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延亮|民主經驗在台灣與香港的對照

【編按】曾居於香港的丘老師深入台港的社會運動並有深刻的觀察。這篇文章中,他從六個面向作為台港民主經驗對照的參考。相較於現行媒體主流淺薄的台港政治比較與基於「中國」的港台情感投射,這六個面向提供了歷史的、草根的方向,也批判了台灣所謂「民主」中的虛妄。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網誌,感謝丘老師授權轉載!

香港的所謂「社會科學」是一個戰後的「新殖民主義」的再殖民現象——始於「香港大學」從一個殖民地高級文官訓練所;換上了「普通大學」的門面開始。其對香港社會構造及動理的關注,則可說是六七年大暴動後,工黨政府夾帶費邊主義政策的直接結果。

第一代的外籍學者自始就有左、右派之分。英國一系自1966年 Herry Smith的《John Stuart Mill’s Other Island》到1982 Eugene Cooper的《Karl Marx’s Other Island》,加上痛斥香港「資本主義最黑暗年代」血汗工廠的Hopkins (1971);England (1975);Halliday (1979) 即強列地和其後美國派的自由經濟論者Rabushka (1979),Woronoff (1980) 的「資本主義天堂論」強烈對比。

到了1978年,流放教授 Harris從羅德西亞謫港後在港大任教,他遂指出香港的五大悖論;抛出了變動不居、不知所之,卻「政治穩定」的這個「異」題。接著、作為「留美歸港學人」的第二代「本土」學者,則盡職地扮演「御用」學人的角色。自金耀基、關信基、劉紹佳、黃紹倫一干皆充分努力地「功能地」為這個「異題」尋找答案,制造論述……儘管各有其說,但無一質疑香港的所謂「穩定」何義、何價;對香港的社會動能尤其視而無暏;直到中英1982聲明之後仍兀自不覺,轉談「國際」局勢,對香港社會現勢無力面對,猶如冷飯照炒、惜鹽魚已翻不了生矣!

親身經歷及投注在社會劇盪的後82中英爭拗的本地抗爭與體驗之中;我屬於的這個世代則是關注與研究香港社會動能並產造範式移轉(Paradigm Shift)的第三代——卻是去殖民/袪殖民認知踐行的啟步猶艱的第一代。

作為「非典型香港」(《A-typical Hong Kong》;撰寫中的書名) 一系列中英論文的作者,在進行香港研究近1/4世紀後,我居然有機會在台灣談論香港——雖然是在「對照」的包裝下——到底也只有「台社」這個異數的空間可予容納!?

回想2003年香港發生了驚動全球——也震攝台灣——的非典型肺炎(SARS, 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恐怖;除了非典,台灣對近在咫尺,又往復密切的香港社會有多少關心和理解呢?我回台後迄今的噤聲,當然不是全然與台灣社會的目中無香港有關;在一天天學習重新認識台灣這兩年中,我經歷的恐怖可稱為非典型腦炎(SAMS, Severe-Acute-Mind-Syndrome);其症候是台灣社會上下的非典喪志病(A-typical defeatist-syndrome)和自饋自閉(self-feeding autism)。除了政治上的嬰兒期「台灣」中心主義,社會流行的則是國際接軌的消費主義及其財大氣粗揮霍人口中漫瀰的「教區主義」(parochialism)心智。

我居然開始疑心;「香港的民主經驗」是否可當作一支小小的抗過敏針;對台灣的集體燥鬱擺盪有些舒緩之效!?

為什麼燥?因為台灣自識甚高的「民主」已瀕臨「得而復失」的全盤破產臨界。但如果放寬胸懷,放出視野;知道曾經以為已一次解決,擒賊擒王的「民主轉型」,換來的是假的東西;它的「得之」不足以喜,它的失之當然就不足以惜了。喜—惜的得失之心既泯;除了振衣再戰、弄假成真,豈有其他選擇!?

