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探索4】內戰冷戰意識形態的新魔咒（下）──評龍應台的1949（下）（2011.10.21《新國際》）
■曾健民
龍應台字典中的「戰爭」是永遠與「和平」對立的，她根本不知道戰與和的辨證關係，不知道「和」「戰」是互倚互生的道理。她受的蔣氏反共愛國教育也永遠把中共的「和平」看成「謀我其亟」；也看不到解放戰爭中中共如何以最高的智勇爭取「和平解放」，永遠把政治解決放在第一位，避免戰爭的流血。長春圍城就是一例。
合理化蔣介石的罪責
再如，在華中的戰事中，長沙的「和平解放」也是一例。1949年8月4日，在解放軍對長沙的錐形攻勢中，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潛和「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湖南省主席、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就率部易幟，使湖南省會長沙「和平解放」。陳、程兩人發布「告湖南民眾書」，宣佈：「根據中共提示的國內和平條款，在長沙成立和平協議……使湖南獲得和平的解放，藉以減輕人民痛苦，避免地方糜爛。」
對於長沙的「和平解放」，龍書又發揮了文學語言的曖昧，避重就輕地寫道：「長沙的國軍將領程潛和陳明仁決定不再和解放軍繼續戰鬥。」
1949年的國共內戰中，發生了各種各樣的「和平解放」事例；國共雙方盡全力用政治解決避免戰爭，求不戰而屈人之兵，大大避免了戰爭流血的悲劇。平津戰役，最後北平以「和平解放」就是一個有名的例子；當時解放軍一面重兵包圍北平四周，一面尋求與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談判，1月21日傅接受和平改編結束戰爭，避免文化古都陷於毀滅性的戰火。1949年3、4月間，國共長江對峙，同時，代總統李宗仁也與北平進行和平談判，可惜蔣介石、李宗仁各懷鬼胎，加上蔣頑固，始終反對和談，使談判破裂；解放軍一夜渡江，戍守南京的湯恩伯部隊倉促撤走，南京也兵不血刃地在和平中易幟。
掌握著國民黨黨軍政最高的實權，在內戰中揮舞著無上權杖指揮每一場戰爭廝殺的蔣介石，是真正決定著龍書中人物顛沛流離命運的人；是真正要替歷史負責，要對每一個生靈悲劇道歉的人。然而，在龍的大江大海中他卻隱身不見，即使偶而出現，也以一個「偉大領袖」的形象出場。
譬如，在寫到孟良崮戰役的慘烈，張靈甫為國捐軀的英勇時，最高統帥蔣介石就突然出現了，但是以一個「不是不知道士兵的艱苦」「習慣性地對自己鞭策」，高尚偉人的形象出現的。
在山東流亡學生案中，龍書發揮了特有的文藝筆調，描寫了流亡學生生離死別的戰火流離圖，然而，對於一路帶領學生逃亡來到澎湖，卻遭到國府軍特誣陷以匪諜槍決的校長等張敏之案件，則以「防諜第一」替蔣軍脫罪。為了替這個慘無人道案件罪首的蔣軍說話，它不惜合理化「防諜第一」，捏造說：徐州戰場55萬國軍被殲滅，「關鍵原因之一」就是「共產黨的間諜」滲透作戰決策。因此，她說：「蔣介石痛定思痛之後，決定最後一個堡壘台灣的治理，防諜是第一優先。」
接著，龍特別用文學語言為蔣的白色恐怖辯解說：「很多殘酷，來自不安。」
這句話，等於替所有的殘暴者脫下了罪惡的枷鎖。
也替蔣政權在台灣反共高壓統治塗上了胭脂。
白色恐怖的槍聲
其實，山東流亡學生案是蔣政權在台灣布下白色恐怖統治的序幕，在馬場町開的第一槍；自此，白色恐怖的槍聲開始響徹台北上空。1949年12月10日，蔣政權先槍決了光明報案的4名外省青年，第二天刑殺了流亡學生的校長師生共7人；次月，同在馬場町上，槍斃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案的原國民黨軍官台籍青年林正亨。
