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正熙│不可承受之輕《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

(本文原刊於「表演藝術評論台」,作者陳正熙為2020年度駐站評論人,感謝鍾喬老師提供)

2018年,因為某些原因(應該主要是個人的怠惰),我錯過在劇場界引發熱烈討論的第一版《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2020年隨著製作的「回流」,我有機會補上這一塊缺憾,可能少了比較和對照的牽掛,以全然天真的眼光來看,真有許多可觀之處。簡言之:舉重若輕的同時,也感受到「輕」之難以承受。

雖然如編劇鍾喬所言,早在《人間》雜誌時代,客家族群在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就已經得到有心人士的關注,但在九〇年代的本土化風潮之後,從外省族群掌握的黨國體制,到本土意識崛起的本土政權,不變的是客籍人士的生命歷史論述仍處邊緣,「轉型正義」的政府決策,或能大致涵蓋不同族群,但在主流歷史論述當中,如「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一般的生命經驗,是否得到應有的關注,我並不確定。其實,這無關族群彼此間的平等對待(這一點無需論證),而是如何在各種「不同」之間,拉出普遍共通的關懷與思考,以更寬廣的「人性」取代族裔身份或意識形態立場,追求與歷史更深入的和解溝通。

這是我觀看《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的角度:直視歷史的沈重,逐漸讓自己消融於輕盈的、無我的意識。

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差事劇團提供/攝影林育全)
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差事劇團提供/攝影林育全)

在劇場中,沈重的物質性:劇院建築與設備機具、演員和工作人員的日常身體和聲音、演出流程的規範等等,完全地被曝露在觀眾眼前,表演者(同時是歷史敘事者)短暫放下優勢位置,之後隨著戲劇動作的推展,敘述、論理、交鋒、演示,最終完成了一個完整的、從彼岸到此刻的記憶聯結,不只是差事劇團的創作製作團隊,不只是「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更是跨過舞台,與這個社會、這個當下的聯結。

因此,從走進劇場開始,我們就被期待能從參與者、見證者,而非旁觀者、消費者的角度,逐步走進創作團隊堆疊建構起來的觀看經驗,進入那原本於我們可能陌生的生命敘事當中,對發生在劇場空間的一切保持敏感知覺,注視、聆聽、感受,最終能夠聽到那曾被淹沒、掩蓋,如今透過戲劇呈現而被喚起,客籍地下革命黨人、工運份子、和周圍人們的記憶,亦是(部分)族群的【1】集體記憶。

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差事劇團提供/攝影林育全)
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差事劇團提供/攝影林育全)

日前讀朱嘉漢書寫台共家族史事的《裡面的裡面》,書中被追捕的台共份子信仔,在藏匿中思索這一路以來的奮鬥,說出作為地下黨人的真實心聲:「一個人的犧牲,與另一個人的承繼,啊這宇宙裡無盡的沈默地被奴役的我們啊,這樣代代相傳。這族類,受思想毒害之人,妄想著走在人類命運的前端,以自身死換取,不,是下注,賭那他們無權享用的未來。這讓他們有安心感。因為踏上這條路,多半都不是他們自己選擇的。沒有人強迫,可總是太晚察覺自己已經在這條路上。」在《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裡的地下革命黨人、工運份子,是否也有著同樣的心情:「妄想著走在人類命運的前端」,「以自身死……賭那他們無權享用的未來」,因為「太晚察覺自己已經在這條路上」,而沈默、而憂傷、而心痛?