為什麼會鬱?因為失落的全盤敗北自失,自失中的喪志與不知所在,不知所之。

記得身居海外,每有人引朱高正為代表的國會肢體「運動」試圖貶抑台灣的民主經驗,我必不假辭色的大斥這種無知誤幟——痛陳台灣社會在黨外自力救濟以還的一系列抗爭與斬獲;正告無識者台灣社會曾經走過的華族人口在世界各地華人社會皆未曾走過的抗爭之路,做過了一定的功課,交付了一定的學費,也跨越了一個個臨界;其民主潛能非一般見識者所可評斷,更非自我菲薄者一時可予抺殺、拆扣貽盡!

今天,面對台灣的戰友,要談香港,我要講的也不外乎同樣的話:香港的在地民主實踐也有它特定的經歷與路向,也是其他在地未曾走過者所可輕易予以瞭解或拆扣的,他們做的功課和交的學費也都不會白廢;說不定還可資我人借鑑、增勇!?

要將香港的民主經驗和台灣加以對照,我選取六個側面來討論:

一、「殖民」經驗與國族經驗

香港的「殖民」經驗始於1842年,綿亙逾一個半世紀——包括二戰中(1941-1945)的日本「佔領」凌虐——香港自清帝國的邊緣和鴉片交易的淵藪,變成帝國的跳板與前哨;其中對中國扮演過共和的滲透基地;中國學的原初據點;工運的支援中心;抗日游擊隊的獨立山頭;突破國際封鎖的走私大盤;國際間諜的情報中心;冷戰期的反共橋頭;對資本主義的窗口;四小龍的最小樣板;及至於難民的出口與反官倒民運的支援地與香火壇、法輪功的橋頭堡……不一而足。

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而言,香港似乎也從來不曾是一個單一的歸順角色;各色刁民抗官、拒稅、家族大戶的宗派自理,互保械鬥曾未止息;各種民間結社,真假善業也多自立門,自求多福;他們一面假裝帝力於我何有,一面兀自尋活自存,苟存爭喘。

之所以如此、要在乎香港居民對父祖之國無所期待,因而反而凝聚了現代意義的革命意理與力量;在免疫於對國族的憤懣與哀怨同時,也對一波波國族主義的高潮得有區割性回應的時空與機會。對照於日本佔領的不堪,英殖戰後在中國變局中的新殖民主義化,恰逢東亞反共經濟的上昇,中國政治現實考量上的自制;香港社會的人民性遂在六七暴動後,國族脫魅下獲得了新社會形構成形的實驗機會;中介團體從新出發、成為了在地民氣凝聚的基礎。

質言之,香港居民世代的殖民經驗和國族經驗的切身與慘烈;使得這兩個經驗緊密的闡聯;相互照映而不相對立。欺身難民社群的圖存迫切性、使得生計人口捐棄了國族解放或一蹴獲拯的幻想;這當然更和香港的邊緣社會性質有關。

二、「市井社會」與「小/大朝廷」

相對於中國(以北京為代表)和台灣(以台北為代表);香港可相對照地說是一個標準的「市井社會」;三地相較;北京/台北的相似程度明顯高於北京—香港和台北—香港。個人的觀察,這個對照環繞的軸綫就是「市井社會」到「小/大朝廷」兩端的二極。

「市井社會」的負面想像當然是販夫走卒、每日雞毛蒜皮的庶民日常生活實踐的瑣末;儘是一些卑之無甚高論的東西;不值士大夫側目或置喙。然而、其生存經濟的強韌性與頑固性卻在巨變的世潮中為生計者提供了無孔不入的滲透能力;在默默中營生,在巨石下發芽!

相對照的;在朝廷的陰影中「天子腳下,一無所有」;宮廷的紛爭,得利者勝王敗寇,受創者恒為平民百姓。升斗小民在層壓之下,祈為邊緣而不可得,更遑論自為自存之一日!?

國族與帝國之為害於它們各自的天子脚下的一無所有者;豈有殖民母國百姓與國族公民之別?

國族與帝國殖民之邊緣者之位向(positioning)與政勢(politics)豈有與帝國/國族認同者/受害人同一之處?

