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上）
◎陳培永
【編按】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學者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 / Toni Negri）以及奈格里的學生美國學者米歇爾‧哈特（Michael Hardt）是當今西方左派世界的學術明星，其代表作《帝國》、《諸眾》、《大同世界》等強調大眾的主體與大眾對於資本主義運作的積極影響，其觀點源於意大利的「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想。作者陳培永在本文《什麼是「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疏理了「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指出其強調馬克思歷史辯證法的主體向度，堅信勞動相對於資本獨立一極的本體地位，工人階級相對於國家、政黨、工會的自主地位，因而重新確認了革命的主體角色與新的階級主體，進而提出顛覆資本權力的革命策略，這是「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特色。然而，本文也提出了該理論觀點過度詮釋馬克思的「政治向度」所帶來的抽象化與過度樂觀的問題。作者陳培永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員、碩士生導師。本文感謝2018-09-04保馬授權轉載，《新國際》分兩部分推送，上半部耙梳了「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作為「實踐派」與直面工人運動的特色，以及該觀點對於馬克思經濟學的激進政治解讀。
什麼是「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長期以來，意大利馬克思主義一直是國外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鎮。拉布里奧拉（Antonio‧Labriola）、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德拉‧沃爾佩（Galvano Della Volpe）、科萊蒂（Lucio Colletti）等都是從這塊狹長的半島上升騰起來的思想明星，而這些明星所散發的耀眼光芒一度遮蔽住了其他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的面孔。起源於意大利工人主義（operaismo / workerism）、自治主義（autonomia / autonomism）、在當今歐美學界一般被統稱為「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Autonomist Marxism）的學派一直被忽略與遮蔽，沒能佔據一席之地。[1]隨著2000年《帝國》（Empire）這一有關全球化政治經濟秩序宏大敘事的著作掀起學術熱潮，該書作者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學者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 Toni Negri）以及奈格里的學生美國學者米歇爾‧哈特（Michael Hardt）成了走紅西方左派世界的學術明星，站在兩人背後的這個學術流派才在歐美學界走俏。遺憾的是，我國學界雖然同時掀起《帝國》的研究熱潮，但依然沒能挖掘出作為整體邏輯的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它從20世紀50年代末在意大利萌芽，經歷過60、70年代的繁榮，到70年代末被暴力鎮壓而邊緣化，再到隨《帝國》一書出版重新備受學界關注，是一個生命力強且頗具典型意義的流派，因此有必要在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引入這一流派，全景圖繪其核心理念，批判思考其理論價值。
一、一個極左學派：直面工人運動的「實踐派」
隸屬於同一個西方馬克思主義學派的不同學者可能有多樣的研究主題與差異的具體觀點，但總存在一個將之鏈接在一起的核心邏輯，這就是為什麼會有法蘭克福學派、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之說的原因。從早期的意大利工人主義者、自治主義者，如萊尼奧洛‧潘茲爾瑞（Raniero Panzieri）、馬里奧‧特隆蒂（Mario Tronti）、羅馬諾‧阿爾科蒂（Romano Alquati）、色格奧‧博羅格納（Sergio Bologna）等人，到依然活躍於當今學界的馬克思主義者，如奈格里、哈特、保羅‧維爾諾（Paolo Virno）、拉扎拉託（Maurizio Lazzarato）、哈里•克里弗（Harry Cleaver）等人，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者所共同恪守的是「自治」或「自主」（autonomy）邏輯，強調的是勞動（活勞動）相對於資本的辯證法的獨立，工人階級相對於國家、政黨、工會的自主地位，以及工人階級自我組織和自我革命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決定性力量。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正是在對馬克思的文本解讀和理論演繹中，在具體的革命運動實踐的運行中，堅持這一基本的「自治」論調，而在國外馬克思主義乃至整個左派中成為頗具特色的一個流派，併成功地成為當前學界日漸走紅的理論力量的。