事實上，戰後不久，台灣就已竉罩在蔣的內戰體制中，1947年開始實施「戡亂總動員體制」後，在台灣的報頭報尾已開始出現許多戡亂建國標語，如：「剿滅匪首朱德毛澤東，肅清禍國殃民的共匪」
1949年4月爆發的台大師大學生整肅案──「四六事件」，5月20日的軍事戒嚴、出入境管理等等，在台灣高壓統治3分之1世紀以上的反共戒嚴體制，早在1949年就已鋪天蓋地籠罩台灣。
這是龍的意識形態看不到的，或者是不願意看的。
這是為什麼龍的1949，突兀地併接上1945年前後的台灣，卻不見1949的內戰台灣。
龍的1949當然不會知道，也不願意知道。
蔣國府的失敗不只是軍事的失敗，而是經濟、政治、文化和世界觀整個體制的失敗；戰場上的失敗只是體制失敗的結果。
蔣國府政權在大陸的失敗崩潰並不始於1949，也並非始於抗戰勝利後，而是從戰前就已開始。1949只是大崩潰的末日。抗日戰爭中，美國駐華大使館有一位年青外交官約翰．S．謝思偉，會說一口流利漢語，是道地中國通，曾深入中國鄉村做廣泛的社會考察。他於1944年6月20日，給美國國務院發了一份報告〈中國的局勢和關於美國政策的建議〉，簡潔描述了蔣國府的敗象。他這樣寫道：
中國面臨經濟崩潰，軍隊和政府機關人心渙散，士氣民心低沉……政府和軍事機構從上層到基層到處都是空前規模和明目張膽的貪污腐敗、網紀廢弛。受通貨膨帳之害最重的知識份子和薪水階層處於生死存亡的危險中。農民對濫肆征兵、征稅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強制性攤派不滿……。國民黨軍隊內部的不滿正在增長。國共之間的嫌隙不僅沒有表明有所縮小，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嚴重，現在，人們已經普遍同意，內戰不可避免。國民黨謀取自我利益的政策和拒絕聽取進步的批評意見，已使他失去了人民的敬重和支持。黨內的不滿和宗派活動……知識份子抨擊委員長的獨裁統治，越來越公言不諱。
唯美是從、唯美是賴
抗戰勝利後，中國曾有短暫的和平。1946年1月10日，國共雙方簽訂了「停戰協定」；同日，由國民黨、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民盟、青年黨等）三方共同舉行了「政治協商會談」；於1月31日結束，通過了5項政治協議（政府改組、軍隊國家化、施政綱領、國民大會、憲法草案），反映了抗戰勝利後全國人民以「民主、和平、團結、統一」為基礎，建設獨立自主富強新中國的強烈願望。
不料，這個代表中國人民民主願望的「政治協商決議」，竟被國民黨的頑固派撕毀。依持軍事絕對的優勢和美援的支持，1946年6月26日，蔣下令國府軍向中共的中原「解放區」進行大規模的進攻，在各地發動總剿匪。自此，國共內戰全面爆發。
在這同時，國民黨政府又不斷強力鎮壓「反內戰、要和平」的學生運動，且暗殺、逮捕民主人士，取締民主刊物、宣佈「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自絕於中間派的民主運動，連溫和的民主潮流也成了敵人。
當國民黨政府得意於「剿匪」勝利之時，社會經濟卻急速瀕臨崩潰。入不敷出的軍事財政，只有靠大量發行紙幣和大抽稅來因應；這引發了惡性通貨膨脹，物價糧價飛漲，造成人民生活困頓社會動盪不安。因此，從1946年底開始便不斷爆發工人運動和群眾運動，甚至搶米風潮。國民黨統治區陷入了空前的政治經濟社會危機。
這危機的壓迫下，喚醒了千千萬萬的青年學生和民眾，奮起投入反蔣民主運動。相對於內戰戰場上的第一戰線，國民黨統治區卻形成了社會經濟的反蔣第二條戰線。
當時有名的民主人士施復亮，於1947年3月6日（也正是台灣發生228事件時）發表了〈中間派的政治路線〉一文，其中指證國民黨政權的反動特點，他指出：
