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即便中國大陸疫情趨緩，「小明」們仍舊比不上其他國家的外籍配偶，至今無法回台。今年年初新冠病毒發生後，在臺求學與工作的陸港澳學生和博士後研究員，以及過年回鄉省親的大陸配偶立即面臨，因為防疫特殊處置而無法返臺、或被迫滯留第三地的窘境。同時，也有在大陸工作的台商和台商因此無法返回工作崗位，甚至在兩岸對奕的緊張態勢中蒙受不必要的指摘。雖然疫情尚未過去，防疫的邊界管制亦未消除，但相關措施已然對他們造成傷害，也讓兩岸關係的前景蒙上一層陰影。尤其4月9日中國大陸教育部宣佈暫停陸生來台升學就學的試點工作，不僅加劇兩岸關係的惡化，更實質地影響了「陸生」的權益，乃至未來兩岸高教的地景。是故，《文化研究》學刊、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舉辦了「新冠肺炎下的兩岸移動」論壇，並希望藉著舉辦一系列的文章，向受到影響的朋友們表示關心和致意，並且展開對「陸生」、「陸配」以及其他兩岸身份的討論。同時，也希望透過不同視角的觀察，思考兩岸移動的未來。本文為該論壇系列文章之一，前一篇為：孫賀︱何以解怨：一個「前陸生」的「後陆生」體悟。本文作者為朱凌毅，現為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博士後研究員，研究跨兩岸的移動。本文原刊於2020年6月11日《文化研究》學刊網頁，感謝《文化研究》學刊與作者朱凌毅授權轉載。
兩岸關係怎麼會無用呢？兩岸題材不正是在這次新冠疫情的挑撥、計算與污名化之中大有用處嗎？與其說無用，或許該說兩岸關係已經來到無法再修補的殘破終點了吧？憤慨和絕望這兩種感受都非常真實，但未必有助於我們拆解兩岸關係的意義。
當前，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都是封閉起來的，但諷刺的是，台灣此時卻彷若前所未有地更加走進了全世界。自我感覺無比良好，光榮感無比高漲。台灣以防疫模範的角色，獲得世界中的位置，讓世界看見。不僅新聞報導紐西蘭總理借鏡台灣防疫經驗，台灣與美國甚至簽署了防疫合作聲明。有意思的是，當世界的國境邊界愈閉鎖，對台灣來說，彷彿進入世界的邊界愈開敞，只是，我們還人進不了WHA和WHO。
但我們其實都知道，這一切都只是暫時的。這是一場全球災難，緊急事件。沒有人不希望脫離現在的緊急狀態，而且愈快愈好。問題在於，什麼事情會隨著緊急狀態的結束而消逝？又有什麼會留下？有哪些邊界會重新縫合？有哪些邊界將無法再跨越，變成一大塊疙瘩，永遠地糾在那兒。
防疫，國家機器動起來
國家總是不斷利用邊界措施，對我們進行區分和篩選。日前非洲豬瘟流行之際，台灣的機場邊境防疫工作已然升級。邊檢單位區分出豬瘟疫區，凡是從疫區抵台的航班，都要全面接受隨身行李檢查，至於來自非疫區的旅客則可經由「綠色通道」，也就是原本的正常方式通關。到了此次新冠肺炎大流行，台灣亦對不同國家地區發布旅遊警示分級，並且實施不同的檢疫和隔離措施。其中，針對不同身份（陸客、陸生、甚至滯陸台商）的差別待遇，仍是當前爭議所在。
然而，曾幾何時，我們已然習慣了不斷升級的邊界管制？從911事件開始，邊界通關開始變得複雜，從要脫鞋、脫大衣、卸皮帶，逐漸變化，甚至得要被全身360度掃描。我們可能不太記得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在大陸各城市搭乘地鐵紛紛開始需要讓X光機掃描隨身行李；也在不知不覺中，遍地已然裝設攝像頭，透過人臉辨識讓人無所遁形。（但此次疫情，當所有人都載上了口罩，應該對人臉辨識大大不利）。此時此刻，在大陸無論搭乘大眾運輸或投宿旅店，都需要掃健康碼，交待過往的定位和足跡。