在劇作者的筆下,角色人物的形象、戲劇動作的各個環節、情緒氛圍,總是在不斷建立、拆解、消融、重塑的過程當中,於導演靈活的調度之下,身體和語言在開放的空間裡自在地流動著,時而感性陳述,時而理性辯證,時而戲仿自嘲,時而以沈默訴說著更深沈的憂傷、更堅定的想望,動人之處絕不濫情,發人省思,但不強加意識形態的偏執,關鍵或許就在新世代創作者(導演)的視角。

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差事劇團提供/攝影林筱倩)
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差事劇團提供/攝影林筱倩)

不可否認的,冷戰世代所面對的世局,左右分明,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不同立場,亦無妥協可能,二元對立的思考架構,決定了道德價值的評斷。但對於後冷戰世代而言,消費主義的自由觀,取代了在階級意識的脈絡中對自由的想像,民粹主義的政治語言更模糊了左右之分,沒有更靈活的身段、策略,似乎更難在當下的渾沌中立足,因此,熱情俗辣的歌舞段落、看似即興的陳述段落,就變得更為重要,也是「直視歷史的沈重,逐漸讓自己消融於輕盈的、無我的意識」的關鍵。

演員的表演質地和彼此默契,都讓人印象深刻,舞台和燈光設計,將我們帶進一個充滿詩意的秘境,舞台深處傳來的幽微樂聲與歌聲,彷若來自遙遠(時空的)「他方」,來自曾經噤聲不語的「他者」,此時此刻的我,幾乎要潸然淚下。

既然要將劇場的物質性,完全暴露在觀眾眼前,或許可以考慮更為激進的做法,更進一步打破舞台與觀眾席之間的區隔,【2】讓觀眾更能沈浸在悠揚而憂傷的歌聲、明暗不定而恍恍惚的光影、和閃爍於山林之間的幢幢人影之間,進入更深一層的記憶,更聽清楚地下黨人、工運人士、基層民眾的熱切低語,反思自身此刻的處境,嘗試拒絕當代社會功績主義的制約,重新肯認理想主義(社會主義)對人性的價值,追求更高層次的自由意志。

導演王瑋廉說:「我們不能讓我們的生命向歷史靠近一點,唯一能做的,只是藉著歷史向我們自身靠近一點。」但依我個人之見,我們其實是可以往歷史靠近的—至少在劇場當中,同時也可以更貼近自身的生命底蘊,最終,更深刻地感知歷史在我們身體裡的開展與滲透。

《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2020年版,如此印證。


註釋:

1、客家族群(任何一個族群)與當政者的關係,當然並非黑白分明,順服、合作、逆反、對抗,個別的選擇,構成了內在矛盾的整體,因此,「部份」的區別是重要的。

2、開場時的後台景觀,建立起表演者與觀眾、過去與當下的聯結,但部分舞台執行人員的「輕鬆」稍嫌太過,反而顯得「刻意」:拿著飲料、滿身提袋、奔跑過場,如山歌對唱般隔著舞台的呼喊笑鬧,對於觀眾的在場頗為明顯的自覺(self-conscious),看似沒有設計的「序言」或「番外」,其實讓我明顯感受到其作為「本文」和「正文」的一部份,究竟有沒有達到創作者暴露劇場「人為性」的目的,或許還可再做斟酌。


差事劇團鍾喬回應:

這篇評論,關於戲劇中如何讓輕有所重,寫得很深入人心,是一篇很切中要點的好評論,謝謝陳正熙先生。文中有一件事可以提出來討論的,便是引用朱先生的書文中提到:「妄想著走在人類命運的前端」,「以自身死……賭那他們無權享用的未來」,因為「太晚察覺自己已經在這條路上」,而沈默、而憂傷、而心痛?就我所知,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有真、冤、錯、假四種類型,這是形成冷戰年代反共肅殺的恐怖統治核心命題。因此,真的受難者便是當年相信社會主義的左翼人士,多數被槍決於馬場町刑場,或者長期坐牢,甚而有如麻豆案的林書揚與許金木,做了30年以上的監牢。至於,冤、錯、假者也有在坐牢期間不同的遭遇,但沈默、而憂傷、而心痛,最核心的問題還在於家屬在整個反共肅清環境中,受到恐嚇及歧視的問題。個人心境部分,作為失去自由的人,當然在所難免……但,整體社會構造的問題,不容忽視。這是我對這部戲所傳達的白色恐怖議題的認識,和大家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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