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下)

什麼是「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下)
◎陳培永

 

【編按】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學者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 / Toni Negri)以及奈格里的學生美國學者米歇爾哈特(Michael Hardt)是當今西方左派世界的學術明星,其代表作《帝國》、《諸眾》、《大同世界》等強調大眾的主體與大眾對於資本主義運作的積極影響,其觀點源於意大利的「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想。作者陳培永在本文《什麼是「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疏理了「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指出其強調馬克思歷史辯證法的主體向度,堅信勞動相對於資本獨立一極的本體地位,工人階級相對於國家、政黨、工會的自主地位,因而重新確認了革命的主體角色與新的階級主體,進而提出顛覆資本權力的革命策略,這是「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特色。然而,本文也提出了該理論觀點過度詮釋馬克思的「政治向度」所帶來的抽象化與過度樂觀的問題。作者陳培永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員、碩士生導師。本文感謝2018-09-04保馬授權轉載,《新國際》分兩部分推送,本次為下半部,探討了「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對於資本與勞動的解釋與強調「勞動」的觀點,並從此所延伸的革命觀點與以大眾作為主體的論點。上半部請見此

奈格里和哈特 以及他們共同創作的書《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三、一對對立主體:資本與勞動的二元邏輯

政治地解讀馬克思的經濟學,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得到的核心邏輯就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就是關於資本與勞動二元對立的邏輯,資本主義社會是資本主體與工人階級主體兩個主體對立的制度,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社會政治現實都可以從資本與勞動的關係進行分析,資本(死勞動)與活勞動、資本與勞動力、資本家與工人、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二元對立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特徵,只看到資本一極的擴張力量是片面的。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是資本與勞動二元對立的政治經濟學,而不是一個僅僅描述資本的邏輯的經濟學理論。資本是一個關係,馬克思的經濟學概念總是關係的概念、對立的關係的概念,「關係必須包含對立的可能性;在對立的可能性之外不存在能夠界定的範疇。」[1]因此,將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解讀成資本生產、再生產、流通的一維邏輯,也就是完全解讀成「資本論」是一種誤讀。而且,「馬克思的分析強調的不是資本的力量,而是馬克思稱為『勞動力』的創造性的人類力量」[11][2],恰恰是與資本相對的另一極。在奈格里等人看來,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在資本的辯證法之外,還有一個勞動的理論、工資的理論,它是勞動的辯證法,是工人階級的獨立邏輯學,儘管馬克思沒有完全將其闡發出來,但它卻始終存在,且構成資本邏輯的基礎。

看待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看到兩個獨立的、對立的主體的對抗,看到工人階級主體的本體力量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決定作用。絕不能只強調資本主義社會的一面性,即資本的積極的、能動的力量,而將工人置於被動的、消極的從屬地位,這是他們的基本信念。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每一時刻,資本都必須應對來自勞動主體的對抗,資本總是試圖壓制它,但又總是離不開它,在壓制中只會激化矛盾,最終只能促使自己改變剝削方式、技術方式、勞動組織形式來進一步應對這種對抗。這就是這對二元主體的邏輯關係,即勞動在資本之中又與資本對抗,而且正是在資本中,勞動才能顯示自身的獨立性、決定性。勞動自身總有它自己的獨立的邏輯,工人階級總是獨立的主體,只不過是既在資本之中又獨立於資本的獨立的主體。