所有的安全升級，都需要危機。當危機來了，我們願意被「超前佈署」。這時我們不太有底氣去追問所謂的超前是否「過當」。然而，危機過後，這些佈署未必會就此取消，很有可能它們仍在前面等著我們。於是乎，例外成為常態。既成常態，就不覺得國家機器在動。但我們沒有感覺到國家，不表示它沒有作用。我們之所以沒有感覺，或許是因為它成為了我們「意識型態」的一部份（此謂意識型態國家機器）。但是國家（state）之所以值得研究，並不在於它隱身於意識型態之後，反之，國家其實不斷以透過危機，創造例外的方式展現自身。主權（sovereignty）表現在例行體制的懸置、破壞與超越，主權是在體制之上，而非在其之中。也就是說，國家需要自我破壞體制以展現主權，國家正是透過不斷地自我否定而能夠被我們認識。
防疫，把不是自己人的人趕出去
所謂自己人或共同體，是指可區別於他者的有機相互連結。共同體可以是一種身份或是一種角色。一般而言，所謂身份，通常是指主觀的自我認識，而角色則是客觀的社會期待。社會期待自己所應扮演的角色可能經常變動，並且我們自己可能也需要同時扮演多重角色。角色可以是演出來的，也是可能透過學習得到的。相對地，身份則比較固定、單一、真實、且通常是既定的、學不來的。然而，這樣的區分未必普遍適用，更重要的是，它可能無助於理解共同體如何被形構。
透過邊界視角，我試著重新定義身份／角色：跨越邊界不變的是身份；以邊界加以分類的是角色。也就是說，身份關乎跨越和「移動（mobility）」，而角色則關乎分類的「重疊與多重（multiplicity）」。如果沒有移動的事實和多重類別的重疊，就不需要身份和角色，也就不需要共同體。因此，當我們把共同體想像為穩定的實體，但實際上它卻是因為多重流動而被需要，乃至被想像而產生的。法國思想家儂晞（Jean Luc Nancy 2003)指出，「共同體從來沒有發生過」。他強調，共同體「與其說是被社會破壞的固有的有機關係，不如說是社會建立以後所發生的問題、等待、事件或命令（imperatif）」（27-28）。這表示，共同體同樣是在不斷地自我否定中被認識的。
當我說「無用的兩岸關係」，是在仿擬儂晞的「無用的共同體」。「兩岸關係」作為一種共同體的想像，本來就是用來表達彼此的「一家親」。然而，我們現在熟悉的「兩岸關係」這詞彙原本並不是這麼用的。透過查詢新聞資料庫，可以發現「兩岸關係」一詞在1970年代之前，只出現在美國要處理中國問題時使用。亦即，它原本反映的是美國指涉中國問題的外部視角，並不是用在大陸與台灣相互指涉彼此關係。直到1980年代中期，大陸和台灣才開始愈來愈來頻繁以「兩岸關係」相互指涉。此時，兩岸之間出現愈來愈多諸如走私、探親等課題，需要相互協調。更重要的是，隨著大陸改革開放，中國開始逐漸成為世界資本拓殖的邊疆沃土，而台灣則發現自己作為世界資本進入中國之帶路者的利基。台灣作為中國進入世界、世界進入中國的中介，大陸與台灣都同時需要走出相互對抗，重新找回一家親的角色和身份。唯有如此，「兩岸關係」可以被經驗與想像。
瘟疫中的兩岸關係
“Never waste a good crisis”，是英國政治家丘吉爾的名言。事實上，國家不會放過任何一場危機。此時此刻危機當頭，我們需要對國家如何利用危機保持警覺。在「超前佈署」中，我們需要緊盯著有哪些緊急應變措施成為了剝奪與壓迫的藉口，而被放大並持續？有誰從中獲利？又有什麼新的危機被創造出來，以轉移目前的危機？
另一方面，我們同樣也要對共同體有所警覺。或許不少人的疑問是，當前的兩岸是否已經是殘破的共同體了呢？兩岸是否已經成為無法修補的關係？我認為問題恰不在修補，因為修補的前提在於認定它原本是穩定的實體。兩岸關係正如任何共同體的打造，都是在處理流動的身份與多重的角色，把它想像成實體無助於解決我們的憤慨和絕望。如今，當台灣不再是世界與中國的中介，說不定對於大陸與台灣來說，都會是一個發展更健康關係的機會。問題在於我們要一起做什麼？還有「一起」的意願嗎？我們當前分別面臨哪些問題、在什麼意義上彼此需要？這關係著我們如何可能重新想像、經驗與實踐一個不同的關係空間、一個不同的兩岸關係。
發佈日期：2020/07/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