在二戰以後的意大利，主張「自治」的工人主義與自治主義被公認為典型的「極左學派」，它與作為意大利左派的共產黨、社會黨的實踐是獨立的，是意大利議會外運動的核心組成部分。這種「極左」體現在它堅持工人利益至上，明確地主張從工人階級鬥爭的現實出發，超越正統的左派運動實踐去理解馬克思，強烈反對所謂代表工人利益的政黨政治、國家政治、工會政治，質疑現存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人性質。在他們看來，政黨是異化的政治形式，共產黨的霸權理論、先鋒隊理論是另一種形式的極權，他們強調工人階級鬥爭的具體實踐，批判斯大林式的「工人階級與政黨的荒謬的統一」，不認為在政黨、工會的領導下能夠實現真正的工人解放。工人主義、自治主義者把蘇聯看作為國家資本主義，認為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所鼓吹的「生產勞動的社會化」、「生產力的有計劃發展」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按潘茲爾瑞的說法就是「既在工廠水平上又在整個生產水平上對生產關係的資本主義形式的重複」。當時的奈格里也明確指出，社會主義不是通往共產主義的一個階段，而是資本的經濟合理性、利潤合理性的最高形式、最優越的形式，社會主義保留價值規律，是把計劃的經濟管理與國家的政治的合法的機器連接起來。
實踐上對工人自治的強調，對現存社會主義的質疑，反映在理論上則是主張回到馬克思，回到真正的馬克思而不是由意大利共產黨、社會黨所闡釋的馬克思，不是被現存的社會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潘茲爾瑞、特隆蒂都曾經批判了以德拉‧沃爾佩（Galvano Della Volpe）為主要代表的意大利「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反對其對馬克思理論進行純粹文本的歷史考證，主張使馬克思主義從象牙塔中走出來，從被操縱的意識形態中走出來，走到階級鬥爭的現實中去。潘茲爾瑞號召「恢復馬克思主義到它的本來領域，即永恆的批判領域」，使其從政黨領導與政黨指揮的控制中解放出來，「只有以這一方式——即只有通過拒絕政黨特性，以及確認它超越政黨結盟之上的統一性——馬克思主義才能重新發現它真正的功能。」[2]發現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功能，就是力求讓馬克思的文本直接變成「真實工廠的真實的研究」，這就要求直接面對工人現實研究馬克思，要求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革新直接與工人運動的政治革新結合起來，認識到工人運動遠比知識分子或政黨領袖所能設想到的更為豐富。為此，他們堅決與工人站在一起，從工人自己身上獲悉生產現實，對工人展開深入的調查活動，尋求對工人階級行動的具體分析與理解。
意大利工人主義、自治主義起源於對政黨、工會遠離工人運動實踐的指責與批判，起源於對工人運動的直接實踐的反思借鑑，決定了其不像其他的學院派西方馬克思主義一樣，閉門建造理念的宮殿，進行著解釋世界的自娛自樂。就此意義上而言，佩裡‧安德森（Perry Anderson）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這一評判並不全面：「葛蘭西在意大利的與世隔絕和逝世、科爾什和盧卡奇在美國和蘇聯的隔離和流亡生活，標誌著西方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群眾中活動自如的階段已告結束。從此以後，西方馬克思主義就以自己的密碼式語言來說話了，它與工人階級的距離愈來愈遠。」[3]安德森並沒有關注到這一流派在整個戰後意大利歷史上的反響，才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意大利1960年的街頭暴動、1967-1968年的學生風暴、1968-1970年的工人造反、1977年的自治運動等等一波又一波，起起伏伏。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除了傳統的左派政黨之外，就是這個在議會外活動的、主張直面工人階級現實狀況、堅持對馬克思的理論進行符合工人鬥爭要求的闡釋的工人主義、自治主義。當然，這種實踐的破壞效應是明顯的，其反組織、反代議制的、反先鋒隊的運動形式，只強調拒絕、破壞、抵抗的運動策略往往充當了社會不安定的導火索。
時過境遷，今天的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已經明顯處於後革命時代了，儘管還保存著激進的左派言論，還在宣稱被資本奴役的工人階級鬥爭的能動性，還在致力於探求無產階級通過自己的鬥爭戰勝資本帝國的方案，但是他們已經不得不將自己封閉在理論的象牙塔裡，其藉以安身立命的「直面」工人構成的現實和運動的實踐轉化為對理論的深入探討。但就在此時，實踐上的脆弱獲得了理論的厚重，當代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奈格里、哈特為代表，藉助於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帝國，晚期資本主義的勞動形式——非物質勞動，帝國時代的革命主體——大眾（multitude）等概念，不僅要對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現實進行批判，還要找到真正的可能的革命主體，去實現推翻資本主義的目標，這是他們在新時代的理論歸依。不能僅滿足資本主義的批判理論，必須找到變革現實的主體力量，這對他們來說就是一種新的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二、一種文本閱讀方式：馬克思經濟學的激進政治解讀
