擠在這個聯盟之外，以軍無權反擊伊拉克軍隊的進攻，這使以色列的統治階層清楚地看到，世界局勢已經發生了變化，必須馬上調整政策，並反思猶太民族國家在後冷戰時代中的地位。
贏得市場不能靠戰爭
阿拉伯政權繼續效忠於美帝國主義，成為保護其利益、打擊民族運動和其它有可能威脅華盛頓統治的政治運動的忠誠護衛，以色列的軍事地位正在被逐漸削減。裴瑞斯（Shimon Peres，編按：以色列前國防部長、前總理、現任總統）和追隨者在20世紀80年代清楚地看到了這局勢。在單極化的國際環境中，世界完全由一國的市場及其法律主宰，以色列逐漸失去其軍事重要性，轉而在經濟領域中逐漸佔據重要地位。
為了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時代擔當這個經濟角色，以色列需要與相鄰的阿拉伯國家恢復正常外交關係，並由此結束與巴勒斯坦的對抗。這是1991年馬德里會議和1993年8月簽署的《奧斯陸原則宣言》（the Oslo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的主要目標。對於裴瑞斯及其政黨而言，《奧斯陸協議》的主旨沒有涉及太多巴勒斯坦問題，而是更加關注與阿拉伯國家恢復正常邦交並打開市場的問題。與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的協議一經簽署，已經加入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的阿拉伯鄰國，便願意立即與以色列恢復正常外交關係。這樣，其它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國家將會紛紛效仿，為其大開方便之門，例如巨大的印尼市場。
在以色列裔美國人看來，戰爭與和平手段應該聯合使用，來鞏固美國市場和新自由主義的專制統治。海灣戰爭建立和鞏固了大部分國家與美國的區域新秩序，而馬德里會議把這個不可反抗的政治／軍事勝利落實到幾個區域經濟計畫上去，以色列在這些專案中擔綱主角。從一支地區軍事力量兼美國第六縱隊的排頭兵，以色列逐漸成為一支經濟生力軍，成為美國、歐洲和日本跨國公司的區域中心。憑藉強大的科技力量和基礎設施建設，以色列理所當然地擔當了經濟霸主的角色。
20世紀90年代初，調整以色列政策成為統治階級迫在眉睫的主要任務。私營經濟，特別是高科技產業得到大力支持，這和國際市場的需求緊密相聯，因為這是投資和銷售的雙重考慮。由於開拓市場對新生的資產階級具有重大意義，而贏得市場不能靠戰爭，只能依靠和平。以色列統治階層中的現代化力量需要穩定的局勢來吸引投資，同時也需要實現和阿拉伯世界的邦交正常化以贏得市場，也包括那些由於阿以衝突拒絕以色列資本進入的國家。
使浩瀚沙漠走上文明之路
與阿拉伯世界締結和平是以色列融入世界金融體系的重要一步。以色列統治階層的主要部門因此熱愛和平，並相對地接受以色列的非軍事化。這絕非偶然。過去的十年，促進和平的任何政府行為都得到媒體的大力宣傳，當然媒體是受以色列工業家協會和大銀行贊助的。奧斯陸會議和1994年的《開羅協議》（the Cairo Agreements）以後，還有卡撒布蘭卡經濟會議（the Economic Conference of Casablanca），以色列在卡撒布蘭卡受到熱烈歡迎，包括埃及、約旦和阿拉伯—波斯灣附近的各國。
海灣戰爭後的5年裡，從以色列經濟的角度看，一切進展順利：外國投資大量湧入；以色列高科技企業在西方證券交易所上市；與突尼斯、摩洛哥和其它海灣國家，特別是卡達（Qatar），簽署經濟協議；與印尼建立半外交經濟關係。同時，以色列和約旦簽署了和平協定，照此情形，敘利亞和黎巴嫩也會跟緊腳步。由於在黎巴嫩受到的強烈民族抵抗，以色列原本就想撤軍。約旦效仿埃及，允許以色列資本進入，特別是在紡織行業，廉價勞動力成為巨大吸引力。在以色列資本進入約旦之前，巴勒斯坦的勞動力價格比約旦貴5倍左右。
對於裴瑞斯和以色列貿易而言，這一切只是開始。在他們的想像中，新中東是等待以色列科技振興的一片大沙漠。20世紀30、40年代的猶太復國運動想要「通過種植松林、蕃茄，緊接著種棉花，而使沙漠開花（在他們眼中顯然是指巴勒斯坦）」。而21世紀的猶太復國運動是「通過前蘇聯移民後裔開發製造的電腦、電腦應用軟體和醫療掃描器而使這片浩瀚沙漠走上文明之路（這總存在於他們的種族主義和東方主義幻想之中）」。隨著國際勞動分工框架的形成，以色列資本成為美國資本年輕的合作夥伴——僅次於歐洲資本——在最先進的行業，特別是生物技術方面佔據優勢。由於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建設，以色列成為跨國公司投資進入整個區域的視窗。
海灣戰爭是現代的十字軍東征
在實行這些區域計畫的同時，裴瑞斯及其政黨也要解決持續的剝削制度，即伴隨以色列幾十年的佔領，在新政治體系下以色列資本剝削巴勒斯坦勞動力的問題。換句話說，該如何把分裂局面與剝削制度結合起來。裴瑞斯的解決方案是「在現今的以色列領土和巴勒斯坦自治區域交界處設立工業園區，以後將成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州」。
