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國際主義視野

重構國際主義視野(2008.08.22新國際)
作者:薛翠

 

1. 另類實踐世界論壇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那年,在非洲那一邊,埃及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敏 (Samir Amin)和比利時神父教授弗弘索‧鄔達(François Houtart)組建民間的國際網路組織「另類實踐世界論壇」(The 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簡稱WFA),彙集並出版全球各地社會運動與另類實踐的材料,包括委內瑞拉玻利瓦爾省革命計畫、墨西哥原住民薩帕塔運動、巴西無地農民運動、印度賤民運動、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的鬥爭等,激發思路,連結國際陣線。1999年,「另類實踐世界論壇」第一次召開國際性會議,邀請五大洲的社會運動界代表、社會活躍分子、知識份子等參加,藉此抗衡同年在瑞士達沃斯召開的,彰顯「經濟 / 資本壓倒一切」邏輯與價值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簡稱WEF)。

「另類實踐世界論壇」是「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簡稱WSF)核心成員。踏入21世紀,世界社會論壇的口號「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響徹雲霄。世界社會論壇被喻為新世紀左翼運動的重大盛會,從2001年開始,連續七年在亞、非、拉地區舉行:

2001年  巴西愉港(Porto Alegre)

2002年  巴西愉港

2003年  巴西愉港

2004年  印度孟買

2005年  巴西愉港

2006年  在亞拉非三大洲先後舉行。亞洲:巴基斯坦卡拉奇;;非洲:馬利巴馬科;拉丁美洲:委內瑞拉卡拉卡斯

2007年   肯亞首府內羅畢

 

1989年蘇聯解體東歐巨變之後,若說世界左翼運動陷入低潮,無寧說進入反省與思索階段,為開創未可命名的世界作鋪墊。21世紀的「世界社會論壇」,樹立「愉港」的精神,反抗氣焰熊熊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若說這是啟動國際主義,毋寧說呼應並超越19、20世紀的國際主義。

「另類實踐世界論壇」每年編纂的《抵抗的全球化》正是這份努力超前的開端。

 

2、爭描世界圖景

中國曾經站在世界革命與社會運動的第一線,與亞、非、拉緊靠在一起。

1955年,29個亞洲和非洲國家在印尼萬隆 (Bandung) 召開亞非會議 (Asian-African Conference)。萬隆會議乃是自下而上的革命運動最終以國族/政黨的形式,鮮明地反抗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締結亞、拉、非聯合的國際主義。中國曾經參加萬隆會議,宣導和平共處原則。

當時,中國對外投入世界革命,抗美援朝、支持越共等都是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場發言與行動。同時,對內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其中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培訓赤腳醫生乃惠及農民的社會運動。

中國自從1978年改革開放,朝向亞、非、拉的視窗卻被遮蔽了,所謂「與世界接軌」的世界,只限於歐、美、日。從1988年中央電視臺6集記錄片《河殤——中華文化反思錄》謳歌那帶來「真正的科學精神和民主意識」的、蔚藍色的海洋〔西方〕文明,到2006年中央電視臺12集電視片《大國崛起》歌頌九個世界大國(一半以上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和美國,似乎還在沉溺於「脫亞入歐美日」的幻象。

假如未敢忘記馬克思勾勒的世界圖景: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於礦井,對東印度開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誌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這些田園詩式的過程是原始積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來的是歐洲各國以地球為戰場而進行的商業戰爭。這場戰爭以尼德蘭脫離西班牙開始,在英國的反雅各賓戰爭中具有巨大的規模,並且在對中國的鴉片戰爭中繼續進行下去,等等(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24章:所謂原始積累),那麼,《抵抗的全球化》正是承接19世紀馬克思勾勒的世界圖景,打開朝向亞、非、拉的視窗,續寫20、21世紀世界五大洲人民鬥爭的歷史, 而書寫的動力惟有「心存庶黎」。

 

3、心存庶黎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一年, 在拉丁美洲那一邊,烏戈.查維斯(Hugo Chávez)就任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自命繼承玻利瓦爾的革命精神(玻利瓦爾是拉丁美洲著名的革命家和軍事家,他曾經將委內瑞拉、秘魯、哥倫比亞、厄瓜多、玻利維亞和巴拿馬等6個拉美國家從西班牙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獲得獨立),誓言構建21世紀的社會主義,反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潮流。他違逆新自由主義主流的措施之一是:棄泡沫經濟取實物經濟,以石油換古巴醫生,推動跨國互助互惠之風。

現在委內瑞拉給古巴輸送廉價的石油,每天高達9萬8千桶,解決古巴燃油危機。有反對者罵道:這樣不划算,委內瑞拉吃大虧。可是,2007年9月30日,查維斯在他的電視節目《你好,總統生生》 (Aló, Presidente)反駁道:「那些罵我拿石油給古巴送大禮的人其實很愚蠢。過去5年來,一共有3萬名古巴醫護人員在委內瑞拉全國各地當志願者,免費服務窮鄉僻壤的老百姓。5年之內,古巴專業的醫療隊伍挽救的病人比本地醫生過去所救治的還要多。這是無價的。到底哪一樣更值錢:人命,還是我們賣給古巴的石油?」

根據委內瑞拉衛生部的統計數位,古巴醫護人員一共做了6千萬人次健康檢查,其中有9百萬病人得到治療。自從2005年推行「全國健康計畫」 (Mission Barrio Adentro)以來,單是2007年,便挽救了1153名兒童的生命。

查維斯套用「父子」之名,夾帶對菲德爾‧卡斯楚以及古巴的感激之情,改寫了這道算題:「菲德爾是我國人民的父親,古巴是我們革命的典範,我國人民愛古巴人民,而且還欠他們一筆很大的人情債。如果要聘請3萬名醫生、護士、眼科醫生、牙醫在委內瑞拉全國各地每天工作24小時,那要付多少錢呢?有人能告訴我嗎?」

面對「要錢還是要人?」的算題,委內瑞拉給出樸素的左派的答案:要人,更要窮人。

打響另一種算盤,乃揚起另一種價值觀,另一種有別於資本的邏輯所鼓動的無窮地追逐利潤的欲望。

這種價值觀,就是:「心存庶黎」。(2008. 08 .22 《新國際》)

(本文作者薛翠是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博士,現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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