這種二元的獨立的主體分別通過價值穩定(valorisation)與自我價值穩定(self-valorisation)來維繫自己的獨立性。價值穩定是資本通過價格機制穩定地從勞動過程中獲取剩餘價值,是建立在價值、剩餘價值基礎之上的整個社會結構的穩定。與此相對應,自我價值穩定是屬於勞動主體或工人階級的,是基於使用價值、集體的需要和慾望之上的結構的穩定,也是工人階級集體主體性的體現,「自治於資本主義價值穩定的價值穩定過程,即自我界定、自我規定過程,超越資本主義價值穩定的抵抗,變成一個積極的自我構成的方案。」[3]自我價值穩定是建構新社會的基石,決定著價值穩定,這就意味著「勞動主體通過宣稱它的自治,它的獨立的集體價值穩定的能力,也就是說與資本相對的自我價值穩定,支配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與再生產組織的新時代。」[4]因此,不是資本操縱勞動、工人階級,恰恰是工人階級決定著資本,在資本之中又與資本對抗,決定著資本的邏輯。這就是特隆蒂所說的「工人第一,資本第二」的邏輯。這一邏輯在《帝國》中有明確的再闡釋,只不過資本與工人的對立邏輯換成了帝國與具有更廣範圍內容的大眾的對立。該書由始至終貫穿著兩個邏輯、兩條主線的對立,一條邏輯或主線(著重體現在該書第一、二、三部分)是「帝國正在我們的眼前現實化」的過程。另一條邏輯或主線(主要體現在「間奏」部分和第四部分)則是大眾作為反權力、反帝國,通過鬥爭促使帝國生成,又必將推翻帝國的過程。就此而言,《帝國》恰恰是工人主義、自治主義邏輯的重現,《帝國》的光環不僅僅是哈特與奈格里兩人的,在其背後是整個意大利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前期成果的積澱。

這種二元對立邏輯力圖辨認出被壓迫者的抗爭和主動性,以及這種抗爭和主動性對資本的統治關係的決定作用。這是其最有價值的地方,強調工人階級的自主(自治)和權力,宣稱是工人支配資本、是工人鬥爭支配著資本的發展邏輯,是工人的主動權塑造資本主義發展的觀念,是大眾生成帝國又超越帝國,這無疑具有樂觀的理論氣質。這與大多數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沉浸於對資本主義霸權與運行規律的批判以及對資本罪惡的控訴形成鮮明的對比,他們一味揭示資本塑造世界的力量,強調其權力已經發散到社會的一切領域,把工人階級甚至整個社會階層看作為毫無力量的犧牲品,甚至不斷地宣稱無產階級已經退出歷史的舞臺,反抗的革命主體已經消亡。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樂觀基調正是《帝國》出現令左派眼前一亮、令人振奮的原因之所在,《帝國》對克服左派嚴重的「被害狂想症」以及「世紀末情緒」,無疑是一劑良藥,這種為他者言說、讓弱勢群體挺直腰桿的論說,比起悲觀的「單向度的人」、總是「逃避自由」的人的分析,更能激發解放的力量。必須指出的是,強調工人階級或大眾的主動權明顯過於絕對。一個簡單的矛盾在於,如果大眾真正能夠成為資本主義帝國時代的主宰,帝國完全在大眾的操縱之下,就沒有任何必要談及大眾如何尋求革命。就此而言,這又是一種盲目的樂觀主義。過於樂觀的宣稱是不能客觀解釋工人階級或大眾的被資本奴役的現實的,會讓在資本的統治下的勞動者安於現狀,讓處於全球化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大眾沉淪在帝國統治下。

 

四、一場永無休止的革命:自主、拒絕與逃離

堅持革命、尋求革命的策略是自治主義馬克克思主義持之以恆的追求。對他們來說,革命的前提是自主,是實現自我價值穩定。工人要從資本主義發展的邏輯中獨立和分離出來,通過賦予自己特權,保持抵抗的自主地位,確定自己的需求,沒有任何機構可以代表工人、領導工人實現真正的解放,這就要求放棄對國家、政黨、工會的幻想。潘茲爾瑞早就指出,戰後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的貧困就是因為尋求政黨與階級的平衡,過於依賴政黨對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角色,帶來的結局就只能是工人革命運動的衰落。直到今天,哈特、奈格里的依然堅守「工人階級的力量並不體現在代表機構上,而是體現在工人自身的對抗性與自主性上。」[5]