國民黨統治集團因目前所執行的政治路線，顯然是堅持一黨獨裁反政協的反民主政治路線。這一政治路線至少有下列幾個特點：
第一，在階級關係上說，只代表官僚買辦資本家和封建地主（特別是大官僚資本家大地主）的利益。
第二，越頑固越反動的集團和份子，在黨內越占有勢力，越能控制黨政軍大權。
第三，以武力維持政權，並企圖以武力消滅「異己」（主要是中共）。
第四，在國際和國內的民主高潮下，企圖拉攏既無群眾基礎又無政治操守的小黨派和「社會賢達」，偽裝民主……。
第五，堅持一黨法統及其所制定的「憲法」……依舊保持一黨專政的實質。
第六，在對外關係上，完全依賴美國帝國主義的支持，一切「唯美是從」「唯美是賴」，甚至不惜把中國逐漸變成美國的保護國或殖民地。
這樣的政治路線，無疑地是違反整個國家利益和絕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政治路線，也是違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革命傳統的反動政治路線。
國府政權營私自肥
施復亮在國民黨政權最強大最驕橫的時刻，準確地指陳了其反動的特質。這種反動特質注定了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快速崩潰。這就是為什麼不到兩年之內，號稱5百萬擁有美式精良裝備的「國軍」，被小米加步槍的解放軍摧枯拉朽地殲滅，只剩下幾十萬嫡系部隊狼狽逃台。
其實，逃台後的蔣政權，雖然失去了它在大陸的真實階級基礎（在大陸實際統治的土地、人民、財富的社會階級關係），但仍殘留其統治階級意識，和殘存的黨政軍特。施復亮指陳的五點反動特質，也原封不動地搬到台灣，君臨台灣社會之上，繼續用軍事戒嚴和白色恐怖維持在台灣的統治，長達37年。
施復亮在戰後初期對國民黨政權批判的話語，與台灣70年代的民主運動反國民黨語言是多麼地相似！只可惜，80年代中末期，台灣的民主運動被「本土運動」（台獨運動）所取代後，逐漸失去了這樣的批判視野；同時，也使這種反動特質失去了被徹底批評和自我反省的機會，反而披著美式現代化意識形態和「台灣意識」的外衣，繼續反現代中國，繼續築高兩岸的壁壘。龍書就是其中的最好實例。
就讓我們看看蔣政權背後老闆──美國，如何看當時的蔣政權吧！
當時，從骨子裡反共，對「民主同盟」也不表同情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1948年向美國務院的報告中，對國府敗相的描寫充滿了如「病入膏肓」「充斥腐化」「失敗主義」等字眼；認為國府「隨著軍事和財政的急速惡化……政府人員更加灰心喪志、毫無鬥志，並最後變得一蹶不振、或無所顧忌地營私自肥」。報告指出：國府高官對政、經、軍形勢日趨惡化的悲觀與絕望的情緒，與日俱增，甚至：「政府不久便會失去維持其統治所必須的最低限度的民眾……」
相反，反共的司徒雷登對中國共產黨的描述中則充滿了了正面形象：
他們正穩步地改良組織和訓練，官兵同甘共苦，為理想而獻身戰鬥，拋棄一切自私的野心和個人享受，很少或沒有跡象表明莫斯科供給他們物資援助。
1947年7月22日，被美國總統任命來華調查的魏德邁來到中國。一個月間遍訪了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各地，進行視察並接觸各階層人士。他於離華前兩天，在國府的「國務會議上」進行演講，演講中重重痛斥國府：貪污腐化無能、充滿失敗主義、失去信心、精神資源破產；且秘密警察橫行，濫捕濫殺，失去了人心而助長了共產黨的勢力。他還強調：必須承認徒有軍事力量不能消滅共產主義，必須立即施行徹底的深遠的政治和經濟改革。