馬克思卷帙浩繁的理論著述給之後的馬克思主義者留下了廣闊的發揮空間，西方馬克思主義各流派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依賴馬克思的一個或幾個文本（或者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或者是《資本論》等等），偏重於某個領域的閱讀方式（哲學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發揮其中的重要範疇（異化、階級、實踐、生產等），建構一個獨特的被其認為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科學主義或人本主義，抑或結構主義、存在主義）的理論體系。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這個學術群體的獨特之處在於選擇解讀的文獻是馬克思在19世紀50、60年代所寫下的政治經濟學手稿，尤其是《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也被稱為《大綱》（Grundrisse）。
在他們看來，《大綱》相對於《資本論》而言，扮演著馬克思重生的角色，是處在《資本論》的馬克思背後的「另一個馬克思」，是「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4]奈格里對《大綱》極盡讚譽之詞，認為《大綱》在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處於舉足輕重、無法超越的地位，是「馬克思思想中頭等重要的政治的綜合」，「代表了馬克思革命意志分析與想象的巔峰」，「反映了馬克思革命思想的頂峰」等等。在《大綱》中，有一段被稱為具有啟示性質的「聖經」式的文本被不斷反覆使用，那就是被他們稱為「機器論片段」（「Fragment on Machine」）[5]的手稿。奈格里將這一部分看作為整部《大綱》的線索交匯點，是《大綱》的結論部分。維爾諾則曾經這樣強調這一部分：「在西方，當英雄面對某些具體的困境時，他們經常會從《舊約》中引出一個段落，來自《詩篇》（Psalms）或者是來自《以西結書》（Ezekiel）的字句，被從各自的語境中抽離出來，順暢地、自然地滑進偶然的處境中，成為解釋當下困境的有力的語言。……這就是卡爾‧馬克思的『機器論片段』從20世紀60年代早期以來不斷被閱讀和引用的原因。」[6]對於他們來說，馬克思在此揭示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趨勢及未來社會的特徵，預言了工人從工廠中解放出來的前景。這一部分就是馬克思給他們的指路明燈、革命指南，因此需要根據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變化不斷被翻閱、被解讀。
奈格里的早期著作 《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Marx beyond Marx） 對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手稿的解讀成為他們理論的重要發源地。在2005年接受訪談時，奈格里指出，「從馬里奧‧特隆蒂到我對《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解讀，都是很重要的。今天，我們已經不可能在這些框架外去正確地解讀馬克思了。」[7]他們的解讀所形成的不能超越的框架是什麼呢？是一種政治的框架。對於馬克思的經濟學文本，他們所採用的解讀方式，卻是一種「政治的解讀」[8]，我們可以稱之為「經濟學語境中的激進政治話語」。通過奈格里對《大綱》的解讀，我們會奇怪地發現，在馬克思的《大綱》裡，馬克思的所有話語都是政治性的、對抗性的、革命性的，任何一個經濟學術語、範疇（甚至任何一句話）都包含著統治、對抗、鬥爭。馬克思的經濟學方法論是政治的，時時透露著政治的氣息，蘊含著實踐的維度，飽含著革命的思維。馬克思的經濟學範疇與規律也都是政治的，貨幣、價值是資本的統治，剩餘價值是資本與工人階級對抗的理論，利潤則是對抗主體的形成理論，工資理論就是馬克思的革命主體理論。價值規律、剩餘價值規律、利潤率下降規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這些客觀規律也被完全賦予了政治的內涵，都是階級鬥爭的產物，都是力量關係的表徵。馬克思從貨幣到資本的生產再到資本的流通過程的理論邏輯完全就是政治的邏輯，是一步步揭示出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對抗邏輯，一步步展現出革命主體生成並推動資本辯證法不斷變換的邏輯，一步步展現出階級鬥爭將資本主義社會送入墳墓的過程。
《大綱》本身是一個手稿，而不是像《資本論》一樣作為完整的體系，無疑留下了重大的可供發揮的理論空間，「手稿本身不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完成了的邏輯體系，而是一次偉大的思想革命的實驗過程。這是一個草稿，一個需要進一步加工的龐大文本。」[9]也許對奈格里以及其他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大綱的價值就在於它是一個手稿，一個體系不夠健全因此能夠大加發揮的龐大文本。這種經濟學的政治化解讀在今天看來是有一定的新意的，提供了一種另類地理解馬克思的方式，提供了在當時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之外的另一種解讀，這另一種解讀的價值在於否定了那些將馬克思經濟學與政治革命分裂開來的解讀方式，反對只把馬克思經濟學理解為揭示資本主義發展規律，只談論資本主義社會隨著不斷地發展，必將走向滅亡的規律，從而把馬克思理解為一種資本主義形成、發展、滅亡規律的政治經濟學科學的解讀方式。按照奈格里的話來說，這種方式是隻強調作為學者的「經濟學的馬克思」，而否定了作為革命鬥士的「政治的馬克思」。