革命主體保持自主的地位,重要的是要堅持「拒絕工作」(the refusal of work),拒絕是他們所提倡的重要革命策略。拒絕的內容是工作/勞動,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邏輯下的僱傭勞動、作為資本主義發展構成部分的勞動。在特隆蒂看來,拒絕僱傭勞動就是對資本的衝擊、就是與資產階級作鬥爭,「今天工人階級為理解資本只需要審視自己,為了摧毀資本只需要與自己戰鬥。它不得不把自己識別為政治力量,否定自己為生產力。……工人階級面對作為資本的、作為有敵意的力量的、作為敵人的它自己的勞動——不僅對於對抗來說,而且對於對抗的組織而言,這是出發點。」[6]在奈格里看來,拒絕工作恰恰是共產主義的重要內容,是通往內在共產主義的整體方向,共產主義的計劃就是有計劃地廢止勞動。它要求在資本主義發展中拒絕積極的合作,「拒絕工作首先和最重要的是破壞,是罷工,是直接行動。」[7]它要使工人階級不再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中介,阻攔工人階級積極與資本主義機制的連接,拒絕工作就是拒絕主動的奴役,就是追求自己的自由。在拒絕中摧毀資本,獲得解放,拒絕的策略因此有著直接的政治含義,是一種作為替代力量的政治力量的積累。

拒絕通往絕對的拒絕,通往逃離(exodus)或放逐(exile)、退出(exit)。[8]在哈特、奈格里看來,拒絕在帝國時代已經顯示出它的空洞性,必須要超越簡單的拒絕,在拒絕的同時創造新的社會結構,而逃離就是一種新的革命策略,既包含拒絕的內涵,又包含重建的意義。根據奈格里的說法,逃離 / 放逐不同於19世紀、20世紀的政治流亡,它「是這樣一個問題,就是移身別處,但在他停下的地方,他總感覺到自己格格不入。也就是說,置身其外是為了回來,最好的情形是為了精神勾劃革命藍圖。」[9]也就是說,新的革命主體要不斷突破原有秩序的侷限,跳出原有的秩序,在逃離中實現革命。維爾諾也把大眾的逃離看作為「對國家的大規模的離棄」,但又是「一個共同體的基礎」[10],它通往一個新的另類組織、另類社會結構的重建,那就是建立在社會個人基礎之上的合作的共同體。這是新的革命策略,也是對原有拒絕策略的繼承,可以看作為積極的拒絕,也可以看作與德勒茲遊牧思想的聚合,去逃離就是去遊牧。

即使有明確的革命策略,革命依然是漫長的、持久的,甚至可以說是永無止境的。因為,面對工人階級的拒絕、抵抗,資本總會重新選擇新的支配方式,促使革命主體的抵抗流於無效,革命主體必須重新組織力量開始尋求新的抵抗方式。但他們所提醒的是,雖然看似循環往復,但這是螺旋形的上升之路,待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階段,待大眾超越帝國,真正的解放將會實現。這場持久的革命就告一段落,終結了它的「永無止境」。革命因此不是列寧所說的是在一定的時期所激發的一場歷史事件,不僅是「盛大節日」,而是「日常生活」。而且革命總是會勝利的,因為大眾這一新的無產階級處於永遠的革命中,永不放棄對抗與鬥爭,必然會通往成功。這就是革命的終局,是革命策略實施的必然結果。相對於西方馬克思主義在面對資本主義發展的現實和資本不斷衝破民族國家的界限擴張到全球時所顯示出來的迷茫和無力,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這種尋求切實策略的學術努力以及革命的樂觀腔調是值得肯定的,無怪乎哈特作出這樣的有故意拔高的評判:「在馬克思的時代,革命思想似乎有三個來源:德國哲學、英國經濟學和法國政治學。到了我們這個時代,情況不同了,從相同的歐美框架來看,革命思想或許可以被表述為來源於法國哲學、美國經濟學和意大利政治學。」[11]

但這種自治、拒絕或逃離真正能夠起到作用嗎?完全的自治、自主只會淪落為一種全球的無政府主義的窠臼之中,拒絕策略已經顯示出它對社會穩定的破壞性力量,完全的拒絕工作導致的是整個社會運行的癱瘓,工人階級也不能自然而然收穫革命的勝利果實,也不能自然而然擺脫資本的邏輯而實現工人階級自身的解放。至少,經驗的現實是,在拒絕工作中,工人階級運動確實能夠一時衝擊資本主義國家的秩序,但這種工人運動往往傷害最大的是工人階級自身的利益。而以移民為現實表徵的逃離,只是移民無奈的選擇,沒有任何人會自動放棄社會提供的優越條件去逃離、遊牧。理論的宣揚產生實踐的變異,自治、拒絕、逃離都是難以實現的目標,美化每一個社會拒絕的行為、美化每一個自主的逃離,只能獲得理論的美感,不能獲得現實的革命,甚至根本算不上革命。