這些園區實際上是自由貿易區，既沒有社會立法，也沒有相應的勞動就業法。所以對以色列及其它國際公司來說，來自加沙或西岸的勞動力驚人的便宜。對幾千名巴勒斯坦勞工而言，在這些自由貿易區域工作就意味著生存。他們是以色列建築、輕工業和服務業的真正建設者。
《奧斯陸協議》不僅是一個旨在壓制巴勒斯坦抵抗的政治計畫，同時也是經濟計畫，在20世紀的最後10年裡，使以色列在帝國主義聯盟建立的新政治／經濟秩序中佔據了一席之地。對以色列資產階級的新生部門而言，約瑟夫之墳或是納布盧斯之門（the gates of Nablus）的主權遠遠不如幾十億美元重要，而賺得利潤的關鍵在於以色列和中東各國聯合融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程。在此前提下，在挪威首都簽訂、由美國國務院完善的政治框架有效建立起來，在框架建立過程中，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對建立新中東秩序的各種抵抗運動——有時是非常激烈的抵抗形式，沒有被納入到考慮範圍之列。
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動的反對者，反對《奧斯陸協定》進程。他們拒絕接受強權者對弱者的強迫統治，作為對侵略者的獎賞，帝國主義強迫阿拉伯世界接受鍚安（譯按：Zionist，以前指猶太復國主義，現在指力圖建立地區性以色列霸權的意識形態）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國強權政治的殖民統治。在海灣危機期間，儘管美國成功的把絕大部分西部阿拉伯國家納入到主戰陣營中，卻並不能改變這些國家的公民感覺與伊拉克人團結一起，他們也清楚地看到世界新秩序——戰爭把中東作為威脅和侵害他們尊嚴的武器。與某些民族主義領袖所寫的相反，如果薩達姆不是薩拉丁（譯按：Saladdin，西元12世紀阿尤布王朝建立者，曾擊敗十字軍，佔領耶路撒冷），那麼海灣戰爭更是一場現代的十字軍東征，在本土買辦的幫助下，西方人想把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價值觀——特別是資本主義市場和跨國公司的產品——強加在阿拉伯世界上。
殖民主義衍生出盲目的傲慢
在阿拉伯民眾看來，承認以色列及其在中東的霸權地位是新中東秩序的核心，只會使以色列更加傲慢，並激起阿拉伯民眾的反抗——即便這種反抗是被動的和出於文化差異形成的。拒絕和以色列恢復邦交正常化表明了他們對新中東的抵抗，而新中東正是世界新秩序的區域縮影。馬德里會議的大區域計畫還只是帝國主義之夢，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的投資和以色列—阿拉伯合資企業受到了極大的限制。
從一開始就很清楚，只有實現以巴關係正常化，阿拉伯資產階級才能與以色列恢復正常的政治和經濟關係。如果新中東秩序一旦得以運作，奧斯陸進程就會得到良好的效果，這一點非常重要。但是新中東計畫從一開始就受到各種形式的激烈抵抗，到2000年底，整個計畫不得不中斷。最強烈的抵抗來自巴勒斯坦民眾，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人有機會和以色列坐下來商討「歷史性和解」的問題，但巴勒斯坦人民理解這不是要他們妥協，而是徹底投降。抵抗運動最初由民族主義左翼勢力領導，以伊斯蘭原教旨運動為主，自從2000年9月第二次的武裝起義（Intifada）起，成為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全國運動。
即使某些巴勒斯坦人獲得特權，以及買辦階層的興起，仍然不足以讓巴勒斯坦民眾放棄抵抗，加入以色列為巴勒斯坦人規劃的新秩序中。同以色列人合作局限重重，以色列也不準備付出最低的代價。正如殖民主義會衍生出盲目的傲慢，以色列統治階層以為花幾件廉價的首飾，都能讓至少部份的巴勒斯坦領導層放棄抵抗而臣服於班圖斯坦化的殖民統治（譯按：bantustanizaiton，指南非種族隔離期間為黑人設置的定居區。）。
不僅是建立國家 更要積累資本
如果說以巴和談給創造了經濟開放的機會，那麼是什麼原因阻止以色列資產階級——特別是其現代化部門採取必要的政治手段和讓步（這些政治措施對以巴和平進程是至關重要的）？在以色列內部，又是哪些社會、政治力量阻礙著奧斯陸進程，即區域融合的實施？這些問題的答案理所當然地引導我們對猶太民族國家和以色列社會存在的社會、政治、文化矛盾做出分析。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一個新興的社會政治集團創立並逐漸挑戰著執政黨代表的舊勢力（自從20世紀30年代工人運動時期以來形成的政權）的領導地位。