三、絕對主權與絕對國權

當然,市井社會形成的公民自身(citizenship)其政治上的想像——即令再高蹈者——恐無法「超脫」於所謂「城邦性」的地方主義。換言之,它的抗爭和目標多具實而微。恰如韋伯(Max Weber)所言Plebrian City中以誓言共約(conjuratio)向絕對王權爭奪政治結社(oath-bound confederation)的抗爭,一步步的達成市民自治,財稅自主與獨立創法的滲透術與陣地戰——得寸進尺至於寸土必爭!
這個相對於絕對王權(包括帝國主義殖民政權的皇土政策 Queen’s land)的鬥爭、在新的再殖民化/重國族化史程中也就形成了抗爭的連續性與基綫。

四、自主公民與認同國民

不管是由於無國可認或不必國認——這種辯論可以很無聊。但在很多脫殖的第三世界政客中卻迄今猶甚盛行——香港居民在他們的政治實踐中能依倀的似乎只有草根性的名份與生計性的群聚——如街坊、工會、行業、鄉黨、關注組、協進會等——;這些名份和群聚多為非正式性也絕大多數未曾向官府入冊(incorporated)、除非被迫。

在這個意義上,它們的草根性是團聚力(solidarity)的唯一依據和根源;具實利益是持繼的根本依據,絲毫造作不得。

另一方面,統治者強調治理認受性的舶來菁英主義則明顯的被視為是統制的扈從與工具;是草根力量虛與委蛇的對手,不是結盟共進的力量。

至於這樣的「公民自體」(public self)、其形構和內涵也是極多樣和多變的;基本上,作為一個個自構的公眾(self-constructed public);它們必須對應了自己所欲訴求和引發(invoke)的公眾,設計自己的公眾形象(public image);揆之作為形塑、修身之據,俾最大化自己的公共性。這方面的辯証與動理是我的理論創發;暫不論及。

五、實質民主與形式民主

這樣的公民自體,其存有與動力端繫於各自對其所訴求公眾提供服務的積效與能耐;教條、意識形態、自然法權、想像社群之夢……皆非達到動員的工貝。職是之故、民主實踐——特別在普選最高行政長官之要求一再受挫之下——的進向愈更聚焦於具體的實質性訴求與戰鬥——近年瑩瑩大者如2003年7月1 日百萬人上街反基本法二十三條(保安條例)、為新移民子女居留權控官得直;從各種反高租、反交通費漲價抗爭到支援審計處節用公帑;從將街頭鬥士長毛高票選入立法會到各界爭取在立法會公聽建言……以至於2005年12月的國際反世貿(WTO)八日大行動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相對照於台灣一味著重形式民主操弄,沉迷選票民主的化約,為「政黨輪替」迷思挾持至今的局面;今回紅衫軍的異色突起,也可說是映照了香港一路走來另謀出路的民主生活與抗爭實踐的可能!

六、最有益的敵人與最有害的敵人

極諷刺性的;從香港迄今的民主經驗以觀、香港民主生活與抗爭實踐的草根團結及行動實力,作為最根本激因的社會不平、不公與不允後面——在殖民地時期是殖民英國和港英當局;在今天是中國政權和特區政府——才是最根本的動源和動員基礎,——它們也真正成了香港民主進步事業上的「最有益」敵人。

相反的,在台灣過往的日本殖民,蔣家統治和今日的貪腐政團、它們不但令今日的民主事業無以為繼;天天叫喊的中共威脅論——即令不加上族群操弄——卻不但產生不了正相的動力,反而消滅了政治上的反省能力和自甦機制。中共這個「最輕易(被當成)的敵人」之所以成為了台灣民主的「最有害」敵人,又恰恰不是因為它做了甚麼,反而是沒做甚麼。而這沒做甚麼卻偏偏成了尸位素餐者空洞的托辭與解脫的藉口;成為了被矮化、童化的統治階級對之耍無辜、賴皮說「都是你們(大人)教我做錯了事、壞了自已」的撒嬌對象。這,和香港市民的政治操作與抗爭手腕相對照,難道只是因為在香港有真切的戰鬥,在台灣只有虛妄的叫陣的關係嗎?

我的認知在這兒遇到了死胡同,尚請諸位大士開示,提點!

發佈日期:20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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