 

 

 

五、一門「政治主體的建構學」:從工人階級到大眾

綜觀整個流派的理論發展與整體思路,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持之以恆的學術旨趣就是強調馬克思歷史辯證法的主體維度,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把資本主義解讀為資本與工人階級兩個主體鬥爭的社會體制,並結合不同時代的理論與實踐實際,建構符合時代革命要求的自主的、積極的政治主體以衝破資本的邏輯和統治,實現真正的解放。這正是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出彩之處,也因此可以簡單地將其學說歸結為「政治主體的建構學」。這門政治主體的建構學的理論基石是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政治解讀,前提預設是資本與勞動的二元對立邏輯以及革命主體的鬥爭持續推動著資本主義社會歷史的發展,核心思想是塑造符合時代要求的政治主體,旨趣歸依是設計革命策略顛覆資本的權力。

自20世紀50年代萌發以來,工人主義者就接過馬克思階級鬥爭的理論遺產,分析在資本主義發展不同階段的工人階級發展的狀況,強調從工人的真實情況出發以尋求革命運動的策略。潘茲爾瑞、特隆蒂等工人主義者的文獻基本就是圍繞工人階級作為獨立主體的地位,以及其革命的策略與方案。奈格里解讀馬克思的《大綱》定位的基礎性問題也是「資本主義危機之中的革命主體性問題」,是要找到隱藏在危機之中的革命主體。到了21世紀新的階段,哈特、奈格里的《帝國》所提出的兩條方法論途徑依然是圍繞主體建構的:第一條是批判和解構(critical and deconstructive),這條方法論的目的是通過客觀歷史的解構,全球化資本主義幽靈統治的解構,揭示出替代性社會組織的可能性,它存在於大眾的創造性和生產性實踐中。第二條是建構和倫理—政治的(constructive and ethico-political)。這種方法試圖引領主體性的生產過程,通往一個有效的、社會的、政治的替代物。這種倫理政治的途徑就是主體的構造之路,它拒絕接受有關歷史發展的決定論概念,反對所謂的客觀規律、客觀歷史過程,所強調的只是主體,政治主體、革命主體的對抗和鬥爭。

《帝國》之後眾多的著作,完全是圍繞大眾進行的,大眾是絕對的主角,當下政治主體的建構學聚焦大眾。大眾不是一個偶然出現、憑空杜撰的產物,它有著具體的時代背景,有著深厚的理論根基,它是對今天生命存在形式、對生產方式、對革命主體進行分析得到的必然結論。它就是全球化時代的反資本主義霸權的新的革命階級,區分於人民、公民、無產階級、私人、公眾、群眾等所有的社會主體,既是對斯賓諾莎、霍布斯傳統政治哲學主體的再審視,又是對當代西方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公民傳統的挑戰,既是對馬克思階級概念的擴展,又是對福柯、德勒茲後結構主義主體理論的重構。作為自主的革命主體的大眾,宣佈了政治哲學的人民、階級以及相關概念範疇的重新思考的開始,涵蓋了無產階級、農民、窮人、移民等所有受資本剝削的當代勞動者,是被寄予厚望的完全實現未來解放的革命主體。這是一個強有力的海納百川的革命主體,面對強大的資本帝國,革命力量遠沒有削弱,而是變得日益強大,這是一種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但其缺陷在於,對大眾主體的具體指認越來越「抽象」,更多具有了「符號化」的氣質。大眾沒有機構、沒有組織、沒有領導,任何政黨、先鋒隊、國家都只是對大眾的奴役,大眾就此而言似乎只是一個革命者、反抗者的符號,一個不能經現實指認的幽靈般的存在。唯一清晰的是對立的邏輯,唯一欣慰的是大眾必將戰勝帝國,解放必將到來。這種理論的價值仍需要進一步思考。