但是，這種政治的解讀的災難性後果就是，只有一種樣式的馬克思，那就是站在那裡鼓動革命、反抗、鬥爭的馬克思，一味地主張對抗、鬥爭的本體性的馬克思。而將馬克思定位為對抗至上、滿是政治的馬克思，這是一個危險的錯誤。因為這個馬克思已經不再是本來面目的馬克思，這個「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可能會給馬克思帶來較高的榮譽，但也會給他帶來更大的侮辱。過度迎合馬克思的政治內涵，過度宣揚「政治向度」（也就是階級對立思維）的方式，就否定了經濟學發展的規律性，否定了馬克思歷史辯證法的客體向度，馬克思就不再是能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馬克思，這便會拋棄馬克思經濟學的科學性，拋棄馬克思更多豐富的理論。這種解讀無疑是激情有餘，理性不足。這種解讀在對馬克思的文本解讀中提出了一個難題，這種難題是需要再繼續探討的，那就是如何在馬克思客觀的抽象經濟學（理論）與主體的革命政治學（實踐）上實現有機的融合。
（未完待續）
註解：
[1] 英語學界雖然在「工人主義」、「自治主義」、「後工人主義」（post-operaismo）、「工人主義馬克思主義」（workerist marxism）等稱呼上存在混淆，但廣泛認同的是：「工人主義」、「自治主義」（亦稱「後工人主義」）僅限於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的一個獨立於傳統左派政黨的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團體，「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則不僅包括兩者，而且也包括對前兩者有所繼承發展的、仍活躍在當今歐美各國學界的一些學者。
[2] Quoited in Steve Wright, Storming Heaven: Class Composition and Struggle in Italian Autonomist Marxism.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p.16.
[3] 佩裡‧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高銛等譯，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頁。
[4] 一個歷史的巧合是，奈格里的早期著作《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Marx beyond Marx）正是1978年應阿爾都塞之約在巴黎高師研討會上的講稿，這顯然可以看作是對阿爾都塞在《閱讀資本論》中得出「兩個馬克思」觀點之外的又一種「兩個馬克思」。
[5] 中文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並不存在這個標題，這一標題是這一流派自己所添加的，為這個流派的代表人物所認同，這一部分對應於中文版的「固定資本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標題的部分，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8-110頁。
[6] Paolo Virno, “Notes on the General Intellect,” in Marxism beyond Marxism. ed. Makdisi, Saree, Cesare Casarino, and Rebacca E. Karl,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265.
[7] 奈格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與社會轉型——奈格里訪談》，肖輝譯，載《國外理論動態》2008年第12期。這篇訪談原發表在美刊《意大利文化》2005年第23卷，奈格里在訪談中強調1972年之後回到《大綱》是一個重要的時刻，是對特隆蒂創造性解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著作的繼承與發展，是結合20世紀60、70年代意大利運動實踐尋找理論基礎的表現。
[8] 哈里‧克里弗對政治地解讀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備加推崇，他的代表作《政治地閱讀〈資本論〉》（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明顯受奈格里等人解讀方式的影響。他指出，「通過把《資本論》解讀為一個政治文獻，工人能夠深入研究資本家階級試圖統治他們的各種方式，以及他們自身與那種統治相鬥爭所使用的方法。」See Harry Cleaver,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Leeds: Antitheses, 2000.
[9] 張一兵：《回到馬克思——經濟學語境中的哲學話語》，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56頁
發佈日期：2018/0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