如同許多其它的新興精英勢力一樣，新集團是政治／軍事集權組織，目標不僅是建立國家，而且要積累資本，特別是外部資本，伺機吞噬各個社會階層之間的財富再分配。以色列資產階級，特別是重工業部門，是由工黨所創立的，工黨執政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現在他們仍然和工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社會大眾，特別是那些猶太—阿拉伯裔的民眾，逐漸在反對黨中找到席位，首先是利庫德集團（Likud），以色列右翼黨派的政治聯盟，然後是沙斯黨（譯按：Shas，1984年成立的代表東方猶太人的正教派政黨）。這些黨派的文化是猶太—阿拉伯的。工黨的失勢，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文化方面的原因：政治上的原因是工黨成員逐漸成了富人；文化上的原因是，工黨，特別是其左翼，公開排斥和嘲諷非西方文化和世俗化的任何方面，至少是在支持猶太人復國運動中表現得特別明顯。
原教旨主義與軍國主義結合
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新興資產階級和美國及國際貨幣組織的壓力下，以色列像其它國家一樣，逐漸瓦解福利國家措施，把工業和社會服務私有化的國家。經過了兩代人的「先鋒意識形態」（標榜國家利益與金錢、貿易對立），以色列完全陷入全球化及其價值觀的陣營中。賺錢、贏得市場、利益最大化和個人主義取代「國家利益」的集體主義責任感，取代均富和提倡節儉生活的主張（至少以前公開宣稱是這樣）。富人厚顏無恥地自肥，自詡代表了「美國製造」的進步。因為財政預算更多的投入到要彰顯國家勢力的工業部門裡，也因為社會服務私有化，窮人變得更窮。
這就是在不到10年的時間內社會分化的背景，兩極分化使以色列社會形成政治上的兩個集團。一方面有工黨和鍚安主義左翼勢力，富人階層推崇西方的模式，宣導完全複製美國模式的社會，達到滑稽的程度，並想擁有「地球村」的特權；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在經濟、社會和文化上被完全排斥：猶太—阿拉伯人，宗教社群和窮人。
富人階層和工黨集團徹頭徹尾地擁抱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而由民族主義右翼領導的、反對富人和工黨的計畫逐漸呈現，而且撒下未來宗教分裂（schisms）的種子。這是民族主義與宗教的反動計畫，即絕不讓步的原教旨主義與變本加厲的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結合在一起。這會導致宗教分裂，因為它超越了右翼在國際背境下認為合理的政治解決方案，也因為內塔尼亞胡及其同道不會質疑重新調整結構與私有化的進程。
由沙斯黨領導的階級鬥爭和強大的民粹運動遲早都會在右翼集團內部發生，推進某種以色列「伊朗化」進程和神權民粹政治。在這種情況下, 民族主義右翼由於階級的利益，將會被迫與工黨重組，共同向著「全球化」的方向努力。背離利庫德集團的人和工黨左翼的奧斯陸設計者瞬間聯合起來，有可能最終成為以色列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在反對以色列資產階級重組的運動中，沙斯黨會成為大多數無權無勢階級的彙聚點——他們認為沙斯黨體現了他們被剝奪了的尊嚴，是團結的價值觀，也是對私有化毀滅性影響的實際解決方案（他們對私有化的體驗是診所、學校和托兒所昂貴得荒唐的收費）。
正如在其它許多國家一樣，社會主義與國際主義都不是另類出路；相反，對以色列全民族來說，原教旨主義、社區和民族主義反而可能是對付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威脅的解決方案。「鍚安主義左翼」主張取消國家福利、實現私有化和市場壟斷，是新自由主義的先鋒，顯然不是民眾的另類選擇，無法領導工人階級運動。而工人階級至今未能利用它的社會力量來創造政治身分認同。溫和的非鍚安主義左翼花費大量的時間反對佔領，而忽略了社會問題，以及低下階層在社會、經濟、文化等關注的事情，以致左翼的未來前景不明朗。
最近幾年出現新的現象，既源於外部政治局勢，又完全獨立。這預示群眾真正第一次反抗新自由主義計畫及其經濟、社會、生態和政治效應。成千上百的以色列年輕人意識到的問題不盡是巴以衝突，而更大程度上是社會問題（貧困、環境、歧視、外來勞工），他們受到國際激進思想的感染，組織起來抵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這些年輕人一般不超過25歲，不知道黎巴嫩戰爭及其大規模的全民動員，甚至對第一次起義也一無所知。他們在「和平進程」的過程中成長起來，並同樣感受到以色列—阿拉伯衝突的結束。
（耶路撒冷另類資訊中心主任，和平鬥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