作為一個學術團體和實踐整體,以奈格里為主要代表的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從意大利工人主義、自治主義到今天,從衰落到重新活躍於西方學術界的舞臺上,充分展示出其理論的能量之大。畢竟,西方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壽終正寢」之後,其理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逐漸褪去,所謂「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也逐漸失去其光環,大有黔驢技窮之趨勢,只留下各種各樣的「後馬克思主義」、「後現代馬克思主義」、「後馬克思思潮」在當今全球化時代琳琅滿目。在這種形勢下,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趁著全球化研究熱潮的東風,利用重新包裝出來的理論再次盛行,不能不說是歷史的機遇與巧合。雖然其在今天的實踐影響,已經與歷史上的昨天無法相提並論,但其理論在今天左派學界仍是一道獨特的光景。在各種各樣的「不能沒有馬克思」,「回到馬克思」的口號下,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始終恪守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模式,力圖讀解當代資本主義的最新現實,根據時代的要求重新開啟理論的活力,他們繼承了那些有價值的或振奮精神的遺產,如對馬克思理論的價值的恪守,對資本主義現實變化的持續指認,對工人階級鬥爭決定作用的強調,對革命主體變化的不懈分析,一個對舊的遺產繼承發展的反抗資本主義的革命理論重新活躍起來,這是其特有的理論貢獻。

(完)

 

註解:

[1] Antonio Negri,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New York: Pluto Press, 1991, p.45.

[2] Nick Dyer-Witheford, 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Technology Capitalism.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p.65.

[3] Harry Cleaver, “The Inversion of Class Perspective in Marxian Theory: From Valorisation to Self-valorisation,” in Open MarxismⅡ: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Pluto, 1992, p.129.

[4] Michael Hardtand Antonio Negri, Labor of Dionysus: 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p.279.

[5]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69.

[6] Mario Tronti, “Struggle against Labor,” http://www.classagainstclass.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layout=blog&id=1&Itemid=3.

[7] Antonio Negri, Books for Burning: Between Civil War and Democracy in 1970s Italy. London: Verso, 2005,p.270.

[8] 「Exodus」一詞出自於舊約《聖經》第二卷,意為「出埃及記」,描述了以色列民族擺脫埃及法老的奴役,逃出埃及,建立律法、宗教體制和詳細的道德規範的故事,有「(大批人同時)離去」、「出走」、「外出」等意,是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詞彙,本文將其譯為「逃離」,另一近似詞「exile」譯為「放逐」。奈格里曾專門區分過兩詞,區別在於逃離是一種積極的主動行動,「放逐」是一種無奈的被動逃離,但共同點都在於對原有秩序的離棄。參見Antonio Negri, “N for Negri: Antonio Negri in Conversation with Carles Guerra,” Grey Room 11, Spring 2003, pp.91-92。但在一些學術訪談中,奈格里又將兩者混淆使用,只取積極的、主動的逃離一意。參見《放逐——內格里訪談》,載《國外理論動態》,2007年第5期。「exit」是維爾諾使用的一詞,譯為「退出」,基本與前兩者意思相同,參見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 Los Angeles & New York: Semiotext[e], 2004, pp.69-71.

[9] 奈格里:《放逐——內格里訪談》,張晶譯,載於《國外理論動態》,2007年第5期。

[10] Paolo Virno, “Virtuosity and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Exodus,” in Radial Thought in Ital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196.

[11] 邁克爾‧哈特:《〈當代意大利激進思想〉‧序言》,張勇譯,載於《國外理論動態》,2005年第3期。

 

參考文獻:

Antonio Negri, Insurgencies: Constituent Power and the Modern Stat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Antonio Negri, Revolution Retrieved: Selected Writings on Marx, Keynes, Capitalist Crisis and New Social Subjects 1967-1983. London: Red Notes, 1988.

Antonio Negri, The Politics of Subversion: A Manifesto for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Commonwealth.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 Los Angeles & New York: Semiotext[e], 2004.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eds.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發佈日期:2018/09/30

Print Friendly

發表迴響

你的電子郵件位址並不會被公開。 必要欄位標記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