龍筆下出場的一個個戰火中的受害和冤屈的幽魂，應該可以從這報告中看到，真正肇造個人悲劇的力量，不是別的，而是在戰火背後的、自己追隨不渝的國府政權。這個病入膏肓、充斥腐化失敗主義、已失去人民支持的政權，註定最後被戰爭摧毀。在兵敗如山倒的政權崩潰劇中，作為政權一部分的個人不管以怎樣的方式都難逃悲劇的命運。
把個人的悲劇只歸咎於戰爭的殘暴，而不追究背後造成殘暴戰爭的政治、社會經濟原因以及因腐敗帶來戰爭的政權，那麼，也只能永遠活在戰爭敵我仇恨的幻想中。
最後戰役如同希臘悲劇
龍書也提到了濟南戰役。就像書中描寫的任何戰場一樣，把無法求證永無對證的個人回憶，截取有利的一段，再用文藝手法加工，編織成一幅解放軍慘無人道的畫面。至於戰役的真相如何，則不是它所關心的。
濟南戰役中最關鍵的部分，應該是守軍第96軍軍長吳化文率兩萬人「起義」，但是龍書一字不提。後來吳化文部隊加入解放軍，而在解放軍渡江（長江）作戰時，是吳化文部隊第一個開進了南京城，和平接收南京。
當時美國駐青島領事，對於解放軍一星期就把濟南拿下甚為震驚，事後評論道：
該城迅速失陷之主要原因，乃為心理的，非軍事的……國軍及大部分山東人民對於政府之繼續內戰，使生靈塗炭，經濟枯竭，均大不以為然。於是叛變降敵者有之，不戰而退者有之。
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在向國會的報告中，提及：
國府在軍事上真正垮台，是從1948年上半年開始，第一批大規模的叛變和崩潰發生在9月濟南失陷之時，當時政府軍隊不做任何努力，帶著一切物資裝備投降。
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形容濟南戰役後蔣國府的一切變化，就如一幕「希臘悲劇」：
1948年最後3個月的經歷，有如一幕希臘悲劇。在軍事失敗、貨幣貶值、民情激憤的悲慘情況下，蔣總統獨能屹立不移。
1949年的悲劇劇本早在1948年以前就寫好了，只是因為「蔣總統獨能屹立不移」，才使得崩潰劇上演得更快，也使劇中人落入更徹底的悲慘命運，結果使悲劇更為悲劇。
1949年7月31日，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寫給總統杜魯門的信中說道：
國軍在具有決定性的1948年內，沒有一次戰役的失敗是由於缺乏武器或彈藥。事實上，我們的觀察家於戰爭初期在重慶所察出的腐敗現象，已經使國民黨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它的領袖們對於他們所遭遇的危機已經證明是無力應付的。它的部隊已經喪失了鬥志，它的政府已經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共產黨則通過一種嚴酷的紀律和瘋狂的熱忱，企圖使人民相信他們實為人民的保護者和解放者。國民黨部隊已無須別人來擊敗他們，他們已自行瓦解。歷史一再證明，一個對自己失去了信心的政權和一個沒有士氣的軍隊，是經不起戰鬥的考驗的。
龍應台自以為榮的「失敗者」，並不是敗在戰場，而是失敗在「政府已經失去人民的支持，部隊已經喪失了鬥志」，「無須別人來擊敗他們，他們自己瓦解」的事實。
這個歷史的事實，不是龍書以渲染戰場橫屍遍野、誇大解放軍的殘暴、強調個人戰火流離的悲劇，來抹黑中共的解放戰爭，來逃避歷史的責任，所能掩蔽的。
龍高調質疑中國大陸「還停留在軍事的單一角度看歷史」，然而，這個高調也正是對龍書自己的最佳批判。
不去正視失敗原因，不對歷史反省，而只圖以誇大戰爭的受害來掩蔽曾是加害者也是自害者的身分，再以虛誇的口氣說以「失敗者」為榮，這只會把自己囚禁在內戰的咒語中，無以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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